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那些随父母转战东北的日子

201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日,喜迎新中国70周年华诞之际,大白新闻与湖北红军精神研究会联合策划,深入老百姓身边,听他们讲曾经亲历的红军故事。以下是一位将近100岁的女八路军李士恩回忆自己的革命历程。

一、星火燎原

红一军团指挥部里,气氛严肃。

半个小时之内,各师的师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们全部到齐,彼此之间虽然是战友,但也难得见一次面,他们都知道军团首长严谨务实的作风,没有过多的寒暄问候,只有简单的招呼。除了赵志强是新人以外,别的师级干部都是熟面孔了,所以,唯独他这一个人显得比较腼腆。

军团的四位首长分别坐在木凳上面,那是精明清瘦的军团长林彪,沉稳老练的军团政委聂荣臻,体格健壮的军团参谋长左权,儒雅高大的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

各师的师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们并排坐在军团首长们的对面,中间隔着一张长方形大木头桌子。

首先,军团长林彪讲话:“长征即将开始,至于具体行动路线,我也不很清楚,你们也毋须多问。现在我只想说,红一军团是党中央的左路前卫,红三军团是右路前卫,就像抬着一个轿子。一、三军团共同开路前进,还要保卫党中央和红军总部的安全。具体作战计划,等会儿由参谋长左权同志具体布置。”

其次,军团政委聂荣臻讲话:“实行战略大转移是党中央的决策,红一军团全体指战员必须坚决服从上级命令,跳出白匪军包围圈,寻找机会消灭敌人,保卫党中央,竭尽全力把中国革命推向前进……”

再次,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讲话:“这次行军任务,非常重要而且光荣。党的政治工作任何时候都要高度重视不放松,部队各级政工人员必须认真做好指战员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主任带头,深入一线做好部队的宣传工作……”

最后,军团参谋长左权讲话,内容较长,都是安排作战事宜,要求各师指战员必须做到服从命令英勇作战,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折不扣地完成各项军事任务,既要尽量消灭敌人,又要尽量减少红军部队伤亡。

军团四位首长讲话以后,各师的负责人可以自由发言,长话短说言简意明,这样是为了节省时间去指挥部队行动。

会议开完之后,各师负责人分别马上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指挥部队行动。

长征开始以前,博古李德项英一伙讨论是否让中华苏维埃主席毛泽东同志参加长征时,可是颇费脑筋,举棋不定。毛泽东同志心里面早已凉,也没有指望“左倾”领导者们开恩,让他参加长征,曾经提出,如果不允许他参加长征,就使他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陈毅一起打游击,但是必须带着罗炳辉及其红九军团的第二十师,因为那是一支最能够打硬仗,绝对忠于党和人民的部队,非常值得信任,可以在绝境之中为革命开辟出一条走向胜利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意思就是说,目前中央主力红军如此仓促地撤离中央苏区,对不起情深义重养育了党和红军的苏区人民,更加对不起长眠于这块红土地下面的红军烈士们。由于最高决策层负责人之一的周恩来同志的坚定不移和据理力争,才致使博古李德同意毛泽东同志参加长征,在一定时候听候任用,从而得以书写了这样一部中国革命胜利辉煌历史。

赵志强跟随部队行军的时候,亲眼看到了极重情义的毛泽东同志开始踏上长征路之前,曾经站在于都河边,依依不舍地流下了眼泪。毛泽东同志实在不忍心就这么离开中央苏区,离开那一块洒满了革命烈士们鲜血的红色土地和养育了红军战士的人民群众,中央主力红军这次一走,中央苏区人民就必定会大难临头。国民党蒋介石白匪军,决不会对人民心慈手软,相反,他们凶恶残忍心狠手辣,一定血腥镇压革命力量。这次红军长征,是万不得已的事情。只要想到这些,毛泽东同志就心痛不已。在周恩来与贺子珍同志反复的劝告下,毛泽东同志才开始迈开脚步走上了长征路,沿途之中,他一再提醒自己,争取机会与同志们力挽狂澜,正确地领导全党和人民军队不畏艰险勇往直前,解救全中国所有受剥削受压迫受奴役受煎熬的广大劳苦人民。

还是毛泽东同志有先见之明,算定中央红军如果要实行战略大转移必须首先通过于都河,因此,他早就着手注意观察记录于都河水的详细涨落情况信息。

中央主力红军开始了悲壮的长征,于都河边人喊马叫。红军队伍的两旁,老百姓们纷纷扶老携幼,强作欢颜送别子弟兵远行,脸上显出笑容心里却似黄莲。送行的人们在想着红军这一离去,不知何日还能回来。是啊,刚刚红火几年的日子很快就要结束了。

渡过于都河后,就是崎岖不平的遥远山道。各种大小木制车辆装满各种物质,人马夹杂而行。上路之前,队伍中的人们互相对话。

“准备好了没有?”“差不多了。”

“可以出发了吗?”“现在可以。”

“大家准备出发!”“准备出发。”

“同志们谨慎一点!”“小心走路。”

……

太阳落下以后,夜幕降临,月亮朦胧挂在天空,弯弯的山道上,行走着一支庞大的行军队伍,难以数清楚的辎重车辆,一个接着一个,在众多人的推拉下,吱嘎吱嘎地像蜗牛似的挪动着。在这数十里弯弯曲曲的山道上,大批民夫抬着机器、箱子、办公桌、文件柜、金条银元、粮食药品……缓慢移动。特别显眼的是,还有几十位年轻体壮的汉子合力抬着机器的巨大底盘,不断喊着号子的队伍夹在中间,队伍里面还有不少拄着拐杖的老人、互相搀扶的妇女和身背手拉的小孩。此情此景,可谓奇特无比光怪陆离。

这支臃肿不堪的部队走得极其缓慢,一个小时行走不了一里路程。附近的山头上和两旁的丛林里有许多枪口,向着这支红军队伍,然而没有人开枪,只是在密切监视着红军队伍的行动。

中国革命的历史,必须感谢伟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尤其是毛泽东同志,被解除大权并且冷落一旁的时候,忍辱负重,事先派员积极主动做了国民党内反蒋实力人物陈济棠等人的工作,晓以民族大义,为红军长征铺好一条路,尽量减少这支工农武装队伍的损失,保存中国革命的火种。

山上没有开枪的是广东反蒋实力人物陈济棠的部队,事先已和红军谈妥,达成默契谅解,答应只要红军不先开枪,就可安全通过那个地方。事实证明陈济棠那次确实守信,放了红军一条生路。当时赵志强那个师指战员全部埋伏在那条山道附近的各处,以防不测。两支军队不交火,就避免了人员伤亡。少牺牲一名红军,相应地就多保留了一颗红色的革命种子。

红军能够安全通过第一、二、三道封锁线,要想顺利通过后面诸道封锁线就不可能这么幸运了。因为后面诸道封锁线的国民党白匪最高指挥官是湖南军阀何健,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当年朱毛红军攻破长沙,他在城里面差点被俘而侥幸逃脱。红军撤退离开长沙城以后,何健恼羞成怒,为了雪耻,千方百计抓捕并且杀害了红军统帅毛泽东同志的爱妻杨开慧同志。一代大儒怀中先生的爱女,人民骄杨,就在长沙浏阳门外的棉花坡上香消玉殒,鲜血染红了脚下的那一片土地。革命理想之花,在烈士的鲜血中绽放开来……

中央红军长征途中,遭遇国民党蒋介石反革命军队围追堵截,天上飞机轰炸,经过无数艰难险阻,高山大河。红色革命队伍,在枪林弹雨激流险滩中不断地前行……

长征,是后来的叫法。在最开始,人们只是叫“战略大转移”。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即战略大转移,是“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们万般无奈的决策。这个决策固然不错,但是,他们心中却没有什么周密计划和明确目标,具体到哪里去,都不知道。说得好听一些,他们是在蒋介石国民党五十万大军汹涌而来的紧急情况之下,仓促决定八万红军主力突围而去,企图进行外线作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从而达到保卫中央苏区之目的;说得不好听些,他们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军队赶着到处乱窜逃命,像树下的落叶,随风飘零。赵志强所在红一军团,始终是中央主力红军长征队伍中的开路先锋。

“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们在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奉行的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后来又搞消极避战。他们带着大量的“坛坛罐罐”,想着去湖南那边,打算会合红二、六军团,待放下沉重行李之后,再举行反攻,真是愚蠢,他们怎么能知道,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已经在沿途设下了重重封锁线。对于毛泽东同志机动灵活打击敌人、避免陷入天罗地网的忠言苦谏,“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压根不予理睬。赵志强知道这些事情,却又无能为力,他只能服从党组织的命令,做好分内的部队政治工作。

由于“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及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使中央红军时刻面临被动挨打处境。红军在突破国民党蒋介石白匪军的第四道封锁线时,即湘江之战中部队损失大半……

中国史 1

来源:中国军网·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融媒体 作者:荆南飞

中国史 2

那些随父母转战东北的日子

1949年,李士恩在江西上饶军分区卫生处任指导员时,和儿子叶新东留影(图片由李士恩之女叶灵提供)

荆南飞

李士恩,女,山东省临沂市李家石河村人,1921年农历11月23日出生。14岁时,李士恩在本村小学读书,不到半年,就因她的父亲、大哥先后被国民党士兵打伤致死,家庭困难而辍学。她母亲非常坚强,独自带大了兄妹四人。

今年9月20日,是父亲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时光飞逝,一晃父亲已经离开2年了,母亲也离开5年多了,可我对父母的深深怀念,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退,脑海中常常浮现出父母的音容笑貌,闪现出在儿女成长中的无私大爱……

抗战爆发后,她母亲成了抗日的积极份子。在母亲的影响下,李士恩的二哥秘密参加了共产党,是地下交通员(因为保密,李士恩解放后才知道);三哥先参加了国民党部队,部队撤退时,他想请假回家看看,军长知道他家里只剩母亲时,让他回家照顾母亲,不必再回部队了,他回家不久就参加了八路军。

父亲荆健,安徽濉溪人,1918年9月20日出生,1935年参加革命,1938年到延安,同年12月入党,任陕甘宁边区青委干事、警备旅青年股长、边区青委武装部长,后投笔从戎,参加了解放战争、广西剿匪、抗美援朝,先后任热东军分区组织科长、干部大队政委,东北民主联军(后改为第四野战军)团政委、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沈阳军区后勤部政委、装甲兵政委、政治部副主任和顾问等职。

李士恩在学校进步老师和本村地下党组织的宣传引导下,抗战开始不久就积极参加了抗日活动,并于1940年10月10日由地下交通员护送,穿过二道封锁线,到达临沭县苏鲁边干部学校接受政治培训,正式参加到革命队伍中;她妹妹也在几天后到达。培训班结束后,她妹妹李士坤因为岁数较小,比较腼腆,被分配到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妇女班工作。李士恩因为性格比较泼辣,上级认为很适合做群众工作,就留在了“地方”。

母亲曾延淑,湖北黄冈人,1920年12月5日出生,1940年投奔延安参加革命,任边区妇联干事,1942年入党,后挺进东北并入伍,任热东军分区机关指导员、团组织股长,志愿军133师干部科长、后勤部副政委等,1955年转业,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委宣传部副部长,锦州市委直属党委书记,辽宁省交通设计院党委书记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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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 3

李士恩小时候根据当时习俗缠过小半年的脚,后来她越来越痛苦,就不想再缠了,成了“解放脚”。村里人都议论:“这么大的脚,将来怎么找婆家?”李士恩的母亲非常开明,说:“你们不想缠就不缠了”。于是,李士恩和妹妹就沒有再继续缠脚了。这双“解放脚”,让李士恩在以后几十年的工作和生活中受益匪浅。她母亲的这种思想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李士恩非常感谢母亲的开明、进步。母亲的思想和性格影响了李士恩的一生。

古城延安。

李士恩在到达苏鲁边干部学校后不到一个月,经杨荣杰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预备党员,三个月后转为正式党员。1941年1月,在学习培训二个月后,被分配到临沭县民运科工作团任团员。1941年三八节,李士恩被选为妇女积极份子代表,参加了在天宝山召开的山东省笫一次妇女救国会大会,被评为先进妇女。

父母在延安相识相爱,1944年经组织批准结为夫妻。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急速调遣部队抢占东北。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中央决定抽调大批干部与蒋介石争夺东北。陕甘宁边区青委组成了赴东北干部团,去哈尔滨组建充实东北各省团委,蒋南翔任团长(支部书记),父亲任副团长(支部委员)。就这样,父母带着不满周岁的我踏上了挺进东北的征程。当时没有交通工具,全靠两条腿走。两个多月后,经榆林、米脂、吕梁山、朔州、大同,到达张家口解放区。时任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书记的欧阳钦伯伯在延安时认识父亲,知道他从事过军事工作,根据前线需要硬是把父亲留了下来,分配他到热东(现在为辽西地区)部队任职。由此,父母一起参加了东北解放战争全过程。父母健在时,常和我讲起他们转战东北的事,这些陈年往事几乎印在他们的脑子里,也渐渐融入到我的血脉中,激励自己不断成长,在父亲百年诞辰之际,我把它整理成文,缅怀父母,寄托哀思。

1941年4月起,李士恩任滨海地区临沭县沭西区沭西乡妇救会会长。不久,沭西乡被日本鬼子占领了,李士恩原来工作的地区成了敌占区,李士恩她们临时转到草贺乡工作。这里离敌占区很近(最近的炮楼只有七、八里路),敌人经常过来袭扰、破坏,还曾两次指名要抓女八路“李大个”,因她个子高,又是女同志,特别显眼),被敌人包围过几次,非常危险,所幸都躲过了。后来查明,经常在她们住处附近活动的一个农民打扮的人,是敌人的间细,是他向敌人告的密,但他不知道李士恩的全名,只知道姓李。虽然李士恩她们是抗日政府的干部,做的是地方工作,每年只发两套便服,并沒有穿军装,但是敌人把她们都叫做“土八路”。

“无人区”的救命水

有一次,李士恩发高烧三天不吃不喝,整天昏睡,区委书记非常着急,要是敌人来了就麻烦了,正好李士恩的二哥来送情报,区委书记就让他把李士恩带回家去养病(离她家只有十七、八里路)。她到家的第二天,敌人指名来抓女八路“李大个”,村里的民兵平时和李士恩相处的非常好,就像亲人一样,他们不知道李士恩已经回家,心里非常着急,一边往村里跑,一边根据自己的辈份喊:“李大姑!李大姐!敌人已经进村了!”和李士恩一起工作的其他同志听到呼叫,立即从屋里跑了出去,跑到大门口,有一女同志突然想起小包袱忘了拿,赶忙返身回去拿,等她拿了包袱跑出屋时,敌人已经到了大门口,把她堵在院子里,她只能一头钻进高梁桔堆里,结果,半个身子还在外面,就被敌人抓住了。

有谁喝过浸泡过尸体的水,还用它做饭吃?说起来自己都不相信。但在那个年代,这件事就真实发生在父母身上,当然我也算是经历者吧。

中国史,1941年7月,上级将乡一级政权取消了,由区直接领导村。区委徐书记找李士恩谈话,让她担任沭西区妇救会会长,并任区委组织委员。1941年10月,李士恩又调任曹河区妇救会会长、区委委员。这期间,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便于做社会高层人士的工作,李士恩由组织推荐,以妇女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县参议会,并当选为县参议员。

1945年10月,父母带着我和干部团从延安出发,向东北挺进。当时我还不满10个月,为了方便带着我,南区合作社给我们配发一头毛驴,一侧驮我一侧驮行李,这样就减轻了父母行军的负担。父亲一晚上没睡觉,按照我身材大小做了一个小木筐,宽窄正好,底下铺上褥子,外面包上被子,我正好能躺在里面,就这样驮在毛驴身上。大约半个月左右,从米脂过黄河进入山西兴县。日本鬼子为了隔断八路军和群众的联系,在兴县界内八路军开辟的游击区,制造了大量的“无人区”。在“无人区”里,鬼子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方圆几百里的村庄渺无人烟,一片荒芜。虽然日本投降了,但“无人区”还没有恢复。我们原先计划宿营地的村庄,到处是残垣断壁,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子,仅有几处没有房顶的“房圏子”。所以晚上宿营时,这几处“房圏子”就是好地方了,都让给带孩子的女同志住,我们青委干部团有三个带孩子的女同志,都住在了“房圏子”里,其他人只能睡在野外。当时天下着小雨,阴冷阴冷的,团部给每人发了两尺雨布,顶在头上遮雨过夜。“无人区”没有吃的,大人还好一点,到附近山上挖点野菜勉强充饥,我由于母亲奶水不好,又没有“百家奶”可吃,叔叔阿姨就把仅有的一点米面凑起来,给我做成“米糊糊”吃。

1942年9月,滨海区地委开办政治训练班,调李士恩去学习一个月。刚到训练班,学习还未正式开始,敌人大扫荡开始了。为了反扫荡,地委将学员临时编成几个工作队,派到下面帮助工作。李士恩她们这个队被派到了海陵县。这个县是不久前开辟的新区,干部少,反扫荡结束后,李士恩就被组织上留在了海陵县,担任滨海区海陵县北河区妇救会会长。1943年8月调任滨海区海陵县与西区妇救会副会长。1944年2月调任滨海区海陵县高岩区妇救会会长兼边沿区小学主任。

“无人区”的水源都让鬼子破坏殆尽,一次好不容易找到一口井,高兴地赶紧打水,打上来几桶后,见底了,发现下面露出两具腐烂的尸体,估计是被鬼子杀害后扔到里面的。“有死尸!”有人一听刚喝的水泡过死尸,顿时就吐了起来。战争年代哪有什么条件好讲,在“无人区”里能找到水喝就算是老天爷照顾了。虽然大伙觉得反胃,但因没有其它的水可用,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就这样,用了5天时间才穿过了难熬的“无人区”。

1944年3月初,李士恩作为海陵县选出的妇女干部代表(必须正区级干部才有资格),从海陵县高岩区出发,步行上百里,赶到一个叫“三界首”的地方,参加“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大会。大会结束后,又进行了几天整风学习。学习结束,其他代表都回去了,李士恩被县妇救会会长留下,非要给她介绍对象,李士恩非常反感,怎么说都不同意。

吕梁山。

李士恩开会、学习的地方,附近是中共山东分局党校所在地,叶声1943年7月至1944年3月在此参加中共山东分局组织的党内整风学习。学习结束,大部份同志都回部队了,叶声因等待上级调令,分配新的工作,故沒有离去。因有事留下的还有几位同志,其中一位是山东军区后勤部兵工科政委兼科长吴云清,他也是李士恩的亲妹夫。他与李士恩的妹妹李士坤结婚两年多了,直到这次李士恩来开会,他们才第一次见面。

吕梁山上的母爱

一天,吴云清和同时留下来的另一位同志聊天,那位同志问吴云清:“李士坤的姐姐结婚沒有?”吴云清回答:“沒有。”那位同志又问:“有对象沒有?”吴云清又回答:“好像也没有。”那位同志说:“好像叶声也还沒有结婚,不如你把李士恩介绍给他。”吴云清觉得这个提议很好,就分别征求了叶声和李士恩的意见,见双方都没有异议,就安排他们在村外的坟堆旁见面。两人见面后,互相介绍了自己的和家庭的情况,双方都很滿意。不久,叶声接到上级的任命书,让他担任鲁中军区四分区十二团团长。叶声向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报告了他找到对象的消息,肖华主任命令他立即结婚,两天后去十二团报到,准备参加鲁中军区组织的第三次讨吴战役。叶声和李士恩就这样紧急的结婚了。两天后,叶声就赶往十二团上任去了。

过了“无人区”不久便开始翻越吕梁山。现在的吕梁山区域是风景区,节假日是人们休闲游玩的一个好去处。可在当时经过连年的战争摧残,鬼子的疯狂扫荡,吕梁山不仅山高路险,而且到处是断层沟壑,没有一条完整的山路。

中国史 4

我们是从吕梁山北麓翻过去的,海拔有1000多米高,当时下着鹅毛大雪,又是在山中,非常寒冷。父亲组织70多人的队伍走在前面,母亲等三个女同志带着孩子走在队伍的后面。途中我饿得哇哇直哭,因为要跟上队伍吃东西也不能停下来,母亲就骑在毛驴上边走边给我喂奶,还没喂完奶,可能是山坡有点陡,又是从山上向山下走,毛驴又蹦又跳不听使唤,旁边的阿姨大喊让母亲快跳下来。惊慌之中母亲什么也来不及想,也管不了下边是平地还是沟壑,抱着我就跳了下来。为了保护我,母亲的臀部重重摔在了土坎上,自己站不起来了,阿姨们拉了几次才起来。当时母亲年轻,活动活动觉得没啥大事就继续上路了,后来经检查胯关节严重摔伤,留下了终生伤病。2008年,母亲走不了路了,我带母亲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治疗,做了胯关节植换手术。专家知道了母亲的经历后说:“老革命真不容易,当时有条件能及时治疗,不至于现在这个程度……”慢慢的,母亲和另两个带孩子的阿姨就落在了后面。天已经黑下来了,山高、雪大、路滑、天寒,还无法和前面的同志取得联系。怎么办?正当母亲心急如焚之时,先下去的同志发现我们没跟上,就发扬延安时的那种团结互助的革命友爱精神,从自己的棉衣里拽出些棉花做成火把,点着火把返了回来,把我们接到了山下。

1947年秋,东北民主联军辽南军区一分区司令员叶声和儿子叶新东在东北辽南(图片由李士恩之女叶灵提供)

中国史 5

李士恩与叶声结婚后,滨海地委领导考虑到叶声在鲁中军区工作,为了照顾她们夫妻关系,经滨海区妇联和海陵县妇联及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共同鉴定后,由滨海区党委介绍李士恩到鲁中区党委,鲁中区党委决定她到四地委分配工作,四地委领导考虑叶声所在的十二团主要活动在临朐等周边地区,就把她介绍到临朐县委安排工作。

同蒲铁路。

临朐县多山地丘陵,土质和抗旱能力较差。1941年夏季酷热无雨,秋作物减产。同年秋,旱情持续发展,直至1942年夏收减产。1942年秋,又遇早冻,秋作物减产。更加上日伪军的“扫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和国民党军的搜刮,严重扰乱了农民生产、生活的正常秩序,造成土地荒芜,饥荒和瘟疫频繁发生,大量人口死亡或外出逃亡。成片的田野里没有庄稼,长滿野草。有的地方,方圆几十里没有人家,全县人口急剧减少,形成了骇人听闻的“无人区”。

封锁线挡不住的父爱

1943年夏,八路军经过第一次讨吴等战役,相继解放了九山、沂山一带村庄及临朐县南部的龙山、米山、峰山各区,建立了沂山根据地,中共临朐县工委和县人民政府相继建立。1944年4月,第三次讨吴战役后,嵩山等南部山区解放。但是,临朐县的大部份地区都还被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所占领。在刚解放的土地上,抗日政府立即派大量干部深入灾区,救济灾民,送医送药,组织灾民开荒种地,恢复生产,建立抗日组织。1944年3月,李士恩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被任命为临朐县龙山区妇救会会长、区妇女委员,直接参与到巩固新生政权的艰巨工作之中。1944年11月,李士恩调任临朐县妇救会副会长、县妇女委员兼米山区妇救会会长;1945年5月,李士恩任临朐县妇救会代会长、县妇女委员兼米山区妇救会会长。在八路军和抗日政府的领导下,在老根据地人民的支援下,在一大批像李士恩这样的干部的辛勤工作下,这一地区的群众生活逐渐好转,昔日的“无人区”逐渐复苏。

蒋介石为了阻止共产党人奔赴东北,命令阎锡山派部队阻截,把延安到东北必经的同蒲铁路封锁了。

1945年7月25日,李士恩在沂水县八路军鲁中军区四分区医院生下了大儿子叶建国。9月底,李士恩接到叶声托人捎来的信,说他接到上级命令,马上要带部队去东北。李士恩立即赶往军分区驻地,想和叶声商量一下孩子的哺养问题(当时有规定,有了孩子都是托付给老百姓,自己不允许带)。等她赶到时,叶声早已率队出发了。四地委领导立即批准她随队到东北,并由分区派了几个骑兵战士护送她去追叶声,在途中追赶上了队伍。

那封得叫个严实。白天,天上国民党飞机反复侦察,发现情况就狂轰乱炸,地上隔几百米就修一个炮楼,连成线,全线无死角严密警戒;晚上,铁路装甲巡逻车打着探照灯定期巡逻,照得路边宛如白昼,炮楼里的国民党兵在探照灯间隙还时不时打冷枪放冷炮,恨不得连个麻雀都不让飞过去。

叶声率领的“干部营”,是根据中央指示,由鲁中军区组织,准备赶在国民党军队之前,抢占东北。1945年10月初,叶声率领“干部营”从沂蒙山出发,从蓬莱的奕家口港上船,在辽宁的庄河县上了岸。

前面就是刀山火海,也得过去,明知可能有去无回还得上,国民党人指定不理解,但这就是父母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的追求和信仰。为了通过封锁线,父亲他们只能由部队掩护在夜里强行通过。黄昏的时候,部队对过封锁线提出要求,明确行进的整体路线,危险路段和重要路口的注意事项,途中休息位置和到达时限。规定10人组成一个小组,孩子必须由大人背着,不能用毛驴驮,防止敌人枪炮声惊吓牲口掉下来摔伤。

到了东北,李士恩穿上了军装,正式入伍,被任命为东北人民自卫军东满临时指挥部辽南纵队第一支队政治部民运科组长。“土八路”变成了真八路。

天刚一黑,我们就出发了。母亲几个女同志分别走在小组中间,两人一组手挽着手,两边是两个男同志,掩护部队的同志在最外面两侧保护。我们这支队伍都是中央青年团的干部,多数都是20岁上下年纪,都没有打过仗,敌人一会探照灯照射,一会冷枪冷炮,也算经历了战场考验。由于母亲受摔伤影响,自己勉强能走,所以全程只有父亲自己背着我跑。原地小休息时父亲也不能休息,怕我哭闹惊动敌人暴露了行动,就抱着我来回晃悠。途中敌人一发炮弹在离我们100米左右的地方爆炸,吓得我哇哇大哭,父亲赶紧用毛巾捂住我的嘴。后来听说有的队伍小孩就这样被捂死了。整整一个晚上,父亲背着我跑了七八十里,才进入安全区。

一路上天气寒冷,但父亲的棉衣却被汗水浸透了,停下来小休息时,冷风一吹冰凉刺骨,是父亲对儿子浓浓的亲情,是革命者对后代深深的挚爱,父亲硬是背着我跑过了炮火连天的封锁线。

临危受命担重任

1945年底到达张家口解放区,父亲被留下任热东(今朝阳)军分区组织科长。当时热东分区刚刚组建,混进了一些伪警察、兵痞和土匪,需要审查、甄别和清理;热东地处进出东北的咽喉,是势在必夺的战略要地,国民党军发起了全面进攻围剿,企图消灭我军。

军分区一面组织部队灵活反击,一面对内审查清理,并避其锋芒,组织地委直属机关、军分区机关非作战人员、家属、伤病员向后方冀东遵化一带转移。父亲担负审查清理任务,母亲(任热东分区政治部机关指导员)带领政治部转移人员后撤。后撤队伍走了两天,暴露出一大堆问题:单位多而杂,互不隶属,领导不统一,宿营点上打乱仗;后勤保障厚薄不均、有多有少;人员思想不稳定,还有部分刚刚入伍的十五、六岁女兵,有畏敌情绪;更为严重的是,军分区领导获悉土匪武装企图配合国民党的正面进攻,对我后撤人员围而歼之。面对这些问题,地委王国权书记和军分区丁盛司令员当机立断,决定后撤队伍组建“干部大队”,任命地委赵秘书长任大队长,刚刚出色完成清查任务的父亲任政委。

父亲临危受命,同大队长马不停蹄追上了后撤队伍。此时土匪已经对后撤队伍形成了包围,父亲顾不上休息,迅速带领后撤队伍连夜跳出了包围圈,土匪扑了个空,我又躲过了一劫。到了安全地点后,父亲向后撤队伍宣读了军分区的任职命令,由大队统一指挥转移,完善组织机制,确定转移路线,强化组织纪律,合理分配物资,加强安全警戒,稳定军心,彻底改变了混乱局面,保证了转移队伍全部安全到达遵化县。我们在这里驻扎了三个多月,父亲组织大家搞生产自救,妥善地解决了生活问题,得到地委领导和分区首长的赞赏。1946年4月,父亲就被调回前方任新组建的“解放团”政委,不久改任8纵24师72团政委。

多年以后,杜平伯伯(曾任东北野战军组织部长,建国后任南京军区政委)还对我说,“你爸爸原来是共青团的干部,在东北热东转移的时候,我发现他有魄力、会带兵,就让他当团政委。”

为革命痛失爱女

我本来还有一个妹妹,但由于战争使得我们天人相隔,这也成了父母一生的遗憾。

1947年夏季攻势后,东北战场的态势发生了根本改变,我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7、8月份,父亲率部从辽西向新开岭转移,参加秋季攻势,造成打大仗、打大城市,解放东北的战略态势。这时母亲要生妹妹,不能跟随部队转移。母亲时任24师供给部卫生处协理员,师里派卫生处童子英阿姨留下来照顾,并留下一名警卫员。战时的农村条件,没有医院、没有医生,童阿姨只好找来有经验的“接生婆”来接生。好在是顺产,总算母女平安。妹妹出生后的第三天,母亲就带着我和刚出生的妹妹追赶部队去了。当时警卫员和童阿姨用担架抬着母亲,在过一个小河沟时因为路滑,妹妹掉进了水里。妹妹出生时就没有经过必要的护理,又掉到水里呛了一下,老是吐,我当时不到三岁,部队战事又紧,两个孩子实在没法带,追上部队后,父母反复商量,最后忍痛决定把妹妹先寄养在老乡家里,等胜利了再接回来,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别。

辽沈战役结束后,部队有了稳定的后方,母亲准备把妹妹接回来,还做好了新衣服。父亲多方打听找到了收养妹妹的老乡家,但得知妹妹半年前就得病死了。母亲知道后非常悲痛,父亲安慰母亲说:“闹革命很多家庭都有这种情况,为了辽沈战役的胜利,我们贡献一个女儿也值了。”
后来,父亲所在部队改编为第四野战军45军135师405团,入关先后参加了平津战役、衡宝战役、广西剿匪等解放全中国的战役战斗。任405团政委期间,率部痛斩国民党王牌“钢七军”,所在团被授予“猛虎扑羊群”荣誉锦旗,“猛虎团”称号享誉全军。

多年来,父母坚定不移的崇高理想,不计得失的大局观念,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拼搏奋斗的革命精神,始终激励、鞭策着我,不断前行,每当我遇到困难和挫折时,父母不屈不挠的精神,总能激起我直面人生、奋起拼搏的勇气。因此,我将这视为父母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希望能将父母的精神代代相传,成为子孙后代做人的指引和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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