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经过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世界史学科终于成为一级学科,迎来了百年一遇的发展良机。这是史学界的一件大事,是我们所有世界史同行的一件大喜事。在这种形势下,武汉大学世界史研究所不失时机地举行“世界史学科建设暨学术前沿研讨会”,来自全国的世界史的专家们欢聚一堂,共同研讨世界史学科建设和学术前沿问题,是十分必要的,也是非常及时的。我的研究领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日战争史,现在又开始涉足中外边界与海洋史的研究领域。我想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谈谈对世界史学科建设、重点是世界史研究的若干想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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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世界史学科终于成为一级学科,迎来了百年一遇的发展良机。这是史学界的一件大事,是我们所有世界史同行的一件大喜事。在这种形势下,武汉大学世界史研究所不失时机地举行“世界史学科建设暨学术前沿研讨会”,来自全国的世界史的专家们欢聚一堂,共同研讨世界史学科建设和学术前沿问题,是十分必要的,也是非常及时的。我的研究领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日战争史,现在又开始涉足中外边界与海洋史的研究领域。我想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谈谈对世界史学科建设、重点是世界史研究的若干想法和建议。
严格说来,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建设、世界史研究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起步的。上世纪60年代,以周一良、吴于廑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世界史高校教材《世界通史》,是由众多学者参与的、有中国学者自己的史学观和世界史体系的世界史研究成果,开创了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世界史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的新局面。《世界通史》的问世,培育了几代世界史学人。但那时,世界史教师人数有限,外文资料严重缺乏,专题研究才刚刚起步,便因“文革”发生而止步。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际交流的大门,世界史学者才得以走出国门看世界,才拥有了一批外文资料,对国外研究状况才有了一定的了解,从而推动了我国世界史研究的蓬勃兴起,世界史的各类学会也就应运而生。各类世界史学会的成立,又进一步推动了世界史研究的发展。应该说,上世纪80年代是世界史学科发展的高潮期,研究成果可谓硕果累累。到90年代,由于为市场经济服务的各类新专业如雨后春芦笋般纷纷涌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史学越来越边缘化,导致史学日渐萎缩,进入了低潮期。那时,教育部采取措施,以人才培养基地的名义给部分高校历史系一些扶植
措 施,才 遏 制 了 史 学 的 进 一 步 萎
缩。到2000年后,由于国家实施了“211”、“985”工程,一部分高校的史学因得到了支持而恢复了元气,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从全局看,史学还未完全摆脱低谷时期。世界史的衰退尤为严重。现在,世界史已成为一级学科,迎来了发展的最佳良机。在这种形势下,世界史学科应当如何建设呢?世界史研究,我这里所说的主要是世界现代史研究,应该如何开展呢?我想用五个字来表述,就是“大、特、深、广、宽”。
第一是“大”。所谓“大”,即壮大队伍。学术队伍是学科建设的前提。学术队伍人数过少,学科建设就是空话。我们现在的世界史专业队伍,在高校是按二级学科组建的,人数普遍偏少,只有少数高校人数达三十人以上。一般说来,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级学科人数须达到三四十人,才能重点建设三个以上的博士点。为此,世界史作为一级学科建设,人数应达到三十人以上。有条件的重点高校还应达四十人以上。
第二是“特”。所谓“特”,即有本单位的特色。世界史领域十分宽泛,一个人穷其一生也只能研究一两个问题,一个单位的世界史即使有三四十人,也只能研究几个领域。为此,作为一个单位的一级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应选择几个领域,有计划地配置团队,形成优势和特色。面面俱到,就难以形成团队,难以形成优势,难以体现特色,就难以在国内外学界产生影响
第三是“深”。所谓“深”,就是选定领域深入研究相关问题,要入木三分,不能蜻蜓点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史研究,从断代到专题,从地区到国别,从宏观到微观,进行过地毯式搜索,凡有条件的课题,都有人进行过初步研究。现在,老一代学者陆续离开了学术岗位,中青年学者成为了研究主力。我们现在的研究不是重复前人的研究,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加以深入研究。这就是学术创新。创新就有难度、有风险,但不创新,就不能前进。现在,许多国家的历史档案资料都已公布,而出国的机会又很多。我认为,世界现代史研究迎来了又一轮发展良机,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一机遇,将研究推向深入。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学者们已就二战的起源、进程、结局做过系统研究。那么,二战史还需不需要深入研究呢?如何深入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国关于二战时期的档案资料尚未公布,中国学者只能借鉴外国学者的成果做学问,虽有很多成果问世,但由于档案资料的不足,影响了学术水平的提高。到2000年前后,各国关于二战时期的档案资料相继公布,不仅出版了纸本的档案资料,而且还出版了电子版的资料,为二战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条件,既可以对老课题进行深入的再研究,如二战起源的再研究、战时国际关系研究、反法西斯联盟研究、法西斯同盟研究、二战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二战中中国的地位与作用研究,又可以开拓新领域的研究,如二战与战后和平研究、二战与战后国际秩序研究、二战与战后发展研究、二战与战后改革研究、二战与战后国际社会转型研究等等。总之,能深入研究的课题还很多很多,世界史其他方面的研究课题也会更多。在上世纪80年代,二战史研究方面,不是缺人,而是缺资料;现在是不缺资料,但是缺人。出现这种情况,表明世界史学术队伍人数太少,这是我们在进行一级学科建设时需要考虑和弥补的。
第四是“广”。所谓“广”,就是指研究范围要覆盖世界所有国家与地区。大约是十年前,我在《光明日报》上写过这样一句话:“我国的世界史学科是一个未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学科。”现在,我仍然是这种看法。我国是一个开放的正在崛起的大国,当我们面向世界发展时,首先面临的是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然后,才能融入世界、改变世界。世界史研究则是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主要窗口之一。同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尤其是对外经济交往速度相比,世界史研究明显滞后,未能覆盖世界所有国家与地区,对许多国家与地区的研究甚至还处于空白状态。当今世界是信息时代,地球已变成地球村,地球任何地方发生的事件都会牵动全球。我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国际事务。我国的外交、经济、文化交往越来越普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有不同程度的交往。为此,中国必须对地球的每个角落都要了解。即是说,我们的研究范围必须要覆盖到全球的每个角落。要完成这一战略任务,仅靠现在的世界史科研队伍是不够的,还要借一级学科的东风大力“扩军”,在全国形成一支强大的世界史研究队伍。
第五是“宽”。所谓“宽”,主要是指研究范围要扩展到交叉学科领域。当今世界上的重大国际问题研究都不是一个学科所能完成的,都是由多个学科共同完成的。许多问题甚至不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学科能完成的,还要和自然科学交叉合作才能共同完成。我举一个例子,2007年,武汉大学组建了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它是由国际法、环境法、国际关系、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国际贸易、政治学、行政管理学、宗教学、民族学、社会学等文科学科,及测绘、遥感、地理信息、制图、资源环境、水利水电等理工学科,共同组建的综合研究平台,主要研究各国的边界与海洋政策、中国的边界与海洋争端、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洋能源、跨界河流管理、跨境合作、边界管理、边疆治理等问题,为国家的边海事务提供服务。我负责这个研究平台的组建和运行。这是我们过去未曾涉足的领域,是走前人未曾走过的路,困难很多。但一旦进入这个领域,我发现是一个十分广阔的天地,我们研究历史的在其中大有作为。如中国及外国边界史、中国及外国海洋发展史等等,很少有人专门研究,可谓是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无论是中国史,还是世界史,都能找出成百上千的课题。同时,还将史学的另一功能———为国家的对外政策服务功能———也体现出来了。又如,我参加了2010年8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2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会议的主题是“水”,即水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对当今世界水资源严重匮乏、环境日益恶化、人居条件越来越严峻的形势,敲响了警钟。过去,我们将水问题看成是水利水电学科研究的对象,文科很少有人研究,历史学的研究就更少了。现在,国际史学界已高度重视水问题,但我国史学界似乎还没有反应。最近,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在策划跨界水资源管理与开发研究课题,梳理过去的项目时,发现涉边的项目几乎都是技术性的,对国际水法、国际环境法、国际关系、中外关系、中国外交等方面项目很少,不是不需要,而是很需要,只是我们文科的学科、包括历史学,尚未进入这些领域,造成文理脱节,而不能发挥文科的作用。我讲了这些例子,是说明在交叉学科领域还有历史学的阵地,我们要解放思想,拓宽视野,努力在交叉学科领域做出历史学新的贡献。在这里,我还想强调一点的是,世界史的主要功能是传承历史文化和学术,但同时,我认为还具有直接或间接地为现实服务的功能,这些功能大多体现在交叉学科领域里,这是我们过去比较忽视的。今后,我们也应充分发挥世界史为现实服务的功能,扩大世界史的影响,促进世界史学科的发展。
总之,我们如果能在“大、特、深、广、宽”五个方面下工夫,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就一定能再上一层楼。以上意见只是个人的一点看法,仅供参考,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本文原系在2011年8月19日由武汉大学举办的“世界史学科建设暨学术前沿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严格说来,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建设、世界史研究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起步的。上世纪60年代,以周一良、吴于廑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世界史高校教材《世界通史》,是由众多学者参与的、有中国学者自己的史学观和世界史体系的世界史研究成果,开创了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世界史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的新局面。《世界通史》的问世,培育了几代世界史学人。但那时,世界史教师人数有限,外文资料严重缺乏,专题研究才刚刚起步,便因“文革”发生而止步。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际交流的大门,世界史学者才得以走出国门看世界,才拥有了一批外文资料,对国外研究状况才有了一定的了解,从而推动了我国世界史研究的蓬勃兴起,世界史的各类学会也就应运而生。各类世界史学会的成立,又进一步推动了世界史研究的发展。应该说,上世纪80年代是世界史学科发展的高潮期,研究成果可谓硕果累累。到90年代,由于为市场经济服务的各类新专业如雨后春芦笋般纷纷涌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史学越来越边缘化,导致史学日渐萎缩,进入了低潮期。那时,教育部采取措施,以人才培养基地的名义给部分高校历史系一些扶植
措 施,才 遏 制 了 史 学 的 进 一 步 萎
缩。到2000年后,由于国家实施了“211”、“985”工程,一部分高校的史学因得到了支持而恢复了元气,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从全局看,史学还未完全摆脱低谷时期。世界史的衰退尤为严重。现在,世界史已成为一级学科,迎来了发展的最佳良机。在这种形势下,世界史学科应当如何建设呢?世界史研究,我这里所说的主要是世界现代史研究,应该如何开展呢?我想用五个字来表述,就是“大、特、深、广、宽”。

他40年钟情于历史学研究,立志为我国世界史研究贡献毕生精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日战争史研究等领域出版了多部力作。

(原载《史学月刊》2012年第2期)

第一是“大”。所谓“大”,即壮大队伍。学术队伍是学科建设的前提。学术队伍人数过少,学科建设就是空话。我们现在的世界史专业队伍,在高校是按二级学科组建的,人数普遍偏少,只有少数高校人数达三十人以上。一般说来,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级学科人数须达到三四十人,才能重点建设三个以上的博士点。为此,世界史作为一级学科建设,人数应达到三十人以上。有条件的重点高校还应达四十人以上。

今年1月,他主编的长达325万字的“大部头”专著《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出版,被同行专家誉为“代表了我国史学界关于二战时期中国与世界相互关系的最新科研成果和所达到的最高学术水平”。

第二是“特”。所谓“特”,即有本单位的特色。世界史领域十分宽泛,一个人穷其一生也只能研究一两个问题,一个单位的世界史即使有三四十人,也只能研究几个领域。为此,作为一个单位的一级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应选择几个领域,有计划地配置团队,形成优势和特色。面面俱到,就难以形成团队,难以形成优势,难以体现特色,就难以在国内外学界产生影响。

12月的一天,记者走进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原副校长、中国边界研究院院长、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胡德坤的研究室,聆听了他在学术生涯上的感悟与体会。

第三是“深”。所谓“深”,就是选定领域深入研究相关问题,要入木三分,不能蜻蜓点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史研究,从断代到专题,从地区到国别,从宏观到微观,进行过地毯式搜索,凡有条件的课题,都有人进行过初步研究。现在,老一代学者陆续离开了学术岗位,中青年学者成为了研究主力。我们现在的研究不是重复前人的研究,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加以深入研究。这就是学术创新。创新就有难度、有风险,但不创新,就不能前进。现在,许多国家的历史档案资料都已公布,而出国的机会又很多。我认为,世界现代史研究迎来了又一轮发展良机,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一机遇,将研究推向深入。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学者们已就二战的起源、进程、结局做过系统研究。那么,二战史还需不需要深入研究呢?如何深入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国关于二战时期的档案资料尚未公布,中国学者只能借鉴外国学者的成果做学问,虽有很多成果问世,但由于档案资料的不足,影响了学术水平的提高。到2000年前后,各国关于二战时期的档案资料相继公布,不仅出版了纸本的档案资料,而且还出版了电子版的资料,为二战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条件,既可以对老课题进行深入的再研究,如二战起源的再研究、战时国际关系研究、反法西斯联盟研究、法西斯同盟研究、二战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二战中中国的地位与作用研究,又可以开拓新领域的研究,如二战与战后和平研究、二战与战后国际秩序研究、二战与战后发展研究、二战与战后改革研究、二战与战后国际社会转型研究等等。总之,能深入研究的课题还很多很多,世界史其他方面的研究课题也会更多。在上世纪80年代,二战史研究方面,不是缺人,而是缺资料;现在是不缺资料,但是缺人。出现这种情况,表明世界史学术队伍人数太少,这是我们在进行一级学科建设时需要考虑和弥补的。

“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成长起来的”

第四是“广”。所谓“广”,就是指研究范围要覆盖世界所有国家与地区。大约是十年前,我在《光明日报》上写过这样一句话:“我国的世界史学科是一个未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学科。”现在,我仍然是这种看法。我国是一个开放的正在崛起的大国,当我们面向世界发展时,首先面临的是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然后,才能融入世界、改变世界。世界史研究则是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主要窗口之一。同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尤其是对外经济交往速度相比,世界史研究明显滞后,未能覆盖世界所有国家与地区,对许多国家与地区的研究甚至还处于空白状态。当今世界是信息时代,地球已变成地球村,地球任何地方发生的事件都会牵动全球。我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国际事务。我国的外交、经济、文化交往越来越普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有不同程度的交往。为此,中国必须对地球的每个角落都要了解。即是说,我们的研究范围必须要覆盖到全球的每个角落。要完成这一战略任务,仅靠现在的世界史科研队伍是不够的,还要借一级学科的东风大力“扩军”,在全国形成一支强大的世界史研究队伍。

“我已65岁了,时至今日,都不敢说自己是一个历史学家,只能说是一个史学工作者。”胡德坤十分谦逊地说,“如果说我现在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话,首先是得益于历史学前辈学者的引领和熏陶。师恩难忘,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成长起来的,我得到过许多前辈师长的教导和帮助,尤其是唐长孺、吴于廑、张继平三位老先生的教诲让我受益终生。”

第五是“宽”。所谓“宽”,主要是指研究范围要扩展到交叉学科领域。当今世界上的重大国际问题研究都不是一个学科所能完成的,都是由多个学科共同完成的。许多问题甚至不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学科能完成的,还要和自然科学交叉合作才能共同完成。我举一个例子,2007年,武汉大学组建了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它是由国际法、环境法、国际关系、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国际贸易、政治学、行政管理学、宗教学、民族学、社会学等文科学科,及测绘、遥感、地理信息、制图、资源环境、水利水电等理工学科,共同组建的综合研究平台,主要研究各国的边界与海洋政策、中国的边界与海洋争端、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洋能源、跨界河流管理、跨境合作、边界管理、边疆治理等问题,为国家的边海事务提供服务。我负责这个研究平台的组建和运行。这是我们过去未曾涉足的领域,是走前人未曾走过的路,困难很多。但一旦进入这个领域,我发现是一个十分广阔的天地,我们研究历史的在其中大有作为。如中国及外国边界史、中国及外国海洋发展史等等,很少有人专门研究,可谓是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无论是中国史,还是世界史,都能找出成百上千的课题。同时,还将史学的另一功能———为国家的对外政策服务功能———也体现出来了。又如,我参加了2010年8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2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会议的主题是“水”,即水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对当今世界水资源严重匮乏、环境日益恶化、人居条件越来越严峻的形势,敲响了警钟。过去,我们将水问题看成是水利水电学科研究的对象,文科很少有人研究,历史学的研究就更少了。现在,国际史学界已高度重视水问题,但我国史学界似乎还没有反应。最近,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在策划跨界水资源管理与开发研究课题,梳理过去的项目时,发现涉边的项目几乎都是技术性的,对国际水法、国际环境法、国际关系、中外关系、中国外交等方面项目很少,不是不需要,而是很需要,只是我们文科的学科、包括历史学,尚未进入这些领域,造成文理脱节,而不能发挥文科的作用。我讲了这些例子,是说明在交叉学科领域还有历史学的阵地,我们要解放思想,拓宽视野,努力在交叉学科领域做出历史学新的贡献。在这里,我还想强调一点的是,世界史的主要功能是传承历史文化和学术,但同时,我认为还具有直接或间接地为现实服务的功能,这些功能大多体现在交叉学科领域里,这是我们过去比较忽视的。今后,我们也应充分发挥世界史为现实服务的功能,扩大世界史的影响,促进世界史学科的发展。

胡德坤回忆道,“唐长孺先生是享誉国内外的中国史专家,是唐先生在1980年带我走出国门,到日本京都大学研修,收集了日本关于中日战争史方面的资料,奠定了我的研究基础。”唐长孺对他说,“学术研究一定要选定一个领域,然后在这个领域里精耕细作,做深做透,做出有影响的成果。随意转换研究方向是做学问的大忌。”自此,把学问做精、做深、做透,一直是胡德坤在学术研究中秉承的原则,自1978年开始,他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领域耕耘了30余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总之,我们如果能在“大、特、深、广、宽”五个方面下工夫,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就一定能再上一层楼。以上意见只是个人的一点看法,仅供参考,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吴于廑先生是我国公认的世界史学科奠基人,是他指导胡德坤如何进行世界史研究的。吴于廑说:“治学之路就像花瓶的形状,年轻时要像花瓶的‘瓶口’,尽量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中年时要像‘瓶颈’,要深入到一个领域研究,要专、要深;老年时要像‘瓶肚’,要从宏观层面进行总结性研究。”吴于廑的这番话深深地印在胡德坤的脑海里,30余年来,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日战争史的不懈研究,使他的学术研究之路真正经历了“瓶口”和“瓶颈”阶段,现在,正在向“瓶肚”阶段前进。

本文原系在2011年8月19日由武汉大学举办的“世界史学科建设暨学术前沿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张继平先生是我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的奠基人,是他将胡德坤引进了二战史的学术园地。“年轻时还没有看到二战史研究的重要性,现在,越来越感到这一课题的重要性。二战是世界现代史的转折点,是时代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枢纽。因此,研究二战史对我们认识战后世界史及其未来发展趋势是非常重要的。”胡德坤说,他能够在这个博大精深的领域“做一些事情”,感到欣慰。

收稿日期2011—10—06

当记者问到其当选为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的感受时,胡德坤很淡定地说,“在老一辈历史学家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在我的人生中,最在意的是学问做得如何。这些前辈学者在世时,武汉大学还没有设立人文社科资深教授,但他们都是公认的学术大师。人贵有自知之明,我同这些前辈学者相比,还只是一个小学生。因此,即使我评上了人文社科资深教授也不等于是学术水平就提高了,还要继续努力。”“我只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继续努力奋斗,为学术、为国家多做一点事情。”

作者胡德坤,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湖北,武汉,430072

“我就是喜欢做学问”

原载《史学月刊》2012年第2期

胡德坤说,“我喜欢奋斗的人生,没有奋斗就没有成功。虽然不能说每个奋斗者都能成功,但每个成功者都是奋斗出来的。我这个人不大聪明,但我勤奋。我想,这应该是我能做出一点成绩的前提条件。”自1970年留校任教40年来,他从没有节假日概念,把时间都用在学术研究上,甚至是大年三十、大年初一,他也在研究室工作。胡德坤的学生们也都知道,周末和节假日找胡老师,就到研究室找,只要他不出去开会,就肯定在研究室。

有人关切地问他:“都是60多岁的人了,你还奔什么奔?”胡德坤笑着答道:“我就是喜欢做学问啊,做学问就是我毕生最大的乐趣。历史学科博大精深,如同浩瀚烟海,我这一辈子只要能把这大海中的一滴水给研究明白,就很不错了。”

创新是胡德坤学术生涯中的另一关键词。胡德坤认为,“没有创新就不可能有成功。”“我的二战史研究在三个领域是拓荒者,即‘中日战争史研究’、‘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和‘二战对战后世界历史影响研究’。”在学术上要有新发现和新创见,是胡德坤著书立说的宗旨。

胡德坤介绍说,“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是国内研究的薄弱环节。很多专家都想研究这一课题,但终因困难太大而放弃,但是,我坚持做了30年。经过长年研究,我慢慢摸索出了其中的规律,才知道应从哪些角度来加以论证,才能做出系统、完整的研究。也正是因为有了30年的积累,才能使我主编的《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九卷本长篇专著顺利完成。”

已出版的这部九卷本著作,全面系统地论证了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再现了战时中国以巨大的民族牺牲对世界历史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是国内外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证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地位与作用的长卷著作,是开创性的学术成果。

胡德坤的《中日战争史(1931-1945)》一书,将中日战争放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进行考察,扩大了中国史研究的视野,被业内专家称为“是一本有开拓性的书”,“该书的成就已超过了同类专著”,“能够填补(国内)目前急需填补的空白。”

他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世界性社会进步》一书,从全新的角度分析了二战对战后历史的深远影响,开拓了二战史研究的新领域。现在,这一课题已延伸出了若干子课题,他指导的许多博士研究生正在进行研究。

“历史研究也可以为现实、为国家服务”

“历史研究也是可以为现实、为国家服务的。”胡德坤说,“不管哪一门学问,只要做出成果,都是有用的,都是能为现实、为国家服务的。我们搞历史的人以前不注重为现实、为国家服务,把历史变成了象牙塔式的贵族学问,这是对史学功能理解不完整造成的。”他认为,史学研究既有学术传承和文化传承的功能,又有为现实、为国家服务的功能。而后一个功能是我们重视不够的,需要扩展和加强。

如今,“边界与海洋问题研究”是胡德坤正在着手研究的新领域。他担任院长的中国边界研究院,是全国目前唯一专门从事边界理论研究、边界管理实务和边界管理人才培养的综合性跨学科研究机构,他说,“我希望这一跨学科平台能够充分发挥武汉大学综合性学科优势,直接服务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迫切需求。我也希望在这个平台上能充分发挥历史学为现实、为国家服务的作用。”

注重团队建设和梯队建设是胡德坤学术研究的另一特点。他说,“在学术团队中,我尊重每一个人;给每个人发展空间,团队才能做大做强。”40年来,胡德坤从一个青年教师成长为我校世界现代史的学术带头人,从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的普通会员成长为学会会长,他认为,这是学术团队,包括校内乃至全国学界学术团队培育的结果,没有学术团队的进步就没有个人的进步。

正是在这种团队理念的指导下,现在,胡德坤在中国边界研究院和国际问题研究院组建了由文法理工等多学科的大型跨学科研究团队,他和这个新型的跨学科团队一起,正稳健行进在学术研究的前沿。

(稿件来源:武汉大学报第1218期 编辑:杨欣欣 肖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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