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历史的真实性

何新论希腊伪史:

世上自有哲学以来,它就像一个幽灵,发挥着文化基因的作用,在民族的精神家园中生存。

中国有专门的史官,而欧洲没有,大部分历史记载都是诗人、宗教人士书写的。

世界史,西方学术伪造希腊古史的手法

开栏语:世上自有哲学以来,它就像一个幽灵,发挥着文化基因的作用,在民族的精神家园中生存,在民族文化中穿行,体现着时代和民族的根本精神。古希腊哲学作为“希腊精神的嫡子”,有着十分丰富的精神内涵,有待我们去深入阐发。本专栏从求是、求本、求知、求真、求实、求美、求善、求礼、求福、求圣这十个方面入手,试图比较全面地探索古希腊哲学思想的源流,总结概括古希腊哲学基本精神。

有人觉得西方的历史在严谨的考古学研究之前,都是YY出来的,那西方历史可信吗?

通过虚拟语言学,伪构古希腊种族和雅利安种族

世界史 1

中国的史官记载可信度又有多高?

世界史 2

古希腊哲学是整个西方哲学的源头与初始阶段。在长达1000多年(公元前6世纪—公元5世纪)的历史中,古希腊哲学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变迁,哲人辈出、学派更迭,遗留下来的典籍卷帙浩繁。古希腊哲学思想自20世纪初大规模传入中国以来,一方面成为中国现代哲学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成为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其思想成果转化为现代中国哲学的内在组成部分。

我在阅读欧洲有关历史著作的时候,常常很困惑,也很感触,因为,根据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学问的规模和格式的标准去参照西方历史,西方的历史学问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

[本文摘录自何新最新著作《希腊伪史续考》。此书是年初出版的《希腊伪史考》的第二部。]

从世界范围看,公元前5世纪前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轴心时代”。在这一时期,原先相对独立发展的希腊、中国、印度等地都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在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中国有老子、孔子,在印度有释迦牟尼。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为其所属的文化传统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方向。他们都是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们的思想不但开启了自身所属民族的发展大门,而且还突破了民族的樊篱而泽被后世。他们的思想是对世界精神文明的重大贡献,具有深厚的世界性价值,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应当加强对这些思想宝藏的挖掘和开采,向全世界人民传播。

1、我认为,西方历史著作大多是伪作

西方历史学是如何定义古希腊种族和人群的?

哲学是一种理论思维,是对时代精神的反思,是对人文价值的发现、继承和维护。从哲学与文化的关系来看,哲学是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精神文化的核心。世上自有哲学以来,它就像一个幽灵,发挥着文化基因的作用,在民族的精神家园中生存,在民族文化中穿行,体现着时代和民族的根本精神。而哲学的种子一旦离开本土,落在异质文化的土壤中生长,又会招致种种赞誉或诋毁。然而,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假定中国文化始终处于一个封闭的环境中,没有与外界发生文化交流,又假定西方文化在其自身发展中也偏隅一方,从来没有与中国文化有过什么接触,那么就不会有什么中外文化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可是历史给我们呈现了一幅别样的画卷。“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前425年)告诉我们,大约公元前6世纪就有一位旅行家亚里斯特亚斯随商队远行,遇上了无数冰天雪地和“难以逾越的崇山峻岭”,而在山那边,直到大海之滨,居住着“北风那边的人”(希罗多德:《历史》)。“这些记载说明公元前六到五世纪,中国和希腊之间确已有了来往。”(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汉代的中国人已经知道位于欧洲的罗马帝国,称之为“黎轩”或“大秦”。公元97年,东汉西域都护班超遣部将甘英出使大秦,止于“条支”(安提阿,Antioch)。由此可见,中国人与西方世界的交往可以说是绵延不断的。我们看到,从那个时候起,各个时代的东西方有识之士一直都在延续各自先祖们做过的事情,孜孜不倦地推进中国人民与西方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

中国历史历来有信史和野史之分,所谓的“信史”,就是这样的历史著作往往是由那些训练有素的史官或者民间历史学者按照严格的时间空间流行秩序,而对历史过程中的人、事、言的“直言”记载。中国的“信史”,往往有三个大的特点,一是资料详尽,二是时间清晰,三是强调直言真实。这样的“信史”与中国历史上早就存在专职的史官和天官制度有直接关系,更与中国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所孕育出来的历法相关,只有那些确立了清晰的时间空间节律理念的民族,才真正可能产生得出相应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念。当然,中国历史书籍中也有时代造成的一些神秘理念,但是,这样的神秘和官本位的记载,是符合那个历史时代的认识水平的,其也与中国历史著作的“信史”本质无关,这是应该区分开来的。

根据近代西方历史学界所解释的荷马史诗:原希腊人在公元前三千年末,先到达现在被称为“格里斯”(伪希腊真正的国名是Greece)的土地、巴尔干半岛的南端。而后来,迁移到小亚细亚、叙利亚和亚美尼亚,这就是所谓希腊先古史上一个“大希腊的泛亚洲殖民地”时期。

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在古希腊哲学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中国学者努力翻译和整理希腊哲学典籍,结合中国当下处境,对希腊哲学典籍做出新的诠释和阐发,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见解。从已有研究成果看,无论其外观采取何种形式,均注重对古希腊哲学典籍的文本诠释和义理阐发,研究水平有了稳步提升。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国学者将进一步拓展希腊哲学研究的范围,更加详细地把握希腊哲学的细节,更为完整地理解希腊哲学的精粹,大踏步地走上国际学术讲坛,并以自己的独立见解影响外国学者。可以说,凡此中国学者的种种努力,都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希腊哲学的基本精神,使之转化为有益于当代中国哲学建构的思想养料。在今后的工作中,中国学者将进一步拓宽跨文化的视野,运用发生学的方法,科学地诠释古希腊哲学思想的源流,完成古希腊哲学思想现代化和中国化的过程。

相比之下,西方历史在17世纪之前,犹如茫茫雾霭,或者说是犹如一团乱麻,不仅中国人难以将西方17世纪之前的历史了解清楚,恐怕连西方人自己也是永远说不清楚自己17世纪之前的历史的!我常常感到奇怪,中国近几十年来所编篡的“世界史”中的“西方历史”章节怎么会那么富于逻辑条理,而且,这些“西方历史”怎么就和中国历史典籍一样,时间、空间和人物及其事件的脉络是那样的清晰和“真实”。这到底是西方历史本来就如同中国历史那样清晰可信,还是因为现在的中国历史学者误入了什么套子呢?他们是否是在使用中国的历史定式和思维框套去编篡了“西方历史”呢?

构造这一说法的全部历史根据就是所谓的荷马史诗。但是,所谓荷马史诗并非一部具有可信性的历史著作。

作者:清华大学哲学系 王晓朝

而事实上是,西方的所有历史著作,在描述自己的历史的时候,往往有两种情况,要么,他们就象18世纪末期的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1737——1793)那样,可以在不引证任何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的情况下,就几乎凭空杜撰出了厚厚的几大本《罗马帝国衰亡史》;要么,就象18世纪法国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6)那样,在自己的《风俗论》中,仅仅对欧洲中世纪以前的历史做一种很模糊的简单介绍。那么,伏尔泰和吉本的各自历史著作,到底谁更严谨呢?应该说,伏尔泰更严谨!因为,在18世纪,各西方民族国家的图书馆中,要么就只有阿拉伯文和拉丁文的历史残本(这个情况,美国的历史学者汤普森(1869——1941)从严谨的角度,在自己的《历史著作史》一书中对西方历史上的各种历史著作做了考证和介绍,根据他的研究,西方历史上的历史著作,大多就是些残篇残本,或者就是西方***会的杜撰本),要么,就只有圣经和荷马史诗这样的“神说”,要么,就只有***会里的各种明显杜撰的历史文献,所以,西方的历史在当时还基本局限在***的说教中和民间的传说中,并无真实可信度可言。

荷马史诗只是一些神话和传说的汇集作品。这部作品本身,产地及来源不明,作者不明,所描述的故事发生地也很难考证。

西方社会开始进行“信史”研究,仅仅始于19世纪,与西方考古手段的科技化直接相关,这就如同汤普森说的那样:“在19世纪以前的两千多年中,关于希腊时代以前的世界史,人们并不了解任何新情况,直到19世纪初。罗素塔石刻才提供了一把辨认古代埃及及象形文字的钥匙。这个著名的石刻是1798年跟随拿破仑到埃及去的法国学者发现的。”(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
P 3
商务印书馆)。由此可见,西方国家关于欧洲中世纪以前的真正的“信史”研究,是从拿破仑时代的考古实物工作以后所开始的,所以,象英国吉本那样在18世纪就在没有实证的历史资料的情况下便杜撰出了厚厚的几大本关于罗马历史的“巨著”,实在是不可信的!这点,目前中国历史学界好象并没有充分注意到!笔者发现,即使是西方现代严谨的历史学家和他们的著作,比如美国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美国的威利斯顿?袄尔克的《***会史》,也包括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他们在描述西方17世纪之前的历史和思想史的时候,大多也都是采取虚写的办法,他们也很少在自己的著作中去引证19世纪之前那些西方古代的“历史巨著”,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所谓的希腊思想家的那些“巨著”,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些著作几乎就是“说书”(汤普森语,他屡屡将西方19世纪以前的各种历史著作说成是“说书”),或者说,他们在当时已经有确凿证据,清楚知道这些历史典籍和思想史著作(罗素在自己的《西方哲学史》中多次提到过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著作的不可靠性),都是中世纪的***教会和***会统治下的“大学”所杜撰的。但是,很糟糕的是,笔者注意到,中国历史学界和哲学界在编撰西方的历史和西方思想史的时候,大多都将19世纪以前的西方历史书或者思想史著作当成为了“信史”,特别是中国哲学界还普遍对古希腊时代的一些“思想巨著”(比如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一系列“巨著”)十分看重,这样,就造成了中国人所编篡的“西方历史”和“西方思想史”,往往比西方一些严谨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史专家编撰的历史书和思想史专著,还要“可信”,这,简直就有点莫名其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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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历史学界和思想史界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我认为,这主要有三方面原因所致:一是一些中国历史学者在研究西方历史的时候,所阅读的历史典籍往往很狭窄,他们大多习惯中国的治学习惯,将西方的宗教史、思想史和文明史分开来审视,这样,就很容易导致他们看不清楚西方历史著作因为存在***教会参与杜撰的“伪”问题;二是中国人已经习惯了自己的“信史”历史学情况,所以,许多中国人,当然也包括中国的一些历史学者和哲学学者,他们往往是“以君子之心”去看待西方的历史和思想史,先入为主的就以为那些西方著作都是很严谨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许一辈子都没有想到过西方历史著作和西方思想史著作与中国的历史学著作和思想文化著作的产生条件,完全不是一回事情;三是因为中国人太习惯历法时间空间概念了,中国人一说自己的历史,往往很自然的就有种时间秩序观,象“张飞杀岳飞”这样的事情,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笑话;但是,中国人却很少想到,西方历史上的政权组织就没有设立过专职天官和史官,所以,无论是西方历史学者,还是西方政权官僚,甚至也包括***会中的学者,往往没有中国人这样明确的历年意识,在西方的历史典籍中,“张飞杀岳飞”的事情及其人神相杂的事情已经普遍到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地步了,这正如汤普森说的那样,在19世纪,西方社会还习惯引证《圣经》里编造的情况去说明自己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历史著作往往有“说书”味道的原因。

在西方学术中,荷马一直是个问题,即所谓“荷马问题”(Homeric
questions)。因为荷马史诗本身并不是一部自古以来传承有绪的著作,它甚至没有古希腊文的原本。

当然,无可否认,随着西方现代科技的发展,西方历史学界开始使用碳元素衰变原理去测定西方历史上的一些文物的年代,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通过什么样的科技方法去对文物的历史状况进行理论推测,都是有条件限度的,不是可以随便“大胆猜测”的,这就是说,如果这些文物没有相应的文献历史资料去印证,这样的纯粹依靠科技手段对文物历史年代的测定且进行的历史情况推断,是很不可靠的,或者说,不能够作为信史。而西方历史上的文献资料,正如上面所说,“说书”性质大大过于“信史”。所以,现在西方历史著作中的一些“编年史”,比如《塔西佗编年史》,特别是德国的维尔纳?施奈因的《人类文明编年纪事》中的那些将许多历史事件精确到了年月的记载,我们中国人最好还是不要全信为好,因为,这些历年和纪事都并非完全可靠,作者也往往没有什么相应的实证资料可言,你也永远无法期望这种“历史学家”会为你提供很实在的历史相关证据。

荷马史诗实际上晚出于近代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距离它所描写的那个传说时代已经相隔数千年。这样一部神话传说作品,犹如中国的《搜神记》或者《封神演义》描写的史前故事——如何可以采信而据之构造信史?

2、西方历史上的纪年不准确问题。

但是,所谓希腊的上古史就是这样地被炮制出来的。然后近代有欧洲人又把荷马神话传说的某些内容,作为信史附会到类如克里特岛和麦锡尼的考古发掘上。声称:这些古文明就是荷马描述的某某某故事的发生地。这犹如中国也有人声称内蒙、辽东的某些考古发现,就是女娲补天、黄帝、蚩尤的历史一样地滑稽可笑。

在西方科技手段没有引入到中国历史学界之前,中国的历史记载,一是主要依靠文献资料,二是依靠金石之学,三是依靠地下发现的文物和简椟。但是,即使如此,历史之所以叫做历史,其一定是依赖时间纪年而为自身基本存在条件的,所以,在中国没有现代科技手段之前,中国的信史,是以汉武帝时代的“太初历法”以来的历法为“信史”的基本存在条件的。

那么,西方学术又是如何定义古希腊人的呢?

因为汉武帝时代之前,中国没有一部统一的历法,所以,中国古代严谨的历史学者,往往对秦汉之前的事情大多是存而不论的,这已经在中国史学界中形成了一种基本治学原则。中国因为是具有精耕细作传统的统一农业大国,所以,“太初历”以后的历法就非常严格了,因为,这涉及到国家的统一和国家稳定问题。因此,汉武帝以后的中国各王朝虽然不时发生更替,但是,文化(主要指文字和国家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经典著作)则是统一传承的,特别是历法,各王朝都必须延续前朝的时间秩序而制定,因此,中国历史纪年,往往可信度非常的高。

有趣的是,他们并不是根据人类学的证据,譬如种族、基因、血缘关系或者居住的地理位置或者国度等资料,而是根据模糊的、早就不存在的一种所谓古希腊语言“Hellenistic——赫伦尼斯语言”。

但是,相比之下,西方历史上的纪年情况则很紊乱。西方不是天文学发源地,西方历史上使用的历法是来自于古巴比仑,古希腊时代的天文学家,大多是巫师和哲学家,他们和政治大多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古希腊盛大和古乱麻时代,天文学中的时间概念和秩序,还没有真正和属于政治社会范畴的历史学紧密联系起来。16世纪之前,西方各王朝走马灯的转换,他们建立一个新王朝,往往就要毁灭前朝的文化,甚至大烧前朝的图书馆和杀害异端。西方历史上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西方在希腊和罗马王朝时代,一直没有建立起象中国秦始皇那样的“书同文,行同伦”的文化制度,这样,必然要造成西方在16世纪之前的文化的不断变换和消灭异端的历史紊乱问题,因此,西方历史上很难建立出以统一语言文字和统一时间次序为基本存在条件的“信史”来。

西方学者认为,古希腊人应当讲古希腊语。所以,在印欧语言家族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分支——古希腊语言。古希腊人是前现代的种族,他们都是讲古希腊语言的人。

西方在16世纪之前一直使用儒略历法,因为以上所说的王朝更替中的对前朝文化的灭绝原因,儒略历法在西方历史上的各个王朝中使用得非常混乱。西方历史上开始建立比较严谨的历法,主要是通过***教会千年的努力才逐渐形成的,准确讲,是12世纪以后,西方***教会开始引入和吸取了希腊文化和阿拉伯文化成果以后,他们才开始注意到了统一的历法对于农业季节的测算和对于教皇的管理是很有用的,这样,到了16世纪后期,才由罗马教皇格雷果里正式下令和组织教会中的学者们进行了比较准确和统一的历法推算和测定,并于1582年在西方历史上才第一次正式规定了***所有教区内的统一历法时间。由此可见,西方的历年次序理念产生得非常的晚,这,是我们中国人应该高度注意到的。

世界史 3

大家知道,历史之所以叫做历史,关键在于“历”,就是在于时间秩序的准确性,所以,西方真正的史学,在16世纪之前是没有条件的,16世纪确立了准确的历法以后,才有了一定的信史条件。而由于前面说的西方历史上的王朝更替有毁灭前朝文化的惯例,所以,西方现代历史学基本上是建立在依靠现代科技手段的考古学和人类学考察基础之上的,因此,西方真正的“信史”,只能够从19世纪以后算起。而且,由于我以上说的文物必须以文献史的印证为基本条件的前提,所以,我们中国人阅读西方的历史著作和西方思想史著作,最好还是不要全信为好!或者说一定要打折扣,否则,我们将对西方的历史和思想史犯“想象化”的错误。

上图是西方语言学者拟构的一组古希腊语言地理模型,作者安东尼D·史密斯称之为“讲希腊语言原型的欧亚各地散居的人“。

3、西方的思想史著作和***史的文字和载体问题。

可以注意到的是,图中黄色部分就是被认为讲古希腊语言人口的主体——位置主要在地中海东岸的小亚细亚和今叙利亚地区。

近现代以来,中国人在讨论中西方文明文化关系的时候,常常是言必称希腊哲学,但是,由于以上所说的原因,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所谓的希腊时代的哲学思想著作并不真实!这些思想文化“巨著”几乎就是西方中世纪时期的***教会的托古“杰作”!

在历史上,讲古希腊语的——Hellas希腊斯人,不是格里斯地区人,而是东方罗马帝国的本土人。古希腊斯语言实际就是古代小亚细亚、叙利亚一带的一种方言。这种语言被西方学者认为,可能是东罗马帝国的官语拉丁语以外的的第二官方语言。

历史的记载,必须以文字符号和文字符号的载体为自己的两个基本存在前提。中国文字自公元前1500年左右出现系统的甲骨文以后,虽然文字曾经在各王朝和春秋时代各战国中有变异,但是,秦王朝的文字在500年时间中一直相对稳定统一,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的篆书和隶书的汉字会以秦文字为基准的道理,也是秦始皇为什么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实现通“书同文”的道理。根据现在四川的青川木椟文字(这枚木椟现在保留在四川博物馆中)看,可以证明,在公元前500年的时间区间中,当时的蜀地已经出现了方块汉字的雏形,而且有了很经受得起时间磨砺的记载的“木椟”载体。到了秦朝和汉初时代,文字已经完全隶书规范化,其与今天的中文基本上一样了,记载载体也多样化,有了帛书等。但是,尽管如此,中国的史学的发达,还是在东汉时代以后了,也就是公元105年蔡伦制造出了纸张和公元1000年左右中国发明了活字排印以后,同时也与东汉通过《熹平石经》统一了五经文本有关系。现在中国的纸版书,可以追溯到宋朝,也就是距今有千年历史。因为纸张才可以大量记载文字,所以,详细的历史书,应该是产生在使用纸张以后和采用了活字排印以后。这,是个常识问题。这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产生在东汉尚未产生纸张以前的中国古典“巨著”,其中也包括50多万字的《史记》、15万字以上的《管子》、《荀子》、《孟子》、《春秋》、《三礼》,很可能都不是秦朝以前或者不是西汉时代的作品,所以,这就是中国史学界历来有今古文之争的原因。这就是说,其实,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西汉初和西汉末,及其唐朝,分别有官方组织的且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的“托故改制”的大型编篡活动。事实上也是这样,现在发现的秦朝之前的文物中,除了《老子》这部典籍外,还没有发现那些据说是战国时代的“巨著”,所以,即使是中国的许多“巨著”,也很可能仅仅形成于汉朝时代。当然,无可否认的是,中国是当今世界上的“信典”最多最实和最古远的唯一国家,这是其他任何国家文明都不能够相比的。

这种古希腊斯语言,在文艺复兴时期也被冒充和伪托为欧洲地区的格里斯的语言。遗憾的是,今天的格里斯人——现代希腊人完全听不懂、看不懂也不会说这种希腊斯语言,尽管这种语言被学者宣称是是他们先人的通用语言。

我们再来看一下西方历史典籍中的十分明显的伪问题。即使根据德国史学家施奈因的记载,中国的造纸术也是公元1150年才传到西班牙,1276年传到意大利,1350年传到法国,1390年传到纽伦堡,1494年传到英国,1576年传到莫斯科,1690年传到北美。西方出现雕版印刷则是在1450年以后。西方首次出版纸张书籍,是在1472年以后,1499年才在西方出现了专职纸张印刷所,西方的活字印刷则更晚了(以上记载见《人类文明编年纪事?科学和技术分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而之前,西方使用的文字载体是羊皮书、纸草书和泥版书及铜铸铭文,这样的文字载体和方法,一是保存时间不会长久,二是记载的内容也不可能多。

其实,对于谁是希腊人,整个历史各个阶段有各种不同的定义。格里肯斯Greekness,才是现代希腊人的语言,东方亚洲的古希腊语言文字与此完全不同。古希腊语言“Hellenistic——赫伦尼斯蒂”早已经消失,所以从语言角度对古希腊人进行描述,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可信性。

另外,西欧学者大多比较回避谈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的历史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一旦追溯起来,常常会让一些西方学者难堪,这正如美国布龙非尔德所说:“日尔曼诸民族接受希腊化拉丁字母,我们不知道是在何时何地,字母的具体形象也多少不同于寻常的希腊体或拉丁体。”(《语言论》
P365 商务印书馆)。

事实上,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的东方希腊人,一直认为自己是Romioi罗马的政治继承人,而很少有人视自己为小亚细亚本土的东方希腊斯传统的继承人。因为对于君士坦丁堡的东方正教信徒而言,被称为Hellas——希腊斯人,并非一种荣耀,而是意味着是一个异教徒。这在以基督教的东方正教为国教的君士坦丁堡罗马帝国,是一种可怕的宗教罪名。

虽然罗马帝国建立于公元前一世纪,但是,公元500年前,欧洲的地方方言各自为阵,拉丁文字也远没有推广开来,这既有欧洲民族成分太复杂和民族群体彼此隔绝的历史原因,也与那时候的希腊文字和拉丁文字的本身不健全有直接关系。5世纪——15世纪,拉丁文字才在***教会的慢慢地研究下而完善起来,文艺复兴时期,***教会一边学习希腊和拉丁文字,一边通过阿拉伯图书整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一些残篇著作,一边又根据该时期出现的民族国家而研究各民族国家的文字,这就是说,现在西欧各国的文字,也就是布龙非尔德所说的日尔曼各民族的文字,产生年代不会超过14世纪。那么,既然西欧地区系统文字的拉丁文仅仅形成于5——15世纪之间,西欧各民族国家的文字不会超过14世纪,再加上纸张在西欧的使用也非常晚,于是,人们自然要怀疑,那些罗马时代和古希腊时代的历史及思想文化“巨著”,究竟是怎么样炮制出来的?!这世界上难道有连文化材料都残缺不全就能够修建得起文化大厦的怪事情?!

然而,通过这种从语言归类定义种族的魔术,西方学界就奇妙地把东方小亚细亚地区灿烂的古文明成就,归类给大海对岸欧洲巴尔干半岛南端,那个从古至今一直非常荒凉、贫瘠、古文明毫不发达的小岛国”格里斯希腊“——假希腊的头上了。

纵观由近现代的中国一些学者从西方翻译进来,且对今天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影响很大的“西方名著”的情况,可以发现,现在,中国人能够读到的属于16世纪之前的西方历史和思想文化“巨著”甚多,思想史方面,包括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伦理学》、《诗学》、《物理学》、《政治学》、《动物志》和柏拉图的《理想国》等,公元4世纪之前的古罗马的奥古斯丁的《上帝城》和《忏悔录》等。历史方面,包括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历史》和古罗马时代的《塔西佗历史》及《高卢战记》,也包括阿庇安的《罗马史》和6世纪法兰克帝国的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等等,这些西方16世纪以前的历史学“巨著”和哲学思想《巨著》,都是厚厚的几十万言,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巨著”竟然超百万言之多,那么,我们就不禁要问,他们究竟是依靠什么样的传承载体将这些典籍继承下来的?!如果这些著作是真实的,那么,为什么西方一些历史学家又屡屡要提到历史上的许多著作都是残篇。而且,西方历史上还有排斥异端思想文化的惯例,西方历史上的政教合一政权,不仅仅要烧死异教徒,他们还要同时毁灭他们的著作文字,这种从毁灭异端肉体到异端思想文化的事情,一直贯穿于西方的整个历史,其惨烈程度,是一向以“焚书坑儒”著称的中国的秦始皇所远不能够相比的。既然如此,他们这些巨著是怎么制造出来的?!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许多“巨著”,在中世纪之前,尚一直属于有异于《圣经》的著作,不可能在***政教合一时代的图书馆里长期保存,这,都太让人清楚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了。这就是说,是西方***教会,创造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个西方文明文化!

西方近代学术一贯用这种语言分类方法来窃取他民族的文化。又例如来历不明的所谓“雅利安人”,也是基于一种语言的分类,而并非根据一个血缘种族或国族的认同。

我们能够期望西方严谨的历史学者去自我揭穿这些西方历史典籍的奥秘吗?!我看,这不太可能!一个民族和文明就象一个人一样,也有自己自卑的隐私,我们要期望已经在世界上树立起了“具有悠久文明传统”形象的西方人去自揭自身文明文化中的虚假,实在太难了!应该承认,象汤因比和罗素等西方智慧者能够承认西方文明的直接源流是来自于欧洲蛮族,已经就很不容易了,我们何必又要去过分要求别人呢!推己及人,我们还是给西方历史学界和思想界,留点面子吧。但是,作为中国历史研究者,我们应该顾自清楚西方历史上的这些问题,即使我们不必去捅穿西方史学界的这些隐私,否则,我们在研究世界历史的时候就要犯错误。

事实上,雅利安语言与古希腊语一样,也并不是真实存在过的语种,而是近代西方人通过所谓的语言语法比较,虚拟、拟构、虚构出来的一种语法分类——所谓的“印欧语系”。

者在论证了西方历史学和思想史的伪作问题以后,一旦联想起中国的顾颉刚那“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的著名论断,就有种又佩服他又鄙视他的感受,佩服他的原因是顾先生用很通俗的语言总结出了中国古代的一贯的疑古思想,认为历史越往后走,人们对前面的历史的总结描绘越多。但是,笔者很鄙视顾先生的是,他这个论断对中国的史学却并不太合适,却异常适合西方的史学,然而,非常遗憾的是,顾先生这样的论断恰好就是为严厉批评中国史学而说的,他却一直没有提到过西方史学的伪作问题!这太不严谨!也说明顾某的历史视野太狭窄了。

但这样一来,假定一种原始雅利安语言即印欧语系和原始语族的存在,那么完全缺乏古老文化传统的欧洲野蛮民族——来自北欧的日耳曼人以及盎格鲁·撒克逊人,就可以通过这种莫须有的“雅利安”——印欧语系语言和语法的联系,而与古老的波斯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始创者种族联系起来了。

过去学世界历史和地理,对两个问题无法理解,也没人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一是地理课本把印度人归为白种人……老师的回答是,丫的黑色都是晒的。我表示很崩溃。

二是说“纳粹”自称“纯雅利安人”,而且“纯雅利安人”的特点是金发碧眼;书上还说,雅利安人在公元前1500年入侵了印度南亚次大陆。那么,今天的印度“雅利安人”后代和那些金发碧眼的“纯雅利安人”是亲戚?我表示很崩溃,很费解,我估计和我存有同样疑问的大有人在。

后来试图搞清楚这个问题,下面开始给大家八:

翻开随便一本历史书上是这样形容雅利安人的:他们是生活在中亚的古代游牧部落,他们驯养马匹,他们驾驶马拉战车像世界各地迁徙,公元前2000年左右,他们中的一支迁徙到小亚细亚,建立了文明古国赫梯,这个国家在世界历史上延续千年,在公元前1400年开始于埃及的第18王朝到20王朝长期对峙,展开对叙利亚的拉锯式争夺,并且,他们被认为是世界历史上发明并最早使用铁器的民族。

公元前1500年,他们的另一支越过白雪覆盖的帕米尔高原进入南亚次大陆,征服了古代印度达罗毗荼人建立的文明,开创了灿烂的古代印度吠陀文明。几乎与此同时,他们的另一支占领了伊朗高原,称为米底人、波斯人的祖先,是他们终结了文明古国巴布伦,并开创了历史上第一个世界意义上强大的帝国,波斯帝国。比这更早的时代,他们还从小亚细亚进入爱琴海创造了迈锡尼文明,并随后开创了古希腊文明的辉煌时代,并通过罗马帝国达到了他的最高峰。

他们中相对较晚的一群人,从公元前2世纪左右进入欧洲北部,并最终征服了不列颠……

读到这里,乃们已经发现,这群人足够牛逼了,几乎世界文明史上大半的古代文明都跟他们有关,或者是他们创造的了。

后来听老何说:全部这一套说法都是西方伪造的历史。恍然大悟!

(2013-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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