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备受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开始实施。这部从酝酿到出台花费近10年时间的法律,让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真正步入有法可依的阶段。

摘要:并不是所有称为遗产的非物质文化都值得保护。在濒危优先的情况下,还应兼顾考虑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价值审美价值。树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尊严和社会影响,让传承人和非遗本身得到国家的重视。减少工业化复制和机械化规模生产对非遗的冲击,减少城市化对乡村文化的冲击和破坏。政府和专家应为非遗的生存和发展保驾护航,而不仅仅是简单的认证和评定,另外非遗保护也不能最后只剩下存档,保护之后是传承。

 

  作为21世纪我国文化领域出台的第一部法律,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体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鲜明的中国特色,例如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和保护区分开来;首次明确了传承人的退出机制;规定调查应当征得调查对象的同意并尊重其风俗习惯,侵犯且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给予处分等。


新华网成都5月31日电(记者 海明威 余里 吴晓颖)《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将于6月1日起正式实施,正在成都参加非遗保护国际论坛的官员和学者认为,该法的实施是中国非遗保护工作的重大进展,从此中华民族的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依法保护的轨道。

  早在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全世界共19个申报项目入选,其中包括中国昆曲艺术。10余年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保护领域不断拓展,已由以往单项的选择性的项目保护逐步走向全国整体性、系统性的全面保护阶段,从原来的民间文学、传统音乐、舞蹈、戏曲、美术等民族民间艺术,拓展到目前包括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十大门类,内涵更加丰富,内容更加全面。中央和省级财政已累计投入17.89亿元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正在逐步形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体系。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说,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在我国文化法制建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它对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是文化遗产还是遗留物?我国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的数量大概接近3000项,最后的结果严格地控制到191项,其目的在于真正把具有民族文化价值和典范意义的项目提高到国家级层面。这是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以来进行的格外严格的评定结果。这也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不是所有的非遗都值得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究竟应该保护什么?如果不弄清这个问题,恐怕在将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会存在诸多问题。贵州侗族萨玛节是一个古老而神圣的节日,为发展旅游业,当地居民曾一度被迫一年之内过了四个萨玛节。有些地方为了一个所谓的文化名人到处争抢非遗权,有的地方为了一个西门庆大兴土木,把西门庆这样一个恶劣的文学形象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开发。还有的干脆把童子尿煮鸡蛋也作为非遗项目进行申报,竟然也能成功地成为当地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全民族的共同财富,它是经过长期的口头记忆、工艺技术、身体形态等诸多方式将人类集体的精神财富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传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在这里我们应该明确地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定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我们无意评判文化是否有先进落后之分,文化是否有精华和糟粕之分。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遗产都值得保护。那些存在过的本身并没有审美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的遗留物,比如西门庆故里,比如童子尿煮鸡蛋等,这样的文化遗产附带着低级庸俗的价值观同时也丧失了文化对人精神引领的价值,这样的遗存属于自然淘汰之列,没有必要动用人力物力保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进行中,自然淘汰可能并不是无足轻重、微不足道的,而反倒是十分重要的手段。对于民众来说,非物质文化的发展嬗变不可能听任一种权威力量的指挥,而靠的是自然淘汰,即民众的自愿选择,故自然淘汰也可以称为文化选择。自然淘汰中一个很实用的文化规则就是:是否有用。这里的有用是指:对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积极影响。文化无贵贱之分,但文化有美丑之别,有精神层次的区分。眉毛胡子一把抓,认为遗产就是好的思想不是科学的思想,更不是学术的思想。鉴别力决定了一个人的学术胸怀和能力高下。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当然有精华和糟粕之分,当然应该有一个选择的标准,只是这个标准该由谁定?怎么定是个需要深入讨论的话题。在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专家立场的不统一,对非遗保护就形成了极大的妨碍。尤其是文化遗产无精华糟粕论本身就容易制造保护工作的混乱。对待世界多元文化,讲求相对主义,尊重文化个性和遗产本身的特点无可厚非。但具体到每个民族的遗产本身,从本民族的视角去评判文化遗产的价值时还应有自己的标准和基本的价值判断。留长辫子、妻妾成群、裹小脚等等如果再次成为被保护的遗产,成为我们的优秀文化进行传播,那么中国的文化形象和国家形象必然受到巨大损伤。文物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是两回事。可以说所有的过去的遗留物都可以作为文物研究或收藏的对象,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受到保护的一定不是落后的糟粕的文化垃圾,不能将遗留物等同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不能按照我们今天的价值观和审美标准要求古人、判断历史上的民间文学作品。历史上的民间文学所反映的思想和内容,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过去的社会和思想发展认识古代社会和文化形态,是非常珍贵的资料。这虽然是针对民间文学的价值判断而言,对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判断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即我们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能够获得什么历史文化价值?如果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能给我们更多的审美需要历史文化的思考或者积极的精神引领,那么这样的非遗本身就值得怀疑,它的存在值得怀疑。目前以经济效果度量非遗价值的行为正在形成一种风气。在保护之先已经把被保护对象商品化市场化,借着保护之名其实是在对遗产本身进行扭曲和破坏。藏族唐卡是一种用天然矿物质制作的艺术品,好的唐卡制作时间需要一年左右,售价要10万元甚至20万元以上。而目前大量的唐卡靠机器印刷、批量生产,每幅售价20元左右。如果现在的唐卡都变成了速成品,原来的唐卡就将消亡。唐卡生存危机同样普遍存在于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机械化大生产代替手工操作,将农耕文明的文化信息用无情的机器取代,参与手工制作的技艺及相关的文化传统也因为追求效益而简化或淡化。机器化的结果是价格低廉、销售量大、市场需求大。因为价格低而且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消费文化的大众更愿意购买。但手工传统技艺从此必将受到冲击,本来就不乐观的生存将被机械化挤压。长此以往浓缩在过去文化遗产中的非物质性将无法传承。口口相传的工艺秘诀失传,年轻人丧失继承的积极性,这是致命的。所以那些一味要求用机械化追求效益而进行的产业化保护行为其实质就是破坏文化生态,破坏非遗。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和专家的任务是保护传承项目和项目传承人的利益。依法对非遗项目进行知识产权保护,没经过专家和政府的论证任何一项珍贵的非遗项目都不能轻易产业化。机械化表面上是争取到了效益,但从长远看它最终将消灭传统非遗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实质,消灭传统文化的品质和生存的能力。为保护非遗不受到工业化的冲击,使其葆有自身的工艺和文化价值及生命活力,保护工作还应讲究一定的策略。对那些濒危的遗产进行重点保护,政府从政策和资金扶持,对那些还具有生命活力的非遗项目,应该在政府的帮助下由艺人自己做选择,通过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的方式主动求取生存道路。民俗的变化不是质朴风俗恶化的标记,而是真实性的代表。变化表明民俗曾经经过了转型。不管它的源头是什么,民族总是在不断地创造民俗。只有艺术才是自发的、自然的、无意识的,他们能反映一个民族的真实身份。②这里其实也表达了专家对民俗自然发展变化的要求:既要看到民俗不变的一面还要看到其活态流变的另一面,民俗总是在民族的不断创造中发生着变化。这个变化一定不是政府引导专家意志,而是艺人顺应时代而进行的符合规律的求生之变。在文化遗产的变与不变中我们能明显地感受到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价值;而多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那些有生命力的文化遗产常常又和艺术结缘,通过表演通过讲述通过制作,那些具有艺术魅力并通过代代相传的方式保留下来的艺术常常提升了遗产保护的价值。这恰恰表现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审美价值的一个方面。

“非遗法”今年2月25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并公布,这部法律对非遗的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法律责任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作为文化方面的法律,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是整个法律体系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全文一共6章45条,确定了保护的原则,也确立了名录制度、传承人制度和相关的法律责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文化室主任朱兵对这部法律的社会影响和文化价值给予高度肯定。

国家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资华筠认为,“非遗法”的出台不仅使非遗保护工作得到了法律保障,更将进一步调动起全社会的非遗保护意识。“这部法律既与国际公约接轨,又反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理念与经验。”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法律的影响下,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审核显得格外慎重。5月底,国务院批准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191项,扩展项目164项,较前两批合计1028项相比,数目有了较大幅度减少。更为人瞩目的是,非遗法明确提出国家级非遗名录的退出机制,这些都旨在改变以往部分地方存在的重申报轻保护现象,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马盛德说,第三批名录全国申报的数量大概接近3000项,最后的结果非常严格地控制到191项,目的在于真正把具有民族文化价值和典范意义的项目提高到国家级层面。

中国非遗资源异常丰富,全国非遗资源总量近87万项。中国国务院自2006年起先后公布了两批共102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项目。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谨慎扩容目的在于,警惕保护中的破坏性保护决策以及非物质的物质化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很多项目是中国农耕社会的产物,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大力推进,随着生产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日趋艰难,对象的甄别也日趋复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所以发起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是因为在世界全球化的今天,人类文化遗产受到工业、旅游业等诸多威胁,正面临消失的危险。然而,更应该警惕的是,在非遗保护中存在打着保护旗号的破坏行为,在某种意义上,非遗的这种扭曲比消失更可怕。

根据“非遗法”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和游艺等。

  今年年初,浙江省东阳市童子尿煮鸡蛋入选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非遗保护界引起轩然大波。尽管当地人将其称为春天的味道,对此的质疑声音仍然不断。到底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童子尿煮鸡蛋到底应不应该算作非物质文化遗产?许多专家认为,对于这样的非遗、这样的味道应该持坚决的否定态度。值得警惕的是,类似这种童子尿煮鸡蛋项目在各级非遗名录中并不在少数。专家呼吁,当下最紧迫的工作,是重新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近年来,中国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规定,如通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建立国家四级名录保护体系、加强传承人保护等举措来保护非遗。

风俗习惯,  贵州侗族萨玛节是一个古老而神圣的节日,为发展旅游业,当地居民曾一度被迫一年之内过了四个萨玛节。四川汶川阿尔羌寨灾后重建中,那些被认为不具有羌族建筑特点的民居,被指令用片石、黄泥在钢筋混凝土的墙面上粘贴涂抹,带上被认为具有羌族典型文化特征的面具。阿尔羌寨的村寨风貌改造是基于汶川县的文化遗产保护–将龙溪沟打造成为羌人谷的规划。以经济效果度量非遗价值的行为正在逼迫我们不断反思,非物质文化遗产究竟应该保护什么?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祈庆富说。藏族唐卡是一种用天然矿物质制作的艺术品,好的唐卡制作时间需要一年左右,售价要10万元甚至20万元以上。现在已有大量靠机器印刷、批量生产的速成品,每幅售价20元左右。假货鱼目混珠,破坏性很大,如果现在的唐卡都变成了速成品,原来的唐卡就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符号性,假货更大的破坏性在于,它将无形的、非物质的传承方式变成了物化的、泛物化的形态,这对于非遗的认定和保护无疑是一种颠覆性的误读。他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对文化形态的保护,需要保护的是传承人和传承项目。

但是专家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变化,非遗依存的社会环境日益狭窄,许多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消亡,尤其是由于非遗保护制度建设特别是立法滞后,保护工作无法可依。

“‘非遗法’的出台为中国非遗保护提供了根本性的依据,使经费投入、传承人扶持等得到了有效保障,会有力地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科学水平。”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今年二月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

对于中国“非遗法”的实施,正在成都访问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处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秘书处负责人塞西尔·杜维勒认为,作为公约缔约国,中国推动非遗立法是积极履约的表现。她认为“非遗法”中对于境外组织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进行非遗调查的规定是为了使传承非遗的当地社区受益,这符合公约的精神。

中国于2004年8月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自从古琴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来,中国已有34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对于“非遗法”的即将实施,学者们也关注作为一部行政法,该法的规定能否得到有效落实。

“‘非遗法’中要求‘县级以上政府应当将保护非遗资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但是法律中对此并没有明确的监督和惩罚举措,这就很难保证得到切实执行。”四川大学教授、民俗学专家江玉祥说。

中国艺术研究院专家田青也认为,“非遗法”虽然明确规定文化主管部门要对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保护规划进行监督检查,但并没有明确惩罚机制以及相应的非遗名录退出机制,这就会降低法律的执行效力。

“‘非遗法’关键在于落实。从执行层面上,细则和机制是至关重要的。”资华筠说。

对于这些意见,参加论坛的文化部非遗司副司长马盛德表示,由于“非遗法”只是行政法,因此文化主管部门正在对于“非遗法”实施的相关配套政策进行研究制定。例如,对于非遗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就是政府近期的重点研究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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