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建新

世界史 1

(天津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纪念陈翰笙逝世十周年学术座谈会

[首发]

世界史 2

陈翰笙先生被誉为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之父”,“马克思主义农村经济学先驱”,而且在历史学、社会学和国际政治学等多种学术领域均有重大建树。这位由李大钊介绍的、一生横跨三个世纪的中共老党员还是革命家和国际社会活动家,具有世界影响。国内学术界从改革开放以来对陈翰笙先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并不断走向深入。
[1]
陈翰老晚年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和世界史所名誉所长。在世界历史研究所建所50周年纪念之际,我愿就个人的直接接触,回忆翰老待人接物的点点滴滴,感受他的人格风范,再次缅怀仙逝多年的翰老,也向世界史所致以敬意。
首先向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50周年华诞表示祝贺!世界史所在中国有一种特殊的地位,不仅是一个研究机构,一个学术重镇,还意味着一个与国内所有世界史学人都有关系的学术平台。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是与世界史所连在一起的。上世纪80年代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到这里查资料,开始有了联系。除同辈人外,认识这里的第一个人是张联芳先生,他当时在《世界历史》杂志编辑部,是我在这里发表第一篇文章的编辑,因此有了来往。然后有幸与陈翰老和陈洪进先生相识。人们之所以与世界史所发生联系,以我个人感觉是因为世界史所拥有“三件宝”:一是资料,这里有专业图书馆;二是名刊,《世界历史》;三是陈翰老这样的著名学者。当然陈翰老这样的著名学者最重要,不论他们健在还是离去,都是最宝贵的无形资产。
翰老德高望重,且率直纯真;大气磅礴,又平和可亲,是我心目中的大德之人,当下忆起,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大约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一天,接到陈洪进先生一封亲笔长信。大意是陈翰老读到我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关于英国中世纪个体农民生产、负担及其与资本主义产生关系的研究,翰老很感兴趣,问我是否愿意到北京当面谈一谈。当时翰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世界史所名誉所长。于是我第一次见到了翰老。地点在北京复兴门外24号楼,时间是某个星期一。为什么记住周一呢?因为当时陈洪进先生每周一去陈宅与翰老见面并讨论问题,社科院有车专门接送,有时还有别人参加,都是鸿儒硕学,在以后的见面中曾旁听过他们的交谈。翰老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待人非常平和,讲话开门见山,有一种非凡的感染力。第一次见面感觉很温暖,谈了什么现在记不清了,但一句话至今记得,几乎一见面他就说:“你用一系列数据证明,最初是富裕农民支撑了英国的资本主义,这对纠正世人的偏见是一个功劳!”我很惊讶翰老对我当时学习和研究工作的了解程度,第一次见面就领教了他老人家清澈的思维。初次会面还留下一个记忆,刚见面时翰老回答问好但是不跟你握手,只是用中国传统的见面礼拱起双手作揖,让我这个孙辈年龄的初访者无所措手足。后来知道,翰老对任何客人都是这样的礼仪,不论长幼尊卑。
在接下来的交往中,翰老给了我多方面的教诲和帮助。他肯定我关于社会转型问题的研究方向;鼓励我进行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并且与中国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回答农村改革中提出的问题。他还谈到历史学“有什么用的问题”,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纵览中外历史,权衡得失,探究富民强国之方略;二是注重实证,启示国民正确的历史观和公民意识。20世纪30年代翰老主持了规模空前的农村经济调查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大论战,他特别向我介绍了无锡、保定地区的农村调查,而且对这批资料未被充分利用深表遗憾(曾有分析报告被国民政府扣押,后遗失),希望有人继续做下去。[2]
记着翰老的嘱托,90年代初以翰老的调查资料为基础,我申报关于清苑11村研究为课题的国家项目并获得成功。利用大学暑假和寒假,我两次带领课题组赴冀中农村,沿着当年陈翰老的调查路线,挨村进行入户核实、调查与比较。前后共走访了11村、100家农户。当时经费有限,为节省开支和时间,我们课题组就吃住在乡村招待所,有时工作到天黑住处还没有着落,就住在大车店或借宿老乡家里。那时还较年轻,吃得起苦。经若干年写成《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农村比较》,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我在该书扉页上写道:“献给陈翰笙先生,我国农村研究的先行者”。幸运的是,翰老欣慰地看到了这本小书的问世。
翰老还给我出过一个题目,可是至今没有完成。当时他对继续推动农村改革问题非常关心,时常忧虑我国有限耕地未能有效利用的问题,忧虑农民的土地权利问题。这个问题也就是时隔二十多年后即当下所讲的“土地确权”,让农民分享土地产权带来的利益问题,可见翰老眼光之远大、之犀利。有一次翰老对我说,你来写一本书吧,书名叫《中国农民的地权问题》。“地权”这个词是旧时代的一个词汇,现在很少使用了,所以印象颇深。这个话题大约在80年代晚期。当年就采取了行动,为此找到了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同辈学者蔡昉同志,他当时是我相熟的一个朋友。记得我们谈后一拍即合,立志携手完成翰老的命题,一起拉下提纲,分头做起来。写完一部分就交换,所以蔡昉的一部分手稿至今还在我手里。怎奈后来各自忙碌,时过境迁,此事终未果,甚为遗憾。
翰老时刻关注着中国农村的改革事业。他喜欢剪裁各种报纸作为资料,通过陈洪进先生或者他直接惠寄给我。记得一次是从他家寄出的,内容是苏联农村土地变革的新举措。可见农民的“地权”问题让他朝思暮想。翰老还念念不忘合作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和前途。1990年我去英国,他和陈洪进先生为我提供了在英国的多种交往渠道,有的在牛津剑桥大学,有的在社会团体或企业高层。在英国时采访他们,使我感到陈翰笙的名气似乎比在国内还大。有时对方一时想不起,但是一提“Gung
Ho”,他们马上就想起中国人陈翰笙、宋庆龄,当然还有路易艾黎和斯诺等,原来由于这些人发起的工业合作运动,“Gung
Ho”
作为一个外来词已经融入英语,意为“合作、同心协力”。在翰老的指导下,我在英国的合作运动社会调查(包括走访一些企业和超市),使我进一步认知人类社会的繁复性和多样性,即使英国这样老牌西方国家,当下仍然保留着一定比例的社会主义成分,而且富有活力。至今保留着这一期间翰老与我的通信,有的长达数页。他指导学术研究,也相当关心你的日常起居,例如会问你“你现在的寓所离学校远不远?你在哪儿吃饭?与你合作的教授如何?……这些我都想知道”。未曾经历的话你难以想象,一个胸怀宽阔思想深刻的智者,待人却如此体贴入微。
忆起翰老,还要感谢他老人家曾以耄耋之年亲自为我的《现代化第一基石》一书作序。该书稿是我80年代承担国家青年项目的成果,有一段时间,翰老要我报告该项目的基本思路,以及每一部分的基本内容和资料来源,为此曾有过几次长谈。他像一位考核学生的师长,不时出考题测试你,如英国为什么能够实行货币地租,英国资本主义确立的标志和准确时间?又像一个平等的讨论者,默默倾听或问询,你可以提出和他不一样的看法,他并不在意。不过我从未想过请翰老作序,在80年代新旧衔接时期似这样做的还不多,所以当翰老提起“谁给你作序呀”这样的问题时我一片茫然,陈洪进先生笑着在旁提示说“还不请翰老作序呀”,我才恍然大悟,诚惶诚恐地表示感谢。当时的情景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将近30年的时间过去了,仍记忆犹新,难以忘怀。我想有幸承蒙翰老教诲,纯属偶然;如果不是完全偶然的话,则归因于翰老博大的爱心——对学术的爱,对事业的爱,对他人的爱,一种超越世俗功利的爱心。他愿意帮助所有的人,一如当年献身拯救平民大众的革命事业。以后逐渐知道翰老漫长的一生中不知无私地帮助过多少人,而且承担下来的事情对于他并不都轻松。
翰老有许多高贵品质。他一生中经历了四个时代,[3]不论在哪个时代他都保持了自己的良知和本色,保持了对苦难一方的深切同情,且大道至简,知行合一,难能可贵。仅此一点,就足以令人肃然起敬。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像他一样扪心无愧,即使努力地去做也好。大节无亏,细行亦光彩。就我直接观察而言,翰老待人接物的方式,他的深厚的学养,对人——无论任何人——的真诚和尊重,令后辈汗颜。一次在翰老家谈话,保姆进来告知某某同志来访。见此情景,我欲草草结束谈话,起身告辞。翰老认为我没有必要这样做,他说:新来的客人事先没有打招呼,而“我们是约定好的”!他坚持让我坐回原位,按计划继续我们的谈话,而请那位领导一直在客厅等候,此事印象极深。每次离开他家时,翰老都坚持送到门外,而且一定走到电梯亲自按亮电梯下行的电钮。
翰老是真诚严肃的,也是幽默的,率性的。我们谈话时他总是坐在大写字台的这一边,我坐在对面。一次谈得兴致高扬,为表示赞成我的一个观点,翰老竟站起来要与我对换座位,一定要我坐在他的大椅子上——印象中那是一个很舒服的大软椅。我当然不肯,他就佯装一脸严肃并很坚决地说,“你不坐过来,我就一直站着”!果然他就那样不妥协地站着。最后还是他的胞妹陈素雅女士过来打圆场,平时主要是她照顾翰老的生活起居。陈素雅女士虽然也是高龄但看起来优雅且健康。她劝我照翰老说的去做,“你不知道,谁也拗不过他,翰老就是一个老顽童!”一边说笑着扶翰老坐在我的椅子上,一边抚摸着他的前额为他整理头发,浓浓爱意,溢于言表。
李铁映同志主持的翰老百年华诞庆典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那天早晨我先来到翰老家拜望。记得翰老见面问我是从天津来吗,吃早饭了没有?但不久又问同样的话,我发现翰老有些健忘了。家人热情招呼着与翰老合影,特意配上鲜花,因为那是一个特殊的日子。那是我与翰老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也是最后一次见翰老。那次大会上我听到了更多的方方面面的关于翰老一生的信息。[4]
翰老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周围所有的人——然而,受翰老精神影响的何止是他周围的人呢?!
斯人已去,风范犹存。翰老身上有中国传统儒家的优秀品质,诸如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胸怀和士林风格之大雅,同时兼具西方的科学与平等精神,而且浑然天成,自成一体。可见中西文化是有契合度的,不仅可以互鉴,也可以会通,亦可以超越!翰老离开了,可人们觉得他还活着,还那么可敬可亲,人们在述说他、怀念他。说到底,是在表达一种诉求,对翰老一代人的精神的诉求,一种向善的愿望:“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他的英名永远与中国人民的事业相连,与学术事业相连,与中华文明再塑造的伟大事业相连。1996年,翰老百年华诞之际,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出版了《陈翰笙文集》英文版,收录了他1919—1949年的部分英文论文。在扉页上,百岁高龄的翰老用英文亲笔写下一句话:“如果我的梦想能够有助于文明的推进,那么我希望实现这个梦想”(If
my dream reflects my hope that may help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I
wish to realize
it)。这句话可以理解为翰老站在文明进步的高度为自己一生做的总结。因此,我们有理由说,纪念翰老,见微知著,实际上在提倡一种精神,一种文化,即历史研究中的现代关怀。
在纪念世界历史研究所知天命之年的庆典上,再次忆翰老,为他骄傲,也为世界史所骄傲。

纪念陈翰笙逝世十周年学术座谈会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世界历史研究回顾与展望暨世界历史所成立50周年座谈会”发言的整理稿。)

世界史 3

注释:
[1]参见叶恒:《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陈翰笙研究综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3期,第95-101页。
[2]见拙文“陈翰笙先生是中国农村研究的先行者”,载于沛主编:《革命前辈
学术宗师——陈翰笙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3]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4]世界史,张椿年、陆国俊主编:《陈翰笙百年华诞集》(中国社会科学院隆重举行“陈翰笙百岁华诞暨从事学术活动75周年座谈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世界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赵文洪研究员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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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饶望京主持会议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成立50周年之际,作为所庆系列活动之一的“学问人生——纪念陈翰笙逝世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于10月18日在京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专家学者,以及陈翰笙先生的亲属、门生故旧等2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座谈会由陈翰笙先生生前创办的中国国际文化书院承办。世界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赵文洪研究员、副所长饶望京分别主持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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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张顺洪研究员致辞

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张顺洪研究员在致辞中表示,陈翰笙先生曾是我所名誉所长,他不仅为世界史所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也为我们国家事业贡献了很多力量。今天我们召开这个座谈会,一是缅怀翰老,学习他做人的品格与做学问的方法,同时也请大家一起商讨研究所与世界史学科如何发展的问题。我最近又拜读了翰老自传《四个时代的我》,收获很大。周谷城先生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说,“翰老学问渊博、中外语文都很好。在他治学的过程中,重视资料的精神,俨然是第二天性••••••最近,我看到他题自己的照片,有几句话,‘如果没有掌握足够的资料,或未经缜密的分析,决不可轻易下结论。’我所特别注意的,与他自己写下的,似乎没有不符合之处。”这一点,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翰老说:“我们要走向世界,就必须首先了解世界,不仅要了解世界的今天,而且要了解世界的昨天和前天。••••••据我所知,资产阶级是很懂得研究别国的历史的。”翰老的意见今天仍然有很强的指导性,关于世界历史的研究,仍然需要大大加强。翰老90多岁时,说有两个愿望:一是将知识传授给年轻人,二是研究工合运动。他对年轻人的关爱与对现实问题的关心,令人敬佩。我所理解的工合运动,就是集体经济。如何发展集体经济是时代课题,今天仍然没有很好地得以解决,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与会者从多个方面交流了对翰老学问人品的感受与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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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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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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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嘉宾

一、翰老的胸怀与担当

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俞源研究员说,翰老一直强调研究工作与推动社会进步结合起来。建国前,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服务,他领导大批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广泛开展了社会调查。早在1944年,就在考虑如何走上工业化道路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又在《发展工业合作化就要面向广大乡镇》一文中,提出了城镇化的思考。翰老的胸怀与担当是我们的榜样。几十年来,我一直牢记翰老“为什么研究、研究什么、怎样研究”的教导。我们今天学习传承弘扬翰老的精神,必须要把学术研究与振兴中华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必须要结合实际需要。如美国正在推行遏制中国的太平洋战略,对我国施加强大压力。针对这一态势,世界历史研究必须剖析形势、预判走向,总结经验,提出策略性意见。我们的研究,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贡献力量。
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史研究所陈之骅研究员说,翰老是他深深敬仰的老人。他回忆起1961年吴晗召开的《外国历史小丛书》编委会上见到翰老时的情形。这套丛书是吴晗应周总理的建议主编的,编委都是著名历史学家,除翰老外,还有齐思和、周谷城等人。翰老在发言中强调,中国国际地位提高了,要多了解外国的历史。截止1965年,丛书出版了59种,发行160万册,在普及外国史知识、宣传历史唯物主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文革中,《外国历史小丛书》被诬蔑为“大毒草”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工具”而被勒令停版。1979年,丛书恢复出版,翰老担任主编。翰老强调在选题上要解放思想、打破禁区,所有大小国家和地区的古、近、现代史都要涵盖,但题目不能太小,必须是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人物或事件,而且正面、反面的都要写。在随后的十来年中,小丛书又出了近100种,一时风行全国。

二、翰老的学术重要性

近代史研究所雷颐研究员说,20年前,我写过一篇研究翰老的文章,谈到过翰老的农村调查工作。毛泽东主席在《新民主主主义论》中提到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没有论证为什么是这个性质。因为翰老、薛暮桥他们在30年代时已经做出结论了。翰老的研究工作为新民主主义论打下了基础。他同时指出,翰老始终强调中国人要了解外国,不仅仅是为了斗争。他更多是为了站在人类文明发展潮流的角度,想尽办法让中国人更多了解世界文明。
北京大学王红生教授说,翰老是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学者之一,也是有世界影响力的学者。他提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有世界性影响。印度学者研究社会性质问题的高潮是20世纪80年代,翰老半个世纪前的观点引起了印度学者们的重视。王红生教授认为,翰老能做出那么大学问,与他的胸怀有关系。他很早就开始为国家探索道路,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胸怀,学问就不一样。
北京师范大学范世涛博士谈到了一个有趣的经历。他说在一次座谈会上,薛暮桥与孙冶方两位经济学家一左一右扶着翰老。晚一辈的吴敬琏欲上前相助,被薛老戏笑说“还轮不到你”。此则小故事足可见翰老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范博士也指出,翰老为佐尔格的情报网起到牵线搭桥作用,是对日本侵华野心最早做出响应的力量。后通过太平洋学会,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某种意义上说,翰老是世界大格局下的推动者、见证者。世界史的研究,能够进一步推动才对翰老的研究。
世界历史所于沛研究员说,9月份到上海出差,见到一本书《佐尔格在中国的秘密使命》。这本书里至少7-8处谈到翰老的情况,都是我以前不知道的。遗憾的是,对翰老的学术贡献,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远远没有认识到。相反在各种情况下被淹没了。目前有硕士毕业论文以翰老为研究对象。但博士论文还没有,这是一个缺憾,是摆在我们史学工作者前的任务。对于世界史所,更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翰老亲属童瑜琼老师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非常有价值的材料。她说:“老先生有多个头衔,我们曾经问过他自己认为是什么家?他说是经济史学家”。

三、翰老做学问的方法

与会者多谈到翰老做学问的方法,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注重理论学习与思考,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并将之运用到实际中来。
2.强烈的现实关怀意识。翰老经常从对现实的思考中提出问题,并力图通过科学的严谨的态度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翰老的很多研究成果,正是因为其强烈的现实意义,因此产生了很大影响。
3.非常注重原始文献。在指导年轻人做研究时,他经常强调要大量阅读原始文献,不要空发议论。
4.非常注重调查研究。翰老在30年代领导社会调查研究工作,不仅取得了重大的成果,而且培养了许多人才。解放后,他也经常抽空赴基层进行调研。到印度出访时,还赴农村进行调查。
5.非常注重语言的学习和训练。
北京大学潘维教授回忆80年代跟翰老学习时的情景,说印象特别深的地方是语言学习。翰老对英文句子的要求是朴实、简单,句子要短。后来我到美国留学,导师裴以理的要求,与翰老一模一样。今天学术中洋八股式的语言较多,应当引起注意。解决好语言问题,是当好学者的一个根本问题。

四、翰老的品格与精神

近代史研究所蔡美彪研究员说,很荣幸参加这个座谈会。大家的发言使我学习了好多,也引起我的一些回忆。我1951年认识翰老。中国史学会成立时,吴玉章、郭沫若、范文澜、陈翰笙四老讲话。翰老是最年轻的,但已经被列入最有威信的老同志。80年代后了解翰老多了起来。按照翰老的经历,可以当很大的官,也可以发很大的财。但他都没有在意。我们今天纪念翰老,最应当发挥的是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我们现在太需要这种精神。都是这个奖那个奖,成为压倒一切的标准,这就走到另外一面了。最近听说有院士骗研究经费,跟翰老是天上地下。今天的学者最应该学的就是淡泊名利。
世界史研究所程西筠研究员说,我是1962年时就在翰老直接领导下工作。翰老对大环境有自己的看法,但努力完成自己的工作。对于当时的各种运动,他对我说,你去参加会,觉得值得讨论,就叫我参加。你觉得不值得,就算了。64年全国规划,他说我不参加,你去听,回来跟我说说,不要让我们陷在会议里。由于世界史是新兴学科,百废待兴。三年规划,很多没法落实。后来翰老按照他的办法,小丛书就见效了。研究工作中做实事,就是从他来了后,才见效。
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史研究所陈启能研究员说,我们今天主要要学习翰老的人品。他过去找我们谈话,说要做好学问,首先要做好人。他经常说,我母亲怎么教育我,一点没有势利眼。做人千万不要看到大佛不断拜,看到小佛踢一脚。在我们所里,不管你做什么工作,做研究的或是图书馆的,他都一视同仁,对人非常平等。他也非常礼貌,不管年长的还是年轻的到他家里,临走他都送到门口。文革时“左”的意识很厉害,他一点没有。他崇高的人格,是我们一生的榜样。不管什么时候,都说要工作。105岁时,还说唯一的要求就是工作,一生都不考虑自己。
北京大学潘维教授说,翰老学术上的独立批判精神,令人非常难忘。他真的不是从个人角度,而是从历史角度,来观察和批判社会。他不是纯学者,具有入世精神,始终是关心社会、民族、国家、世界的。

五、翰老对年轻人的关爱

世界史所曹特金研究员回忆了几十年中翰老对年轻人成长的关爱。她说,我初次见翰老是1962年。世界史组升格为研究室后,请翰老兼任主任。他每周三下午来半天,找每个年轻同志谈心,了解情况。有次听说我晚上看“费加罗的婚礼”,马上说好啊,你看完用英文写一篇感受给我。从干校回京后,我和老陈去东华门看望他。他很高兴,问了很多事情,说还可以教英文,问我们想不想参加。1983-1984年,我参加他的英语班。同时开高级班和中级班,各有十几个人。他的教学方法非常灵活。准备文章让每个人背诵,随时打断,告诉你这个地方很重要,为什么这么用。然后进行讨论。他办英语班20年,分文不取,准备教材。授课对象不分年龄、职业。不惧怕“黑帮子女”给自己带来不方便。据统计,他教过的学生有300多人。
陈之骅研究员回忆说,翰老特别重视对中青年学者的培养和支持,我有切身的体会。我来世界史所工作初期,对克鲁泡特金感兴趣,想写一本传记。我把这一设想与翰老谈了以后,他立即表示支持,并多次和我讨论这一问题。翰老提出了两条原则性意见,一是要解放思想,敢于突破旧说,为此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具体、确凿的历史事实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二是一定要认真研读传主的各种著述。翰老建议我去拜访一下巴金先生,并专门为我写了介绍信。我也因此得到巴老的帮助。在翰老的指导和关心下,我的专著《克鲁泡特金传》于1986年出版了。

六、翰老与国际文化书院

世界历史所裴慧敏副研究员回忆了翰老与国际文化书院的一些经历。翰老说,改革开放不能只重视经济,不注重文化。民间的国际交流很重要啊,要成立个组织。翰老想出来了“中国国际文化书院”,于1989年成立。当时他已经93岁了。邀请的委员都是他提名的,如张友渔、吕叔湘、刘大年、钟敬文等,都是各学科的带头人。
书院成立了,他说得做点事情啊。适逢鸦片战争150周年,他说这个课题很好,可结合当代现实搞点有影响的会。1990年8月27日在人民大会堂开的会,很多领导如萧克、邓力群、胡乔木都参加了。160位代表,提交了80篇论文,会后除了《鸦片战争论文集》,一炮打响。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报道了这次会议。
在筹建这个会议过程中,翰老十分重视会议准备工作。他眼睛已经失明,让我给他念近代史所牟安世的《鸦片战争》,几十万字念下来了。他发言稿也写好了,还把牟安世请到家里谈。
后来开的马可波罗与中西文化交流研讨会,也非常成功。他搞的课题都是和时代紧密结合的,是与时俱进的。一直到后来,书院的活动,做什么事情都影响很大。干什么事情,都想着为国为民。他经常教导我们,心里要有人民。

七、关于翰老的档案与材料

翰老亲属童瑜琼老师说,非常感谢世界史所开这个纪念会。陈翰老是个金矿,需要好好发掘。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希望我的一生对人类社会有所帮助”。关于他的东西,家里不保留了,都捐出去了。第一部分是96岁时,捐给了北大图书馆名人文库。第二部分是实物、证书,捐给了无锡市博物馆。第三部分包括十几本相册和包括文革时的检讨等,原本捐给了“北大陈翰笙研究中心”,后拿回来捐给了社科院近代史所档案馆。
世界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赵文洪研究员对座谈会作了总结。他说:听了大家的发言,我特别受教育,受到了一番洗礼。陈翰老的精神遗产,是我们所的宝贵精神财富。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是翰老的品格:真诚、刚直、坦荡。我们今天首先要学习他的高尚品格。二是翰老的治学态度。他把学术当作报效祖国和人民的手段。从青年时代就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关注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特别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翰老既有饱满的热情,也有严谨的态度。今天我们纪念翰老,就是要把这种良好的学风继承下来。我们要向他学习。

(中国国际文化书院张文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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