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人类诞生以来,疾病就与之相伴。对疾病与健康,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不同的理解。认识疾病与文化之间互动的关系是医学人类学的独特切入点。

文化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文化的科学。它关注人类文化的起源、成长、发展和进化的过程,以及各民族、各部族、各国家、各社区、各社会的文化异同,以发现文化的普遍性及各种特殊的文化模式。近年来,我国的文化人类学有哪些新的研究进展?应如何进一步推进文化人类学研究?近日,记者围绕这些问题采访了相关专家。

●医学人类学与中医体质学,都是以“人”为出发点和着眼点来认知健康与疾病,将人类体质的研究置于自然、社会的整体背景下,尊重且关注生物遗传、外界环境等各种因素及由此产生的差异,目的同样旨在防治疾病、恢复健康。

  研究视角非常宽阔

从跨文化和历史视角开展研究

●在全球化语境的当下,医学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已作为西方世界的通用表达。用医学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医体质学,不仅有利于中医的自我发展,也有助于中医更加权威地走向世界。

  医学人类学是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从生态、文化和医学等多学科结合的视角,研究人类的疾病、健康、医疗体系、求医行为等问题的一门交叉学科。

人类学研究人的两种属性:生物性和文化性。研究人生物性一面的学问称为“体质人类学”,研究人文化性一面的学问称为“文化人类学”。

医学人类学(MedicalAnthropology),是医学与人类学相交织,即将人类学的理念与研究方法应用在疾病认知、治疗实践和健康保健等医学领域的一门边缘学科。它的研究内容包括:跨文化医疗系统(如不同民族、不同历史之间)的比较研究,与人类学有关的营养、人口、出生、年龄、药物滥用、社会流行病学等问题,以及人种心理学、生物医学的文化分析,还包含古病理学和疾病人种历史学研究及临床应用人类学。

  医学人类学是在人类与疾病和死亡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张实介绍说,其主要研究内容有:生物医药文化问题;保健和疾病的社会体制的相互作用问题;营养、生育、老龄化、严重精神病等在用药物的人类学问题;古今中外种族社会中的医学制度的分析比较问题等。

“从微观而言,文化人类学一方面将人类作为一种文化的有机体来研究,包括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的角度来研究人类社会。要充分理解人的观念和行为的复杂性,必须研究过去和现在所有的人。从宏观而言,文化人类学还研究世界各地各个民族或族群的文化演变、发展及其动态变迁的情形。”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祁进玉说,文化人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文化人类学这种跨文化和历史的视角,使它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

为医学人类学确定研究领域的是ArthurKleiman(阿瑟·克莱曼,通常译作凯博文),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复旦大学名誉教授,世界一流医学人类学家。他译成中文的著作有《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道德的重量——在无常和危机前》、《谈病说痛——人类的受苦经验与痊愈之道》、《疾痛的故事——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等。

  医学人类学的研究视角非常宽阔。中山大学健康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华介绍,纵向来说,从生命的起源、人类的起源追溯疾病的起源;从人类与其他生物共生的角度,探讨病原体与人类宿主的关系,为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新思路;从医学起源和发展的角度,探讨人类对抗疾病的进程和不同的手段。横向来说,擅长于跨文化比较,从全人类各种不同文化中抽提出不同的病因学观念、治疗方法,并探讨潜藏在这些医疗现象下的文化特征。

“文化人类学形成于19世纪中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何星亮介绍,19世纪中叶,由于文化人类学主要研究西方殖民地国家原始民族的社会和文化,因此,被大多数国家的学者称为“民族学”。20世纪初,美国学者开始以“文化人类学”取代“民族学”,英国学者则倾向于以“社会人类学”称呼“民族学”,而苏联、东欧和部分西欧国家及亚洲多数国家的学者,仍称研究民族、族群或社区的学科为“民族学”。进入21世纪,世界各地都开始以“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取代“民族学”这一学科名称。

中国医学人类学研究多从中医经典着手

  疾病、健康与文化的关系是医学人类学研究的焦点。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张有春介绍,围绕疾病与文化的关系,医学人类学大体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文化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人们透过它来认识疾病与健康;另一种认为,人类所有的文化都是为了保持自身身心健康与安全、适应生存环境而设计,文化只是人的生物性的延伸,是平衡生物性的一种现实。他表示,上述观点构成了医学人类学的两种主要理论视角:社会文化视角与生物文化视角。20世纪80年代末,生物文化视角受到抨击。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领域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变化。何星亮告诉记者,从研究对象来看,文化人类学由主要研究原始民族过渡到研究文明民族;由研究异民族转向研究本民族。从研究内容和范围来看,文化人类学最初由主要构拟、复原史前史和原始文化,过渡到研究各民族面临的与现实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问题;由主要研究后进民族的社会组织、社会生活、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后来转向研究民族的心理、性格、文化功能、文化模式、文化结构、文化象征、文化生态等。

30年前,中国的医学人类学开始起步,经历了译介国外学说、理论到日渐发展,并在吸收、借鉴中自觉转向本土化研究的过程。

  揭示医疗行为的社会文化环境

祁进玉提出,文化变迁一直是文化人类学学者较为关注的领域。20世纪70—80年代以来,通信和信息科学领域的巨大变革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社会变迁也影响到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现代社会中的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引起人类学家的高度关注,他们持续深入地观察因文化变迁对社会各方面产生的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些影响使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观念、教育、节庆礼仪、家庭结构、丧葬祭仪等各个方面发生重要的变化。

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类学学会相继出版《人类学研究》、《医学人类学论文集》,标志医学人类学的研究正式进入我国学者的视野。其中,老一辈人类学家、复旦大学刘咸教授(1901年-1987年),在论文《中国古代对于医药人类学的贡献》中,以《黄帝内经》论述人体测量学的创始和血液循环的发现,以《洗冤集录》讨论法医人类学,以《针灸甲乙经》《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阐述针灸人类学,以《神农本草经》《新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纲目》《滇南本草》等讨论本草人类学,指出我国的医药人类学源源流长,既是体质人类学性质,又属于文化人类学范畴。上海中医学院医史学者王慧芳在《〈黄帝内经〉与人体测量学》中,运用《灵枢》的翔实数据对人体37个部位点进行测量,证实了秦汉时期人体测量的真实性与可靠价值,指出《黄帝内经》为医学人类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医学人类学的研究资料涉及与健康和疾病有关的方方面面。张实表示,医学人类学者应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应用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方法,观察当地的传统治疗方法、医疗体系、风俗习惯和生育行为,收集相关的民族志材料,进行分析归纳,形成自己的理论。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周大鸣表示,目前,“海外民族志”仍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热点,亦是当下中国文化人类学发展新的增长点。尤其在“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下,中国需要深入了解相关国家的文化、风俗等。此外,文化人类学的应用研究也是当前的热点之一,如针对扶贫、医学、移民等方面的研究。

医学人类学的理论、学说,由国外引介传入我国,国内的研究多从中医经典着手,以探讨人类体质内容为核心,基本属于体质人类学(PhysicalAnthropology)范畴。体质人类学更多关注人类的多样性及其起源、分子生物学证据、行为研究和实际应用等。

  医学人类学在收集材料时主要采用实地调查观察的方法。研究者要在治病仪式、医疗行为或其他活动中集中进行系统观察和记录,并随时随地观察当地人的生活方式、行为、礼节,以及心理状态、人际关系等,以揭示其医疗行为的社会文化环境。张实介绍,参与观察者要深入当地社会生活,尽量用当地人的视角来分析观察事物,研究当地人的文化。这一过程要求研究者转变角色、态度和行为,成为启发者、引导者和讨教者,使被调查者成为积极主动的参与者。

立足中国实际构建新理论新方法

中医体质学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学科体系

  陈华表示,近年来,医学人类学的定性研究已发展出一系列新的研究方法来收集资料,主要包括:医疗民俗收集、书写或视觉材料分析、录像录音和照片分析、家谱和家系图、社会网络分析、画图与塑模、投射技术、结构式短文、医疗机构民族志、多点民族志、计算机分析等。他说,为提高资料的有效性,在收集资料时,研究人员、研究技术和研究场景要标准化。对于同一个现象要使用几种不同的研究技术进行调查,相互验证,这种方法称为三角构型。此外,
医学人类学家还进行实验室工作,例如在实验室对传统药物进行药理学分析。

受访学者表示,我国文化人类学还存在有待完善之处,研究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例如,田野调查的科学性有待增强,有的调查前期准备不足,有的定性和定量调查分析不强,有的调查只重视收集文献和统计资料,忽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等;在众多研究成果中,研究特殊性的论著多、探讨普遍性的论著少,描述性的成果多、创新性的成果少,基础研究成果较多、应用研究成果较少等。

几乎与之同步,中医体质学经30多年发展,在基础理论、体质分型、调控方法等方面已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学科体系。

  从吸收借鉴向本土化应用转化

对此,何星亮认为,应坚持学术自信,加强对西方理论方法的批判,融贯中西、取长补短,并立足中国实际构建新理论和新方法,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文化人类学。他表示,构建中国特色文化人类学,并不是排斥西方各种理论和方法,而是要全面熟悉西方各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了解其优点与不足,这才有可能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与方法。在研究方法方面,要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自然科学理论方法与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相结合,大传统研究与小传统研究相结合,科学分析与人文学分析相结合。只有通过理论和方法创新,才有可能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

1982年王琦教授与盛增秀研究员的合著《中医体质学说》奠定了学科基础;1995年王琦教授主编的《中医体质学》出版;2003年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体质分会成立;2005年《中医体质学》成为高等中医药院校创新教材;2009年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持、中华中医药学会制定的标准《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ZYYXH/T157-2009)正式颁布;2009年《中医体质学2008》进行了系统总结和研究展望。

  在我国,医学人类学研究呈现出从译介国外学说、理论,到逐步快速发展的态势。张实介绍,我国的医学人类学从吸收借鉴转向自觉本土化的应用研究,有更多的学者开始把它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如艾滋病研究、毒品问题、生育健康、青少年饮酒问题等。

祁进玉表示,伴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全球村”的概念成为现实,全球化的交通也更加便利,但与此同时,现代社会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不确定性成为这个社会的特征。所以,当代文化人类学学者应该敢于担当,直面复杂性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积极开展多学科协作与整合性研究。

中医体质学的基本内涵,是以中医理论为基础,以人类体质为研究对象,以指导疾病防治和养生康复为研究目的,包含相关概念阐述,体质分类,体质与疾病预防、诊断、治疗的相关性,体质干预,以及现代体质研究方法等一系列重要命题的学术体系。目前,中医体质的理论体系日趋完善,正走出国门,引起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

  由于同时关注到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医学人类学成为最活跃、最具理论创新潜力的人类学分支之一。张有春表示,在中医研究领域,对人类学方法与视角的呼唤尤为强烈。人类学知识的应用成为中医研究的热点话题,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中医研究的范围与思路。他说,我国很多民族都有自己系统的疾病认知与医学体系,这既需要医学专家的整理与临床应用,也需要人类学家从本学科视角出发进行研究,以加深对人类病痛体验及应对的普同性与文化多样性的认识。

周大鸣认为,推进文化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发展,首先要提升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定位。现在我国人类学同时设在社会学和民族学下面,但人类学同社会学和民族学既有相近之处,也有自身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知识体系。其次,文化人类学应多聚焦国际关系、族群关系、海内外移民等方面的问题。再次,在研究方法上,要注重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的运用。

医学人类学与中医体质学融汇有理论基础

  由于各个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不同,民族医学的发展现状也各有不同。有的民族医学不仅有多样的诊疗方法,而且形成了独特的医药理论体系;有的民族则只保留了少量的医学书籍,且散落在民间,目前尚在系统整理中;有的则没有文字记载,只流传了一些单方和验方或简单的诊疗方法,有待进一步发掘和整理。张实认为,对民族医药的研究应以各民族医学理论体系为主线,借助宗教学、民族文学、医学人类学、民族史、地方志等进行考察研究。

“科技至上主义的崇拜会加速人类社会的自我消亡,滋生越来越多的生态恶化与环境问题,甚至带来人类社会伦理层面的诸多危机。文化人类学家应从传统的‘异文化’社会的研究转型到对全球化背景下高度原子化、消费型社会的实证性研究与深入分析。”祁进玉说。

医学人类学与中医体质学,虽然理论本原、考察视角、学科侧重不尽相同;但从二者的发展历程、学术内涵、研究领域来看,存在着很大程度的交汇。

  在陈华看来,我国医学人类学的任务在于从生命科学的角度去探讨各民族医学理论和治疗方法的本质,
从文化的角度去探讨医学理论的文化特征和社会功能。

王琦教授创立“体质可分论”时,就把人类学作为重要依据,认为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人群的体质是可以分类的。因为体质性状有助于了解不同种族或人群体质构造的异同和在不同生活条件下人体的变化规律;体质性状受到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共同影响。但就每个具体性状所受不同因素作用之多少而言,则有待进一步研究。

英国皇家医学院(RoyalCollegeofPhysicians)、旅英中医学者马伯英院士对医学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的概念、内涵做出辨识,认为有别于文化人类学(CulturalAnthropology),体质人类学主要研究人类的体质、构造、起源、演化、人种,乃至基因遗传等,包括诸如古人类学、人类起源学、人种学、体质构造人类学之类,与现代医学的基础学科相切近。

人类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有春提出,从疾病、环境及人类文化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可以发现物理环境及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是疾病与治疗的首要决定因素;这一源自人类学整体论传统的生物文化研究视角,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单纯以文化解释社会文化行为的不足。

人类学专家、云南大学教授张实认为,人类体质受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生物遗传因素等的影响,人类体质和社会文化环境有密切的相互关联性,而社会文化的发展也离不开人类的自然生物属性;人类是“文化的动物”,既有生物特征,又有文化特征,是生物与文化特征相结合的有机整体。

医学人类学与中医体质学,都是以“人”为出发点和着眼点来认知健康与疾病,将人类体质的研究置于自然、社会的整体背景下,尊重且关注生物遗传、外界环境等各种因素及由此产生的差异,目的同样旨在防治疾病、恢复健康。由此可见,这二门学科的融汇,存在着理论基础。

用医学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医体质学利于中医发展

笔者尝试构想中医体质人类学的可能。在多学科交叉的中医体质分类研究中,不仅可采用文献信息学方法与流行病学调查的结合,亦可增加医学人类学的方法,如田野调查、综合考察、比较研究等,使编制的量表和制定的标准更具普遍性与权威性。进行体质类型的生物学内涵研究时,运用分子生物学、免疫遗传学等现代科技方法,也成为医学人类学近年研究的新趋势。所引进的生物学基因和遗传学方法对于造成民族个体变异和个体疾病的分子机制的研究,为服务各民族人口健康意义重大。如人类线粒体DNA对研究人类的起源、血亲关系、个体的鉴别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

医学人类学告诉我们,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人们对疾病病因的解释以及对此采取的治疗实践和模式各不相同,每一种文化都有一套长期的历史沉淀并为其所用的疾病观念,从而衍生出相应的治疗手段。中医体质学正是从功能状态角度揭示疾病在人体内发生、发展和调节控制规律的学科,在客观上架起了中医辨证论治体系进入现代医学的桥梁。

在全球化语境的当下,医学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已作为西方世界的通用表达。因此,用医学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医体质学,不仅有利于中医的自我发展,借用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冯珠娣(JudithFarquhar)阐述“文化人类学”的观点,也有助于中医更加权威地走向世界。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