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山东大学出版的《民俗研究》一九八九年第二期上,曾发表过一篇题为《进一步提高田野作业的水平》的文章,粗略地阐述了我对田野作业的五点认识,近年来,随着我国民俗学界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化和田野作业的大量积累,大家在认识上又有了一些新的进展。下面,将我个人通过田野作业的实践而产生的两点想法概括地写出来,供诸位同行和青年朋友们参考。这仅仅是一家之言,不妥当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一、民俗的本质。民俗是一个民族或一个群体长期传承下来的风俗习惯的简称,是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说民俗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民间生活文化的充分展现,当然是对的。但这一概念,只说明了民俗的性质,而未能揭示民俗的本质。我觉得,不同的人类群体,受一定自然环境、生产条件及文化传统所制约而产生的各具特色的生存意识和生存方式,才是民俗之本质所在。生存意识和生存方式,或有形,或无形;或精神,或物质;或具体,或抽象,其内涵相当丰富。生存意识和生存方式,可说是用来证明相同或不同民俗文化的内核或基因,从这个深度来把握民俗文化的特质(即民俗文化最基本的单位),许多民俗表象就可以得到谁确而科学的说明。因为,社会发展、进步到今天,纯而又纯的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是较少的,大多都呈现出相互渗透和融合的痕迹,哪些是原先的亲本,哪些是外来文化的渗入,往往不易区分,只有从生存意识和生存方式这个最根本的基因入手去探求其中细微的差异,才有可能在认识上实现从老相识到真相知的飞跃。生存意识和生存方式当然各个民族、各个群体都有,愈是古老,其相似性甚至相同点就愈明显,但随着历史的演进,其不同的发展轨迹和特征就逐渐表现出来。从事民俗学田野作业,其关键就在于捕捉不同民族、不同群体生存意识和生存方式的典型事例,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加以说明,这样,我们的田野作业水平,就有可能更上层楼,达到新的高度。举个例子来说,中国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重男轻女的思想,多子多孙多福寿的传统民俗心理,以及众多的生殖崇拜习俗遗留,不但根植于原始民族壮大自己部落的古老生存意识种的繁衍,更强化予数千年来农业社会所形成的生存意识男性劳动力的需要和家族势力的拓展。中国人天人合一的观念,重群体而轻个人的思维模式,重中庸而轻极端的为人之道等等,无不与传统的整体性生存意识和生存方式紧紧相连。再如,人类的信仰传承,无论是形形色色的古老原始信仰及其遗存,还是后来发展壮大起来的正规宗教信仰,其价值观念,无不建立在自觉或不自觉的生存意识的基础之上。所以说。从生存意识和生存方式的深度去审视一切民俗事象的产生和发展,就不难得出科学的结论。二、民俗学田野作业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课题。民俗学的田野作业,是民俗研究最基础的工作,材料的真实性与方法的科学性是它的生命。在当前我国社会大变革的形势下,入们日常生活文化的变迁极快,致使民俗事象的现状十分复杂而多彩,这就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的思考点和新的调查课题。我个人近年来在田野作业时发现,下面六种不同的情况,几乎是普遍存在的。①历史上虽曾有文字记载,但今天确实已经消亡,毫无痕迹可寻的;②传统民俗一直延续至今,变化较小或形式有变化而实质未变的;③曾一度消亡而今天又重现且愈演愈烈的;④仅残存零星痕迹,在不远的将来势必要消亡的;⑤从外部输入(或外国,或其他民族,或其它地区)而尚未与当地民俗融合的;⑥新产生的。以上六种情况,由来已久,并非始于今日,乃是民俗流变性的必然表现,但变化速度之快,幅度之大,的确令人吃惊!这正是封闭落后的农业国向现代化的工业国演进过程中在民俗文化方面的突出表现,不能不引起我们大家的高度重视。就我们民俗研究队伍的整体来说,上述六个方面都属于应当关注的课题,但就单个研究者的不同目的和不同的研究子项目来说,在田野作业时,似乎应当有所侧重,否则,就难以达到应有的深度,也难以得出规律性的结论。比如说,对于中国民俗发展史的研究者来说,侧重传统民俗的产生、发展、演变及其消亡原因的调查,乃是理所当然的;对以移风易俗、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己任的研究者来说,除了注目于新生良俗的宣传外,不能不特别关注某些恶习陋俗死灰复燃的严重性及对策的探讨(诸如黑社会组织的沉渣泛起、宗族势力的抬头等等);对于研究民俗传播规律,民间文化交流和比较民俗学的学者来说,必然特别关心外来民俗与当地民俗文化的杂交、互补与融合问题;而对民俗旅游研究者来说,必然最热衷于优秀传统民俗的扶持与开发。这各种研究力量的各有侧重和相互支持,以及这许多研究子项目的大汇合,就会大大促进我国民俗学田野作业的进一步繁荣和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深化。近年来,我与外国学者交往过程中碰到了一个问题,也想在这里说一说。大家都明白,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空前的提高,一些落后的习俗,正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对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我们的态度应当是欢呼,而不是惋叹。但有一些外国朋友从学术研究的需要出发,往往劝我们尽量在实际生活中保留某些原始状态的民俗事象,这时,就难免出现分歧。我们不能不对他们说明一个极为浅显的道理:一些本该进入民俗博物馆的民俗事象,想要将它们在人民生活中保存下,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在甘肃省莲花山花儿会上,一位民间歌手唱道:各位专家音乐家,你们把花儿拉一把,莲花山花儿音麻达(音调有问题之意)。这位歌手的呼声,对我震动很大,也激发我想了许多民俗学方面的问题。实际上,不论是有形的物质民俗,还是无形的心理民俗,都在每一代人所创造出的新成果的影响下,不断地被分解着,组合着,改变者,重构着。所谓传统民俗,原来是一种流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整个历史长河里的一个过程,它永远处于创造和更新之中,捕捉其中那怕是些微的变化,揭示其趋向和意义,这正是当前民俗学工作者在田野作业中需要特别下功夫的地方。(本文原载《民俗研究》1994年第4期)

  互联网已经深刻影响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提供了更为便捷的知识和信息获取平台,在社会文化领域也极大地改变了民俗文化的存在样态和传承方式,以草根文化和传统民俗事象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民俗学正在发生改变。当下人们对于外界信息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以更多样的方式参与到各种信息和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基于互联网时代民俗文化的新变化,民俗学需要调整和改变既有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向,重视网络环境下日常生活的民俗特征,以便更好地研究互联网时代民俗学产生的新议题。

民俗学需要调整和改变既有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向,重视网络环境下日常生活的民俗特征,以便更好地研究互联网时代民俗学产生的新议题。

  过去的民俗学研究更倾向于关注地方性知识或地方性文化。在互联网时代,从空间上看人们仍然生活在特定的区域中,但借由网络与世界各地建立起广泛的联系,这其中就包括知识和文化的交流与互动。这种突破具体时空限制的交流,使人们的日常行为和文化生活相互影响的程度大大加深。一方面某种地方性文化可以通过网络更便利地为外部世界所熟知,另一方面各地方性文化也会互相影响并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此过程中,一些新的民俗现象不断产生并迅速传播。如对于当下流行的广场舞文化,许多参与者从网上下载教学视频进行练习,网络资源共享使这种文化形式呈现出跨区域的高度相似性,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民俗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民俗学研究者要想深入分析类似广场舞文化这样的新民俗现象,就要突破地方性文化的视域,从文化的跨时空传播视角对其进行思考和理解。因此,在互联网时代民俗学需要在过去文本分析、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增加网络调查及网络资料分析的研究路径。

民俗;网络;文化;研究;互联网;田野;生活;传播;影响;分析

  民俗学研究者可以将田野作业从传统研究中的城乡地域空间转移到网络世界中来,进行网络田野作业。与传统田野作业相比,网络田野资料的获得相对容易,但材料的变动性和不确定性也更为明显,这对学者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理论要求和更严谨的治学态度。在强烈的问题意识引导下,研究者可以在网络上发现有价值的原始资料,还可以通过网络直接与民俗文化继承者进行对话和访谈。互联网带来的民俗文化与社会生活转型,使得网络民俗志成为当代民俗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网络田野作业过程中,研究者要在民俗文化与社会发展议题之间建立起学理联系,并将这些联系用符合学术规范的文字呈现出来,这便是网络民俗志。网络民俗志的概念并非凭空创造,而是在传统民俗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最早提及民俗志的概念,认为民俗志是关于民俗事象的记录,并在后续著述中将之不断完善。在他看来,民俗志对民俗文化进行体裁学分类并将之转化成文字,它不同于对异文化进行整体描述的人类学民族志。民俗文化研究者刘铁梁认为民俗志要与一定的问题意识相结合,这些问题应该对于学科基本理论及前沿课题研究的开展具有检验的和创新性的意义,所谓民俗志不单是为别人的研究提供资料,它自身还是一种复杂研究过程和认识表达方式。

互联网已经深刻影响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提供了更为便捷的知识和信息获取平台,在社会文化领域也极大地改变了民俗文化的存在样态和传承方式,以草根文化和传统民俗事象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民俗学正在发生改变。当下人们对于外界信息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以更多样的方式参与到各种信息和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基于互联网时代民俗文化的新变化,民俗学需要调整和改变既有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向,重视网络环境下日常生活的民俗特征,以便更好地研究互联网时代民俗学产生的新议题。

  网络民俗志不是彻底颠覆传统民俗志,而是研究视角的扩展及互联网时代研究理念的新表达。从学科建设来看,它拥有三个基本面向:一是作为文本类型,即基于网络田野调查所获取的资料对某种特定民俗文化事象的文字记录;二是作为研究方法,即研究者在具体研究中应充分认识网络田野的独特价值和学术意义,转变传统民俗志中只是依靠田野实地调查的研究倾向;三是作为研究理念,即研究者通过关注互联网对传统民俗文化传承时空及文化分层等影响的分析,重新认识网络时代民俗事象的存在样态,同时对新出现的网络民俗事象进行体裁学方面的研究。

过去的民俗学研究更倾向于关注地方性知识或地方性文化。在互联网时代,从空间上看人们仍然生活在特定的区域中,但借由网络与世界各地建立起广泛的联系,这其中就包括知识和文化的交流与互动。这种突破具体时空限制的交流,使人们的日常行为和文化生活相互影响的程度大大加深。一方面某种地方性文化可以通过网络更便利地为外部世界所熟知,另一方面各地方性文化也会互相影响并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此过程中,一些新的民俗现象不断产生并迅速传播。如对于当下流行的广场舞文化,许多参与者从网上下载教学视频进行练习,网络资源共享使这种文化形式呈现出跨区域的高度相似性,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民俗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民俗学研究者要想深入分析类似广场舞文化这样的新民俗现象,就要突破地方性文化的视域,从文化的跨时空传播视角对其进行思考和理解。因此,在互联网时代民俗学需要在过去文本分析、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增加网络调查及网络资料分析的研究路径。

  有赖于网络技术的发展,过去属于特定群体的民俗文化,现在受到更广泛的社会关注,甚至一些曾经长久保持神秘感的民俗仪式,也通过互联网的传播被更多的人了解。这使过去以奇特民俗文化为旨趣的研究陷入无民俗事象可选的尴尬局面。民俗学者必须转变研究思路,从文化猎奇转向关注日常生活,不再以新奇为主要切入点和关注点,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民俗文化的现实意义。在人们的日常生活被互联网影响甚至重塑的今天,民俗学研究者要广泛开展网络田野作业,认真书写网络民俗志,深入研究新民俗的网络传播特点,不断拓展和丰富互联网时代民俗学的研究视域。

民俗学研究者可以将田野作业从传统研究中的城乡地域空间转移到网络世界中来,进行“网络田野作业”。与传统田野作业相比,网络田野资料的获得相对容易,但材料的变动性和不确定性也更为明显,这对学者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理论要求和更严谨的治学态度。在强烈的问题意识引导下,研究者可以在网络上发现有价值的原始资料,还可以通过网络直接与民俗文化继承者进行对话和访谈。互联网带来的民俗文化与社会生活转型,使得网络民俗志成为当代民俗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网络田野作业过程中,研究者要在民俗文化与社会发展议题之间建立起学理联系,并将这些联系用符合学术规范的文字呈现出来,这便是网络民俗志。网络民俗志的概念并非凭空创造,而是在传统民俗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最早提及民俗志的概念,认为“民俗志是关于民俗事象的记录”,并在后续著述中将之不断完善。在他看来,民俗志对民俗文化进行体裁学分类并将之转化成文字,它不同于对异文化进行整体描述的人类学民族志。民俗文化研究者刘铁梁认为民俗志要与一定的“问题意识”相结合,这些问题应该对于学科基本理论及前沿课题研究的开展具有检验的和创新性的意义,“所谓民俗志不单是为别人的研究提供资料,它自身还是一种复杂研究过程和认识表达方式”。

  (本文系2017年度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自主科研青年项目新乡贤的培育与乡村社会秩序重建研究(2017QN046)阶段性成果)

网络民俗志不是彻底颠覆传统民俗志,而是研究视角的扩展及互联网时代研究理念的新表达。从学科建设来看,它拥有三个基本面向:一是作为文本类型,即基于网络田野调查所获取的资料对某种特定民俗文化事象的文字记录;二是作为研究方法,即研究者在具体研究中应充分认识网络田野的独特价值和学术意义,转变传统民俗志中只是依靠田野实地调查的研究倾向;三是作为研究理念,即研究者通过关注互联网对传统民俗文化传承时空及文化分层等影响的分析,重新认识网络时代民俗事象的存在样态,同时对新出现的网络民俗事象进行体裁学方面的研究。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社会学系)

有赖于网络技术的发展,过去属于特定群体的民俗文化,现在受到更广泛的社会关注,甚至一些曾经长久保持神秘感的民俗仪式,也通过互联网的传播被更多的人了解。这使过去以奇特民俗文化为旨趣的研究陷入无民俗事象可选的尴尬局面。民俗学者必须转变研究思路,从文化猎奇转向关注日常生活,不再以“新奇”为主要切入点和关注点,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民俗文化的现实意义。在人们的日常生活被互联网影响甚至重塑的今天,民俗学研究者要广泛开展网络田野作业,认真书写网络民俗志,深入研究新民俗的网络传播特点,不断拓展和丰富互联网时代民俗学的研究视域。

(本文系2017年度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自主科研青年项目“‘新乡贤’的培育与乡村社会秩序重建研究”(2017QN04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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