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习惯 1

  

 

7月27日,世界大会开幕式上,云南各族学生迎接与会代表。资料图片

  摘要:20世纪前半期在中国人类学学科建立之后,一批中国人类学家就深入到中国西南边疆地区进行田野工作,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上进行了许多探索,使中国西南开始成为人类学研究的沃土。

中国游客和中国商品已经遍布世界各地,但中国视角下的世界知识的生产才刚刚开始。建构一种用汉语作为载体的有关世界的知识表述机制,已经催生了一批扎根于海外田野的中国人类学家。

  中国是一个人类学民族学资源丰富的国度,也是一个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欠发达的国度。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虽有过曲折,但如今却充满活力。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历来有应用性强的特点,当前需要在吸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构建有本土特色的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和方法。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简称世界大会)在中国举行,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跻身于国际学术界,为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

  作者简介:王建民,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主任,人类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1

 

  中国田野具有丰富的人类学民族学资源


人类学海外民族志实践(田野调查)的倡导者、北京大学教授高丙中30日在昆明参加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大会时说,海外田野调查还处在起步阶段,中国目前也只有20人左右,研究对象涉及印度、泰国、蒙古国等周边地区,也包括法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调查时间都在1年以上。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不仅是由于中国在亚洲大陆具有广阔的地理学版图,还在于这一历史地理范围具有相当广泛的古人类遗迹和文化多样性的历史渊源。

 

  在今天中国的土地上,已发现的古人类化石遗迹数以百计,旧石器时代遗址数以千计,新石器时代遗址则数以万计。中国是世界上研究人类起源和进化资料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对西南①地区少数民族给予了很多关注,积累了大量有关西南民族的文献资料。东晋永和年间(公元345-356年)常璩的《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的比较完整的早期地方志,也是现存的最早的地方性民族学资料。书中对今四川的蜀人和30多个族群和部落分布、名称、历史、传说、风俗和这些民族与汉王朝的关系都有记载。唐代樊绰根据在南诏实地生活的亲身经历撰写了《蛮书》十卷,其中第八卷专门记载民族风俗,全面而集中地记载了南诏各种风俗习惯。明代朱孟震的《西南夷风土记》是记载少数民族习俗的上乘之作,作者记录了当地诸族的婚姻、服饰、居住、生产、宗教、迷信、礼仪、交换等,较为准确可信。清贵州巡抚田雯著《黔书》两卷,书中记述广泛,注重人情风俗介绍,所记贵州苗族各分支等族的习俗多为实地采风而成。清贵州八苗寨同知陈浩作、贵州督学李宗昉绘的《黔苗图说》则更为专门,画有贵州苗族等82个族群的人物形象,并附有简单介绍,形象化地表现了清代贵州各民族风俗。在西南地区文献中,还有少数民族文字的记录。如古代西藏著名药学经典《晶珠本草》的作者帝尔玛丹增彭措在青海东部、南部、西藏东部和四川西部等地进行了20多年的实地调查研究,并参考了百余种藏医古籍,修成上下两部数十万字的著作。本书记载了2294种药物,是藏族药物分类颇具特点且最为详细的作品,采用藏民的分类系统对动物药按动物躯体部位进行分类。

“海外田野调查要求学者通过参与性的观察,长时间地感受、认识当地日常生活的真实状况,他们获得的是宝贵的第一手材料,能成为别的社会学科展开研究的基础。”高丙中说。

风俗习惯,  在中国浩繁的历史文献中,记录了大量文化多样性的群体及其互动关系。在汇集先秦儒家思想学说的《礼记》一书中,对由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中华夏构成的五方之民的描述,开启了中国古典民族志的先河。这一记载指出:五方之民各有特性,他们的资质才艺,必然因其所处的气候和自然地理环境存在差异而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性情、观念和行为方面,而且表现在语言、饮食、器物、工具、服饰、居所等方面。以中原文化之礼仪观念教化四方,需随其风俗习惯;以中原文化之政令法律统一四方,需因地制宜。

  一般来说,中国古代民族学资料的撰写者,尤其是汉文著作的作者,多数人更相信文献记载,具有重视文献文本而轻视亲自现场观察和亲身体验的特点,即使进行实地调查,主要目的往往是为了验证官修史籍的正误。为朝廷提供四裔信息的史志有相当一部分是从过去的著述辑录而成,缺乏对于文献的分析,也没有能够注意时间轴上的发展与变化,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误记,甚至有以讹传讹的现象。同时,许多记录的目的是为中原朝廷帝王树碑立传,弘扬其武功或怀柔政策,赞颂其雄才与韬略,在作品中表现出与当代民族志不同的旨趣。

 

  可见,在中国古代思想观念中,不仅形成了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民族志认识,而且揭示了文化多样性与生态环境的密切关系,进而产生了在礼教、政令、法律统一条件下尊重文化多样性的民族观。这种观念正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和而不同观念在族际关系方面的集中体现。因此,如果说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希罗多德、塔西佗古典民族志的渊源,且二人被誉为人类学之父,那么中国先秦时期五方之民的民族志记录和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思想观念,无疑也可喻为东方的民族学之母。

  由于中国古代许多人时常沉迷于以中原腹地为尊长的想象,中原王朝以文化中心主义为基点,视边疆民族或特殊文化群体为落后、愚昧和野蛮,对他们的文化习俗缺乏了解,无法掌握他们的符号系统,更无法准确地记录其文化的意义体系。由于语境差异和符号理解的困难,对少数民族和特殊文化群体的记录往往有鬼神化的倾向,初期的记录更是如此。还有相当一部分著作杂有蔑视周边族群的字句。真正从各族群主体的角度、以各族群主体的观点来诠释其文化的著作很少,而且被人们所忽视。因此,这些资料记录并非现代学科意义的民族学研究著作,现代人类学学术研究的肇端是在人类学学科作为一个学科诞生的过程中逐渐发生的。

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所杨春宇博士曾在澳大利亚进行民族志研究。他认为,中文澳大利亚民族志作为跨文化文本,存在“误读”澳大利亚文化的可能,但同时也蕴涵着反思澳大利亚乃至西方文明的可能性,有从中国视角出发重新呈现西方社会的潜力。

  修史纂志是中国古代文化最重要的传统之一,也是中华文明不断传承、发展的重要依托。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无论是中央王朝的官修史书,还是文人墨客的民间著述,无不包含了大量的民族志资料,民族志性的专门著作也应运而生。例如,清代官吏黄叔璥所著《番俗六考》,堪称第一部全面记录18世纪20年代台湾少数民族社会生活、文化习俗及其社会变迁的民族志。黄叔璥也因此被视为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先驱。

  在西方民族学原著翻译和观点介绍之后不久,部分清末至民国初年赴西方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后,开始进行一些与民族学或与民族学有关的零星活动。在英国学习动物学和地质学的丁文江结束7年留学,取道云南、贵州、湖南到汉口,再乘船赴上海。在贵州黄果树等地,看到许多奇装异服的女人,引起了他注意到贵州的土著民族,仲家子、青苗、花苗等。[1]这次作为地理学者的旅行,为他以后的西南地质调查作了准备,引起了他对于人类学的兴趣。1914年,丁文江作西南地质矿产调查时,对于云南和四川会理的少数民族进行调查和体质人类学测量,并在《独立》杂志上先后发表《云南的土著人种》、《四川会理的土著人种》等有关文章。

 

  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也记载了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族志资料。如唐代著名僧人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以其研究佛教史、交通史、民族史和文化交流史的珍贵价值被翻译为英、法、德、日等文字在世界广为传播。在这类记载中,不乏对一些古老社会及其文化形态最早的文字记录。例如,唐代马端临所著《文献通考》,记载了存在于贝加尔湖东北地区的驯鹿文化,精要地描述了该地区畜鹿如牛马,使鹿牵车,人衣鹿皮,(鹿)食地苔,其俗聚木为屋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特点。在1300多年后的今天,人类学家在环北极圈进行驯鹿民族调查时,这些记载提供的历史纵深感依然令人震撼。

  1919年,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的美国人葛维汉(D C
Graham)等人开始搜集包括西南少数民族文物在内的各种文物和标本。1922年成立了研究边疆的学术团体华西边疆学会,最初有会员16人,多数为该校的外国教师[2]。次年开始编印英文不定期刊物《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刊载会员们和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景军表示,当中国学者开始关心与自身不同的文化,说明中国学者对于自身的文化有足够的自信。对“他者”文化的好奇,源于文化的自觉。

  1295年,周达观奉命出使真腊,即今天的柬埔寨,并写就了《真腊风土记》。这部根据实地考察完成的著作,对当时的吴哥王朝及其社会、文化、习俗进行了40个门类的民族志描述。这部著作的珍贵价值,在于它是记录13世纪吴哥王朝社会面貌的唯一著作。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1928年3月,正式组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对苗瑶等民族的调查和筹设民族学博物馆被列为民族学组建立初期的主要任务。[3]中山大学于1927年7、8月间筹设语言历史研究所,次年1月正式成立。该所研究工作集中在古物、档案、民俗三个方面,人类学是其中重要内容,尤以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之研究为重心[4],该所周刊还出版了《西南民族研究》专号。1928年3月,中央研究院决定在广州建立历史语言研究所。最初设八个组,其中第七组是人类学及民物学组。[5]

 

  1405年到1433年,郑和率领明朝官方的庞大船队七度远航,足迹遍及东南亚、南亚、西亚,直抵东非海岸,访问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带回了大量的世界信息,记录了大量的异域之民、他国之俗,为研究当时相关国家、相关民族提供了珍贵的民族志资料。

  1928年夏,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S M
Shirokogorov②,1887-1939年)夫妇,中山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特约编辑员容肇祖和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助理员杨成志受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派遣,进行云南人类学知识调查。这次调查原定调查彼处人类学工作大略情形,以便后来派训练成就之助员前往就地长期工作,并于就便中在省城作人量工作,兼至滇东之熟罗罗区域一行。7月,他们由广州出发后,经香港、安南,到达昆明。容肇祖因学校开学,在一个月后携带为两个研究所购买和搜集的书籍、拓本、民物学标本百余件返回。史禄国个人的兴趣当时主要在体质人类学材料搜集和研究,在昆明对学生、士兵和罪犯近20000人进行了体质测量,并拍摄人类学照片150余幅。其间还在彝族家庭中居住多时,对新迁到昆明居住的彝族语言记其读音,编成一部较为简短的字集,以作为今后进一步工作的基础。因土匪未靖,社会混乱,没有得到当地政府允许东行,史禄国忌惮滇东之行,于当年10月亦返回广州。

自人类学在近代西方诞生以来,西方学者跑遍世界,也跑遍了中国各地,撰写了成千上万的民族志,建立了关于世界的叙事。

  语言文字是人类思维交流的工具、知识传承的载体。中国的语言文字资源十分丰富。中国的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用汉字记载的历史资料极其丰富。同时,中国也是一个多语言、多文字的国度。在中国的五方之民及其后裔中,使用的语言分别归属于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和印欧语系,创制的文字多达几十种,其中既有东巴文这样的象形文字,也不乏借助汉字创制的文字,甚至还有世界上唯一的女性专有文字女书。最新的调查表明,中国现存的语言达130种之多。目前中国通用的文字,除了汉字外还有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

  青年杨成志当时觉得有两种背驰的情感:一以为调查民族是我国新辟的学田,播种的人安能任它荒废?一以为土匪遍野和山谷崎岖的滇道,独行都往恐易陷于危险!结果我的勇敢心战胜了畏惧,于是乎这种调查的重大担子遂由我个人独挑。③此时恰有滇军由昆明北行,经巧家至云南边境,只凭着一腔充满求知的热忱和缺少调查经验的杨成志随之单独前往川滇交界的独立卢鹿地区进行调查,以习猡猡语,寻其民物知识。[6]9月初出发,经嵩明、寻甸、会泽到巧家,然后深入彝区,经诸酋长地,计程约400公里,过村落200余,越山逾岭,穿林涉水,调查了社会组织、生活、习惯、思想、语言和文字等,在鲜有汉人活动的彝区调查两月余,以后用数月时间学习彝语和苗族。1929年12月,杨成志回到昆明,取道河内、海防,乘船返回广州。在回穗途中进行调查,抄录资料。[7]自离开广州到再回中山大学,杨成志前后用了1年8个月的时间,无论从调查的时间长度、深入程度及内容明确和专门化等方面,此次调查都可以说是学科发展史中的重要进步。以后,他先后发表了《罗罗太上清静消灾经对译(罗罗文-汉文)》、《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罗罗的语言、文字与经典》、《罗罗文明源流探讨》、《罗罗族的文献发现》等20多种著作。[8]

 

  在中国田野中,以壁画和雕塑等形式遗存的五方之民及其文化的资源也相当丰富。这些资料,为文化多样性群体的交流、融合、发展提供了历史证明,为拓宽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视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1928年8月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四川灌县(今都江堰市)籍助理员黎光明到川边作民物学调查。在成都逗留多时后,12月再由成都西行,经灌县、汶川、理番、茂县,对于沿途之羌民土民及杂谷人等,均有调查。不幸至叠溪时,为松潘战事所阻,同行者又多病,因退回成都。次年4月又到松潘,以其地为中心点,四出调查西番及博猡子等之民情风俗,6月初调查结束,返回成都。[9]近年,台湾中央研究院王明珂教授等将此次调查成果整理出版。

“西方之所以处于世界话语中心,是因为几乎所有的观察者、表述者都是从西方往外看的。从民族志来分析,作者主要是西方学者,而文本内容所叙述的都是非西方社会的事情。”高丙中说。

  此外,在中国古代也存在着以类族辨物为特点的分类传统。1903年,著名的法国社会人类学家爱弥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和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发表了被誉为社会学年鉴学派最富启发性和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原始分类》。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认为中国没有氏族的观念,中国的分类传统是星相、占卜、四季、节令等。在这篇文章被译为英文时,英国人类学家罗德尼尼达姆(Rodney
Needham)在导言中对此进行了严肃批评,认为涂氏的判断是空口无凭的假定。事实上,在中国的社会文化传统中,族(family)的概念由来已久。族的分类从血缘、家庭、姓氏、亲属、地位、阶级、夷夏、邦交等诸多方面渗透于古代社会之中,成为划分人群的分类学概念。中国的五方之民及其后裔们持续不断的互动,形成了中国传统的民族概念,它与古代西方源自古希腊文化的ethnos、nation具有同类意义。

  这些早期的中国西南人类学研究实践为以后的田野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形成了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研究程序与规范,实现了与现代国际人类学学科的直接对接和学术意义上的沟通,为中国学者的西南人类学研究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对于中国人类学学科的建立也产生过重要影响。

 

西方是凝视者,非西方是被观察对象。这种基本认知关系的社会后果已经显现:关于异域的叙事在满足西方大众的好奇心的同时,在知识和社会观念上也不断强化了一种中心和边缘的结构关系。

 

据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张金岭博士介绍,他刚到法国做田野调查时,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一旦他表明自己是人类学家,访问对象往往很惊讶,甚至反感。“因为在西方人印象中,人类学是西方研究‘原始’‘落后’社会的学科”。

 

张金岭说:“长期以来,西方社会一直掌控着学术话语权,这一权力深刻地影响着世界人文理念的趋向,并几乎淹没了非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抹杀了文化的多样性。”

 

打破学术话语与知识生产机制中的不平衡状态,需要中国人类学家通过海外田野调查以本土视角建构一种有关世界的汉语知识表述机制,这成为本届大会“用汉语重写文化”专题会议与会学者的基本共识。

 

上世纪30年代,中国人类学者李安宅参与了美国新墨西哥州祖尼人的印第安母系社会调查及墨西哥的乡村调查,这是中国最早的海外田野调查。但此后,多数中国人类学专注于本土民族志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康敏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学界所生产的关于海外社会的知识偏重于历史而不是当下,偏重于欧洲、北美及东亚的发达国家和社会;从研究方法上看,则多属于利用二手资料进行的再研究和理论研究。

 

专家们普遍认为,中国人类学家的海外民族志研究,有利于中国从民族志观察的对象转变为叙述世界的主体,也是中国扩大文化影响力的迫切需要。

 

用汉语书写的海外民族志研究文本,突出其背后作为文化母体的中国视角,能让世界了解不同的见解与声音。“这也是中国社会科学积极参与世界知识生产体系转换的重要一步。”张金岭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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