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百岁老人走了。他是人民的学者,平凡而伟大,也是深受广大少数民族同胞尊敬和爱戴的慈祥老人。挥泪永别钟敬文先生的人们大概还记得放在先生遗体前的那一条条洁白而圣洁的哈达。这洁白而圣洁的哈达深深地寄托着少数民族同胞和从事民族民俗文化事业的专家学者们对钟敬文先生的无比怀念之情。钟敬文先生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事业,又以博大的胸怀倡导和关心着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民俗文化的研究,在他发展中国民俗学的思想战略中一直强调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研究方面要尽量注意培养本民族自己的专家学者,而且亲手培养了众多的少数民族民俗学博士和青年学者。因此,钟敬文先生的逝世,也是我国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研究事业的一大损失。今天我们纪念这位给中国民俗学界留下巨大思想和精神财富的老人的时候,很有必要探讨他对我国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研究事业的特殊贡献。我的这篇文章将从梳理和摘录钟敬文先生著述中有关民族民俗文化方面的论述和观点入手,钩沉钟敬文先生的民族民俗文化研究方面的重要思想,又联系钟敬文先生参与关心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民俗文化研究事业方面的活动和自己在钟先生身边的日子里体验到的钟先生培养少数民族民俗学人才的思想,初步论述钟敬文先生对我国民族民俗文化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

——重温钟敬文先生多学科的民俗学思想

[摘要]日本早稻田大学培养了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钟敬文与日本学者西村真次、松本信广、松村武雄、竹内好、实藤惠秀和增田涉等结成师生关系或学术友好,通过发表著述和开展学术对话,促进了中日现代人文科学的发展。这是一笔历史遗产,它在一二战之间的和平时期发生,在中、日与周围亚洲国家的绵长文化交流史中建设,从日本文化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和文学等多学科成果中吸收理论与方法,同时参照西方先进学说,开展跨学科研究;它将方法论与社会功能结合,使学术国际化的过程对参与其中的学者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起作用,对理论创建与学术社团的社会运动都起作用,也对携带爱国主义与摆脱狭隘的民族优越感都起作用,让一种富有现代文化史理解意义上的文化认同得到加强。尽管到1936年,中日学者已在狼烟中读书和批评战争了,但我们仍能从他们当年的学术活动的融入性思维、平等的概念和多元方法的研究中,找到今天所关注的跨文化研究的本质。

[关键词]钟敬文;留日;民俗学;跨文化研究;历史遗产


一、钟敬文先生早期学术研究中对民族民俗文化的关注和探讨

尹虎彬

  钟敬文先生于1934年至1936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在此期间,全面中日战争一触即发。一般情况下,战争对学术研究的影响是负面的,战时的学者交流活动是被动的,但战前30年代的中日学术交流有所不同。那时和后来的日本都有很多反战的学者,同时中国、日本与周围的亚洲国家又有绵长的文化交流史,历史上流传了大量的相似型的参照物。它们不是个别的存在,而是在物质、精神、社会组织与语言各领域广泛的分布。对这些相似物的认识,一方面,双方学者都承认有文化圈的特征;另一方面,双方都已经在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开展研究,至30年代初,中日两国都已完成新旧文化的内部转型,双方学者都有区别本土与他者的、带有关联与比较双重意识的、富有现代文化史理解意义上的文化认同,还产生了一批学术对话新成果,这些都推动了东亚各国的学术文化新建设。

  众所周知,钟敬文先生的民俗学研究事业是从歌谣的搜集记录和歌谣学的研究开始的。
钟敬文先生在广泛搜集歌谣的过程中首先接触到了南方少数民族的歌谣。1925年胡怀琛著《中国民歌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钟先生读了之后1926年7月写了一篇书评,重点对该书《近代抒情的短歌及其他短歌》的内容提出了批评,钟先生说:这八节中所收罗的歌谣的地域,只及我国六省,直隶,江苏,安徽,浙江,广东,广西。拿这一小部分地域所产出的歌谣,来代表中国全部近代的抒情歌,未免有点过于简单疏漏罢。满、蒙、回、藏各族的,且不必说,就是如甘肃的话(花)儿,云南的山歌,淮南的民歌,四川的佛偈子,以及广西僮人的情歌,云南果倮的俗歌等等,都各具有一种特殊的风俗与内容,足以代表一地域或一民族的思想、情感、礼俗等的。胡君忽略了这些,真教近代的抒情歌,减声褪色不少了。
钟先生指出了中国民歌不仅要在地域上包括全国各省各地区的歌谣,而且在民族上也应该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歌谣,并且特别强调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的歌谣都有其特殊的风俗和内容,从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民歌。正如钟先生一直强调中国民俗学是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那样,在这里已经表露出中国歌谣学也是多民族歌谣学的学术思想。这在钟先生早期治学思想来讲是难能可贵的。很可能与这个观点有关,钟先生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搜集记录的歌谣中颇重视南方少数民族的歌谣。在他不同时间里搜集和编辑的歌谣集中收入了俍、僮、畲、瑶等少数民族的歌谣。其中注释和翻译清代李调元记录的《粤风》中的瑶歌、俍歌、僮歌很有代表性。钟先生交代注释和翻译过程时说:这本书内容共分四部分,就是:一、粤歌;二、瑶歌;三、俍歌;四、僮歌。这四部分中,粤歌自然是很好懂的。瑶歌虽有许多地方非看注不行,但是大致还可说颇易明了。惟独俍、僮二歌,便太难了。它的语词、文法,简直和外国语一样,我们念起来,正好像在诵音译的佛经一样,全不懂得它里面说些什么。尽管经我们好学的前辈李调元先生辛苦地做了许多注释,但费解的地方,仍然不少。了解且不易,欣赏更无从说起了。那么,我们即使标点了出来,大家怎能读得懂并感觉兴趣呢?为此,我正在踌躇着,恰巧新认识的友人刘乾初君提议合力把他翻成国语,我一时茅塞顿开,觉得非这样不可。于是,我们就着手译述工作,现在那些译稿已经大略草定,需要再整理一下,方可以编成专书付印;因而这部《粤风》重编本也就永远和它分家了。
而经过钟先生和刘乾初合译,从李调元的《粤风》中分家出来的俍歌和僮歌就是1928年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编印的《俍僮情歌》。其学术价值,正如陈子艾教授所评论的那样,是我国现代歌谣学建设史上具有开拓意义的创造性工作。
虽然钟先生翻译这些歌谣的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了解和欣赏,但是,可以说这是钟先生献给当时中国歌谣学运动的一份少数民族歌谣的厚礼。马昌仪先生的评价很有代表性: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对这些少数民族歌谣已经有了很深的了解,但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我国的少数民族还处于被压迫被奴役和被歧视的社会地位,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能够蔑视封建传统,打破民族偏见,给被歧视的野人文艺鄙陋的俚歌以应有的学术地位,这在当时应该说是一种学术上的革新。

摘要

  然而,这期间中日学术交流要产生长期的影响,对钟敬文和他的日本学术圈而言,还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对双方学者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要起作用,二是对双方学者的理论创建与学术社会运动都要起作用,三是对学者的爱国主义与摆脱狭隘民族优越感都要起作用,战前的30年代正处于这样一个特殊时期,钟敬文在日本的研究虽然集中于民俗学,但也能反映出一个现实,使中、日、朝、印文化受到空前的关注,中日印相似故事的研究成为东方文化研究史的一个专题,中日学者在维护和平和坚持学术立场上对话。虽然战争使这种交流中断,但这批中日学者的学术作为至今值得我们总结。

  钟敬文先生早期的民族调查活动主要与他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的人类学调查活跃的学术环境有关系。钟先生1927年发表的《惠阳畲仔山苗民的调查》
和1928年发表的《僮民略考》
两篇文章表现出了当时钟先生对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民族研究的最初兴趣。在当时的民族调查活动中,钟先生是从民俗学研究者的角度进入的。1928年3月,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接受容肇祖的提议,由容肇祖和钟敬文邀请在广州为广东国民党党员会议跳舞的粤北瑶族同胞到中大跳舞,并查问其风俗习惯,以供研究。
当时,钟先生写的几篇有关少数民族的调查和考证文章都是从为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提供资料的愿望出发的。在《惠阳畲仔山苗民的调查》的小引中钟先生说:我们广东境内,多化外的民种,惠阳县畲仔山的苗民,便是其一了。这种文化未启的民族,他们一切的生活、习尚、思想等,都足以供人类学者,社会学者,历史学者,及其他各种专门家的考察探究。我自己虽然不是什么学者专家之类,没有急切要知道那些东西的要求,却颇愿意尽薄力所能,给他们一点儿研考上的材料。所以我把它简略调查一下,草草整理出来,以供献于他们之前。
这篇文章中苗民生活分(1)居住、(2)衣饰、(3)食物、(4)职业、(5)技艺、(6)经济,苗民风俗文化及其它分(1)风俗、(2)语言、(3)文字、(4)教育、(5)歌谣、(6)民族起源传说等内容。但是,钟先生当时的调查文章中也存在着问题,钟先生交代这篇文章的基本材料时说:从我们家到畲仔山,只有一百多里路,我久矣想到那里亲考察一下。可是为了俗事羁绊,直到现在还没有去过。这篇小文,大部分的材料,是一个姓黄的朋友供给我的。他曾亲到过那里一回,又常和到那里去的习熟,所以知道的颇详细,虽然他们自己谦说这些材料,恐或有靠不住的地方,并且太过于简略了,我曾请托过一位住在畲仔山附近地方的朋友,替我去细蜜地调查一下,此刻,他的材料尚未写好交来,我却恐怕自己过此以后再没有作这工作的机缘,所以就不及等候的,把这文草了出来。现在的人类学家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多数研究民族学的学者,特别是那些没有将民族学作为职业来认同的作者,没有认识到田野调查在民族学研究中的意义和作用,未能进行田野调查,甚至没有搜集实地调查资料的经验。
我认为,这种批评是认真和科学的,但是在当时民族学还没有完全形成的早期,一些缺点是难免的,不过这种行为的实际意义还是要肯定的。后来,钟敬文先生的所有文集里见不到这篇文章,钟先生也从不提起它,也说明了先生本人早已认识到它的缺点和对它的不满。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中国民族学早期历史上比较早出现的民族调查(实际上这是《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一篇民族调查的文章),在这一点上有它的历史意义。很可能与此有关,几年以后钟先生东渡日本,系统学习了民间文学、民俗学理论和人类学理论。钟先生的另一篇文章《僮民略考》中说:大约,是两三个月前的一天了,我和绍孟在编辑室随便的谈天,不知怎的,起、竟牵涉到我国西南部汉人以外各民族的问题,于是,我们决定在《语言历史学周刊》上出一个专号。
不过,这篇文章也是钟先生根据文献材料对壮族做的大纲式的考证。但是,我们看出,当时《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出西南民族研究专号,还是钟先生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当时,这种做法是比较普遍存在的,因此《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编后中说:我们觉得这刊物缺少实地调查的材料,多是纸上材料的措施整理。……真正要把纸上材料措施得妥善,也并不是很容易的事。

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它的多民族历史文化内涵和所具有的多学科学术脉络。这一点,在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的“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思想中得到了充分反映。钟敬文先生亲历了民俗学与民族文学研究事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历史。这对他形成自己多民族的民俗学观念具有决定作用。在中国,一些人口较少民族历史文化典籍稀少,绝大多数没有自己的本民族文字,或者使用本民族文字的历史时间相对较短。研究这些民族的历史文化,现地调查是基本途径,口头传统是主要的材料。口头传统研究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今日中国民俗学的学术增长点,具有文化遗产学、信息科学、传播学等多学科意义。

  总体说,日本学术对钟敬文的早期民俗学思想影响有三:一是日本学者的文化史学研究对钟敬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建设民众文化的学术研究起到关键作用;二是日本民俗学者使用民俗学方法和民族志学的方法研究民间文学,对钟敬文摆脱欧洲文化人类的进化论和故事分类学的影响大有启发,他后来创建的中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志学对此有所借鉴;三是日本学者使用印度佛典和敦煌文献研究中日相似故事,与钟敬文成为同道。战前的30年代对中日两国学术的发展都很关键,钟敬文作为当时中国民俗学界的代表人物,所受到日本学术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当时中国民俗学发展走势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欧亚民俗学的交流产生影响。

  钟敬文先生1936年1月在日本东京写的《〈异民族土俗专辑〉序言》中已经指出了民族志工作和科学采集问题:近代世界学术坛上,生长了两种很有意义同时又富于趣味的学问,这就是民族志和民族学。两者作为学问而成立的方法很不相同,即大体上说,前者是记叙的,具体的。反之,后者是理论的,概念的。但是,两者的关系,却又很密切至少,后者成立的基础,要建置在前者之上。……而眼前,在我们自己国境之内姑且仅限于我们国境之内,四处尚生息着文化晚熟的少数民族。他们一切的土俗社会组织、生活习惯以及器物、信仰、艺术等,正是人类文化史的一份珍贵的资料。假若现在我们不趁快动手采集,那么,时机一过,人类的这份可贵的遗产,便要永无可补救地丧失了。
钟先生在这里是从民族志学的角度重新认识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钟先生受到进化论人类学派的影响比较深,因此非常强调各少数民族民族志资料在文化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这在他解放以后所写的许多文章中都体现出来: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承认,民族志及民族学的原始资料和研究成果,对于我国乃至于世界文化史及一般文化科学的研究和发展,都是极其宝贵的。因为中国境内有五十多个兄弟民族,他们不但所住的地域各自不同,所处的社会形态也大相悬殊。……这几十个民族,差不多把人类所经历的社会阶段状况,同时地展开在我国辽阔的版图上。它成了社会发展史的形象的再现。这对学者们进行社会、文化各学科的考察、研究是何等有利的条件!
我们在钟先生以后的研究中偏重于文化史的研究和对民族志的重视看出,钟先生在日本所学习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理论更多地是属于理论方面的,而不是以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为目的。因此,钟先生回国以后仍然从事他原来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研究,而没有转变成职业的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同时,钟先生通过接受人类学、民族学和民族志的系统训练,对我国民族民俗文化有了进一步的理论认识,认识到中国民俗学的多民族特征。在这一点上,钟先生与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先生的一国民俗学有所不同,他是主张比较民俗学和多民族民俗学的。正是这种观点上的微妙的不同,致使钟先生在日本学习民俗学期间没有去拜访他十分尊敬的柳田国男先生。钟先生后来回忆说:至于柳田国男先生,他是当时日本民俗学的权威,他的代表作是《民间传承论》、《乡土生活研究法》等书。但我没有去拜访过他,原因一来他是研究一国民俗学的;二来我看了他的著作,觉得自己还没有请教他的资格。
钟先生虽然谦虚,但是他对柳田国男的一国民俗学观点是一直有自己的看法的。

关键词: 民俗学、民族文学、口头传统、理论与方法

  本文侧重于方法论的研究,主要使用钟敬文在留日期间和相关前后时期发表的文章,也参考了同时期其他中日学者发表的论文和译作,对钟敬文留日期间和在此前后的相关民俗学学说的特点进行考察,主要围绕钟敬文早期民俗学思想的三个问题展开:一是与日本东亚文化史研究的关系,二是与日本学者从民俗学角度研究民间文学的方法的关系,三是与日本学界研究中日印相似故事类型的关系。

  钟敬文先生的早期治学道路上对民族民俗文化的认识和学术思考经过了一个从摸索到理论认识的发展过程。

民俗学总是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的。欧洲民俗学发展伴随着民族主义运动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语言和民间文学往往成为民族主义者的利器。在亚洲,中国、日本和韩国民俗学,尽管各自所依据的材料、探讨的问题、理论和方法论的来源不同,但都与各国的民族文化认同产生了深刻的联系,都在学科发展的实践中重新反思了本国的国学传统。在日本,民族自省意识为近代国民国家形成的原动力,明治维新支持的“国学”意识形态,强调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受欧洲民俗学影响,日本民俗学由柳田国男于20世纪初创立。1934年柳田《民间传承论》,首次将folklore作为一国民俗学规定下来,认为民俗学是民族之学,也是一个民族的自省之学。日本的民俗学被认为和德国的volkskunde有共同性。它强调同系单一的日本民族文化。朝鲜民俗学兴起于1920年代,宋锡夏、孙晋泰1933年创办了《朝鲜民俗》刊物。中国现代民俗学诞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出现了现代意义的民俗学。1920年北大歌谣研究会、1922年《歌谣周刊》成为中国民俗学诞生的标志。但是在民俗学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大多为国学门的专家。中国现代学术首先冲击的是传统的经学。由于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等人的倡导,“国学”成为20世纪20年代的热点。这表明古今承续的、独立发展的中国文明和漫长的民俗学史前史和文献积累将对未来的中国民俗学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史家像鲁迅、郭沫若、闻一多、胡适、顾颉刚都探讨过俗文学和民间文学。钟敬文先生集著名诗人、散文家、民间文艺学家和民俗学家于一身,毕生投身民间文艺学的教学和研究,成为现代中国民俗学之父。

  一、钟敬文的民俗学学说形成与日本东亚文化史研究的关系

中国民俗学是以“大文学”(国学)为基础的一门学问。首先,中国文人记录民俗的历史久远,国学传统的积淀深厚,记载民俗的古代典籍非常丰富。中国民俗学的采集和记录多由文人完成,文学史上文人染指民间文学的例子不胜枚举,历代关于民间文化的思想和观念的著述数量相当可观。按照钟敬文先生的观点,中国文学有三大干流,即古典文学、俗文学和民间文学;古典文学里有民俗文化的要素;古典文学的研究可以引入民俗学的方法,如实地考察法,以今证古法等。其次,这些典籍所涵盖的范围是文史哲等多个领域,就拿儒、释、道三教传统的典籍来说,堪称汗牛充栋。如果知识面不够宽广,我们不可能很深入地了解民间文学中非文学的部分。可以这么说,当代学术有两条道路,要么在国学领域文史哲打通,要么中西贯通。中国民俗学界的前辈中间不乏这样的学术大师。

  钟敬文是中国民俗学的奠基者,柳田国男是日本民俗学的开创人,钟敬文留日,本来是可以与柳田国男见面的,但钟敬文在留日期间并没有与柳田国男联系,而是靠向了日本的文化史学者。他的这种选择的思想倾向,绝非指民俗学不重要,而是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予他的影响更大。我国五四时期提倡改造上层文化,提升下层文化,推动社会改革,这成为钟敬文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使命。他选择民俗学是因为建设下层文化的需要。他崇敬柳田国男,但他所肩负的文化改革使命让他先选择文化史学。他要先做投身民众学问的文化研究者,然后再做民俗学者,这也是他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发生了变化的结果。

民俗学主要研究对象是作为文化创造者的民众、民间传统文化的基本样式,以及它们在特定社区或者集团中被创造、传承、共享的规律。自下而上的治学方式是民俗学的学科特点,民俗学者可以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学会站在民众的立场看问题,理解和尊重民众的文化创造。民俗学还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目前,在通行的民俗学教学中,民俗学含民间文学。这一做法的前提是,民间文学中包含民俗的要素,民俗学可以解释民间文学中的非文学现象,民俗学和民族志材料有助于分析民间文学。但是,文学与民间文学并不容易区别;一些后发达民族中的文学尚未单独分化出来,“文学”一词出现的也比较晚,各个历史时代的作家还不断地利用和提炼民间文学,如文人的史诗创作等。因此,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钟敬文先生认为人类学和民俗学是姊妹学科,它们所处理的文化对象,主要是集体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它与民间文艺学、民俗学所处理的对象大部分是共同的或者是相互关联的。因此,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理论的探索、阐发等方面,都有汇通和启发之处。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有学者提出,民俗学学科内涵中包含了历史学(遗留物和传承)、社会学(集体性)和文化人类学(民俗是人类创造的文化的一部分)的旨趣。各个不同的学科都拥有基本概念和范畴,基本原理和认识问题的方法。比如,人类学的核心词是“文化”,社会学的核心词是“社会”,而民俗学的核心词是“传承”。从人文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19世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时代。人文科学以及与之相关的许多重大理论也大都产生在这个时代。以民俗学而论,产生于这个时代的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影响最为持久,该方法也融合了多学科的思想。进化论、实证论、比较研究、传播学,再加上文本批评,这些便构成了芬兰历史地理学派的主要内容。20世纪以降,心理分析学、文化研究和结构主义都对民俗学产生过影响。钟敬文先生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站在民族历史文化和学科发展的高度,倡导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民俗学界曾经介绍过日本民俗学家的一些著作,其中便涉及民俗学与邻近学科的关系。钟敬文先生的独特之处,是他一生都在坚持多学科的民俗学思想,这一思想一直到晚年仍在不断深化。而且,他在自己的学术实践中贯彻了这种思想和方法。比如他关于女娲神话、刘三姐传说、晚清民俗学史的梳理等,都是跨学科的研究。他在招收和培养民俗学专业学生的过程中也努力实践着这个思想。首先,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被看作是相邻的学科,从专业基础课程教学阶段便强调多学科的训练。其次,在他门下攻读民俗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取得学术上的突出成就者不乏那些来自历史学、民族学的学生。第三,他很重视学员的多民族文化背景,注意吸收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的年轻学子,先后有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彝族、壮族、柯尔克孜族的学生到北京师范大学攻读民俗学博士学位,这些学生毕业后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西村真次等日本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和钟敬文的文化史研究

在改革开放初期,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学者多来自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他们以民族学家、民族语言学家和文学研究家、外国文学研究家等身份,分布在中国民俗学会以及其他机构里,如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和边疆地方民族院校等机构。1977年夏钟敬文和顾颉刚等七教授倡导发起成立中国民俗学会,1983年5月21日中国民俗学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那时,在10余位副理事长、44位理事之中,民族学和历史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占据比较大的比例,像杨堃、吴文藻、钱南扬、常任侠、白寿彝、李安宅、秋浦、吴泽麟等,他们都是来自于其他学科的学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现代民俗学60年发展的历史状况。可以说,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多民族的文化背景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历史发展的重要特点。

  战前西村真次有很多著述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或发表,引起中国民俗学界关注的有5篇,对钟敬文影响最大的有《世界文化史》、《文化移动论》和《日本文化史概论》。西村真次为钟敬文建设中国民俗学理论输入了文化史理论与知识系统,补充了文化史方法,促使他开展文化史学与民俗学的交叉研究,摆脱欧洲文化人类学的进化论影响。钟敬文的突出成绩是发表了《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献给西村真次和顾颉刚两先生》的重磅长文,论文的问题是从西村真次那里来的,钟敬文补充了20世纪初敦煌石室中新发现的《搜神记》中记载的田昆仑故事和其他大量中国历史文献,还补充了中国现存的口头资料,并将日本老师提出白鸟处女1个类型,发展为25个类型。如小岛璎礼所说,他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同时一直具有吸收世界学问的成果的态度,民间故事的研究很早就具有了一门学科的体系,其原因在于它开始就是从文化史角度出发的。钟敬文还与另一位日本文化史学者松本信广对话,发表了著名论文《老獭稚型传说的发生地三个分布于朝鲜、越南及中国的同型传说的发生地域试断》,也在当时引起轰动,他通过与松本信广的对话,认识到要控制比较研究的度。钟敬文赴日前,已开始对《山海经》做文化史研究,但《山海经》是死文献,到了日本文化史学者手里就有了不同的生命力。钟敬文还与其他日本文化史学者对话,包括市村瓒次郎、芦谷重常、小川琢治、铃木虎雄、鸟居龙藏和今西龙等,从不同角度吸收他们的成果,充实中国民俗学。钟敬文赴日学习文化史的明显收获有两个:一是把在中国得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念,通过在日本学习和掌握文化史学的专业理论,找到了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政治概念转成文化研究概念的桥梁;二是把文化史学与民俗学结合起来,思考当时日本学者遇到的使用口头资料和多国故事类型资料所遇到的问题,做成下层文化的专门学问。他后来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的历史民俗学和民俗文化学。

“五四”歌谣学运动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端,其文艺和政治意义已经为学界所熟知。但是,学界对民俗学多学科和多元文化背景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大家知道,当初北京大学的文科教授开始搜集近世歌谣,主要是文学的角度,后来有语言学的角度。1928年中山大学一开始就确立了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研究歌谣,后来又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在抗战时期的在北方解放区,民间文艺受到重视并得到发展;与此同时,抗战大后方的知识分子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实地调查,这有一学术传统后来也得到发展。解放后贯彻民族政策,少数民族的社会调查有了更大的发展。杨成志也曾经指出,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民俗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比人文学的民俗研究迟到10年。并且多侧重少数民族方面,对汉族的研究比较少。杨成志认为,民俗学与历史学、文学、语言学、人类学等联系密切。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又是多民族的国家,要了解民间文艺真面目,就要熟悉相关的社会历史、风俗、信仰、语言等情况。在谈起中山大学时期的民俗学发展时,他提到西南民族调查和两粤各地风俗调查,提到史禄国、容肇祖等学者到云南调查彝族民间文物和经籍等学术活动。《民俗》周刊还组织了西南民族研究专号,包括瑶山专号、广东民族概论专号,蛋户专号,云南调查专号,这时钟敬文先生就注意搜集歌仙刘三妹的故事。解放后受到苏联的影响,中国民俗学研究又回到文艺学的单一模式。另一方面,延安和解放区的民间文艺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建国后的学术走向。因此,直到今天,民间文学是否要纳入民俗学的领域,有时也会成为争论的话题。现在看来,这种不同的学术追求,根源于中国民俗学本来就有国学传统,从中国文学的角度来研究民间文学,这样的学者多半是研究本国文学的专家,他们有天然的丰厚资源。中国史官文化发达,历史文献丰富。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它所面对的是文字文化占据绝对优势的国度的民间文学。因此,中国民间文艺家基本上是从文艺学的角度来研究民间文学,普遍具备良好的历史文献驾驭能力。另外一部分学者,本来不是做文学的,他们很多是从事民族史、民族学调查的人,社会学、民族学、民族语言和民族宗教等,是他们主要的研究领域。在这些学者看来,民间文学本来也不是什么重要的学问。甚至,就连民俗学也是个小零头,比起民族学要研究的部落、部族、民族发展,比起婚姻、家庭、宗教、信仰来说,民俗不过是社会生活的浅表现象。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主要记录的是社会历史文化,民间文学占据位置很不重要。在中国,汉族以外的其他一些人口较少民族,历史文化典籍稀少,绝大多数没有自己的本民族文字,或者使用本民族文字的历史时间相对较短。研究这些民族的历史文化,现地调查是观察一地人民社会组织和文化状况的基本途径,口头传统是主要的材料。由此可知,强调从民族学、社会学和民俗学的角度来研究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民间文学,这是从实际出发得出的结论。另外,强调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这也是人文学科未来发展的趋势。钟敬文先生就指出过:“一种科学的对象,从多种角度去加以研究,这是近今世界学术发展的自然趋势。”

  (二)钟敬文与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

钟敬文先生在中山大学时期,亲历了民俗学与民族调查的历史,这对其多学科民俗学思想的形成,无疑产生过重要作用。建国后,少数民族文学事业蓬勃发展,这对他形成自己多民族的民俗学观念也具有决定作用。钟敬文先生在谈到建国后的民间文艺学时,总是要谈到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他很关注与民俗学关系紧密的为数不多的刊物,如《民间文学论坛》、《民族文学研究》和《民间文艺集刊》。他在自己撰写的关于神话、传说、故事和民歌等的大量著述中,广泛引用多民族的民间文学资料。从1981年开始,全国各民族院校都相继开设了少数民族文学和民间文学课程。钟敬文先生也在教学的实践中要求学生加强民俗学和民族学的训练,加强外语的学习。不久他还撰写论文探讨民俗学和民族学对研究民间文学的意义。1981年在首届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年会上,钟敬文先生就发表了《民间文艺学的科学体系及其研究方法》,包括理论和方法、学科历史、资料学建设等,以及专门研究领域如神话、童话学等。1979年夏天,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为期一个月的民间文学讲习班,邀请在京的民族语言和文学研究家马学良、佟锦华、张公瑾、胡振华等分别就藏族、西北和西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专题报告。那时候,“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已经成为重要的学术范畴。在钟敬文先生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里,各民族民间文学的交流和影响得到很好的表述。

  钟敬文留日进入的另一个学术圈是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会。他通过与这个学术圈往来,将文学活动与民间文学活动结合进一步思考怎样将古代文化史与现代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打通,解决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中的诸多问题。钟敬文与该会往来较多的日本学者是竹内好、实藤惠秀和增田涉,此外与盐谷温、松枝茂夫和长泽规矩也等日本文学家也有来往。据实藤惠秀回忆,他在一次展览会上发现了钟敬文写苏曼殊的诗,而他本人也喜欢苏曼殊,于是就由此事牵线,找到了钟敬文,请钟敬文到中国文学会做讲演,这次讲演的题目是《中国民间文学的搜集与研究现状》。钟敬文还有一个特殊身份是认识鲁迅,也认识鲁迅的日本弟子增田涉,这样中日双方都需要他在这个位置上发言,他也使用两种方法研究鲁迅:一是使用现代文学的方法研究鲁迅,并出版专著《关于鲁迅的论考与回想》,一是使用民俗学的方法研究鲁迅,并发表论文《作

民间文学是少数民族文学的主要方面,搜集整理成为一项长期任务。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间,钟敬文先生积极推动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比如他在三套集成的编纂过程中,在民俗学会的工作中,始终坚持不懈地强调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和整理工作。钟老治学侧重民间文艺方面,他认为该领域也是少数民族文艺的主要方面。少数民族文艺的两个重要任务,其一是搜集整理,其二是研究。钟老多次提到,少数民族文学主要是民间文学,除了一些比较早地使用文字的民族之外,诉诸文字记录的文学作品相对比较少。因此,搜集整理包括翻译工作,成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主要工作。三大史诗的搜集和整理更是重中之重。

  为民间文艺学者的鲁迅》。竹内好很早就指出了他的这个优势。

与上述情形相适应,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训练成为从事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和研究的必备条件。这一方面,在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研究的民族院校和科研机构里得到了实践的检验。新时期伊始,马学良先生在《民俗学与语言学》一文里,介绍格林兄弟语言学和神话学的研究经验,指出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他认为,由于大多数民族没有文字,对于口头传统的记录和整理,就需要语言学的训练。马先生在1982年即指出,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特别是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工作者应该具备语言学的知识,搜集、整理和翻译需要这方面的知识。民间文学仅仅是整个民族文化的一个部分,不能孤立地去研究,因此,民族学的科学知识不可或缺。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民族学主要是在民族历史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调查和识别国内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华民族的崛起,边疆民族问题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中国的民族学带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在中央民族大学语文系,马学良教授在建国后三十多年一直是民族语言学的领军者,后来改革开放后他注意到只研究语言是不够的,增加了民族文学这个专业,招收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文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研究生。

风俗习惯,  二、钟敬文的民俗学思想与日本学者从民俗学研究民间文学的方法的关系

钟敬文先生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开始在广东搜集客家山歌,同时也关注其他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作者在二十年代末发表了《歌仙刘三姐故事》。他在1978年参加少数民族文学教材编选及学术研讨会上做过该题目的讲演。期间经过了半个世纪!钟老得出的结论——刘三姐乃歌圩风俗的“女儿”——已经成为学界的名言。钟敬文先生在谈到女娲神话文献记录的功过时提到,神话在文字记载过程中遭到“异化”——历史化、哲学化、文学化。像芮逸夫《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和闻一多《伏羲考》这样的经典研究,都在文献学之外注意到民族志的材料。按照钟敬文先生的观点,少数民族民族志材料的价值则表现在其具有活形态、完整性、未被异化等特点。这一点至今仍然是民族文学研究的需要进一步深入阐发的关键问题之一。重温钟老在1980年中山大学讲演中提出的“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区别和联系,重温刘魁立先生的《民间文学与文学》一文,我们会更加关注当代社会的活的传统,会更深入地体会口头传承的奥妙,会更加坚定在民众的仪式行为过程中探究口头文学的魅力。大而言之,从民俗学角度来审视民族文学研究,我们会从以往的专题研究中发现新的问题,如作家文学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关系,以往的研究往往局限于文学史、文艺学、美学的范畴来谈论问题。西方经典美学主要反映了作家、艺术家的成就,并不能处处说明民间文艺的问题。这一点从维柯、维谢洛夫斯基、帕里和洛德等的相关论述中,我们已经获益良多。即便从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中,我们也会不断感受到口头传统的巨大魅力。我们还记得藏族诗人饶阶巴桑说过,民歌不会廉价地成为作家创作的养料;但是,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诗歌仍然浸透了传统的仪式语言风格,甚至留有民歌的冗余成分。人们很难想象,当人类进入21世纪的时候,在中国西藏、新疆的纵深地带,我们还能寻觅到史诗艺人,他们不仅能够口述史诗,而且还在传授弟子。在贵州边远地区,还存在着古歌的传承人,通过他们,人们还能够采录到古老的仪式语言。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有人会问,在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的时代,古老的史诗传统对于当代人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对此,我们只能说,我们当代人与我们的祖先,在心理上还是相通的。不仅如此,传统的或者地方性的文化,也日益为人类所关注,日益增强认知度,日益被更广泛地共享。《伊利亚特》不仅为西方现代大学文学科目的必读书,也为西方以外的人们所欣赏。“因特奈特”可以使“伊利亚特”获得更高层次的艺术认同。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口头传统研究逐渐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领域。这是因为相对于汉族来说,我国少数民族的口头文学蕴藏丰富,尤其以口传的长篇叙事诗歌和史诗最具民族特色,样式繁复、形态多样、传承时代久远,流传地域广阔,与少数民族的历史生活和文化认同联系紧密,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各个民族的文化创造力量,最能代表各个民族的文学成就。史诗研究本身不构成独立学科,但是,围绕史诗所展开的研究的确是多学科的。史诗研究者往往来自于古典学、语言学、比较文学,民俗学、民族志学或文化人类学等专门学科的专门家或大师级人物。如帕里-洛德学说具有跨学科的意义,这一学说发展到今天,不仅穿越了古典学和口头传统研究,也使得史诗研究向世界一百多种语言传统有不断推进的趋势。有些研究题目具有多学科的意义。今天的口头传统研究,强调不同文化背景和多学科之间的对话,从文化遗产学、信息科学、传播学等多个领域,对口头传统进行跨学科研究,口头传统日益成为我们人类共同的遗产。口头传统研究的议题包括口头文学的创编、记忆和传递,口头传统的采录、归档、整理和数字化,濒危语言抢救和民俗学档案馆建设等。科技革命和社会变革这些时代要素,将不断地改变着旧的意识形态和旧观念。如19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和民族独立运动,进化论的产生,20世纪的科技革命,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等,预示着新时代的开始。总之,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中,民俗学(含民间文艺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民族文学研究界许多重要学者也以从事民间文学者占据相对优势,其主要成果也大多属于民族民间文学研究领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中一些专项研究,如神话学、史诗学、民歌和叙事长诗研究等,也随着民俗学的不断演进而纳入到口头传统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研究之中。这些都将推动民族文学研究向更加宽广的领域发展。

  钟敬文赴日学习的主业是民俗学,但他不是一张白纸,而是成名学者。他的学习计划是围绕目标设计的,他的学习结果必然具有中国学者的独立性。在民俗学方面,柳田国男和松村武雄对他产生了两种重要影响:一是将民俗学理论建设与学术社团建设相结合,二是重视少数民族民俗研究。

钟敬文先生“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思想表达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愿望,符合中国国情,也是中国民俗学发展道路的正确选择。长期以来,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典范性著作,大多属于依靠汉文典籍,以中原农耕社会的民间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研究。一国民俗学强调在本国的立场上研究一国之内的民间文化,这多少区别于人类学的异文化研究的传统。当然,当代人类学本土化趋势已经改变了这些学术史的特点。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民俗学,其中许多是属于跨境民族的民俗学,如蒙古、朝鲜、柯尔克孜、哈萨克、鄂温克、傣等民族。他们所属的文化包括了渔猎、游牧、稻作和旱地灌溉、刀耕火种这些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这些都给民俗学研究带来许多新的启示:中华文化的地理范围与今天的国境线或者国家版图是不相重合的,远远大于今天的国家地理概念。我们的民间传统文化与东北亚,与南亚、西亚和中亚地区,在历史上都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杨堃先生曾经专文论述神话研究与宗教学和民族学的关系,他非常赞赏钟敬文《民族志在古典神话研究上的作用》一文。他还举述芮逸夫《苗族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认为研究南方民族的神话和史诗,眼光要跨越国家边境的界限,以文化区如“东南亚文化区”来做比较研究。他认为中国文化区比中国今天的国境线广泛得多。笔者认为这一点非常有现实意义。今天的南方神话或者古歌之类的研究,即是如此。南方史诗研究,若要建立一个研究模式,非得要超越一个国家的眼界,放眼东南亚。比如,中国汉族之外的多民族神话和史诗传统,与中亚史诗、东南亚史诗、北亚史诗等联系更加紧密,作为区域文明的类型,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其学术意义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这里有几点需要强调:首先,中国气派、中国特色和中国道路的民俗学,主要任务是从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的基本国情出发,把握当代世界发展的历史机遇,在广泛的世界联系中开拓中国民俗学的新领域,倡导跨文化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学术探索,争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成为世界民俗学研究的中心。其次,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民间传统文化的濒危性和搜集工作的迫切性,更加重视少数民族的口头传统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在汉族地区民间传统文化主要在村落这个层面得到了保存,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如西南、东南、西北、东北,云南、贵州、新疆和西藏,这些地方还存在活形态的古老传说、史诗和仪式生活。抢救性的搜集是最后一次机会,濒危性已经显得更加突出。第三,针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国际化程度较高的特点,学科建设要走开放式发展道路,要与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传统文化的比较中探求理论模式。为了研究神话和史诗这样的古老传统,我们有必要了解与我们国家历史传统相互联系紧密的邻邦,甚至可以到世界各地做田野研究,比如印度的当代史诗传统,非洲史诗传统,菲律宾和越南的史诗传统。其实,了解异国异文化,目的在于了解我们自己。

  (一)柳田国男从民俗学研究民间文学的方法

钟敬文:《中国古典文学与民俗学的关系》——答《文史知识》编辑部,见《钟敬文民俗学论集》第252-26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3月。

  钟敬文在日本时翻译了与柳田国男相关的两篇文章,一篇是《日本民族学会设立旨趣书》,主要阐述日本民族学会建设的主旨、机构、成员、刊物和规划,一篇是《民间传承论》的《导言》,柳田国男的代表作。钟敬文在自己晚年的力作《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中说:这个大师的著作就天天摆在我的桌子上。可见两人之心近。正是在这段时间他发表了论文《前奏曲》与《民间文艺学的建设》,建构了中国民俗学理论框架。

《文学和民间文学》,见《刘魁立民俗学论文集》第79-9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

  将柳田国男与钟敬文比较,两人的理论是有差别的。柳田国男认为民间文学是民俗学的组成部分,钟敬文认为民间文艺学是独立学科,可以与民俗学并列。柳田国男认为民间文学是民俗事象,钟敬文认为民间文学是社会现象与文化现象,并始终坚持民众在社会构成上的重要性的观点。柳田国男提出民俗学有精神、物质和社会组织三范畴,钟敬文同意,但又增加了语言民俗的第四个范畴,有了新的创造。他的这种创造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准备和日本文化史学说的知识准备共同打造的。钟敬文将中国民间文学视为一个博大多元的社会历史承载体,主张对其开展历史漫长的和社会结构复杂的研究,这样他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也必然是跨学科的。

钟敬文《加强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工作》(原载《民间文艺学文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3月。

  (二)松村武雄从民族民俗学角度研究民间文学的方法

参见井口章次《民俗学的位置》,收入《民俗学入门》,日本后藤兴善等著,王汝澜翻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年6月。

  日本学者松村武雄在战前已将文化史、民俗学、民间文学和中日故事比较结合研究,出版了很多著述,引起了钟敬文的注意,两人在战前的联系就很密切,钟敬文留日后乃称松村武雄为自己私淑的老师。

参见钟经文92年遗作、董晓萍整理《中国民俗史与民俗学史》,原载《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一辑,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在战前时期,松村武雄在中国出版的中译本论文有9篇,几乎超过西村真次中译文的一倍。钟敬文本人也加入了对松村武雄著述的翻译,发表译文有《地域决定的习俗与民谭》和《狗人国试论》等,这使松村武雄在中国的关注度更为提升。

董晓萍主编《数字钟敬文工作站》第108-109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

  钟敬文所学到的松村武雄的方法,有古代文化史中的下层文化史研究观点与方法,如松村武雄所说:中国也和其他许多文化国一样,神话老早就变成庙堂的,上流的,知识阶级的所有物了。反之,传说依然不曾离开民间,为民间和下层阶级的所有物的时间继续得很长久。儒教的势力,纵然支配了知识阶级,而于一般民间并不曾有多大的强烈作用;还有民俗学的方法,用来将古代文化史与现代口头资料打通,考察故事类型,不过最重要的是民族志方法。钟敬文受松村武雄影响而发表的论文有5篇,其中最有名的是《槃瓠神话的考察》和《中国古代民俗中的鼠》。

中国民俗学会编《会刊》第2期,1984年3月。

  钟敬文吸收松村武雄学说的要点有:一是民间文学的地方化研究,二是地缘相近的中日故事类型相似性研究,三是东方民间文学与东亚文化史的结合研究,四是中国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五是中日印故事比较研究。在民俗学与民族志的结合研究上,钟敬文对话的日本学者还有南方熊楠和高木敏雄,但松村武雄对他帮助是最大的。松村武雄的《狗人国试论》让他遇到了民族起源、动物图腾和少数民族文化史等问题,这些都是民族志的问题。钟敬文按照松村武雄的民族志方法,通过研究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盘瓠神话,创造了综合研究中国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史,以及处理相应历史文献与口头资料的学术范例,这对他后来建设中国的民族民间文学和民俗志学都是启示。

《民俗学三大学派的异同解释》,原载《民间文学论坛》1986年3期,收入作者《杨成志民俗学译述与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8月。

《我国民俗学运动概况》,原载《民间文学》1962年5月。收入作者《杨成志民俗学译述与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8月。

杨成志:《民俗学会的经过及出版物目录一览》,原载中山大学额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民俗》季刊第1期1936年9月5日,收入作者《杨成志民俗学译述与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8月。

见《民间文艺》16年11月29日。收入作者《杨成志民俗学译述与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8月。

钟敬文:《民俗学入门·序》,日本后藤兴善等著,王汝澜翻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年6月。

钟敬文:《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形成与发展》,原载《文艺研究》1984年第6期,收入《新的驿程》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10月。

许钰《北师大民间文学教研室的昨天与今天》(原载《民间文艺学文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3月。

钟敬文:《民间文学述要》,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5期,收入《新的驿程》。

《少数民族文艺研究》1982年第1期,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编印。

马学良:《论少数民族文学与语言学、民族学的关系》,原载《少数民族文艺研究》1982年第1期,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编印。

钟敬文:《刘三姐传说试论》,收入作者《新的驿程》第77-103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10月。

钟敬文:《论民族志在古典神话研究上的作用》,见《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第148-16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10月。

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

杨堃:《关于神话学与民族学的几个问题》,原载《民间文艺学文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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