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个世纪以来,社会史研究逐渐成为显学,生态史研究也方兴未艾。从学科的创立动机与初始发展来看,社会史与生态史研究之间,似乎并未发生多少关联。然而,随着自然环境不断遭到破坏,生态危机不断加剧,当代社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人们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人类为了谋求幸福和富足,过度地开发自然资源和改造自然环境,其后果正日益走向自己理想目标的反面:大规模地翦草伐树、垦殖农田、开山采矿、建造工厂、建设城市,大量地使用化学产品和利用核能等等,固然使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但也使世界付出了失去碧空蓝天、青山绿水、花香鸟语的沉重代价,而同时洪水泛滥、淡水短缺、空气食品污滥、生物资源锐减、表土流失、沙漠化、沙尘暴、核辐射……,正日益威胁到人类的生存,社会发展竟因对自然所曾取得的巨大成功而危机四伏、甚至前景暗淡。日益严峻的形势,迫使人们反思自己成功的历史,重新估量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于是,社会史和生态史这两个从表面看来研究内容、理论方法和研究目的都无密切联系的学科,逐渐互相渗透、互相连结,形成新的学科交叉。社会史与生态史研究的互渗、连接和交叉,导致了两个新的研究方向的产生,一是社会生态史研究,二是生态社会史研究。两者各有侧重,前者以人所构成的社会系统为中心,而后者则以自然环境为中心;但互相之间彼此呼应。

生态民族理论研究是以生态的视觉与方法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发展和民族问题。一、生态民族理论研究的必要性民族理论学科是从总体上对民族和民族问题进行概括性的研究、揭示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二、生态民族理论研究的现有基础生态民族理论研究可借鉴生态学以及生态学与民族学相联系的两门学科——生态民族学和民族生态学的研究成果。因此,以民族与民族问题为研究对象,从总体上对民族和民族问题进行概括性的研究,揭示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的一般规律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2]1,应以生态的视觉研究民族发展和民族问题,充分借鉴生态民族学、民族生态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已有的理论成果。

  近些年来,学术界已就研究人类社会本身的规律必须要确立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这一点达成了共识。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事实揭示出地理环境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并非仅仅限于地理环境能为人类提供自身繁衍和物质资料生产的场所那么简单,而是有着更多的、内在的联系。因此,生态史学逐渐成为史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笔者近些年来也在从事人地关系的研究,在此就开展中国生态社会史学的研究谈点浅薄的见解。

  正在迅速兴起的生态史研究,主要考察自有人类活动以来、特别是最近一万年来生态环境的历史变化,就学术背景来说,它脱胎于历史地理学,特别是其中的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与后者相比,生态史更注重考察一定的空间范围内生命系统的变迁,比如高等动植物的种类构成、种群数量、活动分布的变化,及其与整体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如气候、水土状况和生物环境特别是人类社会环境)变迁的关系等,亦即以历史自然环境中生命系统的发展变化为关注重点。

民族理论;生态环境;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发展;学科;生态民族学;少数民族;理论研究;人口

  首先,开展这项研究,既是符合新时代对历史学研究新要求的一种反映,同时也符合将中国生态史的研究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紧密联系的新的学科要求。事实上,从20世纪中国社会史学和中国生态史学突飞猛进的发展看,生态史与社会史研究之间的交融性已越来越明显。那么,什么是生态史呢?生态史,又称环境史,是受到二次大战后所兴起的现代环保运动的影响与推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率先形成的一门新学科;从环境史的概念看,它是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以历史上人地关系以及以自然为媒介的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具有鲜明批判色彩与反思自然改造史的一门新学科,它的出现和迅速传播,为世界各国学者研究和阐释人类社会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史学理念和视角;就环境史的研究内容看,它早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便以历史地理学的形式发展了起来。而就目前环境史的研究方向来看,大体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探讨自然生态系统的历史,致力于重构过去的自然环境,以正确理解历史上的自然界本身。所以,环境史又被称为生态史;其二是探讨历史上的社会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其三是研究历史上的某一社会与国家政治及政策的关系;其四是研究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环境意识。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讲,生态史的理论及其思想根源,实际是由西方思想史上诞生于希腊文明中的原始的环境决定论发展而来的。同样,现当代获得迅猛发展的中国社会史学,也一样受到过来自西方社会史学新理论的影响。20世纪初,由于受到西方历史学新理论的影响,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首先提出要开创社会史研究的呼唤,从此作为中国历史学重要分支之一的社会史,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逐步兴起,并经历了自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的初步发展时期,50年代至80年代以社会形态与社会性质为主的社会发展史研究时期,80年代以后以历史文化地理、社会等级结构、血缘社会与社区、区域社会史、人口与社会保障、生活方式与生活习俗等为重心的各个方面获得蓬勃发展的三个大的时期。所以,无论是从生态史和社会史产生、发展的历程看,还是从生态史应与社会史紧密联系的学术要求看,中国生态社会史学科的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目前,历史学者开展生态史研究,大抵基于这样一个假设的前提,即人类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是近万年来生态变迁的主要导因,因此,研究课题多是探讨生态变迁与人类经济活动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此一来,生态史研究也就不局限于探讨生态环境或其中某个局部方面的自然变化过程,而是将人口、技术、生产与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乃至社会意识形态等等社会因素,与水、土、光、热、生物、矿物等等自然因素一起,同视为生态环境中物质、能量与信息循环的重要参与因素,甚至视作在生态系统变迁中比自然因素更为重要的变量。这样,所谓生态史,实质上是人类社会活动改变生态环境的历史;而生态史研究,即主要探讨生态环境由于人类活动(社会活动)不断发生改变的历史过程。所以,这样的生态史,不妨称之为生态社会史。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是关系中国各族人民现在及未来的大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研究中国民族发展和解决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生态民族理论研究是以生态的视觉与方法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发展和民族问题。

  其次,生态史与中国社会史学术发展的历程和未来科技成果的高度发展的态势,也为中国生态社会史学学科的提出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回顾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史学与生态史学的发展历程,尽管两个学科都突飞猛进,但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两大学科门类中的许多研究,实际上还存在着不足。关于这一点,正如常建华认为的中国社会史学的研究仍然没有强化问题意识,即没有达到将理论关怀与实证研究相结合,进而形成一种新史学的目的;同时,社会史与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民俗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仍需加强;随着区域社会史的发展,研究疾病、灾害的环境史也应该成为学界重视的问题。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疾病史和灾害史实际上也可以归属于生态史学的研究范畴。同样,近年来生态史的研究如火如荼,但相关的研究仍存在相当多的误区,本应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却往往受到传统历史学研究方法和思路的禁锢。因此,将社会史与生态史研究结合起来,尽快加强对人类周围的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动植物等要素的研究,是有助于加强人类对其赖以生存、生产和生活必备的外界条件产生新认识所必需的。

  社会史研究,致力于考察人类的群体(即社会)活动的既往经历。人类社会是地球生物圈内最高级的、最特殊、同时也是最庞大的生命系统,社会现象纷繁众多,社会关系错综复杂。固然,社会具有自己特殊的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但它仍然服从于一般自然规律的最终支配。要全面准确地理解人类社会的历史,需要选择不同的角度,借助多学科的理论方法,设计不同的思想框架,以便更多地把握社会的不同面相。其中,采用现代生态学(包括其分支学科如文化生态学、生态人类学、社会生态学、人口生态学等)的理论方法研究社会史,可望构建出一个全新的框架,这就是社会生态史。

生态理念/民族理论/时代研究需要

  最后,就中国生态社会史学的研究方法看,必须密切关注地理环境的重要地位,关注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揭示历史上人地关系的规律以促进当代和谐社会的发展和建设。地理环境,又称自然环境,是指存在于人类社会周围的自然界的总和,它包括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各个自然要素,如地质、地貌、水文和动植物等要素,是人类赖以生存、生产和生活的必备的外界条件。在地理环境中,人类只是这一有机整体中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人类的生产与生活必须符合自然规律。我们认为: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应是人地关系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和作用,首先应是土壤环境、水环境和气候环境通过人类的饮食、起居而对人体的生理产生影响,其次才是疾病、健康等生理影响扩大到对人的心理、精神和社会风俗等社会学层面上的影响。这些影响累加起来,进而会影响到人类社会的前进与发展。所以,中国生态社会史学的研究应当尽可能将土壤学、矿物学、化学、医学、农学、历史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和气候学等多学科知识结合起来,才能得出更加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就自然属性而言,人类是动物界中最高级的种群,但依然是生态系统中一个组成部分。固然,与其它动物相比,人类具有极为特殊的一面,即他具备创造、传播、积累和更新文化的能力,凭借这种能力,人类成为万物之灵,占据了生态系统的顶端地位。在同其它物种的竞争、和人类互相之间的竞争过程中,人类广泛利用自然资源,不断繁衍人口,扩张生活领地,发展了复杂的社会系统;凭借这种能力,人类不仅成功地冲破了自然环境的许多限制,甚至还大规模地改造了自然环境,建立了不同类型的人工生态系统。但是,无论人类与其它动物相比取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功,也无论其社会系统如何高度复杂,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条件为基础,服从生态规律的支配。事实上,从人类发展的全部历史来看,社会的发展过程,从根本上说乃是人类不断调整与生态环境关系(包括经过自己改造的生态环境)的过程。技术体系的更新,生业方式的变更,社会组织的改变,乃至风俗习俗、思想观念的嬗变,都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社会对生态变化的适应性调整,或者跟从于这种调整。社会经济类型、社会组织方式和结构、社会的日常生活方式,乃至风俗习惯、精神风貌等等的地域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态环境的差异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的历史变化,也可能导致上述方面的种种改变。

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字,意思是指家。生态,现在通常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简单地说,生态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1]。人们为了弄清楚人与自然即人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从很早就开始关注它,先后产生了生态学、生态社会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政治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民族学、民族生态学等一系列与生态相交叉的学科。它们从不同的视觉研究、诠释人与周围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本文论述的生态民族理论研究就是运用生态的视觉与方法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发展和民族问题。

一、生态民族理论研究的必要性

民族理论学科是从总体上对民族和民族问题进行概括性的研究、揭示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在认识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研究如何正确地解决或处理民族发展和民族关系问题是民族理论学科研究的根本任务。民族不能游离于自然界和社会而独立存在,民族的产生、发展乃至消亡都离不开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即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即人文环境。

自然环境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民族在生存和发展中,不断地适应、利用、保护和改造自然环境,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来提高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质与量。一个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主要是指其生活的地域及其地理位置、地貌、地质、各种自然资源、气候条件等生态环境。每个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民族发展的自然条件也会有差别。民族的发展是民族自身因素——民族结构与素质、民族所处的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综合协调作用的结果[2]167,是三位一体的综合、协调、有序地向前推进。一个民族发展程度的高低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该民族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与作用于赖以生存的资源之后所取得的成果。一般来说,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占用与消耗资源的量就大。占用与消耗自然资源,就是主体即民族作用于客体即生态环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也即生态环境会受到民族实践活动的影响。民族发展需要不断地进行再生产、不断地摄取自身发展所需要的资源。从野蛮时代到现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当今世界,每一个民族在自身物种延续发展的过程中,无一不依赖生态环境的恩赐。

世界各民族的进步与发展都是以消耗生态资源为代价的。根据物质能量守恒定律的原理,某种形式的能量减少,一定有其他形式的能量增加,且减少量和增加量一定相等;某个物体的能量减少,一定存在其他物体的能量增加,且减少量和增加量一定相等。自然界的一些物质能量,如石油、天然气、煤炭、稀有金属等,一旦耗费掉就不可能再生。世界各民族为生存发展消耗的自然界的一些物质能量,会转化为对世界各民族生存发展不利的一些能量。

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生产力巨大进步,往往都伴随着人口的迅速发展。在原始社会中,客观环境和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原始社会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都维持在50%左右的高水平上。人口再生产处于高出生、高死亡和几近于停滞的增长状态。据考证分析,100万年前全球人口仅有1~2万;距今10万年时,也只有2~3万,千年人口增长率不足1%。直到新石器时代,由于原始农业的出现及普及,血缘婚姻制开始向对偶制过渡,使世界人口第一次进入极其缓慢、但有意义的增长状态。公元前8000年,全球人口缓慢增长到750万;公元前4000年时达到8500万;公元前3000年,人类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人类有了较为稳定的生活资料来源,人口开始有了比较明显的增长。到1650年,世界人口达到5.6亿[1]。2011年10月31日凌晨前2分钟,作为全球第70亿名人口象征性成员的丹妮卡·卡马乔在菲律宾降生[3]。据《2010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预测,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超过90亿,人口过亿的国家将增至17个。2010年,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现有各族人民的人口数据为13.7亿,其中,汉族人口为1225932641人,占91.51%;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13792211人,占8.49%[4]。

现实的状况是世界各民族都面临着资源枯竭的危机。有科学家从理论上对地球的承载量进行了计算,地球上的资源可供82亿人生活。然而,人口在不断地增长,资源却在不断地减少。随着生产方式的改进,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世界各民族攫取自然的能力就越强。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按现在的增长趋势不变,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就会在一百年内的某一年达到极限。这些都说明。无论是世界各民族的发展,还是中国各民族的发展,都面临着如何保护生态环境和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严峻问题。因此,在民族发展理论研究中运用生态的视觉是必要的。

二、生态民族理论研究的现有基础

生态民族理论研究可借鉴生态学以及生态学与民族学相联系的两门学科——生态民族学和民族生态学的研究成果。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周围环境之间关系的一门学科,主要研究生态系统、生物种群与生物群落、生态平衡等等,生物是其研究主体。美国生态学家奥德姆(E.
P. Odum, 1971,
1983)对生态学的定义是:生态学是研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科学。中国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认为:生态学是研究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相互关系的科学。目前被生态学界广泛接受的生态学定义是: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其实质是研究生命系统与非生命系统之间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的规律与调控机制。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口迅猛增长,使得人与其赖以生存的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因之便产生了很多与生态相关的学科。民族学家从民族学的角度提出了生态民族学,生态学家则从生态学的角度提出了民族生态学。虽然这两门学科都是从各自学科的角度出发来研究民族与生态,但总的目标是一致的:二者都是研究民族与生态,或者生态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均为两门学科的交叉研究。

生态民族学是研究人和环境的相互联系,将人的适应与介入放进自己的研究领域,通过生产方式来说明人的生活。它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研究各民族的形成、发展及其所处生态环境之间的规律,侧重于生态环境对民族文化、生活、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等的影响[5]。18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所带来的生态问题日显突出,亦日显尖锐,这时西方学者就开始关注生态与人类的关系了。20世纪初一些民族学家如莫斯、福德(C.
D. Forde)和埃文思-普里查德(E. E.
Evans-Pritchard)的著作中已包含有生态民族学的内容。但当时没有提到生态民族学这个词。20世纪50年代,斯图尔德(J.
H.
Steward)倡导的“文化生态学”理论开辟了民族学研究的新视野。他本人因此被公认为生态民族学研究的开创者。1968年,美国学者维达(A.
P. Vayda)和拉帕波特(R. A.
Rappaport)首次提出了“生态民族学”这一词汇[6]85,自此西方学者便开始了这门学科的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和实践,先后形成了生态系统论、文化生态学、环境决定论、文化唯物论等诸多理论。

中国较早涉足该领域的学者有杨庭硕、罗康龙等教授。他们于1992年就提出了关注民族与生态保护的理论,希望通过生态学的研究来解决切身的经济利益,为此提出了三项指导原则[7]。1993年,宋蜀华撰文介绍了生态民族学,指出从生态的角度研究民族共同体,以揭示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阐明生态与文化的相互渗透性[8]。2002年他又撰文进一步论证了生态与民族的关系: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种生态环境和多元文化的国家,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密切。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战略是在寻求人文、资源和生态环境三者协调发展的过程中意识到并发展起来的。据此,他把中国的文化分为三个文化区,即:北方和西北游牧兼事渔猎文化区,黄河中下游旱地农业文化区,长江中下游水田农业文化区,并呼吁在现代化进程中,要发扬各民族传统文化中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功能,加强其科学内涵,使其在现代化中继续发挥作用。。改革开放30多年来,这门学科在中国逐步得到了发展,并且越来越受到重视。进入新世纪头10年中期以来,中国学者开始译介并运用国外的生态民族理论来探索、诠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已取得了较为可观的进展。2004年,任国英的《生态人类学的主要理论及其发展》一文,对生态民族学这门学科的含义以及它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主要理论进行了归纳论述,并阐述了生态民族学的新近发展倾向,指出对于生态民族学来说,未来的研究应该更多地与实际相结合,提高其应用价值,扩大其社会影响,争取更多的公众关注[6]85-91。这也说明,中国生态民族学还处在译介国外理论层面,在与生产实际相结合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但是也足以说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开始需要这些理论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与自然界的矛盾也就显现出来,原来在发达国家出现的问题诸如酸雨、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及各种职业病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也愈发明显,并且已经危及到人们的生活与健康。因此,国外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参照物,国外民族生态学理论也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一定程度的借鉴作用。人们开始关注生态,关注人与生态之间的和谐,意识到古人之“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性,直到党的十八大提出美丽中国的理念。

民族生态学是研究不同民族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一门科学。主要研究在不同民族的生活与生产活动影响下,生态系统的变化机理、规律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反馈作用。民族生态学作为一门学科,是生态学与民族学相互渗透的交叉学科,属于生态学的一个应用分支学科[9]。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逐渐从自然环境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但这并没有改变人的生物种姓,如何对待、利用自然常常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点。人类的这一特点说明了人体对自然界的适应能力并不是无止境的,自然环境对人的心理也会产生强烈影响,对自然资源以及人类劳动成果使用不当,会给人类的生存适应带来危害。一旦人类不能适应其生存的环境,就会迁徙或者毁灭,同时,所有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都有热爱自然与破坏生态环境的双重特点。现在,人类已经由于破坏生态环境而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自然的惩罚。因此,分析各民族文化中影响生态平衡的种种因素就成了民族生态学的主要任务[10]。

也就是说,生态民族学(eco-ethnology),侧重于生态环境对民族文化、生活、语言等等的影响;民族生态学(ethno-ecology)侧重于不同民族的生活与生产活动对生态系统变化的影响。

此外,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里,美国社会生态学家、激进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早就提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奥康纳从马克思“理论空场”的存在和生态问题等动因,建构了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即用自然改造文化观念,用自然和文化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以此为基点,重新理解自然、文化、社会劳动之间的关系。奥康纳以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其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为切入点,着力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其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资本的生产不足而形成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强调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在生态上的不可持续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他将社会主义与绿色思潮和生态运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以生产性正义为导向的生态社会主义的制度构想。虽然这一理论的提出存在很多诟病,诸如重构历史唯物论的形而上学性;资本主义危机论的不彻底性;生态社会主义构想的乌托邦性,等等[11]。但是,奥康纳的把生态观念融入马克思主义,融入社会主义建设中来的观念,对我们探索与选择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模式和道路还是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也是值得深思的。

国外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代表人物除了奥康纳外,还有高兹(André
Gorz)、莱易斯(William Leiss)、福斯特(J. B. Foster)、佩珀(David
Pepper)、伯格特(Paul
Burkett)等。他们阐发理论的依据是马克思经典著作中萌芽的生态思想,从而构建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到了人、自然、社会的三位一体,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更加丰满。

众所周知,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出发点;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归宿点;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生成及运动规律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立论之魂;实事求是、辩证统一分析、全球视野以及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考察和分析问题、研究和论述问题、解决和预示问题的根本方法[12]。因此,以民族与民族问题为研究对象,从总体上对民族和民族问题进行概括性的研究,揭示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的一般规律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2]1,应以生态的视觉研究民族发展和民族问题,充分借鉴生态民族学、民族生态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已有的理论成果,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民族理论研究。

三、生态民族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自然资源在日益减少,有些资源甚至面临枯竭,或者已经枯竭,自然生态、自然资源问题已成为民族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生态问题是中国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突出问题。中国的自然资源大多蕴藏在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面积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64%左右,大多处于边疆或接近边疆地区[13]。石油、天然气、煤炭、稀土资源的主要产地基本上在这些地区。中国的自然资源开发在近30多年来异常迅猛且有所过度,自然资源在日益减少,有些资源甚至面临枯竭,再加上水资源目前面临严峻挑战,沙漠化程度也在不断加剧,来自官方的数据表明,每年平均有20个天然湖泊消亡,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已经减少了约1000个内陆湖泊[14]。50年来消失的湖泊共243个,新疆居榜首消失62个[15],包括20世纪70年代末完全干涸的罗布泊。现在罗布泊已经尘封历史之中,甘肃的青土湖现在已奄奄一息。以甘肃民勤县青土湖为例,近年来沙化土地每年以2.3%的速度增加,每年有7000亩土地沦为荒漠,并且,这种沙化的速度还在不断加快,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的距离越来越近,而绿洲面积却在不断缩小。有关专家提醒人们,如果民勤的生态环境继续恶化,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就会合拢,这会变成仅次于塔克拉玛干的中国第二大沙漠。如果这样,河西乃至整个大西北将蒙受巨大灾难,约27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有可能变成人类难以生存的荒漠[16]。民勤县属于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有回族、满族、蒙古族等12个少数民族,常住人口与流动暂住少数民族群众3000多人[17]。其原有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导致这些民族无法继续生产,无法维持自己原有的文化,无法抵御自然的惩罚,现在他们正在纷纷向内地迁徙。

民族理论研究的根本任务是正确解决或处理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问题。民族发展就是民族自身因素、民族所处的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的综合协调作用下,民族自身的整个内部结构、素质和诸种外在特征以及民族之间社会关系的不断调整更新、协调适应,推进民族纵向质的演进和横向量的扩展,综合实现民族的民族性发展、社会性发展、人的发展的过程,本质上是民族生存与演进的质和量的提高[2]71。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如果不与民族所处的自然因素、生态环境研究相联系,那么,这种研究是不完整的,也是无法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对策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现实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们的发展路径、发展模式,寻求新的而且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民族地区发展方向,实质地解决民族发展问题。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从尊重文化的视角来考察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从生态的视域着手也许是一件事半功倍的事情。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先天而天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18]这是古人留下的教训。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美丽中国的概念,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各族人民也认识到,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选择,体现了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在治理和保护生态的实践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就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并行,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这就是生态民族理论研究的目的与意义所在。生态民族理论与政策的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的理论研究。在具体运用中,有很多的地理空间信息需要处理,因此,除了必须运用两门学科的传统研究方法外,如能假以GIS的运用,那么对于数据的存储与分析,将是如虎添翼。道路决定命运,发展才能自强。中国有句古话,即“民以食为天”。生态建设、天人合一也绝不是让人们把脖子扎起来,而是要求如何使人类生活得更好。李克强谈心中的生态文明:要“山清水秀”也要“殷实小康”[19]。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这就为各族人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作为解决中国少数民族发展与民族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政策,无论从其研究的内容还是任务上,都离不开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只有这样才符合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造福民族地区的各民族同胞,造福中华民族,造福人类。

[1]http://www.wsqpop.gov.cn/pop\_rkbk.asp? ClassID=802&DisplayID=466.

[2]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3]http://baike.baidu.com/view/45445.htm.

[4]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fx/jdfx/t20110428\_402722253.htm.

[5]宋蜀华,白振声.民族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
328.

[6]任国英.生态人类学的主要理论及其发展[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4, :
85.

[7]杨庭硕等.民族、文化与生境[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283.

[8]宋蜀华.我国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中民族学与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J].民族学研究,1995,
: 1.

[9]冯金朝.民族院校理科学科建设的新趋势——关于民族生态学[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
: 268.

[10]汝信.社会科学新辞典[k].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 615-616.

[11]金雪芬.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探究[D].中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12]李爱华.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内容的思考[J].科学社会主义,2012,
: 53-55.

[13]赵智奎.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C].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2010-12-08.
http://www.mpsc.org.cn/djyd/html/?207.html.

[14]http://www.cb-h.com/2008/shshshow.asp? n_id=33505.

[15]天山网讯.50年来消失的湖泊共243个,新疆居榜首消失62个[N/OL].http://www.tianshannet.com.cn/news/content/2011-12/11/content\_6411165.htm.

[16]http://baike.baidu.com/view/1234426.htm? pid=baike.box.

[17]民勤县委统战部.民勤县举行第九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Z].2012-05-12.

[18]易经[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11.

[19]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2/12-13/4406921.shtml.

李乔杨,肖锐,黎岩,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李乔杨,男,安徽广德人,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从事国外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肖锐,女,河南郑州人,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从事民族理论研究;黎岩,男,黑龙江延寿人,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研究基地主任,教授,从事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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