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常生活展开的历史学,其实就是对各种消失在历史时空的人与事的再现,是一门研究人在时间中的学问。

 南开新闻网讯(通讯员
赵永翔)9月27日至28日,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日常生活史的多样性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近60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中心副主任余新忠教授主持开幕式,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常建华教授致开幕词。

出版生活史是指一切与出版生活有关的历史,其核心是出版从业人员以及与出版关系密切的人群的日常生活史,主要研究出版人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休闲娱乐等精神生活以及人际交往生活。出版生活史的开掘有利于促进出版史学领域的拓展与深化,呼应国际出版史学潮流,同时也有助于观照当前出版转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出版人才、出版文化建设问题。那么,出版生活史是什么呢?本文认为,出版生活史是指一切与出版生活有关的历史,它的核心是出版从业人员以及与出版关系密切的人群的日常生活史,主要研究出版人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休闲娱乐等精神生活以及人际交往生活。三、出版生活史的研究如何展开论述了“出版生活史是什么”和“为什么要研究出版生活史”之后,本文接着回答“如何研究出版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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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建华教授指出: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社会生活史进入中国学者视野,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突出的成绩,但是学术现状仍不容乐观,需要新的突破。具体来说,需要在学术观念上建立起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学,需要从习以为常来发现历史,从日常生活看国家,从生活的角度重新考量传统史料、从生活方式的转变考察民族关系、文明的比较和社会的变迁。相对于几千年的政治史、英雄史,日常生活史还很年轻,还需要学界更多的努力,促使她尽快成长起来。

出版生活史;史学;生活史研究;交往;史料;休闲;鲁迅;开明;近现代出版;职业

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主任吕绍理教授在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做了一场题为《日常生活史的探索》的讲座。

  在两天议程密集的八场会议讨论中,与会专家从多元视野下的日常生活史、生命与健康、物质文化与消费、日常社会关系、城市与乡村生活、移民文化与信仰礼俗、民族、宗教、文体与生活等七个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会议共收到论文五十余篇,论题涉及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法学、文学、语言学等不同学科,本次会议也是一次跨学科的学术交流。会议氛围热烈而又融洽,与会的老、中、青三代专家学者,各抒己见,就各自的议题作了论述。

内容提要:生活史是当前社会史、教育史等领域较为前沿的研究视角,将生活史的理念、方法引入出版史学研究十分必要且有建设性意义。出版生活史是指一切与出版生活有关的历史,其核心是出版从业人员以及与出版关系密切的人群的日常生活史,主要研究出版人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休闲娱乐等精神生活以及人际交往生活。出版生活史的开掘有利于促进出版史学领域的拓展与深化,呼应国际出版史学潮流,同时也有助于观照当前出版转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出版人才、出版文化建设问题。出版生活史研究应该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深入挖掘史料,同时合理汲取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理论养分。

  历史学界转向对民众生活的关切

  本次研讨会旨在对以往历史学研究关注不够的日常生活史,进行学术高度上的提升。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长期以来致力于这一问题的解决。由该中心主办的此次研讨会,既提醒了学术界对这一命题应投入更多的注意力,也为学术界群策群力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作了铺垫。

关键词:出版/出版史学/生活史/出版生活史

  对于日常生活史究竟有何种意义,学术界的评价极为不同,有些相对传统的历史学者认为所谓日常生活的历史,就是声色犬马或者支离破碎的历史,这些衣食住行的历史书写并无太多的学术意义,而另一种看法认为,历史学界从以往的重视政治史、经济史或者外交史的领域,向日常生活史的转型,意味着历史学界开始重视历史变迁中底层的声音,即民众的日常生活、民生经济、风俗文化、心灵感受等。吕绍理认为,日常生活史在华人学术界的出现,意味着对没有面目的大众(过去的史学)的生活与内心的关切,从精英的视角转向对庶人世界的关切。

作者简介:范军,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欧阳敏,武汉大学新闻管理学院博士后。

  日常生活史重现消失的人与事

出版史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它的边界是相对开放的,其研究领域吸引着历史学、文学、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的学者不断加入。历史与出版史有着天然的“亲子关系”,社会史、教育史、文化史、经济史与出版史有着难以割舍的“手足情谊”,这些学科的理论养分能够为出版史所用。生活史是当今国际学术界一种比较前沿的研究视角,在教育史和社会史领域运用得比较充分;而在出版史领域中,虽然有少量的文献曾对此有所涉及①,但深度和广度及学理的自觉性都还远远不够。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将生活史引入到出版史学中来,以期对拓展当前的出版史研究领域、丰富出版史研究方法有所助益。

  吕绍理从日据时期的台湾历史谈起,认为台湾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基础是日本统治时期所做的一些风俗习惯调查,这为台湾史里的日常生活留下了丰富的史料。当时的日本殖民者在治理性视野下推动对台湾的文明开化,将日本人认可的一套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移植台湾,而在台湾出生的一批日本人开始对台湾的文化产生好奇与想象,产生了民族志《民俗台湾》,对于节庆、娱乐等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作了详细的描绘。

一、出版生活史的缘起及界定

  吕绍理认为,日常生活史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面对我们的日常经验,这些日常经验往往有三个来源,比如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体验与实践,或者通过听闻或阅读得来的日常经验。重现庶民的历史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将普通人(没有文字记录或录音录像资料)的日常生活与日常经验呈现出来,而普通人的生活世界其实是构成历史的底色。吕绍理特别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时间感,他认为重复性、周而复始或者偶发事件会对个人的时间感受产生影响,日常生活史研究对于记忆与遗忘也有浓厚的兴趣,而如何去探寻一个无意识的生活,是日常生活史研究的难点。

出版生活史既是一种研究视角,也是一种研究方法,同时还是一种史学理论。生活史是出版生活史的主要学术源头,要想了解出版生活史,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生活史及其研究进展。

  吕绍理指出,历史研究者是从日常生活的时间经验中理解社会,而非从社会理解日常生活,或者说我们是为了理解社会而探究日常生活。他说,研究日常生活史的意义是能够让我们获取从日常经验出发的生活乐趣、生活知识、学术研究、生命反思和历史体知,而从日常生活展开的历史学,其实就是对各种消失在历史时空的人与事的再现,因此是一门研究人在时间中的学问。

生活史的概念来自西方,最初运用于文化人类学中。早在20世纪初,西方的人类学家就尝试进行生活史方面的研究。这一研究方法后来被引入社会学领域,美国芝加哥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就对生活史进行过探索,汤姆斯、兹纳涅茨基合著的《身处欧美的波兰移民》,运用生活史的方法,立足生活史的视角,研究波兰移民在欧美的生活情况。此后,日常生活、物质文化、人际交往等越来越多地进入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的视野。到20世纪80年代,生活史更加广泛地被运用到教育学研究中,欧美学界教育生活史方面的成果日渐丰富,影响越来越大。这种生活史的研究后来得到社会史、新文化史、微观史学研究者的积极呼应,形成了从传统的宏大叙事到当下的日常取向的转变。史学家们越来越注重“从那些表面看来‘无意义’的对象中,发现历史和文化的有意义的内涵”②。着力于微观史学领域的生活史研究意在见微知著,以小见大。如金兹伯格的名著《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利用宗教裁判所保存下来的详细记录资料,研究一位生活在16世纪意大利北部偏僻山村经营磨坊的农民;他因有一定文化水平并持“异端邪说”而被宗教法庭起诉,在经历十多年的审讯后被处死。作者力图从一个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个人遭遇来反映时代的脉搏,“通过研究这样一个在历史上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通过建构一个小磨坊主的心灵史,解读当时的社会、宗教和文化”③。同样是利用宗教裁判所的历史档案,法国的勒华拉杜里在其《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商务印书馆,2007年)一书中,“以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再现了600多年前该村居民的生活、思想、习俗以及14世纪法国的特点,从一个微观世界映照了宏观世界”④。美国学者达恩顿的书籍史、新文化史研究著作如《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新星出版社,2006年),在研究路径、价值取向上皆有相同相近之处。这种研究在西方仍呈方兴未艾之势。

  日常生活与现代政治相关联存在

中国近现代史学产生于20世纪初,明显受到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了《新史学》一文,号召掀起“史界革命”,将历史研究的对象从朝廷移向人民群众,移向社会。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生活史开始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但生活史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基本上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教育史家就曾明确提出研究教育史,必须研究生活史。而舒新城著《我和教育: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中华书局,1941年),更是直接标举“教育生活史”的旗帜。因为舒新城不仅是著名的教育家,还是杰出的编辑家、出版家,在民国时期长期担任中华书局编译所所长,在教育出版领域贡献卓著,因此,他的“教育生活史”无疑附着有“出版生活史”的意义。20世纪70年代以整理和研究中国传统医学闻名的陈存仁在香港接受《大人》杂志之邀,连续撰写了《银元时代生活史》和《抗战时代生活史》两部关于旧上海生活的札记类图书。⑥

  吕绍理结合台湾日常生活中的喝水习惯,包括茶水的来源、杯具的变化等来呈现人们对安全和健康的诉求,描述人们对口感、味觉等的追求,指出日常生活史比较关注民众在社会变迁中的感受的变化。而日常生活在现代政治的谱系里,绝对不仅仅是一种鸡零狗碎的东西,而是与政治统治的合法性相关联的存在,统治者必须考虑民众的日常生活的感受来获取民意的支持。

当前,“生活史”在全世界也包括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与视角,不断吸引着社会史、教育史、文化史、文学史等领域学者的加入,产生了一批较有影响的成果。仅最近20年中,国内就涌现出了一批有分量又各具特色的研究专著,其中有忻平著《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美]卢汉超著,段炼等译《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朱鸿召著《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严昌洪著《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李长莉著《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王迪著译《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周洪宇著《学术新域与范式转换——教育活动史研究引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张钻友等著《上海工人生活研究(1843-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刘训华著《困厄的美丽——大转局中的近代学生生活(1901-1949)》(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唐凯麟主编《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周洪宇著《平凡的伟大:教育家陶行知、杨东莼、牧口常三郎的生活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年)等。这些著作,还有数量更多的文章,从生活史的视角审视我国近现代以来社会生活中政治、经济、文化的多个侧面,创获甚多,令人耳目一新,大开眼界。

  吕绍理说,台湾学者从流行音乐节奏的变化来看日常生活的变化,以前的流行音乐是慢节奏的,以前的流行歌手是固定在一个位置上演唱,而现在的流行音乐是快节奏的,歌词主要是用来陪衬舞蹈,歌手也必须满场跑来吸引观众。吕绍理结合台湾出版的林献堂、张丽俊、黄旺成等人的日记,认为可以从日记本的纸张、形式、格式、时间标志、空白、天气、节庆、收发信等看出,写日记成了一种格林尼治时间的自我训练,这种日记本里没有传统中国的节庆提示,而有日本的一些重大节日,因此日记成为一种日本人驯化台湾民众的方式,将中国传统抹掉,而将日本人的文化传统通过日记本的形式潜移默化地移植到台湾知识人的日常生活中。

在国内这些有关生活史研究的成果中,相当一部分关涉学者文人、编辑记者、出版家,它们间接或直接构成了我们今天出版生活史的一部分。这些成果包括鲁湘元著《稿酬怎样搅动文坛——市场经济与中国近现代文学》(红旗出版社,1998年)、陈明远著《文化人的经济生活》(文汇出版社,2005年)⑦、王敏著《上海报人社会生活(1872-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许纪霖等著《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叶中强著《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1843-1945)》(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清秋子著《张爱玲私人生活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刘群著《时局
饭局
书局——新月社研究》(武汉出版社,2011年)等。比较直接地从生活史角度研究知识分子的论文屈指可数,其中有张敏的《晚清新型文化人生活研究:以王韬为例》(《史林》2000年第2期)、王敏的《严复的私人生活》(《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5期)、胡悦晗的《朋友、同事与家人:家庭生活与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以民国时期上海知识分子为例(1927-1937)》(《开放时代》2012年第11期)等。上述成果构成了我们出版生活史研究的“前史”和重要学术资源,但它们多属不自觉地选取或关涉到“出版生活史”话题,有的甚至主要还是停留在名人轶事、书业掌故层面,较少进行跨学科研究,也大多没有方法论自觉。众多关于社会生活史、日常生活史研究的论文,只有少数篇目是自觉运用生活史的方法来探究出版人的日常生活,如金圣灏的《1912-1927上海出版人的职业生活与人际网络》(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叶舟的《“过渡时代”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蒋维乔在上海(1903-1911)》⑧,实属凤毛麟角。因此,本文提出“出版生活史”的概念,提倡进行“自觉的”“跨学科的”、以“生活史”为理论工具和研究视角的出版生活史研究,仍是十分必要的,有其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

  吕绍理提及自己对于时间感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服兵役时期被长官训斥的历程,这段时间的灰色生活让他对日常生活中的时间和个人感受产生浓烈的探索兴趣,并最终融合到他的日常生活研究之中,吕绍理认为做日常生活史研究,只有将学术生活与日常生活结合起来才可能真正严肃地探索历史中的时间感。

生活史到底是什么?其内涵和外延如何?迄今仍众说纷纭,尚缺乏一个权威定义。在欧美学术界,“生活史更多被作为一种研究视角、研究方法来运用,其英语表达有life
history method;life history perspective;life history approach;life
history
methodology等。我国学者翻译为生活史方法、生活历史法、生活历史研究和生活史研究等,意义相同”⑨。经过一段时间后,大家普遍接受和使用的是“生活史研究”这个提法。在国内学术界,对于“生活史”“日常生活史”“社会生活史”几个概念也并没有进行严格区分,大多数时候名异而实同⑩。我们讲生活史研究也不作严格分辨,只是更偏重于普通民众最基本和最普遍的生活。通过梳理生活史研究既有文献,可以发现学界已形成一些基本共识:生活史研究历史上人们除了生产及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之外,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物质、精神及社会交往需要的活动及其变迁,其研究内容主要是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休闲娱乐等精神生活、交际生活等。由此可知,生活史主要研究的还是与个体生存直接相关的日常生活史。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这种日常生活史与西方世界的所谓私人生活史有一定联系,但也有明显的不同。

那么,出版生活史是什么呢?本文认为,出版生活史是指一切与出版生活有关的历史,它的核心是出版从业人员以及与出版关系密切的人群的日常生活史,主要研究出版人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休闲娱乐等精神生活以及人际交往生活。我们这里所谓“出版人”既包括那些著名的出版家、编辑家、发行家,也包括为数众多的普通编辑、校对、发行人员、店员,以及其他从事出版工作的一般职工。只是历史上这些普通出版人留下来的资料比较难以搜集到。他们才更应当引起出版生活史研究者的特别关注。限于资料,我们下文举例,大多讲的还是一些有地位、有影响的编辑出版家。

可见,所谓出版生活史更多的是记述出版从业人员以及与出版活动关系密切的知识分子等的日常生活史。“日常生活史的研究领域非常宽泛,对其关注范围只能模糊约定为‘日常行为’,包括工作行为和非工作行为两大类”。“按照这种界定,衣食住行、人际交往、职业与劳动、生与死、爱与憎、焦虑与憧憬、灾变与节庆,都属于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内容;而日常行为所牵涉的所有制关系、财产继承、人口变化、家庭关系、亲族关系、城市制度、工人运动、法律争讼等,也可以作为背景进入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范围”。日常生活区别于非日常生活的特性在于,“它是一个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基本存在方式,凭借传统、习惯、经验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而加以维系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因此,在出版人的日常生活史中,传统、习惯、经验等因素占据着重要位置,而衣食住行、休闲娱乐、人际交往构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出版生活史的研究内容虽然面很宽,内容很繁杂,但主要可归纳为日常生活的经济和交往两个方面。而出版人休闲娱乐方面的也属精神生活的内容,当是题中应有之意,同样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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