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第十次学术年会在湖北襄樊召开,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是荆楚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会议得到襄樊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开得非常成功。特别值得高兴的是在这次会议上,荆楚文化学者发表了很好的学术论文,和他们相识也是我学术经历中值得纪念和回忆的事。本书的编者胡中才、杨顺适两位先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认识并使我获得很多关于荆楚文化的教益。  荆楚地区是中国古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楚文化或荆楚文化因楚国和楚人而得名,是和中原文化齐名的地域文化。这一文化的历史渊源很古老。楚本是一种灌木的名称,也叫做荆,在南方江汉流域的山林中极为常见,于是远自商代开始,北方中原人就以荆楚来称呼江汉流域的南方地区和南方部族,《诗经商颂殷武》篇就有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维女荆楚,居国南乡的记载。这从另一方面说明荆楚历史和文化的源远流长。  在中国文化中,荆楚文化是一种大文化,它涵盖的地域很广,内涵极其丰富。一般说到荆楚文化,我们脑海中必会出现屈原及其离骚,但这仅仅限于文学,实际上楚文化在建筑、青铜、髹漆、手工艺、天文学、文学、历法、哲学等方面都曾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考古发现的辉煌的楚文化遗存就是证明。如果将楚文化分为雅文化和俗文化两种形态,这两种文化无疑都是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至今还流传在荆楚地区的民俗文化(即俗文化)无疑是古代楚文化的遗留和发展,它同样展现着地域特色,折射出历史的光芒。  在这次会议的间隙,我们有幸参观了襄樊的文物古迹。三国文化的古隆中遗址,米氏祠,襄樊古城遗址,还专程到南漳考察了端公舞、沮漳巫音。这些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使与会的学者大开视野,深深感到人杰地灵的荆楚地区至今还是风采照人。特别是在与胡中才先生交谈中,我们得知当地流传着一种十分古老的民俗阳锣鼓和阴锣鼓。这种朴实的口头传承,是生活和信仰的结晶。他还为我们播放了现场录像,让我们体验阳锣鼓和阴锣鼓表演的场景。这次胡先生还送给我一本由他编辑的《荆山打锣鼓歌》,书的封面上特意注明不可传阅,足见其治学的严谨。这本锣鼓歌收入的锣鼓词作品只有70余首,大多是初次整理的作品,可见当时胡先生、杨先生对荆山阳锣鼓和阴锣鼓的流传情况及其内容还只是初步了解,还没来得及深入考察,所以不好示人。在交谈中,我建议他们再次深入民间,对两种锣鼓词及其表现形式作深入考察。时隔三年,胡先生来信说,他和杨顺适、李素娥合作,经过三年实地考察、采录,将荆山阳锣鼓和阴锣鼓的传承,以文本的形式完成,编辑成《荆山阳锣鼓》和《荆山阴锣鼓》准备出版。得到这一消息,我当然是很高兴的,因为由于他们的努力,终于使将要濒危失传的民间文化得到抢救。面对两部著作的书稿,想起在襄樊的经历和友谊,觉得这两种锣鼓词的采录、编辑、出版给我们很多启示。  第一、民间文化的抢救必须建立在田野作业的基础之上。  湖北荆山一带的人们有着十分奇特的风俗习惯,有些习俗既不同于汉民族的习俗,也不同于少数民族的习俗。比如,阳锣鼓、阴锣鼓,特别是阴锣鼓、打锣钹、斩财门、巫音等,都是这里特有的习俗,是至今仍在流行的一种古老文化,亟待抢救和发掘。  俗文化与雅文化相比,是一种弱势文化。这种文化是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传承方式极不稳定,人亡歌息的现象经常发生。要保存这种文化,田野采风是唯一的办法。它既可以文字记录、又可以录音、录像和摄影,当然最可靠的办法是使这种文化得到活态保存。胡中才先生他们做了很好的工作,亲自深入民间,多次访问歌手,将口头传承变做文本写定。而李素娥教授的参与,又使文本写定增加了音乐成分,将曲谱与歌词结合起来,使文本成为可以吟唱的活形态,也是田野作业中十分可取的做法;如果再衍生一下,将阳锣鼓与阴锣鼓的考察形成一部考察报告,对政府指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更能起到参考作用。  第二、关于阳锣鼓、阴锣鼓文本的辑录。  民间文化是一种生活文化,一种习俗。这种文化产生在一定的生产和生活氛围之中。荆山阳锣鼓产生于生产劳动过程中,这种形式在许多民族中都存在过,民俗学界和音乐学界常常将其称为薅草锣鼓,也有叫垦荒锣鼓、薅草歌。这种文学的和音乐的歌唱形式,一般是在开荒种田时击鼓而歌,即兴演唱,是田间劳作时的一种娱乐形式。它的歌词内容非常丰富,题材大都是民间传说、历史故事,天文地理、婚姻爱情、生活知识、道德伦理等,当然也包含了农业生产知识。目的是为了协调劳动节奏,减轻疲劳,提高劳动效率。在荆山地区和阳锣鼓相对的是阴锣鼓。阴锣鼓主要是在丧葬仪式上唱的丧歌、孝歌,这是荆山丧葬文化的一大特色。此类歌配合丧葬仪式,起到超度亡灵的效果。其中的奉孝歌,属于伦理歌。劝孝、敬孝,因人而异,择歌而讴,是阴锣鼓的主要内容。为了将阳锣鼓和阴锣鼓的内容和形式充分表现出来,记录和编辑过程中不得不对歌词内容进行取舍。在这一方面,编者是动了脑筋的。正如编者在两书的后记中所说的,本着全面地、历史地、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只要其主要内容有进步意义,原则上予以收录。若主要内容不雅,副作用太大的没有收录,如《十八摸》一类歌词。我理解编者的用意。但是用全面的、历史的、一分为二、进步意义、内容不雅,副作用太大等词语指导编辑工作,未免过分担忧。过去我们也曾用精华与糟粕、封建与迷信区别作品的得失好坏,但结果往往相反,使许多有价值的作品遭到不公正的对待,甚至消失。因为精华与糟粕是极其模糊的概念,不具有操作性。无论是阳锣鼓还是阴锣鼓歌词中都有描写情爱的歌段,传承人之所以这样唱,听众又愿意听,自有它的道理。其中的心理原因是复杂的,也许这类歌正是农村性教育的特殊形式。就如我们现在在电视、电影中见到了穿着比基尼和泳装的女郎,无需大惊小怪。如果全面的、历史的看问题,保留像《十八摸》一类的唱词,作存真处理也是应该的。其实《十八摸》不仅荆山有,全国各地都有流行,没见摸出什么名堂来。这样看来,《十八摸》现象倒是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当然这可能是学理上的问题,学术研究需要这样的资料,但作为普通读物,我还是赞成编者的意见。  第三、关于阳锣鼓和阴锣鼓的发掘、保护。  胡中才、杨顺适、李素娥三位先生合作对《荆山阳锣鼓》和《荆山阴锣鼓》的采录、编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他们从历史和现实多角度地对采录对象特别是这一锣鼓形式的历史源流、社会功能、演唱程序、传承特征、音乐特色等做了全面考证,认为荆山地区这种特殊习俗的产生,源远流长,它是荆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楚迁移荆山并在荆山建都,先后有长达400多年的历史。而且,古楚迁都于荆州纪南城和宜城楚皇城,也都在荆南、荆东的山下,楚国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荆山一直是楚腹地。楚人将夏文化与荆山地区的蛮文化、荆南巴文化融合一起,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楚文化,影响了中国南方文化千余年,其中有许多至今仍影响着中国文化。《荆山阳锣鼓》和《荆山阴锣鼓》两本书的出版,对于研究荆楚文化,特别是荆楚民俗,有着重要的意义。  荆山地区的阳锣鼓、阴锣鼓、打锣钹、斩财门、巫音等,都是很有生命力的楚文化,都具有渊源上的古老性、程式上的稳定性、音乐上的传承性、组曲上的灵活性、风格上的地方性等。这些都是古楚遗留下来的活化石,我希望能够充分的发掘,充分地利用,让它们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  当然这种发现、采录工作还仅仅是开始,后续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关于阳锣鼓和阴锣鼓的传承,特别是对传承人的扶持、保护,应该提上日程。保护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重中之重。我相信本书的编者在采录过程中已经为传承人建立了档案,理顺了传承谱系。荆山是山区,许多地方还保持着原有的农业耕作方式,只要有这种环境存在,阳锣鼓不会消失它的响声;荆山人是极重伦理的,丧葬仪式也会少不了歌手的身影。这就是民俗文化传承的生态环境,应该得到强有力的保护。  《荆山阳锣鼓》和《荆山阴锣鼓》的出版,有效地抢救了两个重要的民间文化品种,使这一带的不少文化遗产得到了发掘和保护,其文化价值不可估量。欣悉这一研究得到了襄樊学院的支持,学院计划出版包括这两本书在内的一系列荆楚传统音乐文化研究丛书。这是值得庆贺的事情。我希望更多的学者能站出来,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出不懈的努力。  很遗憾不能亲临荆山采风问俗,只能以感想式的文字寄托我对曾经造访过的荆山的感激,是为序。

《雾渡河民间叙事长歌》序

  2009年国庆、中秋双节 于北京

2015年9月,有幸参加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专家组,赴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雾渡河镇考察那里的民间叙事长歌传承。这次来去匆匆,没来得及进行深入的田野考察,但雾渡河镇文化站站长张定虎先生的介绍就让我震惊。雾渡河镇是湖北省第一个“民歌之乡”,这里蕴藏着丰厚的民歌文化遗产。现有民歌传承人1400多人,已收集到山歌、田歌、灯歌、儿歌、小调、号子、风俗歌等7大门类2300多首。特别令人惊奇的是雾渡河地区还流传着多部民间叙事长歌,已收集到的多达90多部,而且其中的60多部已收录出版。就凭这些数据和所进行的工作,足可证明“民歌之乡”实至名归。

考察雾渡河之后,我们又匆匆赶到咸宁。据说那里也蕴藏和传承着大量的民间叙事长歌。以往学界所指的汉族叙事长歌就有咸宁久负盛名的《钟九闹漕》和《双合莲》。这次到咸宁,也是走马观花。据咸宁市文联介绍,经几代民间文艺工作者收集、整理的叙事长歌有80多部,已出版30余部。这不禁使我想起多年前在湖北襄阳南漳地区采风的经历。那里有一种民间歌唱形式阳锣鼓和阴锣鼓。阳锣鼓相当于湖北地区普遍流行的“薅草锣鼓”,土家族叫“打溜子”。是在生产季节,配合农事活动,在田家地头敲锣打鼓唱山歌,借以调节劳动节奏;阴锣鼓则是在丧葬仪式上演唱的。主要内容是孝歌一类的作品,偶尔也唱叙事长歌。这两种锣鼓歌已经结集为《荆山阳锣鼓》和《荆山阴锣鼓》,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也曾为两部歌集写过序。从地缘上看,湖北宜昌夷陵的雾渡河、襄阳的南漳以及神农架林区相距很近,且都是荆楚文化的腹地,文化积淀十分深厚。这一地区流传着大量的民歌和叙事长歌。这和至今这里的民间还保存歌唱风俗不无关联。雾渡河1400多民歌传承人就是很好的证明。如果没有民间歌唱的生态环境,没有众多歌手的传承活动,也许许多优美的民歌和民间叙事长歌早就失传了。

很久以来有一种误解。认为中国没有民间叙事长歌(叙事长诗),至少汉族地区是如此。这大概和研究者们的研究局限于汉族文献记载,而忽视了民间传承的现实有关。因为就文本记录而言,文献留给我们的记忆是很有限的。从《诗经》和汉代乐府民歌中寻找,几乎找不到称得起长诗的作品。中国文学史上,汉族民间长篇叙事诗作品非常少。先秦时期收入《诗经》的《氓》,汉代乐府中的《陌上桑》,汉末建安时期的《孔雀东南飞》,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木兰辞》被认为是世传长诗,已经文献记载中的佼佼者。《木兰辞》全诗60多行,《孔雀东南飞》350多行,这已经是文献记载的属于民间长诗作品。但是当我们放眼全国,特别是关注少数民族地区(包括那里居住的汉族)的口头传承时,会发现大量的民间叙事长歌。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是世界著名三大英雄史诗。这些史诗少则10多万行,多则50多万行。其他少数民族的叙事长歌,有的民族比如傣族、哈萨克族、蒙古族、赫哲族等民族民间传承的叙事长歌,一个民族就保存有上百部之多。已经采集、整理出版的就有几十部。有的还改编拍摄成电影,广为传颂。如今在湖北的雾渡河、咸宁地区发现几十部民间叙事长歌,无疑填补了中国汉族民间叙事长歌短缺的空白,意义非常巨大。事实证明不止少数民族,一些地区的汉族也是擅长口头传唱叙事长歌的民族。特别是荆楚地区民间叙事长歌的蕴藏更是令人惊奇。

民间叙事长歌的传承既是文学现象,又是风俗文化的组成部分。摆在我面前《雾渡河民间叙事长歌》第二卷和第三卷,共收入长歌56部(首)。其中有久负盛名的《黑暗传》、《盘古传》、《地母传》等。这些作品和道教有染,属于神话演绎之类。是否是神话创世史诗,学者们曾进行过热烈地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何对叙事长歌的内容定性,研究者们十分重视,但对民间歌手的演唱并不显得那么重要。作为文学和历史知识系统,歌手们通过演唱,传达出某种人文信息就已经足够了,不必追究太深。大家感兴趣的是雾渡河民间歌手们在演唱中所表达的生活情趣和愿景。特别是那些脍炙人口的长歌,如《大舜孝亲》、《朱买臣休妻》、《刘伶醉酒》、《毛驴拐媳妇》等,演唱充满了幽默和智慧。和这一地区的叙事长歌相比,雾渡河的民间短歌更有生活气息。大众文艺出版社曾出版过苗大雁、张定虎、王子林编选的《雾山歌海》(前集、续集)。前集中的锣鼓歌和丧鼓歌收录有号子、花歌、扬歌、采茶歌、古人名歌、交情歌、风俗歌等各类体裁的作品。其中有些就是叙事长歌。这种在劳作中演唱锣鼓歌和在丧葬仪式上演唱丧鼓歌,被称为“打家业”。据苗大雁在《雾山歌海·后记》中介绍,在雾渡河地区“每村每组,都有几班‘四人班子’、‘六人班子’、‘八人班子’,男人们大多会敲鼓撞锣。”这些所谓的班子,由歌手们自由组合,“打家业”时各显其能。而这恰恰是雾渡河叙事长歌产生的土壤。许多歌手就是在这种气氛浓郁的演唱现场,耳濡目染,壮大成长,并形成雾渡河历久不衰歌唱生态。

民间叙事长歌的产生和传承不是偶然的。它取决于民间的歌唱传统和在这一传统基础上产生的出色的歌手。钟敬文先生在谈到《刘三姐传说》时称“刘三姐是歌圩之女儿”。刘三姐之所以被称为歌仙,首要的条件是壮族有传统的歌圩(壮族的歌会和歌节)活动和对唱空间。在歌圩上,青年男女可以自由对歌,谈情说爱。以歌代言,以歌代答成为生活的必需。小小的雾渡河地区自古以来就有歌唱的风俗,节日集会、薅草锄田,婚嫁迎娶、人死归天都少不了歌手的身影。目前那里还有1400多名出色的歌手。其中传唱200首以上的有30多人;能唱两个套歌或两部长歌以上的有300多人。这些歌手熟练地掌握了民间歌唱技巧(包括音律、格律),具有即兴编唱的能力。历史故事、文学名著以及身边发生的事物,他们都可以出口成章,演绎出生动感人的故事。如果歌手没有民歌的素养,没有独特的创作能力,是不会创作出民间叙事长歌的。雾渡河的肥田沃土养育了那里的民众,而浓郁的歌唱生态,成就了众多的歌手。《雾渡河民间叙事长歌》的采录者和编选者,怀着对民间歌手的敬畏之情,穷蒐细研,将散落在民间的珍珠采集回来,编成项链;将口传心授的作品写定为文本流传于世,功德无量。编选者的态度是认真的。在编订过程中,尽量保持民间原有的演唱风格,对文字修饰和韵律不刻意雕琢。每一长歌的末尾注明流传地区(村落)和演唱者,并对演唱者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作了交代。遗憾的是对每部作品的源流、变异介绍不够。特别是手抄本与歌手的关系认定比较模糊,这影响到读者的阅读和解读。目前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民间文学是很重要的领域,也是最难保护的领域。许多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作品,很难找到它的传承人,变成只有项目没有传承人。如中国四大民间传说《梁祝传说》、《孟姜女传说》、《牛郎织女传说》、《白蛇传》均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但讲述人却很难确定。希望这种现象不要在雾渡河出现。雾渡河政府文化部门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如为歌手建立档案。除了建档之外,还应该对著名歌手记录他们的口述史。歌手讲述自己从事歌唱的经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雾渡河民歌和民间叙事长歌的传承谱系,会使保护工作更加具有自觉性和科学性。

《雾渡河民间叙事长歌》就要出版,希望这些长歌还能活在歌手的传唱中。保护歌手,保护雾渡河民间歌唱的生态环境,是比出版工作更重要的事情。读民间叙事长歌文本,是一种享受;如果有机会我更愿听到锣鼓歌、丧鼓歌的歌声和看到演唱时的环境。

感谢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鄢维新先生,在咸宁“民间叙事长歌论坛”与会期间,他邀我为《雾渡河民间叙事长歌》作序。多年来从事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对民间文学情有独钟,所以愉快的答应了。这对我无疑是很好的学习机会。于是写了如上的话。是为序。

2017年元月于五柳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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