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民俗作为一门学问进行研究,并进而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对民俗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这是本世纪初才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当时的民俗学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登上中国现代学术殿堂的。80多年过去了,民俗学虽然没能像其他人文学科那样在中国得到迅猛发展,在社会上受到广泛重视,但民俗学的发展还是有目共睹的。尤其可喜的是,在1997年国家对社会科学学科进行调整时,民俗学取得了独立学科的地位,在国家的学科目录中终于占有了一席之地,这为民俗学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21世纪的来临,许多人文学科面临着新的挑战,反思成为许多学科的重要话题。

新时期中国民俗学论纲

1927年,中山大学聘请傅斯年担任该校文科学长,傅大胖子把一大帮原北京大学的好朋友招至中山大学。顾颉刚来了之后,立即着手恢复原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但又嫌歌谣二字范围太窄,出刊时突然把刊名改成了《民间文艺》。此刊印了12期,顾颉刚觉得民间文艺的范围还是太窄,1928年3月,终于改定为《民俗周刊》,同时宣布成立了一个叫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松散组织。《民俗周刊》是定期刊物,但没有专职工作人员,具体负责编辑工作的是中文系的教务员钟敬文(后来被学界称为中国民俗学之父)。因为在此之前,国内并无专门的民俗刊物,创刊之初,稿源奇缺,钟敬文不得不四处求人赐稿,连历史系一位教务员从前草草写下的一则短记,现在呢,他又没有多余的时间再写,因为我即需稿用,只能把它发印了。钟敬文只编了24期,因为经手《吴歌乙集》的出版,被校长戴季陶以有秽亵歌谣之故辞退了。顾颉刚顿失手足,只好亲手编了25、26两期,然后交给容肇祖(著名哲学史家)。容肇祖刚接手时也没有稿源,只好把亲戚朋友老师同学全发动起来写稿,他的妹妹容媛正是由此走上学术道路,后来成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容肇祖从内容到形式都做了些改革,将竖排改为横排,一改杂志的做法,以专刊的形式行专集之实,连续预告并推出中秋专号传说专号神的专号故事专号等,有时一期就刊一位作者的一部书稿。如此滚动运作,反而销路大涨,稿源激增。顾颉刚离开中大之后,容肇祖将《民俗周刊》支撑到第95期,然后把周刊交给刘万章,自己去了岭南大学。刘万章在学术界没有身份,根本约不到教授的稿子,只能用些学生和各地民俗学爱好者的来稿,以至稿件质量越来越差。出到第110期,学校不再给予经费支持,被迫停刊。两年后容肇祖回到中山大学,1933年3月,在当时的文史研究所主任朱希祖一再鼓动下,容肇祖复刊了《民俗周刊》,复刊只印了13期,容肇祖再次离开中山大学。《民俗周刊》,这份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颇具影响的民俗学专业期刊终于结束了它的开拓使命。在《民俗周刊》之前,学术界已经意识到应该有一门学问专门研究低层的平民文化与平民生活,但是,这门学科该叫什么名称呢?不同的学者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设想,诸如民学民情学风谣学歌谣学风俗学民俗学等等,之所以最终定名为民俗学,与《民俗周刊》直接相关。顾颉刚是个学科意识很强的人,精通学术经营。《民俗周刊》从一开始就把民俗学当成一个既定学科的名称来宣传。该刊免费邮寄给当时的各大图书馆和几乎所有学术界大腕,不断在上海广州的文学刊物上进行广告宣传。连续几年下来,经过《民俗周刊》这么100多期的民俗学轰炸,再加上近40种中山大学民俗小丛书的发行,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名称慢慢得以稳定,其它名称也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早期《民俗学刊》每期印刷费80元,印行不到1000份,每期成本应在8分以上,但其市面零售价只标4分,显然是个赔本的生意,因而从未给任何作者付过稿酬。出版专号尤其是神的专号之后,订户多了起来,每期可以销到一千多份,但由于时局动荡,邮局投递屡有遗漏,就连开明书店这样的指定代售点,也是有一期,无一期,零零落落,殊为憾事。所以,今天要找齐一套原刊的《民俗周刊》,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民俗学作为一门正在发展中的学科,适时地总结自己的不足,根据学术发展的规律及时调整本学科发展的战略,也属于民俗学学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因此,本文就民俗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略陈己见,以就教于民俗学界的同仁。

叶 涛

本文原刊于《中华读书报》,2007-01-31

一、中国民俗学的历史回顾

(原载《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民俗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被引入中国,肇始于1918年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歌谣征集活动。
1918年2月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从此揭开了中国民俗学的序幕。此后,1922年由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本办的《歌谣周刊》,在其创刊词中更明确提出了民俗学的学术目的: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虽然还没有学者注意及此,只靠几个有志未逮的人是做不出什么来的,但是也不以不各尽一分的力;至少去供给多少材料或引起一点兴味。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歌谣》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85年11月。)历来为精英们所不屑一顾的民间俚俗歌谣,如今竟然刊登在堂堂国家最高学府的报纸上,并进入了学生的课堂,这在当时被看作是石破天惊的事情。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新时期中国民俗学是在改革开放形势下发展起来的,与国际民俗学的发展趋势相一致。新时期中国民俗学在学科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明显不足。展望未来,中国民俗学充满了机遇和挑战。

20年代末,除北方的北京大学外,广州的中山大学又成为民俗学发展的另一个中心,1928年成立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民俗学会,并创办《民俗周刊》,出版了一批民俗学调查与研究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山大学时期出版的著作中,以顾颉刚的《妙峰山》影响最大。妙峰山调查是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1925年组织的一次考察活动,当时的调查文章在《京报副刊》上以妙峰山进香专号的形式分六期刊出,1927年顾颉刚把这些文章汇集成册,作为中山大学民俗学丛书的一种出版。妙峰山调查在学界影响颇大,何思敬在读到妙峰山进香专号后,曾指出:在当时社会的知识分子中存在一种对于民众生活知识缺乏和态度冷漠的暮气,妙峰山调查是对民间文化、民间宗教科学的调查是第一次,并且这第一次的调查已经得到很好的成绩;并称赞说:妙峰山专号就是打破这种暮气的一个霹雳。(《民俗》第四册,上海书店影印本第一册,1983年12月。)

新时期 中国民俗学 研究

北京大学的民俗学活动一直持续到1937年抗战爆发,中山大学的民俗学活动持续到40年代初期。其间,20年代末到30年代后期的杭州、抗战时期的西南、三四十年代的陕北等,都有一些属于民俗学方面的活动,并出版有民俗调查和学术研究的成果。

民俗学(folklore)作为一门人文科学,是十九世纪中叶由英国学者最早创立的。我国对民俗学的调查与研究是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潮而兴起的,到今天,民俗学在我国已经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本文所要探讨的新时期中国民俗学,是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民俗学在中国大陆学术界重新恢复以后的一段时期。新时期的中国民俗学,既有对过去中国民俗学优良学术传统的继承,又有在中国社会、经济新形势和国内外学术发展大背景下所形成的新的特点,在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从1918年到1949年的30余年间,民俗学在中国的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基础,但这种基础对于一个新兴的学科来讲,还是相当不牢固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没有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中占有稳固的位置,如建立系科、培养学生等;其次,它没有以此为生的学者,民俗学在中国最早的提倡者大多数都没有成为民俗学家,或者本来就是把民俗学作为自己专业的副产品。如顾颉刚提倡民俗学最为用力,但终其一生始终是一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时期的民俗学会会长容肇祖后来也是以哲学、历史而享誉学界的;至于北大时期的周作人、刘半农,中山大学时期的杨成志等,也都不是以民俗学而立足于学界,后来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钟敬文,在30代也是以散文而闻名于国内的,但他与其他学者不同,当时他已经立志要以民俗学为自己的学术目标。因此;我们认为,本世纪上半叶,民俗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开始进入中国,并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作为一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独立的学科,民俗学在当时的中国还远没有成熟起来,以后要走的路程还很长很长。

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历史回顾

1949年至 1979年的
30年间,本来就没有显赫过的民俗学更加寂寞。在这期间,由于社会的、政治的原因,民俗学中的民间文学受到特别重视,得到了突出的发展。民俗学研究的部分内容也在其他领域得到了应用,如在五六十年代的民族普查与民族识别工作中,对于调查者而言,民俗学成为必不可少的知识,而民族的风俗习惯也成为识别区分不同民族的重要标志。

民俗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被引入中国,肇始于1918年开始的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歌谣征集活动。

1979年至今,民俗学从呼吁恢复到学科地位的最终确立,又走过了20年的历程。如今的中国学界,民俗学已经登堂入室,被确立为社会科学大家庭里面的一门独立学科,民俗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也步入正规,民俗学的学术组织纷纷建立,民俗学的学术著作不断面世,全国各地建起了许多规模不等的民俗博物馆,民俗、民俗学、民俗文物这些过去不被人们所重视的名词.现在也已经广为人们所熟知。可以说,现在已经到了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黄金时期。

1918年2月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从此揭开了中国民俗学的序幕。此后,1922年由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主办的《歌谣周刊》,在其创刊词中更明确提出了民俗学的学术目的:“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一件事业,虽然还没有学者注意及此,只靠几个有志未逮的人是做不出什么来的,但是也不能不各尽一分的力,至少去供给多少材料或引起一点兴味。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历来为精英们所不屑一顾的民间俚俗歌谣,如今竟然刊登在堂堂国家最高学府的报纸上,并且进入了学生的课堂,这在当时被看作是石破天惊的事情。但这件事情毕竟发生了,并且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20年代末,广州的中山大学又成为民俗学发展的另一个中心。1928年在中山大学成立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民俗学会,并创办《民俗周刊》(初名《民间文艺》),出版了一批民俗学调查与研究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山大学时期出版的著作中,以顾颉刚的《妙峰山》影响最大。妙峰山调查是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1925年组织的一次考察活动,当时的调查文章在《京报·副刊》上以“妙峰山进香专号”的形式分六期刊出,1927年顾颉刚把这些文章汇集成册,作为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丛书的一种公开出版。妙峰山调查在学界影响颇大,后来成为共产党法学权威的何思敬在当时发表的《读妙峰山进香专号》一文中,曾称赞说,“妙峰山专号就是打破这种暮气的一个霹雳”,妙峰山调查对于民间文化、民间宗教“科学的调查是第一次,并且这第一次的调查已经得到很好的成绩”,这里所说的“暮气”指的是知识分子对于民众生活知识的缺乏和冷漠态度。

北京大学的民俗学活动一直持续到1937年抗战爆发,中山大学的民俗学活动持续到40年代初期。其间,20年代末到30年代后期的杭州、抗战时期的西南、三四十年代的陕北等,都有一些属于民俗学方面的活动,并出版有民俗调查和学术研究的成果。

从1918年到1949年的30年间,民俗学在中国的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基础,当然,对于一个新兴的学科来讲,这种基础还是相当不牢固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没有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中占有稳固的位置,如建立系科、培养学生等。其次,它没有以此为生的学者。民俗学在中国最早的提倡者大多数都没有成为民俗学家,或者本来就是把民俗学作为自己专业的副产品。如提倡民俗学最为用力的顾颉刚,终其一生始终是一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时期的民俗学会会长容肇祖,后来也是以研究哲学、历史而享誉学界;北大时期的周作人、刘半农、中山大学时期的杨成志等,也都不是以民俗学而立足于学界。至于后来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钟敬文,在三十年代虽然也曾以散文而闻名于国内,但他与其他学者不同,当时他已经立志要以民俗学为自己的学术目标,但像钟敬文这样的民俗学者在中国的学术界实在是太少太少。因此,在二十世纪世纪上半叶,民俗学虽然已经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被介绍到中国,并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作为社会科学领域里一门独立的学科,民俗学在当时的中国还远没有建立起来,以后要走的路程还很长很长。

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民俗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一样被认作是“资产阶级伪科学”而成为被取消的对象,本来就没有显赫过的民俗学更加寂寞。在这期间,由于社会的、政治的原因,民俗学中的民间文学受到特别重视,得到了突出的发展。民俗学研究的部分内容也在其他领域得到了应用,如在五六十年代的民族普查与民族识别工作中,对于调查者而言,民俗学成为必不可少的知识,而民族的风俗习惯也成为识别区分不同民族的重要标志。

1979年至今,民俗学从呼吁恢复到学科地位的最终确立,又走过了20年的历程。如今的中国学界,民俗学已经登堂入室,被确立为社会科学大家庭里面的一门独立学科,民俗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也步入正规,民俗学的学术组织纷纷建立,民俗学的学术著作不断面世,全国各地建起了许多规模不等的民俗博物馆,“民俗”、“民俗学”、“民俗文物”这些过去几乎不为人们所知的名词,现在也已经广为人们所熟知。可以说,现在已经到了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的黄金时期。

新时期中国民俗学兴起的社会文化背景

民俗学在中国沉寂三十年后能够得以复兴,是与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和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密切相关。

自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使我国的政治、经济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对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政治、经济领域里的开放、搞活相适应,在思想文化领域内逐步形成了一种宽松、民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过去的僵化、封闭、大一统的模式被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下的多元化的发展方向所代替。钟敬文最近在谈到中国民俗学的复兴时,曾讲到:“我现在非常感谢邓小平,就是他那8个字救了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8个字就是要把那些左的东西和种种禁区打破,打破了禁区,民俗学就解放了,我就敢上书了。这8个字救了很多学科,社会学、人类学等等的恢复都与它有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78年秋,顾颉刚、白寿彝、容肇祖、杨
、杨成志、罗致平、钟敬文等七位著名学者向中国社会科学院递交了“建立中国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拉开了新时期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序幕。

八十年代上半期,围绕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等问题,在我国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大讨论,时人称之为“文化热”。这次讨论,广泛涉及到“否定传统与复兴传统”、“全盘西化与抵制西化”、“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民族寻根与走向世界”等。在当时的讨论中,虽然也有人提到民间文化的内容,但是讨论的着眼点主要还是局限在上层文化(或谓“精英文化”)的范围内。八十年代开展的这场文化大讨论,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于文化问题的全面思考,在大讨论中“缺席”的作为民族文化基础部分的传统民间文化开始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首先是民俗学者,从本学科的立场出发,大力宣传介绍民间文化,宣扬民间文化在日常生活、对外贸易、国际交往、国民素质教育等方面的作用,并推出了相应的研究成果。其次,出现了其他学科的学者对民俗学的渗入,如历史学、文学等学科的学者,他们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有意识的运用民俗学方法和民俗资料,突破了学科的藩篱,为这些学科带来了新气象。文化讨论的深入、民俗学者学科意识的觉醒、其他学科学者对民俗学的关注,这些因素为九十年代以来民俗学在我国学界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国门的打开和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一个全面开放的世界也展现在国民的面前。一方面,伴随着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迅速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世界各国相互之间依赖性越来越强;另一方面,现代化高科技的发展极大地缩短了世界各国之间的相对距离,为国际间的交流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在这种开放与交流、竞争与发展的世界局势中,适应外交和外贸活动的需要,了解和认识其他民族的民俗文化,成为迫切的要求;同时,在开放的世界面前,中华民族传统的民俗文化也显示出特有的魅力,在国际经贸、友好往来、旅游开发等方面发挥了直接的社会和经济功能。改革开放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但也对传统文化带来了冲击。随着西方现代化思潮的进入,如何抵制外来文化中的不良影响,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民俗学在这方面具有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它可以成为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桥梁和纽带,可以成为抵御外来文化侵略的有效武器。民俗学自身所固有的强大的文化功能,是民俗学在九十年代受到社会各方面重视的原因。

新时期中国民俗学概述

新时期中国民俗学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呼吁重建阶段,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的普及提高阶段,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学科地位确立、稳步发展阶段。这个时期的中国民俗学表现出注重民俗学理论建设、提倡开展民俗学的田野作业、民俗学组织与活动十分活跃、民俗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全面展开、多渠道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等特点。

1、注重民俗学理论研究。

一个学科的确立,基础理论建设至关重要。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民俗学的基础理论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在民俗学被引入中国的最初30年里,虽然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但在当时,主要还是停留在对外国民俗学知识的介绍和编译阶段,或者以外国民俗学理论为骨架,加入中国民俗资料。进入新时期以来,为了适应民俗学普及和教学的需要,在八十年代中期,出现了三部影响较大的民俗学概论性质的著作,它们是:乌丙安的《中国民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张紫晨的《中国民俗与民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陶立
的《民俗学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8月出版)。这三部著作在普及民俗学知识、培养民俗学人才、提高民俗学在社会科学界的学科地位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此后十余年的时间里,先后又有近10部同类性质的著作出版。在新世纪到来之际,由钟敬文教授领衔主编、先后有20多位学者参与编撰、历时8年而成的高等院校民俗学教学参考书《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终于出版,该书在编写体例、内容设置等方面多有创新之处,是我国民俗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的新成果。

对二十世纪以来民俗学理论研究进行总结,是建设新时期中国民俗学的必要条件。中国民俗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这种传统是由多种学术研究的风格组成的。中国民俗学起码有三种学术风格:文学倾向的民俗学、历史学倾向的民俗学、人类学倾向的民俗学。中国民俗学与文学的关系可用水乳交融一词来形容,无论早期的歌谣运动、后来的民间文学的突出发展,都说明了这一点,钟敬文先生可以被视作这种倾向的代表。历史学的研究借助于民俗学的力量,从而促进了本学科研究的深入,这可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人类学与民俗学是一种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我国民俗学研究的人类学倾向是由这两个学科的近缘关系造成的,这方面的代表是杨成志、杨
先生。这些学术先辈民俗学研究成果的重新整理出版,为我们正在进行的民俗学学科建设提供了宝贵的财富。

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中国民俗学是从国外传入的,对于国外民俗学理论的介绍始终是中国民俗学建设的重要内容。近20年来,对于国外民俗学理论著作的译介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许多在国际学术界有影响的著作都被介绍过来。最早被介绍过来的主要是日本民俗学家的一些著作,后来,欧美民俗学家的理论著作也逐渐引起注意并被翻译过来。尤其是一些人类学名著被翻译介绍到中国,这些著作无论是研究的方法还是关注的内容,都使民俗学者的眼界大开,对民俗学的理论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古国,民俗史料极为丰富,中国民俗史是民俗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既出现了对中国民俗史进行理论探讨的著作,也出现了断代民俗、通史类和专项民俗的民俗史研究著作。对极为丰富的地方志中的民俗史料的辑录,在新时期更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尤其是一批从事社会史研究的学者对民俗史的关注,为民俗史的深入研究注入了活力。

及时对学科发展的历史予以总结,有利于学科更好地前进。学科史的研究是过去中国民俗学研究中的空白点,随着学科发展的不断深入,对中国民俗学学科发展的历史进行梳理,总结学科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为当前的民俗学学科建设服务,这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要课题。可喜的是,现在已经有张紫晨的《中国民俗学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1月出版)和王文宝的《中国民俗学史》(巴蜀书社1995年9月出版)两部著作面世,一些中青年学者也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学科史的研究领域,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更符合学科发展特点的民俗学史出现。

2、提倡民俗学的田野作业。

田野作业是进行民俗研究的基础,也是民俗学与其他学科区别的重要标志。中国历来就有注重采风的传统,民俗学传入以后,这种采风传统又与田野作业的科学调查方法相结合,在中国民俗学的研究中发挥出重要作用。

新时期中国民俗学田野作业结出了成果丰硕,在田野作业基础上撰写的民俗志著作也数量可观。在这些成果中,既有专业民俗学工作者的调查成果,也有业余民俗学爱好者的采风记录;既有对于一地民俗事象的全面记述,也是对某一民俗事象的单项考察。这类民俗志的数量虽然没有人做过专门的统计,但总数不会少于数百部。仅山东一省,近十几年来出版的民俗志著作就有《山东民俗》(山曼等著,山东友谊书社1988年3月出版)、《孔子故里风俗》(叶涛等著,华语教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青岛民俗》(鲍运昌、李国增编著,青岛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泰山民俗》(李伯涛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6年4月出版)、《荣成民俗》(荣成市民俗协会、荣成报社编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东明民俗》(山东省东明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2月出版)、《枣庄民俗》(王祥林著,枣庄新闻出版局1994年出版)、《黄河口风情》(孙元魁著,山东友谊书社1990年12月出版)、《东莱风情录》(张久深、范惠宇编著,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等十余部。最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中,出版了高丙中编撰的《民间风俗志》,这是一部在科学的民俗学理论指导下撰写出的高水平的民俗志著作,可以视作我国民俗志的代表作。

3、民俗学组织与活动十分活跃。

新时期中国民俗学首先是从组建学术组织、召开学术会议开始它的恢复重建工作的。1983年5月21日,全国性的民俗学学术组织——中国民俗学会在北京成立,此前,已有辽宁、浙江、吉林成立了省级的民俗学会,此后,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各级民俗学组织,仅以笔者所闻,全国省、地市、县和高等院校里的民俗学组织起码在一百个以上。在册的民俗学组织的会员,仅中国民俗学会就有1500余名,省级的会员则更为可观,像山东省民俗学会就有会员430余名。这些组织自成立以来,都组织过各种形式的民俗学学术活动,或召开学术会议,或组织民俗采风,或举办民俗展览,对新时期中国民俗学的繁荣发展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4、民俗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全面展开。

人才培养是关系到学科发展的重要问题,新时期的中国民俗学在人才培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中国民俗学会在成立之初就举办过两届全国性的民俗学培训班,各级民俗学组织也举办过规模不等的各类培训活动,这些活动在中国民俗学的恢复重建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培养出一批至今仍然活跃在民俗学界的骨干力量,为民俗学的普及和进一步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高等院校里,民俗学走过了从普及基本知识到开展专业学科研究的过程。部分院校成立有民俗学研究所或研究中心,这些机构如今已成为开展民俗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培养民俗学专业人才的重要基地。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民俗学高级人才的培养主要是在文学等系科中进行的,直到1997年国家对培养硕士、博士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进行调整时,民俗学才第一次取得独立学科的地位,在国家的学科目录中终于占有了一席之地,这为民俗学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5、多渠道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在日益走向开放的大环境中,中国民俗学界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机会越来越多,这种交流对新时期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中国民俗学界与国际民俗学界是一种双向式的交流,既有中国学者走出国门,去学习外国的民俗学理论和方法,也有外国学者来到中国,与中国的学者一起进行中国民俗的调查与研究。长期以来,中国到海外留学的学者选民俗学为学习对象的很少,这种状况在近十几年得到了改善,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都有中国的留学生在攻读民俗学方向的硕士、博士学位,还有更多的中国民俗学者到日本、美国、韩国等国家的大学或研究机构进行短期学术访问,或者出国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这种走出国门到人家家里去学习的结果,可以使我们的民俗学在较短的时间里缩小与世界学术界的差距,早日做到与世界同步发展。在我们走出去的同时,国际民俗学界对中国民俗文化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许多国家的学者选择中国民俗作为研究对象,他们多采用与中国学者合作研究的方式,一起进行田野调查,共同撰写研究报告。在这种合作调查中,我国学者可以从外国学者身上学到进行民俗调查与研究工作的许多成功的经验,亲身体会到民俗学田野作业在民俗研究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这对我国民俗学田野作业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课题的选择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对我们多有启发。

新时期中国民俗学除上述几个方面以外,在民间文艺学、民间工艺等领域也得到了很大发展,由于民间文艺学和民间工艺具有相对独立的学科特点,对于它们在新时期的发展状况在此不再赘述。

新时期中国民俗学发展中存在的不足

中国民俗学经过了近20年的恢复和发展,在学科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开端。但是,居安思危,当前的中国民俗学仍然潜存着一些不可忽视的危机,这些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俗学的核心概念──“民俗”一词内涵的扩展,以及学科外延的无限膨胀,会给现阶段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当前民俗学受到重视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许多人文学科的学者开始关注民俗学,甚至将自己的研究扩展到民俗学的领域中来。这种现象说明了民俗学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固然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但是,还有一种倾向却不利于学科的发展,甚至会对现阶段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带来负面影响。这就是,民俗学的核心概念──“民俗”的内涵在被人为的扩大,致使人们误认为什么都是民俗,民俗无所不包;同时,民俗学学科的外延也在膨胀,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分支学科。

民俗作为一种生活文化,它的范围确实比较广泛,民俗事象与许多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具体行业都会发生联系,如饮食民俗之与烹饪、食品业,居住民俗之与建筑学、堪舆学,服饰民俗之与服装行业,交通民俗之与交通、旅馆、道路管理等。尽管如此,当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出现交叉的时候,民俗学具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现在有些学者的做法却是将某一类民俗事象与其他领域硬性结合,便创造出一种所谓的民俗学的新的分支学科,而这种分支学科的学术框架往往又没有什么创新,几乎是完全套用现有的民俗学概论的模式。民俗学应该有它的分支学科,而且分支学科的出现也标志着民俗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发展成熟到了一定的水平。不过,现在出现的民俗学的分支学科,存在的一个最普遍的问题就是失去了作为民俗学的学科特性,即:没有体现出它是民俗学的分支学科。我们读一些分支学科的著作,总会把这个分支学科和与它所相邻的学科(如饮食民俗学之与烹饪、食品,民俗语言学之与社会语言学等)混淆起来,或者,读分支学科的著作与普通的民俗学概论类的著作区分不开(基本模式就是:民俗学概论的框架再加上某一类民俗事象的例子)。

与此类似,关于民俗概念内涵的无限制扩大问题同样应该引起民俗学界的重视。民俗的内容涉及面非常广,但民俗学对于所研究的对象并不是胡子眉毛一把抓,而是主要研究属于观念性的民俗现象。早在民俗学的初创时期,曾担任过英国民俗学会会长的博尔尼女士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论述:“民俗包括作为民众精神秉赋(the
mental
equipment)的组成部分的一切事物,而有别于他们的工艺技术,引起民俗学家注意的,不是耕犁的形式,而是耕田者推犁入土时所举行的仪式;不是渔网和渔叉的构造,而是渔夫入海时所遵守的禁忌;不是桥梁或房屋的建筑术,而是施工时的祭祀以及建筑物使用者的社会生活。”同样是一件民俗物品,作为手工艺人会从制作技艺、用料、实用价值等方面去考虑问题,文物工作者会考虑它的文物价值,而民俗学者需要研究的是通过这件物品所反映的民俗活动(仪式)和民俗观念。尽管我们现在也非常重视物品在民俗研究中的作用,甚至出现了“物质民俗”、“民俗文物”等名词,但我们不应该就物论物,必须看到物品后面的民俗的意义。民俗物品的研究如此,其他方面的民俗学研究也是这样。这个看法可能会被人认为是太保守,笔者觉得即使保守一些,也比失去了自己固有的研究领域,最终成为一门没有确切研究对象的学科要强的多。

2、民俗学从业人员的学术素养已经成为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

风俗习惯,前面已经说过,在民俗学发展的前30年中,真正以民俗学为自己专业的学者几乎没有,多数学者是在民俗学的行当里“客串”。对于这类学者来说,民俗学只是他们所研究专业的知识补充,并非是必须具备的知识。近20年来,出现了部分民俗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对于这些专业研究人员而言,从事民俗学的调查与研究工作所必须具备的学术素养问题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我们现在民俗学的专业研究人员,大多数是文学(主要是民间文学)出身,这与近50年民间文学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有关。1979年以后,在中国有了恢复重建一些以前被取消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可能性,当时就是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学者认识到民俗学的重要性,最早倡议恢复建立民俗学。因此可以说,民间文学学者对于民俗学学科的提倡与恢复重建功不可没,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民俗学在人才培养和学科归属方面依附于民间文学(或者是文学)。

如果说,在学科恢复的初期,这种主要由文学出身的学者组成的民俗学的队伍,基本上还能够适应学科初创阶段的需要的话,那么,随着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因从业者知识结构的欠缺而对学科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就越来越突出,如今这种不利影响已经不只是学者本人的问题,还影响到对下一代学术接班人的培养。这突出地表现在民俗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上面。过去,民俗学不是独立学科,我们只能借鸡下蛋,利用文学的硕士点、博士点培养民俗学的高级人才,由于授予的是文学学位,所学的课程自然以文学为主,只是在专业课程的设置上略有侧重。如今,民俗学已经成为独立学科,必须有自己独立的研究生课程设置,此时我们所面临的难题是,有许多民俗学专业的学生所必修的课程(如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原始社会史等),指导教师本身就十分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致使教师必须与学生一起进行补课。

作为一个民俗学者,除了牢固掌握本学科的知识以外,还要对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学等)的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并且能够熟练运用田野作业和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只有这样,民俗学的整体学术水平才会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民俗学才能够在社会科学之林中扎好根、发好芽。

3、田野作业的科学性不足,导致了民俗志学术水平的平庸,从而直接影响到民俗学的学科建设。

作为民俗学获得资料、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我国民俗学界十分注意强调田野作业的重要性,同时出版了一批民俗志方面的著作。但是,由于受诸多条件的限制,我们现在田野调查的水平还不够高,在田野调查基础上撰写的民俗志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我们的田野作业,受中国传统的采风方式的影响较重。现在比较典型的调查方式,就是到达调查地点以后,召集当地的有关人士开座谈会,通过座谈会得到所需资料;倘若能够直接参与民俗活动,增加一些感性认识,那么这种调查已属难得。靠这种调查方法得到的资料,其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由于田野作业中存在着诸多问题,致使民俗志的质量也受到影响。在我们的调查报告或民俗志中,普遍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时空概念模糊,二手资料泛滥。在现有的调查报告或民俗志里,我们经常可以见到用“某某一带”、“某某地区”等词语来表示空间地域,这些“一带”、“地区”的所指,可能少则一个县,多则一个地市,甚至几达一个省,这与其所叙述的民俗事象的实际状况相差甚远,与民俗的基本特征“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也互相矛盾。与此相类似,在描述民俗事象的时间概念中,我们最常见到的是“五六十年代”、“建国前”、“新中国成立以后”、“清末民初”、“改革开放以来”等极为模糊的概念,这种在时间上对民俗事象的模糊描述,使我们无从把握民俗的时代变异特征,抹杀了民俗的变异性。由于缺少第一手的田野调查,使民俗志或有关民俗的介绍文章中,二手资料盛行,甚至很多是三手资料,这种状况大大降低了民俗学的整体学术水准。

4、民俗学的专职研究人员太少,专业研究机构极不健全,民俗活动的学术质量偏低,成为民俗学今后发展潜在的危机。

现在,全国各地组织的民俗学的学术会议每年都在十次左右,而且近几年地方性学会动辄组织全国性、甚至国际性学术会议,声势浩大,规模不小,确实在社会上为民俗学制造了一定的影响。除了学术组织举办的民俗学的活动以外,一些政府部门、其他的社会团体也利用民俗或者打着民俗的旗号举办一些活动。诸如此类,都造成了民俗学在社会上似乎十分繁荣、十分走俏的表面现象。

从学科发展和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对于上面所说的这类民俗活动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许多学术组织召开的学术会议,参加人员虽然不少,论文数量也很可观,但学术水平不高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造成学术水平不高的原因固然与我们学科尚处于初创恢复阶段有关,更重要的还是由于民俗学从业人员的自身素质不高,学术水平较差。我国民俗学的队伍中,大约80%以上是在基层从事群众文化或者地方史志工作的人员;还有一部分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业务人员或管理人员,他们涉足民俗学的原因,是由于所从事的工作与民俗相关;在大学或科研单位中进行民俗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在整个队伍中所占的比例大约不足10%。基层的研究人员受条件所限,主要是进行一些地域民俗的调查和研究工作;政府部门的民俗学研究者,主要是利用民俗学的现有成果为时政服务;因此,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的任务主要是由在大学和科研部门中从事民俗学专业研究的人员来完成。而这部分专业人员的状况又是如何呢?民俗学在多数大学里,过去都是依附在文学等其他学科之中,缺少起码的资料、教学、办公条件等各方面的积累,起步就处于劣势;而且,现在多数大学里的民俗学的教学或行政,仍然没有摆脱受制于其他学科的状况,没有取得与其他学科同等的地位。至于民俗学在科研机构中的处境更是不容乐观。在我们国家的科研机构中(如社会科学院)至今还没有民俗学方面的机构设置,科研机构中研究民俗学的学者一般分布在文学、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单位里,大多是以其他专业为主,兼营民俗学。这种现状,不利于民俗学的学科发展。

至于地方政府或其他社会团体组织的一些民俗活动,其动机本来就不是为了发展民俗学,而只是利用民俗,把民俗作为招徕客商的媒介,企望能够通过民俗活动创造经济效益。近些年全国各地搞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许多活动,其中所谓的“文化”,主要指的就是民俗的内容。实事求是地讲,这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民俗学应用研究的活跃,同时,通过这类活动也为民俗学的学术研究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在这类活动中也存在着歪曲民俗、制造假民俗、甚至破坏民俗的现象,对此,民俗学者必须有明确的态度,以免对民俗学带来不良影响。

民俗学界的学术活动虽多,但水平不高;社会上的民俗活动不少,但只是片面利用民俗。民俗学表面上的繁荣潜伏着学科的更大的危机,这也是当前民俗学发展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严重问题。

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前景展望

新时期中国民俗学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虽然存在着许多不足,但展望二十一世纪,民俗学的发展前景仍然充满着希望。

1、学科地位的确立为民俗学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97年,民俗学在传入中国80年之后,民俗学终于取得了独立学科的地位。这意味着,今后民俗学可以培养自己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而不必象以前那样,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力量培养民俗学人才(所谓“借壳下蛋”)。截止到1998年底,在全国高校中,共有8所院校被国家授予培养民俗学博士、硕士的权力,其中博士点一个,硕士点8个。1999年秋,中国第一批以民俗学的名义招收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进入高校,这标志着我国在民俗学高级人才的培养方面已经步入正规,在三五年之后,将会有一批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民俗学人才进入社会的实际工作部门,民俗学将会在社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2、下个世纪,中国许多行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大发展,将会为民俗学的生存创造良好的环境,为民俗学的应用研究提供广阔的天地,为民俗学专业毕业学生的就业提供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将会促进民俗学整个学科的发展。

中国的产业结构在下个世纪仍然会有较大幅度的调整,民俗学将会在这种调整中成为获益者。像旅游业就必定会在今后的国民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为民俗学人才提供用武之地,应用民俗学、旅游民俗学等与实际应用有密切关联的一些分支学科也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3、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必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影响,对此,民俗学将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在保存本民族文化、了解异族文化、促进全球贸易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

民俗是一个民族的基础文化,在民俗文化中最能够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因此,民俗学通过对本民族民俗文化的研究,揭示民族文化的真谛,总结民族文化的精华,这在保留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抵御外来文化的侵入等方面都会产生巨大影响。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跨地域、跨民族、跨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行为将越来越多,对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民俗文化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将成为经济活动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民俗学在这个领域内的研究成果将会对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对经济的发展带来直接效益。

4、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将带来文化教育的大发展,这在发达国家已经得到了证明。我们国家的经济将会在下一个世纪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届时,人们的文化意识将会普遍提高,对于民俗文化的重视程度将明显加大,民俗学将会在未来社会科学发展中受到应有的重视。

1846年,英国考古学家威廉·汤姆斯(Willian
Thoms)最早使用“Folklore”这个撒克逊语的合成词,来表示“民俗”——民众的知识。参见《世界民俗学》,阿兰·邓迪斯编,陈建宪、彭海斌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第1页。

《歌谣》(一),“发刊词”,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影印出版,1985年11月。

《民俗》(影印本)合订本第一册,《民俗》第四期,上海书店印行,1983年12月。

《钟敬文教授访谈录》,《民俗研究》2000年第1期。

《钟敬文教授访谈录》,《民俗研究》2000年第1期。

《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由钟敬文草拟,顾颉刚等7人署名,于1978年秋递交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领导,1979年11月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第4次代表大会期间全文印发给代表,1979年第12期《民间文学》杂志全文刊载。参见《中国民俗学史》,王文宝著,巴蜀书社1995年出版,第353页。

参见《中国文化热》,吴修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月出版。

这方面的成果有:陕西人民出版社的“中国民俗从书”、中国华侨出版公司的“中华本土文化丛书”、上海三联书店的“中华本土文化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国文化史”中的部分书目、钟敬文的《话说民间文化》(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出版)等。

这方面的成果如严昌洪的《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湖南出版社1991出版)、程蔷、董乃斌的《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等。

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方纪生的《民俗学概论》、林惠祥的《民俗学》、杨成志的《民俗学问题格》,都是对英国班尼女士(Char
Lotte Sophia
Burne)《民俗学手册》的介绍和编译;江绍原的《发须爪》也受到班尼女士的影响。

仅笔者所见就有:陈勤建的《中国民俗》(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张余的《民间文学与民俗学基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7月出版)、董晓萍的《民俗学导游》(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10月出版)、陈启新的《中国民俗学通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4月出版)、仲富兰的《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陈华文的《民俗文化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

钟敬文民俗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钟敬文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中华书局1996年11月出版)、《话说民间文化》(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2月出版)。

顾颉刚民俗学方面的论著集中在《顾颉刚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史迹俗辨》(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等著作中。

杨成志民俗学方面的论著结集为《杨成志民俗学译述与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


民俗学方面的论著结集为《社会学与民俗学》(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3月出版)。

这类著作还包括: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民俗、民间文学影印资料丛书”(近百种)、《妙峰山》(顾颉刚编,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出版)、《孟姜女故事研究集》(顾颉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2月出版)、《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江绍原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中国礼俗迷信》(江绍原著,渤海湾出版社出版)等。

如《民俗学入门》(后藤兴善著,王汝澜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年6月出版)、《民俗学》(关敬吾编著,王汝澜、龚益善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6月出版)、《传说论》(柳田国男著,连湘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中国民俗文化》(直江广治著,王建朗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2月出版)。

如《世界民俗学》(阿兰·邓迪斯编,陈建宪、彭海斌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美国民俗学》(J·H·布鲁范德著,李扬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民俗学手册》(查·索·博尔尼著,程德祺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4月出版)。

如《金枝》(詹·乔·弗雷泽译,徐育新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原始文化》(爱德华·泰勒著,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8月出版)、《原始思维》(列维—布留尔著,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11月出版)、《结构人类学》(克洛德·莱维—斯特劳斯著,谢维扬、俞宣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文化论》(马林诺夫斯基著,费孝通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2月出版)。

如齐涛的《中国民俗史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出版)、刘学林、马重奇的《中国古代风俗文化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

通史类的著作以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百卷本中国通史”中的十本“习俗史”为代表;断代类的著作有《秦汉风俗》(韩养民、张来斌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辽代契丹习俗史》(张国庆、朴忠国著,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清代满族风俗史》(杨英杰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出版)、《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严昌洪著,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民国时期的西式风俗文化》(李少兵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出版)等。

地方志民俗资料的辑录以书目文献出版社(今改名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为代表,这套丛书分华北、东北、西北、西南、中南、华东六卷,每卷1—3册不等。另外,有的省市还编有本省的地方志民俗资料如山东、河南等。

《民俗学手册》,查·索·博尔尼著,程德祺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1页。

对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为什么没有设立民俗学研究所,钟敬文教授最近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现在有人问我,当时为什么不建议在社科院建立民俗学研究所呢?我何曾不想啊!但是我这个人究竟还是比较保守的,研究所主要是研究人员,在当时那个时候还没有研究人员。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学科的人才培养也会跟上的。我从1953年就开始培养民间文学研究生,但从1957年反右我被划成右派,一直到70年代四人帮倒台,一切就不正常了。”参见《钟敬文教授访谈录》,载《民俗研究》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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