2012年4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CIPSH)副主席、中国民俗学会会长朝戈金研究员应邀参加第三届中国特色世界城市论坛2012中国传统文化分论坛,并发表题为《民俗传统与都市生活》的主旨演讲。

各位参与河北省百城新风大调研的民俗学同仁,各位领导:

代中国的城市化是与现代化的进程相伴随的,传统乡村民俗在消费社会和现代媒体影响下,逐渐朝向城市大众文化发展,并在数字化革命为特征的信息化浪潮中,仍在持续。

  本次论坛由中国特色世界城市论坛组委会主办,朝阳区文化委员会、北京东岳书院承办,以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城市精神的建构为主题。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图书馆、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苏州大学、北京国际曲社的7位专家学者围绕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城市精神弘扬的理论联系、传统文化艺术的继承创新与城市精神的培育、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与城市精神的关系等内容展开研讨。

河北省民俗文化协会成立以来,作了许多理论和务实的工作。目前全国范围内掀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的热潮,河北独树一帜,将城市新风调查提上日程。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可以看作是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一个战略转移。说明在新的形式下,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都市民俗的变化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建立中国都市民俗学的任务提上日程。河北的同仁先行一步,这是值得赞许的,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这里我想讲三个问题。

[摘要]
城市化是当代社会最大的变迁潮流,城市化带来的传统民俗变迁也是最为显著的。当代中国的城市化是与现代化的进程相伴随的,传统乡村民俗在消费社会和现代媒体影响下,逐渐朝向城市大众文化发展,并在数字化革命为特征的信息化浪潮中,仍在持续。民俗学一向以乡村传统民俗和国家视域下的城市民间文化为研究重点,在此形势下,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对象需要加以调整;同时,也需从琐细的、单项的、平面的、静止的民俗事项研究,转向特定语境下的文化整体研究,故此,提出民俗学的“时空转向”。

  民俗传统与都城生活

一、 关于都市民俗学

当代中国处于从农耕文明快速转向城市文明的转型期,整个社会是一个急遽变化的社会,变动不居成为时代和社会的主要特点,文化领域也不例外,民俗学的研究也要契合这个特点。我国的民俗学长期以来都很注重乡村民俗,钟敬文先生曾明确指出:“搞民俗学当然着重在广大农村。这在许多国家都是一样的。因为农村里保存着更多的传统的文化、风俗”,“我国民俗学的材料多数在农村”,“我们的民俗学研究重视传统的、民族固有的文化,因而重视农村这方面的情况”。同时,他也表示,不能排斥对现代都市材料的搜集和研究,应该研究都市文化[1]。日益城市化的中国社会,标志以农村为关注重点的民俗学从此之后需要告别传统乡土社会,走入城市社会,关注由城市化带来的文化变迁。另一方面,中外民俗学家都认识到对民俗变迁问题研究的重要性。钟先生在中国民俗学成立大会上讲道:“研究过去近百年的社会出现了什么新的情况,文化风俗活动在这里起了什么变化,它同旧有的文化风俗有哪些不同……我觉得这些是很重要的问题”[2]。日本民俗学家高桑守史说:“迄今,民俗学的重点曾是通过变迁来研究民俗的持续。面对今天的急剧民俗变化,其研究方法与体制尚未充分。为了适应现代的民俗变化,民俗学需要对民俗学的目的、方法、概念等基本问题再行探讨,同时探索以变化为重点的民俗变化”[3]。但民俗学界还较少关注城市化背景下的民俗变迁,德国民俗学家鲍辛格在1961年曾指出:“民俗学几乎没有注意到由前工业的农民文化向技术时代的民间文化过渡”[4],故此,他对技术世界的民俗学研究引起了国际民俗学界的轰动。今天,城市化的程度以及技术和传媒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带来的民俗变迁也是有目共睹的,不仅在国外早已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在中国也是如此。既如此,我们有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必要。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叫做民俗传统与都城生活。

过去中国民俗学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广大的农村,对都市民俗的调查研究不够重视。全国很少有像河北这样对百城新风做调查的,你们是第一个。今天上午的表彰大会,河北全省参与考察的同志都来了,有的受到了隆重的表彰。省文明办等单位的领导还讲了话,说明河北省领导对这项工作的重视。此次会议还表彰了河北省首届十佳民俗文化人物,这在别处也不多见。为此我很有感触。河北省是民俗文化大省,文化积淀很深。大省有大省的气派,在省民俗文化协会和有关部门的领导下,在百城之间展开全面新风尚考察,很快完成56个县的调查和一部分大中城市新风考察,成绩十分显著。记得在20多年前,三套民间文学集成普查,河北省的工作也做得最快、最好的,可见河北在民俗考察方面有着很好的经验和传统。

一、城市化背景下的民俗变迁

  先说什么是民俗。通俗地讲,民俗就是民众生活的风俗习惯。人民的学者、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早年曾指出,民俗是一种民众文化事象。

都市新风考察,是一个非常新鲜的课题,应该作专门的研究,从理论上加以提高。现在要我来讲,也只是个人的一些看法和感想。

解读城市化

  那么,传统民俗与当代的都市生活之间有什么关联呢?或者换句话说,传统民俗能够为今后的都市文化建设起什么样的作用呢?对这个问题的粗浅回应,就是我今天在这里想围绕北京这座都城所要讨论的。

现在的社会的确是时尚社会。所谓新风,就是新的风尚,这种风尚是与传统相衔接的,是很值得我们下功夫研究的问题。民俗学的研究,过去只是在农村做调查,城市风俗的考察一直顾不上,可以说这是中国民俗学研究中的一个缺陷。

什么是“城市化”?关于其定义有多种。除了城市化,还有都市化、城镇化等概念,在这里,并没有严格区分的意思,相反,是在一种宽泛意义上的使用。因为在中国大规模城市化之前,中国的都市其实也是乡村的延伸,整个中国文化的根基就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其文化类型与乡村区别不大。中国的城市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的都城是诸侯的住地,直到近世仍然是帝王及其高官要人的住地,是政治性中心;而不像西方国家是经济和商业中心;而在近代以后,伴随着现代化和科技发展,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明开始出现。
都市化包括多种理解。有乡村生活方式,也有移居城镇,人口转移而带来的生活变迁,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乡村人口定期外出务工,阶段性的返回到乡村,并继续为城市提供劳动力,也就是开始新一轮的定期赴城市务工,成为城镇里的暂住客。都市化既包括居住在乡村而生活方式的都市化,也包括居住在都市而随之适应都市的管理和规范、生活节奏等的变化。
城市化不仅指农业人口转为城市人口,城市数量增加以及城市用地不断向郊区扩展,也意味着生活方式的城市化、现代化、科技化。换言之,乡村的城市化进程是伴随着现代最新科技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城市化是与现代化相伴相生的。都市本身有一个动态发展和建构的过程,比如以前也不用自来水,而是井,以前也不住高楼和公寓,而是平房;以前城市的边界是有限的、人口没有这么密集和容量庞大;而今日乡村实行“村村通”工程,使乡村也同样拥有自来水、楼房、电话、电视、电器和较为方便的交通。所以,城市化往往也是现代化的代名词。
关于城市化的特征,有研究者对之归结为五个方面:
一是人口结构的分化,从事非农业的人增多;二是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农业经营方式从传统农业向外向型、商品化、现代化农业的转变;三是生活方式的都市化,人们的衣食住行和休闲生活向都市生活的转变;四是大众传播的普及化,推动乡村社会变迁;五是思想观念的现代化[5]。这五个方面,都势必对乡村原有的民俗传统造成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先放眼世界,我们看看在不同的国度中,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什么样的都城,是令人羡慕、赞赏、乃至流连忘返的呢?可以肯定地说,是各种各样的历史文化名城。一个城市,若是没有历史,没有传统,也就没有了味道。一个历史短浅的城市,可能自然景观非常漂亮,令人赏心悦目,但那顶多可以说是个美丽的城市,远远够不上是个伟大的城市。伟大的城市,各处矗立着建造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它能让我们似乎在穿越时空走廊,感受不同时代的样式、风貌和气度;伟大的城市,都是浸透着深厚文化的城市,那里人们的精神风貌、行为方式、生活习俗和饮食文化,都在经年的传承中形成了一些特有的范儿,让我们能够轻易区分出这个城市所独有的韵味。

河北省百城新风大调查,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民俗学是什么样的学问?这很难下一个定义。民俗学的研究不要从概念出发,而要从实际出发。简单的说,民俗学是研究民间风俗习惯的学问。过去对民俗学的研究领域有争议,有人想把民俗学改为风俗学,认为风俗学的领域比民俗学要广泛。钟敬文先生曾提出过中国民间文化学的概念。民俗文化在现在的社会中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民俗学研究的领域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时至今日,西方文化人类学派的遗留物观点的影响,并没有在中国民俗学研究中完全消失,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多少还与它有联系。过去把民俗学看成是历史的学问,眼睛向后看,似乎越古的越好,越老越值得挖掘研究。现在不一样了。钟敬文先生在给日本后藤兴善等学者的著作《民俗学入门》作序时明确提出,民俗学在现代社会科学中,它无疑是一种现在的学问,而不是历史的学问,这两者之间的不同,正像生物学与古生物学的不同一样。钟敬文先生还指出:民俗学的记述与研究,是以国家民族社会生活中活生生的现象为对象的。这是说中国民俗学已经摆脱了以文献为研究对象的时期。这种研究的转轨,将目光投向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意味着民俗学已不是一种陈旧的、僵死的学问,而是一种新鲜的、活泼的学问。

城市化带来民俗变迁

  所以说,城市文化中最重要的,是两部分:城市的有形建筑和无形精神。

河北省百城新风考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即抓住了中国社会变化的脉络,也把握了中国民俗学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民俗学只有面向现实,才会有生命力。

城市化带来的文化变迁,最突出的是生活方式的变迁。关于文化的定义很多,英国的威廉斯直接把文化界定为“生活方式”[6]。民俗学以研究日常生活世界为旨归,各种关于文化变迁的论述,大都涉及到民俗。从另一个角度说,文化变迁一定会导致民俗发生变易,其影响不仅在被城市化的乡村,对于现代城市和长期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外出务工者,也不可忽视。

  关于有形的部分,不是我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暂且不说。关于无形文化,我想从几个方面稍加阐述。

看了河北同仁写的都市新风考察报告,尽管在考察方法上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但方向是正确的。我们生活在都市,应该了解都市,了解现代化都市对民众生活的影响,对整个社会,特别是对农村生活的影响。现代化都市文化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它是时尚之源,也是风俗之源。今天你们的研究摆脱了过去文献研究的局限,大家在看现代都市人怎样生活,怎样思考;在看都市新风之下,市民们有什么样的心理活动;大家特别关注现代化都市生活给都市民众带来的心理变化,看现象后边藏着的东西,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随便举例来说,比如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已经离不开手机这一工具了,似乎男女老少都变成了拇指一族。电影《手机》正是反映了现代科技带来的生活的深刻变化;都市的玩具市场,玩具产品也在花样翻新,它对儿童的成长产生新的影响;网吧已经将电脑这一工具变成了玩具;传统的理发店变成了美容院、发廊;时装引导着都市服饰文化的潮流,流行色、流行形成了人们追逐的时尚等等。都市新风随处可见。

1.农村人口过疏化带来文化传承断裂

  先说无形的文化,大体上是指那些内容。

百城新风大调研,这个名称起得非常好。中国社会正在转型期,城市化正在推进。今后中国民俗学肯定会把都市民俗作为重点来研究。都市民俗学是民俗学的一个分支,属于应用研究范畴。说到都市民俗学,它是随着西方文化人类学研究,在都市人类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学问,现在被民俗学借用过来,进行都市民俗研究。都市民俗是随着都市的形成发展起来的文化现象,它的历史十分悠久。从都市形成的时候起,就有了都市民俗,都市人的的生活方式。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农业国家,中国古代的都市正是在农村乡镇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中国传统的都市民俗很大程度上带有农业文明的特点。从民俗传承的角度讲,中国古代都市的市民,大都是由农民转化而来的。他们在转化为都市市民的过程中,自然将农业民俗带入都市,构成人们日常生活的基础。自都市形成之后,真正作为都市民俗文化的部分,是小手工业者的民俗和商业市民的民俗,但它的主体仍然是农业民俗,这就是中国古代都市民俗的特点。中国古代记载都市民俗的著作很多,特别是到了宋代乃至以后,有专门记载都市民俗的著作问世,如《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都城纪胜》、《宛署杂记》、《杨州画舫录》、《天津杨柳青小志》、《燕市货声》、《天津皇会考记》等等。如果说中国传统的都市民俗是以农业民俗为主体的话,今天现代化的都市对传统都市民俗做了彻底的颠覆。也就是说,在现代都市中,属于农业民俗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代之以高度发展的工业和商业民俗。而且由于城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交通的便利,都市常常以崭新的面貌参与和影响农村的民俗文化,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
中国民俗学强调现在性,就不能忽视都市文化对传统农业民俗文化带来的全面冲击。现在是都市民俗文化左右着农村文化,农村从都市文化中吸取营养,发展自己。

日本曾经历城市化带来的农村民俗衰微。城市化使许多农村人口离开农村到城市去谋生,家庭主要劳动力外出。山区村落有的因修水坝而全村淹没,有的因修道路而土地被占,全村迁移到平原地带,于是出现废村现象,民俗发生急剧变化。“尤其是以村落为单位的共同活动、共同事业的维持日益困难。由于人手不足,已往每年不可缺少的氏神祭已不能完全按例进行”[7]。在我国,也是同样。1980年之前,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人口占80%。由于户籍制度和单位制度的管理,农民极少移动,更难以进入城市,形成固定的、稳定的乡村。经过逐步的城市化,农业人口已经少于非农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城市化率2013年已经到53.7%,按实际建筑面积计算,要远高于此。村落空壳化现象已很严重,民俗的传承面临危机。

  北京有两千多年的建城史和八百多年的建都史,这是今天的北京文化特色的底子。历史学家赵世瑜说,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北京,在元、明、清时期,就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畿辅区域体系,在文化上也形成了京城、京郊、京畿三个相互关联的文化圈。在这些文化圈中,宫廷文化、士大夫文化与民俗文化形成多向互动,成为京畿地区的文化特色。无论建设大北京,还是研究北京文化,都不应脱离对京畿文化的探讨(2004)。

都市民俗的研究是以现代化都市生活为对象的,而现代化都市生活往往受现代化生产和市民消费文化的制约,当社会进入高科技时代时,尤其如此。和传统的都市生活相比,现代化都市民俗显得缺乏相对的独立性,人们的衣、食、住、行方式随时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很难形成一种约定俗成的民俗规范,这给都市民俗学的研究带来许多困难。比如城市的婚礼,已和过去大不相同,一方面受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追求时髦,不断创新。又如都市的饮食结构没有变化,保持一日三餐制,但配餐方式改变了,由温饱型向营养型过度;服饰文化成为都市的窗口文化;居住方面,传统住宅被小区住宅取代。单元住宅的居民越来越感到自己成为小国寡民,邻居锅碗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的时代一去不复返。都市交通民俗、民间职业民俗、都市信仰民俗、文化娱乐民俗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思想观念跟着变化。总之,现代都市民俗的研究,完全是一个崭新的领域,需要我们去开拓,需要新的方法去适应这一研究。

民俗的传承因为男性的缺失,导致女性承担某些原来由男性主导的角色。比如,在西南苗族地区,芦笙被视为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化符号,在很多场合都需要有芦笙在场。但近些年来,很多地方的芦笙文化已经少有传承,只能是男性而绝不能有女性上手的芦笙,在城市化带走男性青壮年的村子就只能专门培训女性来吹芦笙。侗族长期都盛行村寨之间的“月也”习俗,原本是两寨男女青年之间的一种结交、了解进而婚配的交际习俗。但如今,寨子里年轻人都外出打工,留守的人们只好女扮男装,妈妈扮姑娘,活动的目的从联姻变成了自娱自乐[8]。这种情形不仅仅局限于民俗文艺活动,也发生在比如中元祭祖、村社集体仪式等等,一向由男性出面的民俗和礼仪社交只能是女性来接替。乡村的民俗活动的减少和被迫演变。另外,乡村的许多民俗活动因为人手不足,民俗传承被迫中断。

  说到这儿,我们明白了两个问题,第一,北京的文化,是指宫廷文化、士大夫文化和民众文化。这三种文化一道构成了北京城的文化景观。缺少了哪个方面,北京的文化图景都不完整。第二,北京,旧时的北京,不光是指老城墙里面这一块儿地方,今天的北京,更不仅是三环四环乃至五环之内的区域,而是指包括了京城、京郊、京畿三个相互关联的文化圈。

民俗学研究的田野作业方式,如何在城市展开,是一个问题。我们需要一支专门从事都市民俗研究的队伍,这支队伍要有训练,要提高民俗学研究的素养。

城市化还表现在一部分留守的农民,把土地出租给别人种,自己则从事其他非农产业。另一方面,由于新农村建设硬件设施的改善,以及近年来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等的建设,使得过去处于偏僻山区的的村落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便利,不仅改变了村民日常生产生活的市场交换圈,也为城乡之间的的人力物力等各种资源的交换提供了条件,进一步促进了城乡生活的一体化或乡村生活方式的城市化。村寨居民向交通便利的地区集中建房居住的趋势。传统农业村社,村民是靠近生产田园分散居住,非高度集中居住;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公路边建房,房屋建筑也越来越趋于现代化,砖石结构、铝合金窗和钢丝门越来越多被使用。饮食和服饰等日常生活消费品,越来越多购买外来的成品或半成品,而较少自己动手加工。传统农村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和节俭的观念发生了很大改变。

  今后,北京无论发展成什么样儿,多么现代,多么具有国际大都会的主要特征,我们每个人都不希望它是与传统割裂开来的。从另一方面说,在今后北京都市文化建设和发展的讨论中,不能不珍视北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表征。特别是其中的一些事象,已经成为广为人知的北京文化名片,或者按照一些民俗学家的说法,叫做标志性文化。我们在老舍和其他京派作家的作品中,无数次领略过京味儿的巨大和持久的魅力。

现代都市民俗(广义上可以这样讲)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是一种多元的,开放型文化。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相伴而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吸引了很多外资。外资是什么,是西方剩余资本。当西方的剩余资本大量进入中国时,同时会带来西方文化,西方生活方式的输入,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所说的传统受到冲击,主要指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传统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受到冲击。政府的行为是积极支持引进外资,但没有考虑到引进外资的同时,引进了外来文化,政府的文化自觉和文化主权意识决定引进外资的成败。

2.城市人口流动频繁,多种文化杂融

  作为一名民俗学家,我今天主要从民众文化、特别是民众传统文化的角度,探讨在北京的今后发展的设计中,尤其是在政策制定的环节,如何将北京地域文化的特色,作为一个应当大力保护和弘扬的遗产和文化标志,纳入设计之中,从而令北京的今后发展,具有历史传承感和连续感,令长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它有情感上的归属感、文化上的认同感和地域上的亲切感。

我们应该很好考虑一下,在都市新风考察中,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人们思想和观念的影响。

有学者指出:“流动性的原因和后果逐渐地被认定为城市生活本质最重要的决定因素”[9]。因为经济全球化发展,各地的人口频繁流动,还因为不同国家的交往及其互相的尊重使文化互相吸引和借鉴,旅行成为现代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等,文化越来越呈现融合的趋向。许多传统民俗从民间流向上层、从国外流入国内、从乡村走向都市、从传统走向时尚、从自
我享用走向他者消费。

  民众传统文化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蔚为大观,大家都有了解。且不说京城的叫卖声(通过话剧《茶馆》能有所领略),传统的饮食起居、年节习俗、人伦关系、官民做派,光是传统民间工艺,从庙会上铺天盖地的兔儿爷到精美绝伦的葡萄常工艺,就能举出多少来!再说地界儿,前门外,大栅栏、琉璃厂、天桥、厂甸、牛街、同乡会馆等等,都满是故事和传说。出城向西,沿永定河两岸,那些山道、煤窑、五十八村龙王大会、妙峰山庙会、京西幡会等等,也都是标志性文化的主线。

现代都市文化的产生、发展、传播有自己的规律可循,有自己的特点。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会发现一种新的时尚,总是首先在都市的中心地区形成和流行,然后向城乡结合部扩展,城乡结合部成为都市文化与乡镇文化的桥梁,在这里经过筛选,将先进的民俗文化传播到乡村社会。所以都市民俗的研究,既要展开对都市中心社区的考察,又要特别注意城乡结合部的考察,因为现代民俗与传统民俗正是在城乡结合部形成冲突,或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和融合。城乡结合部是都市民俗向乡镇农村传播的桥头堡,它在都市民俗学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当代人们主要生活在都市化的环境里,人们交流和接触的机会很多,民俗在这里常常表现为时尚,从而失去了作为地域和人群的身份认同意义。流动社会的民俗融和表现在语言逐渐统一的同时,各地方言同时出现在一个大都市中。由于旅游的传播、媒体的传播,民俗的价值被发现,从而被赋予新的意义整合进都市生活中,传统民俗也可以重新流行开来。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随着《舌尖上的中国》热播,导致地方的传统饮食演变成全国性的都市大众流行文化。各地不同的饮食风味随着人口的流动而流动,如嗜辣的饮食习惯伴随着外出打工的人口流动,逐渐向北、向东、向南转移,已经遍及原来并不嗜辣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在上海这座新老移民汇聚的城市,许多餐馆饭店为了招徕来自各地而保留家乡饮食爱好的客人,在招牌上也打出了多种口味,比如“沪粤闽餐馆”或“湘鄂赣风味馆”,等等;同时,上海的西餐、东南亚各国风味菜馆也很普遍,并且地道。在这里,多元文化混融,本土传统民俗的踪影越来越少。

  今天的北京,金融街、CBD、无线宽带、电子商务、地铁和地面交通网络、火车和空港、中关村高新技术区、众多外国驻华机构和组织、林立的高楼和各式新型住宅小区,都给人国际性大都会的印象。不过,我们也不断听到各种抱怨,水泥的森林令人之间的疏离感成倍增加,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令休闲和体会都市生活意味成为奢侈品。譬如,有人说年味儿淡了,有人说老北京的老字号逐渐减少了,不少老派的营生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还有人说,今天街坊邻里的关系不像从前那么温馨自然了,总之,今天的生活不像从前,有那么多可以回味和惦记的内容了。

二、 都市民俗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当代都市,文化变化成为一种常态,“时空压缩”成为了当代社会重要现象[10],由此带来的原来属于不同时空中的文化同时汇聚在一起。吉登斯指出现代性的一个主要特点为:社会关系从行动的地方背景去嵌入[11],“去嵌入”,意味着社会关系越过广袤时空重新组合。比如很多节日和礼仪习俗,在中国已经找不到影子或者不甚隆重,而在东南亚华人聚居区,却保存较为完整或原始。而在中国却也有西方文化中的许多元素。节日的互相借鉴,外来的节日和传统节日并置。中国的节日传到法国,在许多国家变成了公假。圣诞节、情人节、感恩节、万圣节传入中国,在青年人中广为流行。

  都市生活和农村生活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是不是真的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呢?不见得都是。

在城市新风考察中,必然会遇到传统文化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

3.新的生计方式诞生新的民俗

  我们今天遇到的社会急剧变迁的问题,如何对待传统与如何发展自己的问题,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以这种各样的形态,出现过很多次。

石家庄是一个新型城市,可以自由自在的发展,不受传统城市规划的制约。在北京就会遇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两个月后,在浙江西塘召开古镇古村落保护研讨会,探讨村落保护问题。当前城市化在房地产开发商的开发下,许多文化名城已变得面目全非。现在开发商开始关注古镇和古村落,古镇古村落面临着不可忽视的命运,必须及时加以抢救和保护。人们大概会问,古镇和古村落是谁保护下来的,是政府还是民众,答案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河北赵县的龙牌会,现在很有名气,但他是靠范庄村民的集体意识保护下来的。江西的流坑,是一个古老的村落,同姓村落,居住的是董仲舒的后人。这个村落出过很多的秀才、举人和文武状元,有着很好的文化传统。建筑是明清时代的建筑,古香古色,保护完好,靠什么力量保护了古老的村落,靠宗族的力量。现在成了国家重点文物保护资源。

农村与城市往往呈现出相反的特征。传统农业社会中大多是以种养为主的生计方式和自产自销的交换形式。农民对土地高度依赖,主要的产出都寄托在土地上,日常生活和节庆活动都围绕农业生产,生活节奏依照农事安排进行,生产时间与自然时间高度吻合,按照谷物生长的周期安排四季生产生活,注重传统节日及其祭祀活动。城市人以工商业和其他产业为生计,严格遵守上下班时间作息和国家的法定节假日制度,习惯于一周双休的生活节奏,追逐现代流行时尚,奉行西方科技文明。乡村文化注重家庭和宗族的血缘关系和村里邻里的地缘关系,城市文明注重业缘关系,有整个社会的职业集团来满足各种需要。因此,城市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农民进城,不仅意味着身份改变,更意味着从事的职业改变,以往从事农业时所积累的经验和做法就此失效和失传。正如德国学者约舍夫·克拉佩尔在《都市民俗学》中所说:“血缘和地缘对保存民间习俗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流入都市就变成一种流失”[12]。这也就是说,乡村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封闭性社会,由此而生成的各种民间文化,进入城市就失去了其魅力和生存环境。

  拿德国来说,在日耳曼民族刚刚开始工业化进程的时候,是赫尔德、格林兄弟这些人站出来,开始大力抢救和搜集、记录日耳曼民间的故事和诗歌,他们认为,真正的日耳曼民族的精神,就体现在这些来自民间的文化传统中,而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是背弃了自己优秀的文化传统,因而他们不能成为文化发展方向的代表。德国在民间文学的抢救和保护方面,在传统文化的研究方面,都是走在了前面。在英国,关于研究民众知识的学问民俗学,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叶,也是当时的知识界意识到,在英格兰这篇土地上,传统文化事象在日渐远去,应当开辟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集中研究那些纷繁复杂的传统文化事象,它们可以统一放在民众的知识这样一顶帽子下面。今天的英国,仍然是深具传统的国度,不仅在国体上王室得以保留和发挥作用,在伦敦一些历史街区,连照明的路灯还在用古老的煤气灯,以彰显其历史感。

我们再看看北京,它已经成了现代化的国际化都市,但这种现代化是以牺牲北京传统文化为代价的。北京是几朝古都,留给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但在旧城改造中,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消失了。许多学者说,北京的城市建设是一大败笔,一点也不过分。我曾经遇到一位法国城市保护学者,他走过中国的许多城市,多次来过北京考察。我请他谈谈对北京的印象,他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一个人如果在一个地方呆一个月,他可以写一本书;如果呆一年,只能写一篇论文;如果呆十年,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我们在北京久居的人,面对新老北京的变化,真的无言以对。最后他还是给了我答案,他说,就城市传统文化保护来讲北京是一个无知的城市,是一个失职的城市。这句话给我的刺激很深,至今记忆犹新。究竟是谁无知,又是谁失职呢。联想平遥古城的保护,定海文化名城的消失,真是感慨万千。所以我们在进行河北省城市新风考察时,要对文化古迹,代表城市名片的遗存,要倍加珍视,对有文化价值的东西,不要轻易破坏。现在国家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河北省上报了70多项,通过了39项,在全国属第四位,这就不错了。据说广东、浙江、贵州获得的项目更多,这是很好的局面。非物质文化遗产谁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无非有四种力量:政府、专家、企业家和传承人。保护最后要落实到传承人身上。政府只能做好服务工作,制定政策,包括立法,通过立法的形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变为政府行为,才能行之有效。但政府不能包办代替,最后的保护还是要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或传承社区。不能把他们的关系搞颠倒了。专家的作用是通过田野考察,通过科学的认证,告诉政府和传承人,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有价值的,值得保护,对如何保护提出建议。专家的作用只能是这样。现在有许多的策划公司,专门进行民俗文化的开发与策划,大家要小心,别上当。

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变迁

  再回到亚洲来。在20世纪的日本,民俗学的发展,呈现出相当活跃的态势。日本从明治维新之后,在如何保持本民族传统与带领国家迈向现代化方面,探索并实践了一条颇为有特色和成绩的进路。今天的日本,新干线与老建筑、西装与和服、西餐与日本料理、西方文明理念与传统思想体系,形成了奇妙的整合与统一。在日本的大都市中,这种混溶的特征愈发鲜明。

民俗是指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岁时节日以及庙会、祭祀、口头叙述等日常生活文化,城市化带来的变迁首先就表现在衣食住行日常生活方式的变迁,也就是作为消费文化的生活方式的城市化。消费文化是伴随经济形式而变化的,传统农业经济是围绕家庭进行生产和生活,而城市是通过市场来调节生产和消费的,不再依赖田园生产和养殖,而转为专门的工厂生产或服务业等,这些都不是传统的生产模式,人们从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生计知识,也就是生产民俗内容不得不被抛弃。随着商品经济进入乡村,当代城市生活中商品意识和工业产品广泛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传统家庭生活方式解体,家庭内部传承的民俗逐渐衰微和走向变异。

  因为不能脱离国家发展的大势来谈论一个城市的发展,所以我上面极为简要地提及几个可以作为样板来参考的国家。

衣食住行基本日常生活方式的城市化,首先表现在住的方面,居住地不再是乡村的独门独户,而是城市里的公寓式住房;其次,都市生活方式服饰追求时尚,不断推新的大批量的成衣生产替代了手工或个体裁缝业。在我调查的西南少数民族村寨,他们平常所穿的民族服饰成为一个重要的民族认同符号,如果回到村寨不穿本民族服饰,会有舆论压力,遭受排斥。而现在村寨里外出务工的人员在年节或重大事件时回家时,也不再穿民族服装。制作民族服饰的人越来越少,很多时候仅仅作为是旅游工艺品出售,而不是自我享用。第三,饮食民俗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以前,居民饮食结构单一;如今,一年四季都能买到新鲜蔬菜和到各种水果,各种新的食品源源不断的从各地运来,改变了居民的饮食结构。另外,饮食方式也逐渐开始复杂化,多样化。随着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家庭内传统的饮食烹饪时间减少而且日趋简单化;而工业化和分工社会化导致由市场提供便利食品,人们购买方便面、火腿肠、面包、蛋糕、矿泉水等成品或半成品的食品增加了,在外就餐的频次显著增加[13]。仅从食品消费来看,工厂生产的食品和外地生产的新鲜菜蔬,大大调剂了人们的生活,更改了人们基于传统农家生活的饮食结构和饮食品种。第四,城市里的交通便利,而乡村城市化的表现是村村通公路,许多人置备了摩托车、汽车等,一些村民专门跑运输、做买卖,加速了人流、物流的运转。

另外,传统生计方式本身也在发生变迁。民间手工艺,成为稀有资源,而使得传统的民间艺人成为工艺大师。传承从父子家族传承,沿袭,但又可能以学校培训和公司内部发展作为传承的手段。民间工艺本来为大众所欣赏和享用,现在更为专业化、艺术化,从副业和兼业变为唯一的生计方式。从事相关技艺活动者从农民走向职业大师。

社会习俗和思想观念的变迁

城市化或现代化生活方式之一是信息的便捷性。外界的各种信息迅疾在农村传播,传统农业社会的一些稳定性特征渐渐消解,从外在的物质生活到内在的思想观念都受到冲击。在我调查的地区,城市化带来的婚姻习俗的变迁,最主要是通婚范围的扩大。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以往基本限定在本民族,本地区内通婚,现在随着外出务工等流动生活方式,年轻人在外认识的对象往往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甚至相隔遥远的人,此外,也有些是通过网络聊天等方式认识,而婚姻的形式也趋多样化发展。

生活内部的变化和空间的变化进而引起人们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变化。比如,手机的日常使用,就增加了声音的世界。电视的进入,使人们共时性的生活在一个地球村中。乡村的人常常通过电视想象城市人的生活,效仿其着装,不断追寻着都市最新流行款式。同时,也导致各处的民俗迅速一致,从建筑到服装、到饮食结构和方式等等,最有代表性的是全国各地的民俗旅游景区,不仅模式雷同,而且所售卖的旅游商品也各处一个样。追求电视剧里的高大上生活,而不满足于乡村环境和乡村生活的物质贫穷,严重的会以极端行动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时空观念发生变化。城市里很长距离可以很快到达,地铁、电梯公共设施方便快捷,更不用说高铁和飞机连接国内各地和世界各国。很多农民常年在外务工,很少回家,家乡的观念淡漠,而对于土地没有感情。消费观念趋向城市化,比如嫁娶和孩子上大学等酒席,都会亲戚朋友聚集到县城或乡镇比较大的饭店举行仪式,甚至请人来摄像等。而在春节这样的大日子里,越来越多的人通过集市购买来替代传统的手工制造节日食品和其他年货。诸如此类的生活变化是既明显,又普遍,重新把农民塑造成市民,正如陶思炎所说:“新时期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打破了原有民俗的传承背景和自然演进的节拍,同时不断改造着传承主体,并以新思想、新知识、新信息、新眼界使他们成为文化新人”[14]。

同时,伴随外来资本和文化更早进入城市,以前基于共同地域而形成的集体意识淡漠。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过去因单一种稻所形成的村民的共同利害观,已渐为各个家庭的利害差异所取代,共同劳动习惯也难于维持。在氏神祭祀、岁时习俗、人生仪礼等方面所反映出来的村落的信仰生活因长期与村落的自然环境及繁重的劳动条件相结合而深人村民心中。但这时对神的依存心理也急速衰退”。

城乡空间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改变着家庭结构内部的伦理关系,并且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观念和态度。农民一旦进城住进了高楼,他就不是农民了,而逐渐地被城市空间所改造。不仅仅是身份上的变化,他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改变。

总的来说,城市化等社会大环境造成民俗文化前所未有的变迁,许多传承千百年的民俗传统忽然消逝不见,但是由于物质文化的变迁要快于精神文化,因此,像衣食住行民俗文化的变迁更为显著;精神民俗,也就是许多民俗观念,虽然表面上也借助物质的进步和许多现代便利条件在发生改变,但是其核心内容却似潜藏的暗流,一直在往前流动,人们的民俗心理依然延续着。这就会保存和诞生新的类民俗——以一种大众流行文化形式出现。

二、民俗学的时空转向:从民间文化到大众文化

民俗学长期以来以群体确定研究对象,主要研究非官方或上层精英的普通民众所创造和享用的生活文化,在民俗学圈内,“民俗”与“民间文化”常常相等同,其民俗之“民”指的是主要生活在乡村的农民,但城市化使他们今后越来越多地居住在城市里,文化的主体更多是指生活在城市空间中的人,“大众文化、交通、技术、媒体、休闲时间等所有这些现代现象,现在都是城市生存方式的一部分”[15],也应该成为民俗学关注的对象。

当代大众文化的崛起

前述说明,城市化带来传统乡村民俗文化的变迁,也就是原有的文化基础被毁坏了;那么,在日趋城市化的社会中,民俗文化是否还存在?民众的思想情感以什么形式出现?传统的民间观念以什么载体传承呢?这些都是当代民俗学需要思考的。

1.乡村文化、城市文化、民间文化、大众文化的区别与关联

乡村与城市这两个不同空间里文化有何不同?费孝通先生建立的一套范式和框架,像乡土社会和城市社会、乡下人和城里人、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礼制社会和法治社会、习惯与契约,等等,惯常用来区分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用来区分城乡文化之不同似乎也适用。

进一步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都市主要是更具时代性的流行文化,乡村保留更多的传统民俗。前者因为都市生活的快节奏而常常处于快速变动之中,注重创新,更为开放、包容、多元;后者有保守性或者稳定性、传承性、同质性强。都市是随着商业贸易活动而兴起的,其文化本质是消费文化;乡村更多是生产型或注重生产的自给自足的文化。都市注重信息交流和知识获得,以文字和现代媒介进行交流,以现代科技新方法解决各种问题;乡村注重经验的传递,以口头语言表达和交流情感,以神灵信仰为主要的解决焦虑的方式。都市生活是讲究效率的,甚至是无情的理性的;乡村是节奏舒缓的,非理性和人文的。

民间文化与农民文化、乡村文化、传统文化、通俗文化、市民文化、流行文化既相区别又有联系。民间文化在以往被视为民族文化的根基部分,更多是与农民、乡村、传统相联系的;而在当代城市化社会,大众文化因为吸纳或涵盖了通俗文化、市民文化、流行文化、民间文化,而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

长期以来,民俗学都强调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是不同的,在此不妨比照一下:第一,民间文化是民众自己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文化;其创造和享用者很难区分,常常就是一体的,他们也是具有很强同质性的群体。大众文化是被专业人士生产出来,供他者消费,其创作者与享用者或接收者是分离的[16]。第二,创作和流传的形式不同:民间文化诞生于乡土社会,是一种伴随生活的自然状态中以口头语言和行为传承的;大众文化主要流行于城市社会,是以书面文字和音像视频等媒介流传的。第三,内容的思想倾向不同:民间文化是民众在生产生活中自发地创作,并以之服务于自己的生活需要,它表达的是群体的情感与愿望,是“生产者的艺术”。大众文化常常以市场为导向来进行创作,是“消费者的艺术”。第四,传统民俗文化更多体现地域和群体之间的差异性,而现代大众文化更多具有一种流行的趋同性。第五,如鲍辛格所言,民间文化似乎未受现代发展影响,大众文化利用现代技术媒介,立意求新、频繁变幻。[17]

我国当代的大众文化与西方大众文化一样,也是随着人类社会走向商业化、都市化与技术化的历史进程而产生的,是在媒体和消费文化主导下不断推波助澜而发展起来的,其具有不同于民间文化的特征。什么是大众文化?早在大众文化开始兴起之时,杭之就界定其为“一种都市工业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的特殊产物,是大众消费社会中透过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等大众传播所承载、传递的文化产品,这是一种合成的、加工的文化产品,其明显的特征是它主要是为大众消费而制造出来的”[18]。陶东风认为,大众文化在文本方面具有“批量化、标准化、复制性”的特点[18]。高丙中指出:“大众文化的社会凭借是商业霸权的建立和以都市为中心的消费社会的出现、大众传媒的发达。大众文化的特性可以概括为:通俗的、短暂的、可消费的、年轻的、机智诙谐的、诡秘狡诈的、性感的、有刺激性和冒险性的[20]”。可见,大众文化是现代消费时代伴随大众传媒技术、信息技术和文化产业而出现的,具有突出的商品性与消费性,具有模式化与雷同性特征;同时,具有世俗化、杂糅性、多变性和流行性。

以人群来分,城市文化当然是以市民文化为主,它有可能是民间文化,即市民创造的文化,但在当代更多被淹没在大众文化之中。有人曾提出:“大众文化就是市民文化。中国从明代中叶就有,清朝入关以后又扭转了。现在的大众文化也仍然是市民文化,主要在大、中城市,其产生的原因仍然是商品经济”[21]。这里指出了大众文化的市民特征和商品属性。如果把传统社会的中国文化分为统治阶级的上层文化、市民的中层文化、底层的农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民间文化[22],1990年代崛起的大众文化则是以市民为主体的中层文化,具现代性色彩。当然,城市文化其实要广于大众文化,更准确地说,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还不是全部的城市文化或大众文化,而是其中具有一定传统性或者普通民众生活中具有共享性的部分。

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既有着历史的渊源,又有着现实的汇流。王笛曾说“在传统社会中,由于没有现代这种大众传播媒介以缩小时空,地域文化的特征表现得相当强烈,因而‘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就难免常与‘民间文化’(folk culture)胶合在
一起”[23]。虽然这里他所说的大众文化主要是指通俗文化,即大众文化的前身或一部分,但也说明二者是混同的。在当代社会,民间文化已然成为大众文化或朝向大众文化发展。在西方文化研究中影响甚大的A.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曾以“流行歌曲”(popular songs)为例,指出了三种类型:
1.由大众谱写而且为大众谱写的“民间文化”; 2.为大众谱写但不是由大众谱写;
3.既不由大众谱写也不为大众谱写,但由于表达了大众的思想和感情而为大众所接受[24]。那么,在今天都市化社会中,不仅第一种,第二种、甚至第三种类型都可以是大众文化,也就是取代了原来纯粹的第一种类型。正如鲍辛格在《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最新一版的前言中说:“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分界线从来就不是泾渭分明,在技术渗透的过程中,它也越来越模糊”[25]。另有学者针对今天的现代社会大众媒体的影响,明确提出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越来越融为一体,这两个词几乎同义[26]。民间文化曾被想象为是传统文化的“本源”、“纯正”、“本真”,但在技术世界里,二者逐渐互相融和或相互转移。另一方面,现代大众文化在流行一定时间之后,有可能融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长久沉淀为新民俗。

总之,随着时代发展,纯粹的民间文化越来越少,而大众文化却日渐深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消费时代,随着文化产业和信息化、多种电子媒体的发展,民间文化已向大众文化开始转向。当代民俗研究,对手机短信、对网络谣言、对流行时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的研究,已经非常普遍,说明学界对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已经不那么分明。

2.当代城市社会中大众文化的崛起

当代社会,民间文化越来越向大众文化靠近。在这个崇拜技术和消费的时代,流行时尚大行其道,口头传承大多变成了文字阅读、视听传播,集体创作转为个体;原来自我创造和享受的文化日趋变为专人创造或被他者消费;具有传统性、地方性的民间社会走向流行性、标准性、广泛性的城乡一体。人们热衷于创新,传承被忽视,而看重新变,新技术和新理念迅速导引社会主流,尤其是信息化所带来的影响,中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越来越依赖网络,如网恋、网聊、网上购物等,人们在虚拟空间里与陌生的熟悉人交往,业缘、趣缘、学缘群体替代了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技术带来的冲击,比如电视、手机、网络等等的影响,使得民俗被新技术重新组装或者以民俗为内涵,以技术为形式进行传承或传播。2015年春节的微信抢红包,就是此典型代表。

民俗通常是在特定地理环境下产生带有明显地域性的文化,当地方性消弭的时候,民俗
也随之消失,即由于地理气候等因素长期养成的生存智慧失去了优势,地方文化的多样性也不存了。大众传播媒介使时空缩小,网络瞬时传播,传播的速度和广度超越以往任何时候,交通的高速发展使人们感觉生活在“地球村”,空间成为虚拟的符号或者只是意味着数字的变化。一些传统民俗在当代被商家和政府征用,由于形式过于雷同,变成了量贩式的“工业产品”,正如有人指出的,“在城市消费时代,艺术民俗在成为被消费的商品的同时,也成为被观赏的对象,艺术的接受者与创造者都趋向于职业化”[27],也就是大众文化的行列。

当代民间文化的传承常以非创作者自身,而是外来力量进行传承或传播,这必然把各种非民间的因素带进来;而其参与创造和享用民间文化的人也从原来的以下层民众为主的群体,扩大为各个阶层的大众。民间文化借助媒体、科技、都市空间进行传承或传播时,往往经过专业人士的改造和国家管理机构的审查等,失去民间独立的地位和创造个性,同时也更具审美特性和时代活力。同时,传统民俗已经和正在经历巨大的变迁,其中有些内容,因为其速度之快疾,涉及面之宽,影响之深,造成断裂和修复困难,当然,仍然还有一部分在传承;但是文化的重心已经转移到城市,现代城市的大众文化已经占据了国家文化的主流。随着高科技发展,尤其是新的信息传媒手段的广泛使用,大众文化深入地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大众文化在20世纪的发展经历了从支流到合流再到主流的过程[28]。1990年以后,中国社会逐渐进入商业化和市场化的轨道,消费社会里文化的命运为之一变。随着第二次文化范式的革命,以文字为主要媒介的文化形态逐步转向视觉文化,商业化、娱乐化、世俗化的现代大众文化随之迅速崛起,占据文化主阵地。大众文化具有强大的吸附功能,能将大量的文化整合在一起。现代大众传媒,对人们的群体意识、观念、认同乃至生活方式的影响日渐深刻[29];同时也消解了民间自我意识和观念。而消费社会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也使得一部分民间文化转化为大众文化。大众传媒的发展,导致视觉形象大规模扩散以及“日常生活的审美化”[30]。当代社会呈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文化的阶层和地域区别越来越小,民俗的地域性和群体性差别消失,民俗作为地区和人群的标识或认同的意义逐渐微弱。这也是民间文化变成消费性质的大众流行文化的原因。民俗也在审美化趋势和背景下,成为时尚的,而非实用的。比如旅游场域中的刺绣带或帽子等等,基本不会拿来用,而是装饰、收藏等。“今天那些民俗的要素已经成为可以和阿拉斯加风情或热带雨林相互替代的文物了”[31],这说明,民俗变为了一种异域的浪漫的与时尚可以陪衬的消费品,也就是说今日我们看到的民俗已经具有异质性,已沦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

如果说今后民俗学要以日常生活为研究对象,那么,大众文化既然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会更多纳入民俗学者关注的视野,当代社会技术对民间文化的影响已经不容忽视,我曾撰文论述,现代技术和媒体的进入使得民俗传播呈现与以往很不同的态势,“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代世界已经进入读图时代,视频图像已经取代文字,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中主要的文化传承媒介。现代传媒的出现,使得民俗可超越时空局限传播和传承”。“在当代民俗传承中,上层与下层,官方与民间、知识阶层与普通民众,都可能发挥作用。民俗不再是中下层百姓自己创造、享用和代代相传的,而可能是政府传承、精英传承、中产阶级传承和商家传承的。随着城市化和全球化的人口流动和交流的频繁,国外新思想与本土观念互相流动和影响,出现文化渗透、借用、融合、同化和分化等”,冒昧地提出“民俗的定义和民俗学的研究方向,也许需要向大众文化转型”[32]。

民俗学的“时空转向”

综上所述可知,城市化背景下,乡村传统民俗已经衰竭,城市成为人群的主要聚集地。社会文化呈现城市大众文化趋向。民俗的研究曾经是乡村世界,钟敬文先生所提出的“民间文化”包含着中层文化和下层文化,是以“广大农民”为主体的文化,虽然也包括城市市民所有的文化,但主要关注的是广大的乡土社会、农村世界;但他同时也指出民俗学要关注当下的社会生活:“从民俗学的一般性质来讲,它应当是现代学的,它的工作方法是对现存的民俗资料进行调查和搜集,也就是它的资料来源主要是现在的,研究的目的当然也是为了现代。这一点是需要明确的”[33]。

城市化是当代社会最大的变迁潮流,城市化带来的文化变迁也是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如果说当代社会发生了转型,文化也发生了转型,文化的研究自然也需要跟着转向。除了城市化带来乡村民俗或传统民俗传承的问题,乡村还活着的对传统民俗仍有记忆的老人也越来越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去乡村采风,已经很难有收获了。因此,从中国社会现实城市化的趋势看来,对都市民俗学的呼声越来越强。但不管在我国,还是在日本、德国等,“对都市民俗学的实际研究少之又少”,“研究都市民俗学的理论根基还十分薄弱”[34]。在这个意义上,日本民俗学家岩本提出,都市研究是都市民俗学还是现代民俗学?[35]
因此,民俗学的当代转向并不是特指从乡村传统民俗转向都市传统民俗研究。从时空角度说,大众文化不仅依托于都市,而且反映当下社会生活,具有时代特征。这就不同于传统的都市里的民间文化。

福柯曾提出,19世纪是一个时间的时代,20世纪也许是一个空间的时代。他说:“我们都处在一个同时性的时代、一个并列的时代、一个远近的时代,一个共存的时代,一个散播的时代”[36],揭示了当代社会去时间化而空间延展的特性。我国一些学者也提出文化研究的空间转向、社会学研究的学科转向[37]。民俗学一向是以追求“本真性”[38]为己任,以对民俗事项做追根溯源为主要研究理路,时间维度的传承概念成为民俗学的关键概念,空间维度的传播却很少被重视,空间转向可以突破或摆脱长期以来的对文本的依赖,使民俗学“从古代文化的理论研究转变当代日常生活的实践研究”[39],并用动态的眼光研究当代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这里的空间意义,也指关注语境下的民俗研究[40],和具备学术研究的整体观。人类学向来强调整体观,但是民俗学长期以来似乎更多是对琐碎的民俗事项的研究,空间转向的意思,就是要把民俗视为整体,探寻其内部的逻辑。既然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类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风俗习惯,41],那么,网上的每个结节都是有关联的,整体大于部分的意义就在于此。比如,我们对文化遗产的研究,就应把物质与非物质结合起来;对传统聚落的研究,就不仅要关注建筑遗产,也要关注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既要关注民俗文化,也要关注文人传统。对文化的研究,还有考虑精英与民间的互动,上层与下层的互动,注意到文化的流动性[42]。正如前人对局限于民俗学个别领域的研究的质疑,认为沉迷于某个无关紧要的个别对象之中的民俗学研究没有任何意义,它们必须互为关联并且关涉全局[43],对特定空间里的文化进行整体解读,也在文化相互关联和互动的过程中揭示文化的内在逻辑。

新近,赫兹菲尔德教授倡导“有担当的人类学”(Engaged
anthropology),强调人类学家有担当地参与当地社区,深入田野,发现真正的学术问题和现实问题,在当地的文化环境、权力结构中去发现有利于当地人的资源,把学术和现实结合起来[44]。此一主张意味着文化研究不能仅仅作为个人兴趣,而应关注社会现实。我国当代民俗学适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机,民俗学也应进入国家文化建设轨道,成为有时代担当的学科,这也要求民俗学转向当代社会,为谋求民众情感满足、增加人们的幸福指数做贡献。既然当代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概念并不是那么界限分明的,而文化本来就是流动的,适当地拓展民俗学的研究领域,才能能跟上时代,关注现实,做出有益于社会和时代的贡献。

再者,当今学术界越来越强调交叉学科的综合研究,在美国,有弱化学科意识、注重交叉学科的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做法[45],这提醒我们不妨采用多学科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来看待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拓展学科领域,创新研究路径。从目前看来,空间、空间的生产、文化空间、公共空间等概念或理论有望打通民俗学与不同学科的对话与交流,以民俗学自己的贡献影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多点民族志的方法提出,也是“空间转向”所涉及的,在当代不断创新的城市性和流动性社会,民俗学的田野研究需要更宽的视野,这样才能对各种文化再生产或再创造的现象进行深入的阐释。

总之,民俗学的时空转向不仅需要“从底层民众研究转向日常生活研究;从农民文化研究转向大众文化研究;从民俗文化的传统载体研究转向当代载体研究”[46],其研究对象还应从乡村转向城市,从传统转向现代,从民间文化转向大众文化;增加学科的时代感,并注重现实参与性,告别过去对单个民俗事项追根溯源的研究情结,朝向未来、朝向社会主流大众生活方式,也就是呼吁当代都市日常生活研究,以及都市的公共性研究,突出当代以都市生活为主流的社会文化和时代特色。

当然,这种时空转向既给我们带来新的研究视角,也是一种新的挑战。乡土社会是地域性的、封闭性的,乡村文化具有封闭性、排他性和保守性的特点[47],这形成了乡村民俗的地域性、独特性、稳定性或保守性特征。与之对照的城市文化则是变动的、开放的、多元的、包容的。因而,对此需要采取一种不同于以往研究的范式,“流动的民族志”并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流动性而难以把握。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作为学术研究的大众文化的理论,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而作为实践的大众文化与作为学术研究的大众文化还有区别,当代民间文化借助大众文化的空间和传播途径仍然存活,因此,我们要关注的主要是这部分内容,如果走向大众文化批评就会脱离民俗学的初衷和本义。大众文化之于民俗学仅仅是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也许还是民俗学的。正如西方节日进入中国,需要经过中国本土化,我们研究大众流行文化仍然需要强调传统因素。约翰·多克曾极力反对现代主义将工业、后工业时代兴盛的大众文化与前工业时代的民间文化等斩断联系,他认为发生在中世纪市井街巷的狂欢与当代电视中的肥皂剧、闹剧、卡通世界都是一脉相承的,如巴赫金所展现的民间文化中滑稽、天真、淳朴、反陈规旧习、牢骚满腹、游手好闲而又虚伪捣蛋的愚人形象,如今频繁地出现在各类电视节目中,成为大众文化叙事中的重要角色[48]。这也说明,当代大众文化与传统的民间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民俗学的研究对此不能忽视。

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转向大众文化之后,其学科名称并不见得要马上改为“大众文化学”或诸如此类,虽然在德国早已经改为“经验文化学”、“民族学”等名称。中国民俗学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其学科理论方法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建构,在此过程中,需要继续向国内外相邻学科学习,并结合现实需要做大胆的创新,使这一从我们自己文化土壤上生长的大树枝繁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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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34]赫尔曼·鲍辛格:《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第 28 页。

[35]岩本通弥:《“都市民俗学”抑或“现代民俗学”:以日本民俗学的都市研究为例》,西村真志叶译,《文化遗产》2012
年第 2 期。

[36]福柯:《不同的空间》,周宪主编:《激进的美学锋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9 页。

[37]如冯雷:《理解空间:现代空间观念的批判与重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年;何雪松:《新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向》,《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07
第 1 期;尤小菊:《略论人类学研究的空间转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
第 8 期。

[38]本迪克斯·瑞吉娜:《本真性》,李扬译,《民间文化论坛》2006 年第 4
期。

[39]赫尔曼·鲍辛格:《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2014 年。

[40]刘晓春:《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民俗研究》2009
年第 2 期。

[41]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42]徐赣丽、黄洁:《遗产化与资源化:当代民间文化的变迁趋势》,《民俗研究》2013
年第 2 期。

[43]赫尔曼·鲍辛格:《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第 16—17 页。

[44]复旦人类学之友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93f6530101afxi.html.

[45]《美国促进交叉学科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借鉴与启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科学技术司编:《中国高校科技进展年度报告(2005-2006)》,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第 152 页。

[46]徐赣丽:《当代民俗传承途径的变迁及相关问题》,《民俗研究》2015
年第 3 期,第 37 页。

[47]张雪筠:《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转型》,《天津社会科学》2004 年第 5
期。

[48]约翰·多克:《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文化史》,吴松江、张天飞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年.

作者简介: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副教授(上海 200241)

本文为国家社科一般项目“民族文化的村寨依托与保护研究”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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