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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民国时期,天灾人祸几乎年年都有,为何1942为何这么出名,灾难损失如此严重?

1946年湖南大饥荒期间的饥民,那求生的眼神令人心碎。本组老照片是美国纪实摄影师阿瑟·罗斯坦拍摄的1946年湖南大饥荒场景,非常具有冲击力,看了让人心痛不已。1946年至1947年之间,湖南发生大饥荒,饿殍遍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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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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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月中旬即将开拍的华辰秋季拍卖影像专场中,一组美国着名摄影家阿瑟·罗斯坦(ArthurRothstein)于1946年所摄,记录湖南衡阳饥荒的签名原作将与公众见面。这11张作品真实地不仅记录下在抗战方止、内战即兴的特殊时期,毫无喘息之际的普通民众挣扎在生死线上惨烈情形,让后人得以通过影像回顾那段悲怆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让中国的摄影人了解了摄影师阿瑟·罗斯坦不为人知的在华经历,补白了一段中国摄影史。

1942年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是日本人全面侵华的第五年,此时的日军随时准备进攻河南。面对此时来势汹汹的日军,河南随时都有沦陷的风险。更准确的说,河南沦陷只是时间的问题,军事力量差距实在太大,国军只能尽可能的防守,消灭更有的日军有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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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讨食物的孩子。阿瑟•罗斯坦是美国陆军的摄影师,抗战期间随军来到中国、缅甸、印度等战区进行战地拍摄,1945年退伍后就留了在中国,担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摄影师,他随救济总署在湖南工作期间拍摄了这些照片。

阿瑟·罗斯坦是美国首屈一指的纪实摄影家,以人文主义摄影和对当代纪实摄影理论的贡献而享誉全球。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摄影生涯中,他总是与苦难和战争产生关联。其最广为人知的经历是作为最早参与美国农业安全局(F.S.A)纪实摄影项目的摄影师,这是二十世纪最为重要的摄影形态“当代纪实摄影”的起源。罗斯坦加盟美国农业安全局纪实摄影项目,拍摄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农业,缘于他大学老师,项目负责人罗伊·思特里克(RoyStryker)。那是1935年,罗斯坦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正值大萧条时期,斯特里邀请他加入农业安全局,协助他为安全局历史部建立档案馆,收集影像,并设定项目的美学和技术标准。随后,罗斯坦前往美国南部和西部,拍摄了一批反响巨大的影像,其中包括他最为着名的作品《锡马隆县的沙尘暴》,以及因摆拍而在政界和摄影界都引起广泛争论的《泛白的牛头骨》。

1941年河南发生天灾,基本整个河南省基本颗粒无收,这时候许多百姓家里就已经揭不开锅了,只有那些稍微富裕的百姓家里还有些存粮。到了1942年春天,情况更加严重了,存粮都基本上已经吃完了,国民政府知道河南受灾情况但是迟迟没有作为,一直没有赈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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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F.S.A成为了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OWI)的一部分,阿瑟·罗斯坦也成为了美国陆军的摄影师,随军来到中国-缅甸-印度战区工作。他在1945年退伍后留在中国,担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的首席摄影师,拍摄在中国的救助工作。在此期间他记录了湖南等地的大饥荒和上海虹口流离失所的犹太幸存者的困境。

不仅如此,由于日本人步步逼近,负责保卫河南的国军需要大量军粮。第一战区长官蒋鼎文曾多次催促省政府缴纳军粮,用来保证在河南抵抗日本的几十万国军将士的后勤,这些军粮自然需要河南省百姓缴纳,这就极大加重了河南百姓负担。再加上大战在即,地方官员更加无所畏惧的贪污腐败,根本不管底层百姓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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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骨瘦如柴的少年向摄影师展示他的食物:树叶和观音土。湖南全省有700多万人受灾,饥民们以草根、树皮充饥,后来恶化到吃“观音土”。很多人饿得失去了乞讨的能力,伏在地面上等待死神的降临,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阿瑟·罗斯坦这段在华经历似乎并未受到重视,相关影像也极少为人关注。或许因为他在中国停留的时间太短,或许因为上世纪50-70年代中美关系的政治及意识形态的因素。

上图的孩子因为吃了泥土不消化肚子肿大

就在这么一种情况下,河南省百姓被迫开始逃难,朝西安逃荒才能寻找活路。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大灾中起码有三百万被活活饿死,逃荒路上饿殍遍野,场面极端悲壮。在这场大灾中,吃树皮,吃观音土,吃草根,吃石头的现象随处可见,甚至出现了许多易子而食,人吃人的现象。关于这方面的历史推荐大家看部冯小刚的电影《1942》,比较真实的还原了当时的场景。

回答:

2012年,由刘震云编剧、冯小刚执导的电影《1942》上映,成为当年的热剧,同时也掀起学术界、舆论界对河南旱灾的继续关注。

实际上,中国区域辽阔、自然条件多样化,各种灾荒及次生灾害几乎天天发生,但为何1942年发生的河南旱灾如此严重呢?中国史 91942-1943年河南旱灾之所以严重,一方面是出于抗战时期,各种救助无力实现。另一方面是救济物资经过克扣和行政损耗,河南是一个人口大省,难以直接和普遍的惠及灾民。

灾难突发,可以说是哀鸣四野,在洛阳附近,无人掩埋的死尸随处可见,河南几乎成为人间地狱,故而此次旱灾是民国时期罕见的大灾难。中国史 101942年春、夏直至秋天,一场旷日持久的旱情在黄河中下游两岸地区(包括河南中、南、东
部)蔓延,造成农民的麦收不过二三成,土地几乎缺收至极,大部土地均没有种上。

玉米有的不曾出土,就已干死,豆子颗粒未收,谷子每亩最高收成量是三升多,坏的不过一升,甚至颗粒无收,吃饭成为大问题。中国史 11这次旱灾不断蔓延,并扩展至晋东南、鄂北及皖北等地,其间夹杂着风灾、雹灾与蝗灾,直至麦收之后,百余天未有降水,形成数十年一遇的特大旱灾。最严重的时期:

逃荒者络绎不绝,甚至有沿途遗弃或鬻卖子女,甚至把小孩两脚埋入土中,使其不能跟随,真是惨不忍睹。

旱灾之后次生灾害扩大化,蝗虫肆虐,所过之处赤地千里,灾情进一步恶化。而且,黑市横行,粮食价格暴涨,甚至有钱也买不到。中国史 12根据统计,河南111个县中有96个县受灾,其中灾情严重的有39个县,受灾总人数达1200万人。据河南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杨一峰回忆称,豫北一带:

亢旱时间又特别长,自从1941年旱起,秋季歉收,一直旱到去年,三季未收,受灾之重,除郑州一带外,无处可以比得上。

除此之外,再据灾后河南省主席李培基的统计,河南共有96个县份受灾,夏季受灾农田总面积5000余亩,秋季为5463万亩,平均约占各县耕地总面积的86%,收成为四成左右。在一年的总食用量中,欠缺75%的粮食。中国史 13人性与惨烈不断升级,旱灾惨绝人寰,甚至出现人相食现象,我们通过行政院救济总署秘书室编写的《河南善救分署周报———两年业务纪念特刊》中可见:

河南人几乎死得路断人稀。鲁山白果树村竟发现人吃人的惨剧。逍遥(镇)、许昌、襄县各地市场,任何物价都比人价贵,长成的少女,只要几个烧饼便可以换来。

至于路旁的饿尸,街头的弃婴,也是数见不鲜。侥幸不死的儿童,也都饿得满脸尽是皱纹,两眼泛作灰色,使你不敢相信这是人间!

总体来说,发生在1942年夏秋至1943年春夏的河南大旱灾,涉及国统区河南省的60余县,受灾民众数以百万计。

灾情如火,战局亦如火。由于河南地处前线,有下级瞒报、政策失误、交通堵塞等具体原因。通货膨胀令赈灾款的效力大打折扣,灾民在大旱中更难生存。中国史 14即就是,由于河南地处中日对峙的前线,交通断绝,国民党中央获得灾情较晚,地方官员贪污腐化与救灾不力等诸多因素,日本侵略也是要负大责任的。

国民政府虽然采取了紧急下拨救灾款、设置粥厂、减免征实征粮等各项措施,但成效有限,河南旱灾持续扩大并形成灾荒,迫使大批灾民逃向陕西等地,灾民死亡人数约达200余万人。中国史 15国民政府的救济无能,既是天灾,也是人祸,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主政河南,虽然有一些救灾措施,不过是杯水车薪,其黑暗的统治最终也倒台了。

所以,在乱世、在灾难面前,人的生命和尊严是不值一提的。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美好安定的和平生活,共同努力实现中国梦。

参考文献:

江沛:《“哀鸣四野痛灾黎”:1942-1943年河南旱灾述论》,《河南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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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简单说原因主要有五个:一是日本侵略;二是蒋介石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导致黄河泛滥;三是连年大旱;四是大面积蝗灾;五是政府救援不力。

1942年河南发生的大饥荒,起因可以源自1938年抗战全面爆发,蒋介石下令炸开了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黄河水泛滥东南流,淹没了河南东南部以及再往东南的广大地区,为以后的蝗灾留下隐患。

黄河泛滥、日军蹂躏再加上连年大旱、遍地蝗灾和政府的救援不力,导致了这场惨绝人寰的大灾难。

惨状无法用语言描述,比电影《1942》展现出来的还要惨。铭记历史,不忘历史,珍惜现在。当时的惨状用语言难以描述,看看当时英国人拍摄的照片吧,真惨!

更多照片请查看本号推出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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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色为日本占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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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 19濒临饿死的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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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吃到的树皮都被吃光了。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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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一年时间里,这位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首席摄影师以敏锐的洞察和精炼的视觉语言创作出这些极为震撼的作品。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影像。湖南衡阳地区作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救灾工作的重点,当时的灾情惨状也就理所当然地被罗斯坦记录下来。在这组作品中既有直面苦难的视觉冲击,也有心怀悲悯的温情注视,最为突出的还是其中所表现出的在苦难面前人与人关系的思考。而所有这些都以一种视觉化的方式传达出他的人文社会观,也为我们呈现出当时的社会图景。

在小时候听人讲,县里某个镇主要就是来自河南的人,打日本的时候他们逃难过来的。现在才知道逃的不是兵荒,主要是粮荒。1942年的中原大饥荒主要形成原因是天灾与特殊的战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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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灾情)

饿晕在路边的孩子,饥饿和疾病正吞噬着他的生命。

1946年的中国虽然已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但历时八年的抗战洗礼使整个国家百废待兴,而在抗战期间惨遭日寇野蛮侵略的湖南省更是到了十室九空的悲惨境地。1945年时,湖南省因战荒废的田地就达到1450万亩。加之部分地区出现的自然灾害,1945年湖南全省粮食产量锐减至6730万石,较1940年前的年平均敞亮16873万石,减产60%。导致1945年秋至1946年夏收期间,与湖南省年均粮食消耗量相比,全省亏粮2100万石。

1、天灾

在传统农业社会,老百姓靠天吃饭,有时候风调雨顺,粮食能增收一点,能渡过秋冬,在春天时候会有春荒。

有时候气候干旱,粮食减产,老百姓在冬天就会陷于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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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蝗虫漫天,粮食绝收,老百姓连秋粮都没有,也就流民四起,四处就食。

在1942年,河南遭到了干旱,之后又有蝗灾,粮食大幅度减产,老百姓自然很难渡过这年秋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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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虽然国共双方已通过政治协商会议达成共识,联合各民主党派共同签署了《和平建国纲领》并达成停战协议。但是国民政府已然决定撕毁国共之间的停战协议,进而为发动全面内战做准备。所以当时在湖南省内集结了26万正规军,及大量的游杂部队。且由于国民政府忙于往华北及华中地区调遣部队,交通工具皆作军用,致使11万待遣日军战俘滞留湖南。而为了这数十万人的供给,国民政府火速摊派了160万石军粮,日夜征缴,本就灾情严重的衡阳地区亦未逃脱厄运,惨遭搜刮。加之民国政府的腐败官僚勾结奸商,纵容甚至操纵屯粮投机行为,致使湖南各地粮价疯长,灾情日益惨重。长沙《大公报》1946年6月3日的报道称“目前米价较去冬涨到十倍以上,慢说是农村破产拿不出几粒牙巴谷,就是靠薪水阶级养家眷的公务人员,有的甚至买一石米还不够,这是灾荒加重的原因之一”。

2、特殊的战时环境

1942年是抗战最困难的一年。对于国府而言,整个国内通货膨胀已经越来越严重,各地都是物资奇缺,国家基本没有什么弹性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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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的44个县沦陷敌手)

而军队又需要扩充,自然就更艰难了。在救助灾荒方面,国府能拿出来的实际物资,自然是少之又少。

在政策上的一些清查大户之类的政策,按照国府的动员力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

到了这一步,灾荒自然就加剧了。还有被忽视的一点就是,日军占领区的难民或者向日军占领区逃难的难民都被日军赶走,更加加剧了灾情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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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河南形势)

1942是抗战最困难的一年,整个北方在处在灾荒之中,而国家由于战争难以实质性的救济,百姓流离失所。日本人给我们国家造成的灾难太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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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1942年的河南大灾是天灾,更是人祸!天灾可抗,人祸难逃。人祸最主要的是日本侵略!不过,对于河南大灾,国民政府自己也难辞其咎。

饿死在路边无人过问。在这个时间节点,抗日战争刚刚结束,老百姓原本应该逐渐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不承想紧接着来了一个无妄之灾。饥荒的发生,直接原因是天灾,天气干旱导致庄稼减产甚至绝收。

1946年,阿瑟·罗斯坦回到美国先前工作过的杂志社,一直工作到1971年。除了杂志社的工作外,他还曾在包括其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在内的多所大学任教,亦曾在美国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纽约现代美术馆和巴黎国家艺术中心举办个人展览。着有《语词和图像》(WordsandPictures)《新闻摄影》(Photojournalism)等多本专着。他最为重要而着名的着作《纪实摄影》(DocumentaryPhotography)被翻译成中文,为国内摄影人必读的经典。中国摄影家协会历史委员会委员曾璜介绍:“罗斯坦这批摄影原作现身国内拍卖市场,它告诉了我们很多不曾了解的资讯。它不仅补白了一段重要的中国影像史,还补白了一段中国摄影史、补白了一段视觉艺术史、补白了一段中西摄影文化交流史、补白了一段中西视觉传播史。”此外,中国摄影人还可以通过罗斯坦所拍摄的中国影像,更好地理解他所倡导的“纪实摄影”理念,理解“纪实摄影”作为20世纪最重要摄影艺术形态的理论和实践。

首先,李培基作为河南一省之长,面对河南大灾,竟然向重庆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向蒋介石汇报河南大灾的事。但是,由于地方政府瞒报灾情,导致蒋鼎文被中央训斥了。36集团军的司令李家钰去重庆向何应钦汇报河南灾情时,也被何应钦以“地方政府没有报,军队报告就是无效”为由,顶了回去。也是因此,蒋鼎文为首的军方,与李培基为首的地方政府产生了矛盾。中国史 30

1942年10月份,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派张继和张厉生两位大员刀河南视察灾情的时候,李培基警告各地代表不要把灾情说的太严重,李培基自由办法。各地代表比较有良心,如实汇报,让两位大员非常吃惊。

面对中央大员的询问,李培基汇报说:”起初看到二麦麦苗秀丰,不会不下雨,谁知道皇天这王八蛋刮来一阵黄风,一夜之间把麦苗全刮干了。”

张厉生又问:”有了这样情形,为何还不报灾?”李培基说:”我见早秋长得还好,谁知皇天这王八蛋又来个捋脖旱!”(当地方言,掐脖子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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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6月的西安军事会议,蒋介石将征粮食作为县长的考核指标。在县长们的考核中,粮食占考绩的百分之三十五,抓壮丁占百分之三十五。

许昌县长王桓武,预计当年收成是以往的八成,实际只有一成。而他为了完成任务,依然按八成的标准收粮食。不交粮食的,缴不够的,王恒武就派地方自卫团的团勇挨户坐催。住在百姓家里,逼着百姓砸锅卖铁交粮食。在灾害中,许昌县死的亡人数是最多,死亡183472人(1943年数据)。中国史 32

style=”font-weight: bold;”>1942年,王桓武提出的征粮口号是“宁可饿死十个老百姓,不叫饿死一个兵,为抗战军事第一也。”

1944年春,在当地士绅多次联名控告下,王桓武被免职押往洛阳军事审判处受审。抗战胜利后,他打算叛国,被老家的团勇活埋了。

骨瘦如柴的饥民。人祸是导致饥荒的更重要的原因。日军蹂躏湖南期间,将民间的粮食、牲畜等抢夺一空,还杀了数十万劳动力,战后农业生产不能尽快恢复。此外,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在湖南大举征收军粮,加剧了灾荒。

1938年,花园口决堤,为阻止日军西进,蒋介石政府采取”以水代兵”的办法,炸开花园口堤坝。从此以后,河南灾荒不断。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数十万国军在黄泛区两侧,与日寇隔岸对峙。1937年—1942年,河南的出兵出粮数量都位列全国第一。数十万国军要在河南就地解决粮食和兵源问题。无意给河南的灾害,雪上加霜!中国史 33

在当时,河南流行一句民谚“河南四荒,水旱蝗汤”。这个汤,指的就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汤恩伯的部队在河南省内,任意欺压当地百姓,随意拉壮丁,抢掠百姓粮食和财产。也是因此,当时百姓流传民谣说:“宁可日军来烧杀,不要国军来驻扎”。中国史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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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官员贪污腐化,连救灾物资都贪污。

国民政府参政委员郭仲隗,好不容易从中央争取到2亿元法币的赈灾钱款。结果,经过层层盘剥,最终只剩下8000万元赈灾;后来,中央又追加3亿平粜款,用于从外地购买粮食。结果,被河南省府政秘书长马国琳,和当时的河南工农银行行长李国珍用于投机倒把。直到半年后,才买回来粮食。

(文/勇战王聊历史)

回答:

1942年对于河南大部分地区来说,是一个灾年。在抗战进行到最艰苦的1942年时,爆发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300万人死于饥饿。

这个数字真得是很惊人,但是当时的情景更是让人无法想象。

当时人们基本上没有粮食可吃了。他们吃什么,吃草根、草籽、树皮、雁子粪便(找里面的草籽或种子)等等。你以为他们有了这些就不会饿死吗?不,这些在当时基本上也都没有了,能吃上这些已经算是不错的了。人们这个时候,开始吃上了最绝望的食物“观音土”。

所以悲惨的局面出现了,遍地饿殍。人们卖田地、卖家产、卖妻儿,甚至出现了人吃人、野狗吃人等骇人听闻的事。当时每天都会有许多人饿死,而活着的人就像由干骨组成的一样,面无表情地行走在死尸间,或呆坐在死尸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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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场面真是让人无法想象,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但是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出现过大灾,那为什么 1942年河南的大灾如此严重呢?

饿死在路边的饥民。当时国民政府的职能严重缺失,在赈灾中表现不力,被媒体曝光后造成相当恶劣的国内和国际影响,大失人心。

一、 自然灾害

当时一个春天都没有下雨,麦收平均只有一二成。在麦收后,人们只好把希望寄托在秋季,希望秋天会有一个好收成。可是谁知一夏又没有下雨,早秋的苗几乎全都枯死。

晚秋即使有些地方勉强种上,也因为雨不及时播种太晚。这时的禾苗即使长得还算茂盛,但是它并不结实生籽。这一年可谓是大旱年,造成这次大灾基本上遍及全省,没有一地一县得以幸免。

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一年还出现一灾,那就是蝗灾。

夏秋之交,蝗虫又来袭。漫天遍野,遮天蔽日,那场景真是害怕。它们落到田间,禾苗立刻被啃光。有些有井的地,本来可以依靠浇水,应当有点收获的。可是这帮蝗虫,在它们过后,让那些人们完全绝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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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为灾害

自然灾害在当时已经很严重了,但是人为的灾害又大大地加剧了当时已经非常严重的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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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阻挡日军西犯,蒋介石炸开黄河大堤

1938年2月,日军发动豫北作战,中国军队节节抵抗后退至黄河以南,至此豫北全境沦陷。同年5月,日军发动了豫东作战。6月初,日军攻陷开封、中牟,向郑州进逼。为了阻挡日军西犯,蒋介石密令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汹涌的黄河水向东南奔腾而下。

滚滚黄河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所属44县5.4万平方公里土地,89万百姓在水中丧生。黄河水退去后,形成了长达400多公里的黄泛区。豫东平原的万顷良田一下子成了沙滩河滩,无法再种粮食。

前线几十万军队的军粮负担,加重了河南人民的灾害。

蒋介石为了抗战,认为“军事第一”,必须保证军队的粮食充足。在那个灾荒的时期,不仅没有积极救灾,还加强了剥削压榨,逼着河南的百姓交粮交税。稍有迟延,便抓入乡政府禁闭室拘留。而且还加上清理历年的天赋积欠,更是火上加油。

在这样的灾年,老百姓哪还有多少粮食啊!没有办法的百姓,只好卖土地。而许多农民把收打的一点小麦被迫交出去以后,便生活没有了着落,被饥饿逼迫无奈就出现了全家投河和服毒的事情。没有自杀的,有扶老携幼,逃荒他乡的。还有的则困守着自己的家园,坐以待毙。

出现了私吞灾款,中饱私囊的现象

1942年国民政府拨给河南数亿巨款用来购买平粜粮,但是这笔款被河南省某些官员和农工商银行的某些官员,利用职务之便,勾结奸商,贷放车皮,囤积居奇,中饱私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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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43年春天,新麦已出,才把高出市场价的发霉的“平粜粮”从陕西运到河南,强迫灾民购买。这非但没有起到救灾的作用,反而还加重了灾民的苦难。

就连当时三青团的小头目王汝泮这样的人,也居然利用职权,把200万的救灾款直接盗窃回家去买了地。

这些中饱私囊的情况,无疑又加重了当时灾民们的灾情。

1942年的河南大灾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不忘历史,同时也是一个借鉴。希望历史不会重演,当然我们也要珍惜当下的生活,更要珍惜每顿饭的粮食。

有书君语:对此问题你有什么不同的见解呢?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别忘给有书君点个赞哦~关注有书君,私信回复句子,有书君送你一句特别的话!

回答:

饥民领取救济餐。大饥荒的消息在国内主要报纸、电台大幅报道,并且引起了国际的广泛关注,但国民政府反应缓慢,就连美国报纸也批评国府要对此负上责任。稍后,国府才动用了军舰、军车运送赈灾物质。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1942年河南大灾很大原因是由于冯小刚的电影《1942》,从电影中我们看到了饿死数十万至百万的人间惨剧。但是导致这场惨剧的原因是由于最近几年的关注才开始逐渐为人所知,总得来说有以下几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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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旷日持久的旱情

1942年春、夏直至秋天,旷日持久的旱情开始出现在河南,并扩展到晋东南、鄂北及皖北等地,其间还有雹灾和蝗灾等。到了麦收以后,百余天未有降水,形成了数十年一遇的特大旱灾。在当时的河南地区,旱灾几乎波及所有的县城。受灾最轻的县城收成不过三四成而已,比如豫南各县本来丰收有望,不料一场大风横扫一个礼拜,加上阴雨连绵导致了农民只等坐视麦子生芽。受灾严重的县城基本上是颗粒无收,比如沿陇海线自西向东的各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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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汉在做吃的,不知道他用了什么食材。

2.战争极大的加重灾荒

中国史,当时去河南调查灾情的美国记者白修德认为导致灾荒的首要原因在于战争。早在1938年的时候,为了抵抗日军的推进,蒋介石无奈只能下令炸掉花园口的黄河大堤,导致了豫东发生了特大水灾,华北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受破坏,几十万人死亡,大批的民众生产陷入困境。同时由于豫北成为了沦陷区,豫中、豫南地区则是中日交战的前线,这使得民众成为了战时征粮纳税、支援作战的大户。

当时在河南前线的第一、第五战区的部队高达70余万人,长期的征粮纳税使得农民无法承受巨大灾荒。因为军队征收的军粮往往相当于全年的收成,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更高。这甚至使得农民不得不卖掉牲口、农具、家具来交军粮。

河南地处中原,比邻湖北、安徽、河北和陕西等省,一旦遇到灾荒,灾民本可以多处逃荒的。由于战争的关系,向南逃往湖北,湖北同样处于大旱之中,加上中日正在交战,南逃湖北生路不大。向北则是日战区,灾民自然不愿意去,向东则是花园口炸开以后的黄泛区。所以最后大部分人都是只能逃亡西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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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灾情上报不及时,救灾不力

河南灾情虽然严重,但是由于通讯不畅,以及国民政府对各地具体情形其实不甚了解。特别是常常一些省份为了少交或者减免田赋和军粮,往往谎报灾情来欺骗国民政府。这使得蒋介石1941年下令“非有严重情形,不准率行报灾之旨,令各省出对于灾案,切实查勘,如确实严重,应所请减免赋税。”

1942年6月18日,河南省将灾情紧急上报上去,蒋介石于是让行政院从速调查实情。但是知道10月5日,行政院才多方研究协调出台了《关于救济豫省灾荒案》的办法。10月20日,国民政府的张厉生、张继被派去实地考察灾情,并且携带了求助款项。11月7日,蒋介石以及相关的人员认识到了河南灾情的严重性,下令减免赋税以及紧急救灾。

回答:

天灾往往和人祸联系在一起。有些时候,说是天灾,实乃人祸。

冯小刚导演的电影《1942》,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当年1942年的那场大灾荒。至于电影中的场面,这里就不赘述了,大部分人都看过。关于这场大灾荒,我提炼了三个关键词:天灾,人性,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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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女乞丐坐在一家粮店门前。就在饥民嗷嗷待哺之时,各地粮商乘机囤积居奇,推动粮价暴涨。长沙《大公报》1946年6月3日报道:“目前米价较去冬涨到十倍以上,慢说是农村破产拿不出几粒牙巴谷,就是靠薪水阶级养家眷的公务人员,有的甚至买一石米还不够,这是灾荒加重的原因之一。”

(一)、天灾

确实,引发灾荒的,是气候原因。河南《偃师县志》记载:民国三十一年(1942)春夏,大旱,二麦歉收。7月,蝗灾、风灾,粮食收获仅一至二成,人多以树皮、草根、观音土、雁屎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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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个描述可知,确实是因为因为旱灾伴随着风灾和蝗灾,导致了河南绝大部分地区颗粒无收。气候的因素,是诱发整个大灾荒的开始。

(二)、战争

1942年,正处在抗日战争的中后期。当时大半个中国,均遭遇日寇的侵略,河南也不例外。长时间,大规模的战争,对于整个河南地区的影响不必多说:

  1. 河南是人口大省,兵源输出不少,再者河南是正面战场,同样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2. 战争要消耗粮食,正面战场上的国军要征粮,入侵的日本人要抢粮;

  3. 1938年,为了阻止日军渡黄河南下,国民政府政府选择将黄河炸开了一个口子,黄河之水决堤而出,河南地区首当其冲(这次事件被称为“花园口决堤”事件)。

上面三个因素,确实是因为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哪怕是和平年代,天灾已经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再加上战争的催化,更是愈加可怕。


(三)、人性

战争往往会暴露出人性黑暗的一面,1942年的河南大灾荒,便是如此。

面对河南大面积的粮食作物绝收,国民政府并未表现出足够的重视。

一方面,第一战区长官蒋鼎文倒是早早上报了河南的灾情;另一方面新上任的河南省主席关培基,却故意迟迟不向国民政府报灾,并且向国民政府申报说,河南“麦苗茁壮,收获还好”。

蒋鼎文上报灾情,并不是他有多关心民众,而是担心他的军粮;关培基隐瞒灾情,关心的是他的政绩。在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下,蒋介石根本就不信河南发生灾情,甚至以为是蒋鼎文想骗军粮。

好吧,蒋介石不理睬,军粮那也得继续收,不管你有没有受灾,先把军粮收了再说。于是就出现了非常讽刺的一幕:百姓吃着草根树皮,收粮队却逼着他们上缴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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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讽刺的是,灾民逃难至临省,却被拒绝入境,只能原路返回等死。临省的官员心里想的都是这些难民会影响他们的政绩,而不是想着如何救助。


经天灾诱发,在战争和人祸的催化下,1942年河南大灾荒愈演愈烈,最终导致河南1200万受灾人,300万人死于灾荒中,另有约300万人逃离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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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1942河南大灾严重,主要有几方面原因(1)天灾(2)黄河决堤(3)战乱(4)政府救济不力与兵祸

必须强调,河南在抗战中受的大灾,不是单1942一年,实际上是抗战中后期一直处于惨烈的灾祸中,当然以1942这一年最为惨烈。

历史上,任何一次大规模的灾难,往往都是好几个不同因素,天灾人祸综合作用的结果。单看每一个因素,可能过去常有,甚至有时候比这一个大灾年还严重。但恰好叠加起来,包括一部分“滞后性”的灾祸影响的叠加。

那么说说1942年的各方面情况。

先看整体情况。1942年是国际法西斯势力最猖獗的巅峰时期。

欧洲,德国在东线从莫斯科兵败的挫折中回应过来,正在南翼大举进攻,直逼斯大林格勒。

北非,隆美尔正在压得蒙哥马利一步一步后退

太平洋,日本上半年横扫东南亚,麦克阿瑟丢下十几万部下狼狈逃窜

中国战场,也处于相持战争最困难的时期。1941年中条山国军遭遇了惨败,1942年敌后根据地则遭受冈村宁次上任后的铁拳,遭受前所未有的五一大扫荡。这种格局对国民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而压力之下难免会出各种幺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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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天时。

自从1938年国民政府为了阻拦日军而扒开花园口黄河大堤(当时对外宣传是日本人干的,现在有人把它作为功绩……)后,不但当时造成了百万民众的死亡,同时也使得此后原本就桀骜不驯的黄河更加凶猛,两岸民生进一步遭到摧残。1942年,连续遭遇了旱灾和蝗灾,给本来就民生凋敝的河南大地洒下了死亡的种子。

然后是战乱。

河南是中原之地,华夏要冲。国民党为抵抗日寇,在此地驻扎了数十万大军。几十万大军人吃马嚼,需要军粮无数;同时军队的建设、补充和其他需求,又要求壮丁。这就给河南造成了很严重的负担。尤其驻扎在当地的是著名的汤恩伯。汤恩伯此人,严格说来,作为一个军级将领还是比较勇猛的,但再往高处爬就不行了,尤其对民众非常酷虐。不少国民党自己人的回忆录和美国人的记载,都写了汤所部在河南危害百姓的惨景。民众把“水旱蝗汤”作为四大灾害,甚至有“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敌军烧杀就一阵,还可以躲着,等敌军走了回来。汤军一来驻扎,那才叫挫骨扬灰,走投无路。

而在灾难发生后,国民政府的应对适当,则断绝了灾民最后的生路。

1942年中原一带的灾难,并非光发生在国统区,在根据地和敌占区同样受到波及。讽刺的是,根据地实行了部队省粮安定地方,甚至日本鬼子都在敌占区装模作样地放粮赈济(敌酋冈村宁次还自己捐了一大笔钱。不得不说此人确实是很厉害的一个统帅,难怪常工战后要留他当顾问,剿共水平确实秒杀国府一员大院。)。而在国统区的河南,反而是加紧催逼征收军粮税粮。老百姓自己已经饿得奄奄一息,还要被军政官吏逼迫交税。于是很多人或饿死,或上吊投河,活下来的则纷纷逃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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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时候,国府惯于媚上欺下的官员们并没有及时将灾情上报蒋委员长,导致常工对于灾情完全蒙在鼓里,还以为河南灾情不严重,因此没有及时下令减税和救灾。甚至因为这些拍马屁的人声音太响,即使有人忠言逆耳向常工说明真相,常工也被蒙蔽了,没有相信,还呵斥进言者是造谣蛊惑。直到最后伟大的美国人把照片甩到常工办公桌前,常工才从谣言的包围中突围出来,明白确实发生了灾情,吩咐减税和救济灾民。

应该说常工这一步做的还是很正确的。可惜他处在一个错误的时代,虽然有菩萨心肠,却挡不住下面的蠹鼠。政府拨下去的救灾款和粮食,本来就不多,毕竟当时国府支持正面战场也已经很艰苦了。而这不多的救命钱粮,又成为贪官污吏渔猎的目标,纷纷被其中饱私囊。

正是因此,最终河南省国统区酿成了死亡数百万人,逃亡数百万人的惨案。

那个时代的大饥荒真是很惨的,完全没有希望,就这么眼睁睁被活活饿死。

也因此,河南民众对政府的怨愤很深,到了1944年豫湘桂会战,汤恩伯所部一溃千里,当地民众甚至有为日军带路,缴械乃至活埋汤军的,根子应该从此时就埋下了。

想起现在能吃饱肚子,真是很幸福啊。和平的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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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历史永远不像冯小刚导演说的那么简单分明:“统治者对人民好,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摘自电影《一九四二》映后感谈)。在特殊时期犹是如此。中国史 52

1942年到1943年,抗战已经进入到第六、七个年头,没有哪部神剧编剧出来提醒中国人民,抗战何时会结束,又会是以何种方式结束,中国沿海经济发达和传统的鱼米之乡尽皆落入敌寇之手,战争资源开始捉襟见肘。

1941年底,日寇侵占东南亚,彻底堵死中国的进口通道,后来的驼峰航线承载力有限,只能以军事物资为主,所有的其他战争资源,必须靠自己深挖潜力想办法。

战争资源最需要的是人,前期的爱国热情高潮下,有觉悟的学生都已经参与进来,甚至都牺牲在了抗日战场上,后期只好采取抽丁制,抗战期间,总共抽丁1300多万人,人海战术是中国军队面对日寇时不得不采用的手段。

抽丁大省第一名四川,抽了258万,第二名河南,抽了190万,特殊时期,统治者对人民百姓并不十分友好,但,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有了兵员,其次就是要有粮食,当兵的没粮吃,怎么上战场打仗?

四川、湖南、江西,这三个省是抗战时期上交田赋的前三名,第四名的有力争夺者是河南,1941年,大灾初起,河南全省征粮158万石,全国第四;1942年,旱灾肆虐,全省征粮245万石;1943年,局部受灾依然严重,全省征粮302万石,全国第五。

国府征粮手段,自然不够友好,当时河南东北部和南部占全省三分之一的土地被日寇占去,他们统治的伪政府征粮手段同样不够友好,抗日根据地所在的冀南地区与河南紧挨着,灾情同样重大,也有很多豫地灾民北上至此,1943年由于数量太多,不得不遣返1万名灾民,也很难照顾到位。中国史 53

各个政权虽然都无法太友好,但道义上的事情都还在做。

元、清异族统治的封建朝代都知道遇到大型天灾要减免田赋,国民政府就不知道?敌占区的伪政权和抗日根据地也都明白,民心是需要抚慰的。

日本人在危急关头,也有个别地方开仓放粮之举,拿出一定的军粮用于赈济,你说他们以防民变也好,收买人心也罢,他们反正做过,冈村宁次也“号召救灾”,个人也捐资不菲。

根据地这边的太行地区在1942年减免公粮5.6万余石,也积极组织人员帮农民抢种。

国府方面,虽然河南当地粮政人员出自征粮的核心目的(他们也需要业绩考核),在前期有所瞒报,后来在当地驻军的汇报和外国记者的报道下,纸里总归包不住火,蒋介石当然也是大怒(估计这怒火多半是针对外国记者白修德太不给面子,让他在美国人面前丢脸),但之后的各种救灾赈灾手段也无从指责。

灾情刚一爆发,国府连续三次急赈,拨付3400万,河南调用中央其他资金急赈5300万,省府另行筹集急赈1500万;省府开仓散粮51.4万石,从军队方面的汤恩伯处借粮160万斤,从第一战区蒋鼎文处借粮400万斤,各处驻军也展开每月节约两顿饭或其他方式纷纷捐粮。灾荒期间,河南一共从外省调进平价供应粮3亿斤,从统设的救灾委员会到各受灾地区,设置粥场四千多处。从粮食限价、到禁杀耕畜、到以工代赈,应该说,该出的政策和主意,都比较到位。

但是在严重的灾情面前,运输能力拖了后腿,唯一进出河南的大动脉陇海线西段处于日寇炮火射程之内,铁路设备老化,每天能运入灾区的粮食终归有限。河南灾区人民大多选择沿陇海线向西面的关中地区逃亡,有的进入冀南,有的进入鄂北,冯小刚的电影《一九四二》里,所描写的路线就是灾民首选的西线。

1942至1943两年多的河南大灾荒中,共造成1484983名灾民死亡,各地区死亡统计结果如下表:中国史 54

总体说来,此次灾荒死亡人数过多,可以归结为“初期灾情隐瞒不报”和“后期赈济粮食运不进来”这两大主要的直接原因。

追根溯源,除了天灾,这还得把仇恨放在日寇的侵略战争这“人祸”上来,这才是最基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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