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的作者们释放着爱国主义情愫,“二十世纪俄国经历了可怕的悲剧:它好像丢失了自我和独特的精神面貌”。那些流亡国外的人“把俄罗斯的精神财富保留了下来,但是条件极其艰苦,他们离开了祖国的土壤”。作者们自认是在表达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感。“1917—1952年这35年的历史是极其悲剧性的,研究这段历史让人撕心裂肺。所以许多人宁愿佯装不知。然而如果后人不能与先辈产生共鸣,那么先辈的痛苦经历就毫无意义了”。他们写下这部巨著,期盼着俄罗斯的复兴,期盼着人类的普世价值在富饶的俄罗斯大地实现。

9月19日,苏维埃政府正式决定授予契卡可以不向革命法庭报告就行使逮捕和处决的权力,””契卡就是负责执行这种革命恐怖的机构,它有权力消灭一切反对它的人”。

      俄罗斯 将对列宁、斯大林提出起诉

世界史 1

世界史 2表现契卡处决犯人的画作

 “十月革命”非革命

2015年12月21日,斯大林故乡——格鲁吉亚哥里民众纪念斯大林诞辰136周年(图源:Reuters/VCG)

至少十万人被处死

  今年是所谓“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为了对应这个“一百年”,据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在莫斯科市中心竖立政治迫害纪念碑。总理梅德韦杰夫批准了永恆纪念政治迫害遇难者的国家政策准则,相关纪念碑将在纪念“十月革命”爆发一百周年前夕完工。

安德烈·鲍里索维奇·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到一年就再版数次。2010年6月17—27日俄国史学家潘佐夫到北京做学术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著名专家陈铁健,北京市委党校党史研究室前主任吴家林夫妇和本文作者等6人曾两次与之品茗叙谈。本文实为李、陈、吴所做的采访记录。

十月革命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并迅速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等地建立起苏维埃的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开始了逮捕反苏维埃分子和查禁反对派的行动。在审理案件和作出判决时,不是依据成文法(当时苏维埃政权还没有成文的法律),而是根据”革命法制观念”。但初期建立起来的审讯-侦查机关不能保证高效率地审判反对势力,于是在1917年12月成立了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政治警察机构”全俄肃反委员会”
(缩写名称中译为”契卡”)。肃反委员会下设三个局:情报局、组织局(组织全俄国的肃反斗争和分支机构)和行动局。另外,又成立了一个采取军事镇压措施
的”军事革命委员会”。

  

祖波夫1952年生于莫斯科,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著名历史学家,现任俄罗斯东正教大学宗教研究室主任。据祖波夫介绍,参与《二十世纪俄国史》这部书写作的40余名专家都感觉到20世纪俄国历史上有太多的“空白点”,“不明白的地方”,因“政治化诠释”而严重失实的地方。向社会说明从尼古拉二世即位到2007年这一个多世纪俄国社会全貌,是正直的历史学家的良心和责任。

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就预见到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采取国家强制措施来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十月革
命以后,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宣布立宪民主党是”与人民为敌”的政党,遭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批评。列宁回应批评:”革命阶级在同实行反抗的有产阶级作斗
争时,对于这种反抗应该加以镇压;我们也要用有产者镇压无产阶级的全套办法来镇压有产者的反抗,因为其他办法还没有发明出来。”

世界史 3

这部书的写作是普京任总统时提倡的。普京于2006年提出了为11年级(相当于我们高二、三年级)的学生写一部历史教科书的动议,原希望索尔仁尼琴完成这一大业。但索氏年事已高,觉得祖波夫凭其学养定能组织编写一本“非苏联味”的教科书,便推荐了他。普京的秘书苏尔科夫邀请祖波夫等人到克里姆林宫讨论并确立了写作计划。索尔仁尼琴在身体状况还好的时候,审阅并修改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书稿。但书的篇幅过大,已不可能作为教科书使用。阿斯特出版社将其印行。书名为《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

1918年8月30日,彼得格勒”契卡”领导人尤里茨基被大学生杀死;同一天,在莫斯科一家工厂参加群
众大会的列宁被社会革命党女党员卡普兰开枪行刺,身受重伤。四天后,卡普兰被枪毙。在此期间,陆续有布尔什维克的上层人物被刺杀。面对不断发生的政治暗杀
事件,9月5日,苏维埃政权通过《关于红色恐怖》的法令,宣布要以”红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大规模的逮捕和草率的处决行动,目标
就是社会革命党人、贵族阶级的代表、金融阶层、沙皇时代的军人以及和资产阶级有联系的自由职业者……契卡成为‘红色恐怖’的先锋。””战争期间的特殊环境迫使苏维埃政府决定较多地使用枪决来对付反革命分子”。”契卡可以不审判敌人,就将其杀死”,不管这些敌人是直接的还是”想像”的。

  为了办好这件大事,莫斯科市政府从二一五年五月份起,举办了政治迫害纪念碑方案公开招标活动。在几十个方案中,雕塑家弗兰古良的《悲伤墙》方案最后胜出。许多投赞成票的人士说,这组长三十五米,高六米的雕塑不用解释,人们马上就知道其中的含义,立刻能联想到斯大林的古拉格集中营,以及“十月革命”后苏共政权历次政治迫害的遇难者。

一,列宁是否利用了德国资助

根据契卡的官方档案统计,1918-1920年间,有12733人被处死,这个统计只是总数的一部分,
不包括契卡在各地的分支机构的行动。而历史学家估计,在1917年至1922年期间被处死的实际人数高达14万,尚不包括内战死亡者、野蛮的报复、大屠杀
和其他罪行的致死者。

  其实,即使对于中国人而言,至少在十余年前就已知道列宁不是好东西。刚去世不久的周有光先生还在他百岁那年,接受作家朋友周素子的采访时就谈到过列宁:“现在俄罗斯出版一部《二十世纪俄国史》,还没有中文的翻译本,可是已经有中国学者介绍这本书,过去苏联的历史材料都是错误的,已经证明不是事实。这本书组织了俄罗斯四十个很好的历史学家来共同写的,他们根据公开出来的苏联档案,首先讲列宁是德国的特务。

虽然十月革命在《二十世纪俄国史》中是以“政变”一词出现(顺便指出,这几乎成了大部分教科书的观点),本文作者为叙述方便,依然使用“十月革命”。

镇压异见者

  列宁从一九一五年开始,得到德国当局资助,在俄国进行革命活动,实际上充当了德国的秘密代理人。德国人拨出五千万金马克,约合九吨黄金,资助列宁革命,来破坏俄罗斯。”

在革命期间,列宁是否接受德国的资助,以进行反对俄国政府的活动?该书作者认为“是”。他们引用一些学者据德国外交部公布的档案详细叙述德国威廉皇帝的计谋:设法从俄国内部寻找代理人,利用这只别动队,从俄国内部瓦解沙皇的力量。列宁从1915年开始得到德国当局资助在俄国进行革命活动,实际上充当了德国的秘密代理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就主张俄国失败,坚持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斗争。二月革命后,1917年4月3日,列宁和一些政治流亡者,得由德国特种兵帮助顺利经德国回到彼得格勒。(《二十世纪俄国史》上册,127页)。

1923年,作家扎祖伯林以契卡镇压为背景,创作了小说《契卡人》(发表后受到严重批判,直到苏联解体
后才正式出版)。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法国,曾经有断头台和公开的死刑。在这里,我们使用地下室,秘密处死。公开和秘密的区别是:公开处死一个罪犯,
甚至是最危险的罪犯,也会为死者举行献祭仪式,的确,那是英雄般的荣誉。被处死者可以进行公开的道德宣传,可以留下遗言,完成最后的遗愿,并知道确切的死
期;他们的家人会收到尸体进行火化。这种毁灭并不彻底。而秘密处死是在某一个隐蔽的地方或地下室进行,没有裁决或宣判,没有舞台和观众,这种突然死亡对敌
人具有粉碎性的效果。它是一台巨大的、无情的机器,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入它的牺牲者,像一台绞肉机把他们碾成肉泥。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死期,没有尸体,没有遗
言,没有坟墓。只有虚空。就这样敌人被彻底消灭了。”

世界史,  “导师”光环终消失

潘佐夫教授解释说,这件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并不是说列宁是德国特务。历史上利用外国资助在本国进行政治活动的事例很多。潘佐夫的朋友r?契尔尼亚夫斯基认为,列宁不过是想利用德国援助达到在俄国掌权的目的。

从1917年5月至1918年7月,著名作家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以《不合时宜的思想》为总题,发表
了约80篇文章,表达了对时局的看法和忧虑。契卡整肃的对象是没有界限的,已经抓了很多知识分子。《新生活报》因为刊登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文章”被查封
了。契卡对言论的限制和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令高尔基感到愤怒,”我们争取言论自由,是为了能够说出和写出真情”。高尔基多次找列宁,向列宁投诉:很多科学
家、作家和艺术家被逮捕了!由于高尔基的奔走呼吁,拯救了很多知识分子的生命。高尔基又在一篇文章中谴责契卡等机构在俄罗斯人民正面临饥饿、动荡和战乱的
时候大肆滥杀滥捕:契卡”对待俄罗斯就像是对待一个实验场;对待俄罗斯人民就像是对待注射了斑疹伤寒症的马匹一样,只是为了恢复他们血液里的免疫血清。他
们就像是疯狂的科学家,在俄罗斯人民身上实施着残酷和不人道的实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匹饥饿而且筋疲力尽的可怜马儿,可能随时会倒下死掉”。高尔基的
批评实在”不合时宜”,于是他被布尔什维克政府客气而又不容商量地”请出”去国外治病。

  据美国之音报道:俄罗斯已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将列宁屍体赶出红场,并将针对列宁、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人的犯罪行为提出起诉。也就是说,这个曾经有着光辉荣耀、被全世界工人称作“无产阶级导师”的列宁将被起诉。套一句他们常说的话:谁也躲不过历史的审判!

关于二月革命后列宁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书的描述是:列宁于1917年3月6日从苏黎世向彼得格勒发电报:“完全不得相信新政府,一丝一毫也不支持……不得谋求与其他政党的任何接近”。他提出:“通过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建立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同月,列宁在瑞士提出旨在进行社会主义政变的计划。这个计划得到德皇和德国总参谋部的“坚决支持”。

到了30年代初,高尔基忍受不了乡愁的折磨,倦极思还,斯大林适时地向他暗示:苏联官方文学的第一把交
椅虚位以待;当高尔基终于返国,斯大林确实给予厚遇。高尔基也以实际行动报答斯大林,发表文章对其歌功颂德,之后,两人关系非常密切。1934年,高尔基
当上苏联作家协会主席。这位曾经勇猛一时的公共知识分子、社会批评家,当年的独立风骨已荡然无存。一前一后之高尔基,相隔不过十余年,却判若两人。

  揭开列宁的真面目

3月22日,德国驻伯尔尼公使向柏林发电称,社会民主党的书记,以俄国社会主义者及其领袖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名义提出要求,请尽快允许他们从德国过境。此公使的电报最后说:“应予照准放行,使其尽快回到俄国……这符合我们的最高利益,盼急复”。威廉颁旨称,如果瑞士拒绝他们过境,就让这些俄国社会主义者穿过火线过境。

枪毙是肃反委员会的全部智慧

世界史 4

德国拨出5000万金马克资助俄国革命者。书中详细描述这些钱如何分批交到俄国革命者手中(同上,405~406页)。4月8日,德国总参谋部向威廉皇帝报告称:“列宁顺利回到俄国。他干的确如我们所愿”。1917年夏季就有英、法、俄反间谍机构探明这个情况,临时政府掌握了这个动态,但是没有能力立即予以处理。4月16日列宁一回到俄国便宣布了其著名的《四月提纲》,其中宣布俄国第一阶段的资产阶级革命已告结束,现在的任务是立即做好向革命的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做好准备。

1919年,考茨基在一本谈论恐怖主义的书中曾批评肃反政策是”革命的黩武主义”,肃反委员会”具有专断的权力,可以宣布任何被控告的人的罪名,随意枪毙那些不受欢迎的人”,”在‘反革命’这个集合词下,把各种各样的反对者都包括了进去,不问这是发生在哪一类人中间,产生的动机是什么,用的是什么手段,抱的是什么目的”,总之,枪毙是肃反委员会的全部智慧;肃反的扩大化很容易陷入”诉诸暴力的雅各宾的恐怖主义”。他又批评革命后产生了新的官僚阶级,出现了独裁倾向;这个新阶级压制知识分子,钳制言论,侵犯新闻出版自由。

  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两次罕见批评前苏共党魁列宁,引起了不少中国人的错愕。三十岁以上的很多中国人,对于列宁并不陌生,因为中小学时都学过“革命导师”列宁在狱中吃“墨水瓶”的故事,都被灌输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列主义”,而且很多人藉由苏联拍摄的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相信没有“伟大的列宁”,就没有人类美好的社会的建立。

二,关于十月革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也说过要警惕对雅各宾思想的留恋。德国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也指出,俄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主义有相似之处。当时,雅各宾派的思想确实对布尔什维克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革命领袖未能摆脱集权主义的观念。卢森堡担心这一类型的政治关系会导致国家生活瘫痪,人民缺乏生气,官僚主义肆虐和国家机器对公民言论自由的压制。但卢森堡是热情支持十月革命的,她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要求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像变魔术那样创造出最美好的民主政治、最标准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繁荣的社会主义经济”。

  显然,从苏联的解体以及解体后披露的史料,从东欧共产党国家政权的垮台,从苏联、东欧、北韩等法西斯国家所制造的一个个惨案、残杀了上亿人看,所谓的“美好社会的建立”、所谓的“人间天堂”的虚幻梦想已彻底破灭,而其缔造者的真面目也正一个个被还原。普京对列宁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政府推行“红色恐怖”,对末代沙皇家庭亲属、东正教教士及中产阶级的残杀及迫害以及卖国等的谴责,再次将列宁的画皮揭下。本文将对此具体阐述。

如何估价这场“革命”?它“开辟”的新时代“新”在何处?对于俄国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它起了什么作用?《二十世纪俄国史》的作者对这场“革命”的评价:

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初,沙皇政府和克伦斯基临时政府遗留下来的很多行政部门和机关的官吏,甚至银行、铁路、邮电、医院、工厂、学校、军队中的不少职员、工人、教师、学生、军人都拒绝承认苏维埃政权。反对势力号召进行广泛的怠工,并组织了领导罢工的国家机关职员协会联合会中央罢工委员会。劳动者中弥漫着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常常以暴力行动、甚至反抗形式表现出来……

  

1.传统的俄国社会教诲人们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布尔什维克要彻底砸烂祖辈父辈创造的“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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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人们熟知的“热爱祖国”,布尔什维克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

        后人根据追述绘制的末代沙皇一家被杀害时的情形

3.一般人们总是讲不要贪图钱财,特别是不要向亲友谋不义之财,布尔什维克说要彻底消灭私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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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布尔什维克反对人们常说的不要偷窃和抢掠这种公认的社会道德,布尔什维克主张并实行让穷苦人“把被抢走的东西抢回来”。

末代沙皇一家

5.人们普遍认为通奸是不道德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家庭,取消资产阶级道德,主张甚至实行“共妻”。

  列宁吃“墨水瓶”与残杀沙皇一家

6.布尔什维克否定“行善”、“和为贵”、“积德”等对于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认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是要你死我活,这才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主张并实行的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上帝不会让人们摆脱苦难,只有依靠和指望共产党及其领袖,它们才是“劳动人民智慧、正直和良心”的体现者。

  小学课本里有一篇课文《六个墨水瓶》,作者是列宁的妻子克鲁普卡娅,讲的是被沙皇逮捕的列宁,被关押在一间狭小的黑暗的单人牢房中。在这样的环境下,列宁仍一边读书,一边秘密写传单和小册子,指导监狱外的“革命斗争”。为了避免看守发现秘密文件,列宁将面包捏成“墨水瓶”,装上牛奶,在书上空白的地方写字。一听见门响,他就把“墨水瓶”放进嘴里大嚼起来。有一次,列宁在写给同志的信里很风趣地说:“今天真不走运,一连吃了六个‘墨水瓶’!”

三,关于罗曼诺夫皇族的命运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列宁被关押期间,不仅有面包吃牛奶喝,还可以看书、写文章,与外界保持联系,这是怎样的监狱啊。而列宁受到沙皇的优待不仅如此,在被流放后,他的妻子克鲁普卡娅也被流放到同一地方。而在流放地,列宁住的是一间不大但非常干净、铺着花花绿绿的自制地毛毯的房间,有人给他做饭吃,有人洗补衬衣,而这正是因为沙皇给了他每月八卢布的津贴。

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胜利后,被打败的阶级应当受到奴役和肉体上的消灭”。

  此外,在闲暇时,列宁还去打猎,有时和朋友谈打猎,“一谈就是几个钟头”。在周末,他还去给当地老百姓做法律顾问——虽然这不被允许,但因为没有任何监视,列宁还是可以做。他还可以看各种书,与很多人通信,甚至还可以申请去周边旅游。

书中说,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对于罗曼诺夫皇族,实行的是斩尽杀绝的做法。因世界史上有过法国大革命20年后波旁王朝复辟的先例。尼古拉二世等被杀的经过如下:

  然而,在1917年列宁掌权后,却对给了他相对自由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一家痛下杀手。二月革命后,原本尼古拉一家被同意前往英国,但遭到了苏共的反对。在被转移关押后,尼古拉一家不经审判就被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下令开枪打死,被处死的共11人:尼古拉夫妇,他们的四个女儿和一个未成年的儿子。此外还有博特金医生、两个仆人和一位厨师。起初打算把尸体掩埋在废弃的矿井里,但都不太成功,最后埋在了一条马路下,尸体经过焚烧和硫酸毁容。

俄国二月革命后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审理罗曼诺夫家族特别是尼古拉二世的问题,没有找到什么“叛国”的证据,便宣布其无罪。1917年8月决定把他们送到叶卡特琳堡州的托波尔斯克市的原伊帕季耶夫的别墅软禁。在那里一行人遇上了十月革命。1918年7月7日,鉴于这些人的命运“关涉极其重大事物”,列宁安排乌拉尔苏维埃主席与之保持直线联系。

  1935年4月9日,流亡中的苏共曾经的领导人托洛茨基在日记中写道:叶卡捷琳堡失守之后他回到莫斯科,曾问过斯维尔德洛夫:“沙皇在哪里?”斯回答说:沙皇及其全家都被枪毙了。这是“我们在这里决定的。伊里奇(列宁)认为,我们不能给他们留下一面活的旗帜,尤其是在目前这艰难的条件下”。这说明列宁负有首要的罪责。

作者们引用1918年5月19日俄共中央委员会的记录说“关于尼古拉二世皇族人等今后的命运,交由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办理”,到7月16日夜17日凌晨,尼古拉二世夫妇,其4个女儿(17—22岁),皇子,医生和仆人等4名,计11人,另有3条狗,在关押地被枪杀。女尸受到侮辱,一条波隆卡名犬被绞死。

  “十月革命”是德国支持下的叛国、暴乱与政变

原罗曼诺夫家族的亲王4人于1919年1月27日被枪杀于圣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反抗者遭活埋。他们的尸体投到附近的动物园。

世界史 7

尼古拉二世及皇后、子女等人的遗骨在上世纪80年代被发现。1998年7月18日,也就是逊帝及其他10人被杀的70周年之际,俄罗斯政府决定按照宗教仪式将其安葬于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大教堂,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在安葬仪式上说:

  在政治宣传中,“十月革命”被描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消灭了剥削和压迫的不平等社会,第一次尝试建设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美好社会。然而,根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史学界的研究,认为“二月革命”仍然属于革命,而“十月革命”则是属于政变性质,目前这一观点业已写进了学生课本。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隐瞒着这起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但是应该说出真相,叶卡特琳堡的这桩迫害案成了我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我们安葬遭到无辜枪杀的人,是为了替我们的先人赎罪。固然,直接行凶者是罪人,几十年里为这桩血案辩护的人也是罪人。我们大家都是罪人”(同上,532、541页)。

  根据研究,1917年俄国爆发的二月革命,是人民自发起来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革命成功后,成立了由立宪民主党组成的临时政府。而当时流亡在瑞士的列宁在德皇威廉二世金钱等的支持下,返回俄国,并在十月发动了政变,推翻了临时政府,掌握了政权。可以说,没有德皇的支持,布尔什维克党就不可能有钱有枪,就不可能扩大《真理报》这样的舆论工具来影响大量的工人、士兵和市民。

四,关于“红色恐怖”

  另据俄国学者的证实,十月政变进攻冬宫的浩大场面,都是后来的艺术加工;实际情况是一支不到两千人的布尔什维克武装人员占领了彼得格勒全市的战略据点,部份武装人员采取了逼宫行动,阿芙乐尔巡洋舰当时并没有实弹炮击,而是发射了一发礼花炮弹。由于主张民主自由的临时政府军备羸弱,所以没有进行任何抵抗。这就是“十月革命”的真相。

杀害尼古拉二世皇族案仅仅是苏俄全国范围内“红色恐怖的开始”。布尔什维克通过政变手段夺权,强行没收人民的私有财产遇到抵抗,只能依靠讨伐队维护其政权,因此“红色恐怖是必然的现象”。早在1917年12月2日,即十月革命过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托洛斯基说:“无产阶级彻底消灭没落的阶级,没有什么不道德可言。这是无产阶级的权力。你们说我们手软……告诉你们吧,过不了一个月这种恐怖就将采取极其严厉的形式,像伟大的法国革命者一样。对于我们的敌人来说,不是把他们关起来,而是把他们送上断头台”。12月20日成立“全俄特别委员会”(即有名的“契卡”,是这两个俄文词的第一个字母),它是对付“反革命”、“投机倒把”和“消极怠工”者的。其领导人是赫赫有名的捷尔任斯基。1918年6月18日列宁写道:“要鼓励人们的干劲和大恐怖”捷尔任斯基的铜像在莫斯科卢比扬广场矗立了许多年,1991年苏联解体时,人们将其掀倒,在旁边写了一个大牌子:“全世界无产者,原谅我吧!”这是后话。

  列宁卖国,出卖俄国利益给德国

1918年1月列宁在苏维埃第3次代表大会上说:“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是用非暴力手段解决的。为了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安全,一场大规模的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开始了”。然而,布尔什维克对“阶级敌人”、“反革命”并没有什么界定,最简单的办法便是看他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于是遍地设立公堂,就地“正法”。

  正如普京所言,列宁的确出卖了俄国的利益。历史研究表明,列宁除了得到德皇金钱上的支持外,还由其派的一辆秘密专车从瑞士接到德国,其后,列宁和其同党被安置在一节密封的火车中,经瑞典和芬兰潜回俄国。

契卡们奉有的指示是“你们审问被告时不用找什么证据,只消让被捕者回答他是什么出身,受什么教育或职业。靠这个就能决定此人的死活。这就是红色恐怖的实质”。列宁称“契卡在直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这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契卡的功劳之大无法估量。除了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没有别的办法解放人民群众。契卡就是这样做的”。

  十月政变胜利后,列宁独掌权力,并立刻与德方和谈,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片土地拱手割让给德方。按照和约的内容,这些土地是永久割让的。只是后来一战中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德军全线崩溃,俄国才意外地重新赢回了这些土地。关于这段历史,可参见2007年德国《明镜周刊》的文章《德皇陛下的革命家》。

列宁写过“专政的定义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不受任何绝对的法规限制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这是维护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必不可少的保证。到1921年“契卡”已经遍及86个州,16个特区和508个县。

  列宁残民以逞,罪行累累

书中还介绍了另外一个鲜为人知、令人惊愕的观点,“共产主义理论家们设想,红色恐怖的目的,不仅仅是恐吓,还要人为地选择适合于为社会主义的‘明天’传宗接代的人”。布哈林明确阐述红色恐怖的目的:“从枪杀到服劳役,用各种方法强制无产阶级,这样做的目的,不管听起来多么荒唐,却就是用资本主义时期的人当材料,来塑造共产主义新人类”。

世界史 8

当时全俄各地有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1000多个革命法庭。1918年—1922年2月被杀的人不少于200万。但是没有精确的统计,因一些部门的档案严密封存;正式文件多半经过篡改,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仅仅可能是实际数量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

  列宁夺权后,为确保政权的稳定,他亲自发起并由政治局集体决定,将一批知识份子驱逐出境,还镇压了要求实行自由选举、自由贸易等的客琅施塔得水兵。到1921年上半年,任何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都被认为是“致人死命的药”和“自杀”的行为。1922年,列宁还在党的十一大上表示:“凡是公开宣传孟什维克主义者,我们的法庭应一律予以枪决。”同年8月苏共通过了《关于行政驱逐》法令,至当年年底,有二百多万人被驱逐或被迫逃亡国外。而对于曾经相对仁慈对待自己的沙皇,列宁下令将其全家残忍的杀害。

五,“星期六义务劳动”

  关于迫害知识份子这段历史,可以从2003年俄罗斯举办的一个展览中一窥究竟。该展览展出了当年列宁的指示、亲笔信函、会议记录和决议等。在这些资料公布之前,人们在公开的出版刊物里,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篇记叙此类事件的文章。

这是苏俄实行劳动军事化和战时共产主义过程中的事。书中介绍说,列宁和托洛斯基1918年就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六个月内就能到来,这段时间里就要完全消灭商品生产。他们还同样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前景怀抱强烈的期待,认为至少德国可以接受俄国影响很快取得革命成功。十月革命后俄国所有五万人以上的企业悉被没收。生产凋敝,“只有印钞机”在工作,政府没有了财源。托洛斯基向列宁建言:

  也是在列宁掌权后的1918年,苏俄建立了其第一个劳改营,此后劳改营的数量在苏维埃俄国和后来的苏联大幅度增长。1930年建立“古拉格”,即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从列宁时代开始,深处红色恐怖下的苏联人,毕生积累的财富可以在“国有化”名义下被剥夺,一句玩笑或对领导人的抱怨即可能被告密后逮捕,喝酒之后的醉话可能引来入狱之灾……也就是说,轻微的犯罪或者是讲关于苏联领导人的笑话的人也会被关入古拉格。

“要强迫所有的工人吃苦受罪,让他们寻找活路,但不能单独地一个一个地去做,而要集体进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把日常生活条件社会化;消灭家庭,掀掉一家一户的锅灶,吃大锅饭……不实行军事化,这样的社会化是做不到的……军事化加上一天两顿热饭,大家都一样。吃大锅饭的做法定能为社会监督创造必须的条件”。作者们认为恰恰是这样的革命“急性病”导致了一系列错误。“国内战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同上,496~498页)。

  据统计,在斯大林时期的1930年至1940年间,由于饥饿、劳动强度过大、遭受非人待遇等,古拉格里面有50多万劳改犯死亡,而作为肇事者的列宁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作者笔下,劳动,根本无“自愿”和“热情”可言,多达1500万—1600万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时,吃的是大锅饭。仅圣彼得堡一地,到1921年死亡率便高于出生率3—4倍。从1917年到1920年该市有三分之一的人因饥饿疾病和政治上的原因而死亡,这里1917年的46名科学院院士,死亡5人,流亡8人,1923年仅有23名。其他如俄国中部省份在1916年人口总数为6800万,到1920年仅剩下3800万。

  

六,“全盘农业集体化”

斯大林

书中把20—30年代之交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个农奴法”,说它是苏共开展的一场对付农民的斗争,当时估计有200万富农,150万中农,800万贫农。而富农乃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势力,所以要消灭之。对富农实行了“区别对待”的政策:第一类,顽固反革命分子予以枪决;第二类,予以流放或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第三类,则将其扫地出门,赶出原住地。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记录显示,仅仅在第一期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有20万富农被剥夺财产,60万被枪杀或遣至集中营,15万被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

世界史 9

苏共中央派出了25万名共产党员工作组分赴各地,两个月内就有全体农户的58%加入了集体农庄,其家产包括鸡鸭和日用品也要全部充公。许多农民屠宰牲口,已经被充公的“富农”的牲口由于无人照管而死亡。1928年—1933年牲口总存栏数剧减,直到苏联解体,牲畜总数也没有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3年的水平。群体性抗议事件不断发生,也不断遭到镇压,1930年一年就有179,620人被国家安全部门抓获,其中18,966人被抢决。这一年13,754例群体性案件中7382件因农业集体化而起。难怪有人将其称为第二次国内战争。

  列宁的私生活糜烂,死于梅毒

农业集体化后1932年—1933年出现了大饥饿,远远超过了1921——1922年列宁时期的严重程度。这次国外援助没有一粒粮食到达饥民口中,归“联共中央,国家安全总局,红军和‘在农村工作的人’受用了。1933—1934年间饿死的人数是650万,其中有400万在乌克兰,因那里的反抗最力”。

  与其他独裁者们一样,教育大众要忠贞不二,不能搞“杯水主义”爱情的列宁,私生活同样糜烂。根据苏联1991年解体后开放的文件、验尸报告以及治疗过列宁但被要求永保沉默的医师所做的解释,医师们推定列宁死于梅毒。史料记载,列宁在革命之前,开始觉得无法忍受噪音。另据其同事在回忆录中透露,列宁变得暴躁易怒,有时甚至失控。三位医师中的神经学专家芬科史丹说,这正是梅毒侵入的症状。另外一个有力证据是,治疗列宁的医师团包括梅毒专家,一位知名的梅毒专家在被问及列宁的病情时回答说,“大家都知道我是治疗哪一种脑部疾病的”。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影响更加深远的是出生率明显下降,1926—1937年出生率下降达千分之十。但斯大林仍然坚持出口粮食换取工业所需的机器。总计“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1930—1933年)死亡人数是930万。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有20万人逃到中国”。军队士兵大多来自农村,1933年35万余名官兵被发现对苏维埃制度“不满”,“闹事”隐患多达4000起。可以说这是造成1937年斯大林大规模清洗“阶级敌人”的伏线。

  众所周知,患上梅毒的人都是因为纵欲过度、乱交等,而苏联的史料也表明,布尔什维克凭证可以“公有化”十个姑娘。掌握大权的列宁“公有化”了多少个姑娘,包括其在国外流亡期间与多少人有染,可想而知。

七,苏联的文化革命,造神气氛中的高尔基

  看透列宁的人

书中说,由于俄国的精英要么被驱逐出境,要么遭杀戮,苏共便利用相当大部分国民不諳国是而实行愚民政策:不许人民与国外亲友联系,不许阅读外国报刊。广大群众完全与外部世界隔绝,根本不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同上,932—933页)。列宁、斯大林的名字开始被广泛地用来命名街道工厂城市等,帕米尔有一个高7495米的山峰改名为斯大林峰,另一处高7134米的山峰被称为列宁峰,马克思峰高为6726米。

  毫无疑问,列宁制定的专制路线为以后的斯大林独裁治国铺平了道路。但这样的列宁,也被人看透。曾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俄国思想家普列汉诺夫就看出了列宁残忍狂暴的面目,临终时他口授了一份《政治遗嘱》,预言了俄国社会的基本走向。在遗嘱中,他认为“列宁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竟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

对于历史研究,斯大林强调学者们与布尔什维克党保持一致,时刻牢记“要有正确的方针”,史料并不重要,那是“没用的官僚们才去做的事”。

  苏联后来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了普列汉诺夫的预言,而这样的专制社会,苏联人再也无法忍受了,也丝毫不留恋,1991年苏联的解体就是最好的注脚。而近些年来,随着历史真相被还原,遍布前苏联“铁幕”势力范围下的越来越多的列宁塑像被推倒或是毁坏,而这正是民心所向。同样无可置疑的是,在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墓也终有一天被铲除。

于是人人自危,对于党的正确方针,只能举手“赞成”,今天开会决定批判或枪毙某人,你不举手,晚上就可能进班房,命运未卜。

世界史 10

至于对待知识分子,苏共实行的是培植一批忠于党的人,通过他们“贯彻”党的意图。高尔基是其中之“佼佼者”。30年代苏联著名的哲学家、造诣很深的洛谢夫出版了一本《神话的辩证法》。在苏共高压政策下这是一件大奇事,令斯大林十分反感,于是忠于“斯大林同志”的高尔基便撰写批判洛谢夫的文章,称其“大字不识几个”,还要著书立说。

(转载自其他作者)

高尔基被该书作者认为是知识分子堕落的典范,并举出了几个例证。1932年4月苏联取缔了所有文学艺术联合会,官办的“苏联作家协会”成了唯一“合法”的组织。而文学艺术创作中唯一合法的流派,便是所谓的革命现实主义。高尔基在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淋漓尽致地表述了他对亲爱的“斯大林同志”的拥护和无限忠诚。

此后苏联各地便根据作家协会的运作模式建立了一系列官僚化协会,如作曲家协会、艺术家协会、舞蹈家协会等,其领导人一概由苏共指定。在这种高压和限制中,到30年代出现了严重扭曲历史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影响深远的“经典作品”。

作者引用高尔基参观索洛维茨集中营的表现,说明他对他亲爱的“斯大林同志”的忠诚。一个男孩子据高尔基过去的作品把他当做“受压迫者的庇护神”,向他讲述了自己在集中营遭受到的非人待遇,高尔基眼睛里闪着泪花听了孩子的讲述。但是并没有“庇护”他,男孩子很快就被处决了。

苏联利用各地古拉格的劳力修建了白海——波罗地海运河,并以斯大林的姓氏命名,通航仪式上高尔基发表讲话,歌颂奴役般的劳动,高度赞扬斯大林的功绩。

高尔基“不仅参加了兴师问罪的大合唱,他还为这个大合唱谱曲”,一位姓瓦尼的瑞士作家这样描述高尔基的作用。为建树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高尔基不遗余力。

八,苏联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英法代表团于春天到了莫斯科,同苏联商讨如何对付希特勒。作者引用斯大林1939年8月19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如果我们同法、英签订互助条约,德国将放弃波兰而开始寻求接近西方大国的办法。那么战争可以避免,但后来的事态发展对苏联会十分危险。如果我们接受德国建议,德国当然会进攻波兰,英、法势必干涉……那我们参战就对我们有利了。

“近20年的经验证明,在和平时期,欧洲不可能发生强大到足以夺权的共产主义运动,只有打一场‘大战’,才能建立起一个党的专政。我们要做出自己的选择,选择什么,这是清楚的。我们应该接受德国的建议并且礼貌地把英法代表团打发回去。波兰的亡国将是我们得到的第一个大好处。”(《新世界》杂志,1994年第12期,230—237页),《二十世纪俄国史》第2卷,9页)2009年8月20日,这本书的主编祖波夫和作者之一的潘佐夫就此接受电视台采访。祖波夫说,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不仅仅是希特勒,还有斯大林。

潘佐夫再次引用了斯大林的上述谈话。他说,结果已经清楚了,斯大林明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接受他提出的损害波兰等国利益的条件,也还是让伏罗希洛夫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这样的建议。这壁厢英法代表团同波兰商洽,那壁厢是斯大林利用这段时间同德国人商洽。潘佐夫说:“实际上是斯大林需要战争”,一是通过战争可以占领一些国家并扩大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又能促进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正是斯大林需要同希特勒签订这样一个条约。

潘佐夫认为,这部书中关于苏德条约的论述足以确切说明“就其本质来说,作为两个社会思潮,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有许多共同点”。祖波夫说:那些在1937年杀害本国人民的人,对待其他国家的人民也是一样的残酷,这话无论对于希特勒,还是对于斯大林,都一样适用(可参见:www.radiorus.ru)。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这本书的作者才摒弃了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用法,而使用“苏联——纳粹战争与俄罗斯”。

这本书的作者们释放着爱国主义情愫,“二十世纪俄国经历了可怕的悲剧:它好像丢失了自我和独特的精神面貌”。那些流亡国外的人“把俄罗斯的精神财富保留了下来,但是条件极其艰苦,他们离开了祖国的土壤”。作者们自认是在表达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感。“1917—1952年这35年的历史是极其悲剧性的,研究这段历史让人撕心裂肺。所以许多人宁愿佯装不知。然而如果后人不能与先辈产生共鸣,那么先辈的痛苦经历就毫无意义了”。他们写下这部巨著,期盼着俄罗斯的复兴,期盼着人类的普世价值在富饶的俄罗斯大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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