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失踪战地摄影师方大曾的抗战记录

  2006年3月16日,837张拍摄于1935—1937年间的珍贵原版底片颠沛多年后被国家博物馆收藏。而此时,距离这些底片的拍摄者方大曾悄然失踪已过去了将近70年的时间。70年前,这位风华正茂的战地摄影师抱着满腔热情投身于抗战第一线,在炮火纷飞中将最新的战事信息传递到后方。然而就在他的摄影生涯刚刚走向辉煌时,这个年轻的生命却悄然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年仅2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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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年前,在华北战场,一个25岁的战地摄影记者悄然失踪,没有人知道他是死是活。他叫方大曾,笔名小方。在失踪之前,他用镜头记录了发生在今天内蒙古境内的绥远抗战;当卢沟桥的枪声打响之后,他更是第一个奔赴卢沟桥前线,留下了“七七事变”的珍贵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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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这是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的名言。然而,当1938年2月,罗伯特·卡帕来到中国抗战前线进行采访的时候,他不知道的是,已经有许多中国的同行在用手中的相机诠释着他的名言了。方大曾,无疑是其中最富有代表性的传奇人物。70多年前,这位风华正茂的摄影师怀抱满腔热血投身抗战第一线,在炮火纷飞中将最新的战事消息传递给后方。然而,正当他的摄影生涯刚刚走向辉煌时,这个年轻的生命却悄然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只有他留下的837张底片,历经波折后被国家博物馆悉数收藏。

分享到这是绥远前线的方大曾。他1912年出生在官宦之家,17岁发起成立“少年影社”。大学期间常外出旅行、拍照。1935年毕业后参与创办中外新闻学社,任摄影记者。近日,学者杨红林研究了方大曾遗留的837张底片,出版了《绥远1936:失踪战地摄影师方大曾的抗战记录》一书。

  方大曾家属捐赠给国家博物馆的原版照片,系方大曾从绥东前线寄给母亲的肖像照,照片上有方大曾本人的亲笔题记。

  这本《绥远1936——失踪战地摄影师方大曾的抗战记录》是国家博物馆的杨红林先生自2010年起研究方大曾照片的所得。他将这些珍贵照片“嵌入”真实的历史当中,引领读者重新回到那段战火纷飞的年代,更以此来发现一代传奇战地摄影师方大曾的传奇人生。

分享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华北危机局势下,方大曾很早就将目光对准了民族救亡运动,拍摄了很多学生运动的照片,但是很多都没有保存下来。图为一二·九运动后东北大学学生赴南京进行请愿活动。这是李公朴保存的中外新闻社照片,疑为方大曾摄,现藏国家博物馆。

  方大曾,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了。原因很简单,他很早就神秘失踪在了抗战最前线,可能只活了短短的25岁(1912—1937?),而他留下来的大量摄影作品也长期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直到近些年才逐渐为人所知。

  中国的罗伯特·卡帕 “摄影游侠”方大曾

分享到方大曾1936年对日本人控制下的冀东地区进行了采访。1935年11月25日,在日本人的策划下,冀东22个县宣布“自治”,殷汝耕在通县成立伪政府。图右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一周年纪念彩楼。图左为冀东地区之唐山车站,站牌上有日文标识,站台上飘扬着日本国旗。

  然而翻阅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民国报刊,我们却惊讶地发现,原来在80多年前,方大曾绝对是新闻界和摄影界有名的人物,作为当时国内最重要的图片供稿人之一,他的笔名“小方”频频出现在《申报》、《东方杂志》、《世界知识》、《大公报》等重量级报刊上,而他的战地报道曾经与范长江等大牌记者齐名。经历了长时期的沉寂,直到20世纪90年代,人们才再度“发现”了这位抗战之初重要的战地摄影师。尽管如此,关注和研究他的也仅限于新闻界、摄影界的少数专业人士。作为近代中国摄影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方大曾被许多研究者视为抗战期间为国捐躯的第一名战地记者。尽管他的名字曾长期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然而凡是了解他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称其为“中国的卡帕”。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经历甚至比罗伯特·卡帕还要传奇,就连他遗留下的底片所经历的坎坷命运,也颇富传奇色彩。

  方大曾是谁?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然而,翻阅全民抗战爆发前后的民国报刊,小方的名字屡屡出现在《申报》《东方杂志》《世界杂志》《大公报》等重量级刊物上,那时候,年轻的方大曾,就已经是新闻界和摄影界有名的人物了。1936年底,绥远抗战爆发,方大曾只身北上,深入绥远抗战前线40多天,凭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与毅力,在冰天雪地的茫茫荒原上追逐着战火的脚步,拍摄了大量的纪实图片,记录了绥远抗战中中华民族奋勇抗战的决心和胜利的信心。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方大曾成为国内最早报道前线战况的摄影记者,他拍摄的卢沟桥守军的照片,更是被众多媒体和教科书转载使用。之后,他一直活跃在华北抗战的最前线。在保定,他与范长江等著名的战地记者相遇,之后孤身一人沿平汉线采访。9月30日,大公报发表了他发自保定的最后一篇报道《平汉北段的变化》,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

冀东包括卢龙、迁安、抚宁、昌黎、滦县、乐亭、临榆、丰润、宁河、通县、三河、宝坻、蓟县、香河、昌平、顺义、密云、怀柔、平谷、遵化、兴隆、玉田等22县及秦皇岛港口和唐山矿区。日本人在该地区大肆进行走私和经济掠夺活动,图为在天津码头装运棉花。方大曾摄于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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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国内第一位在抗日战场上为国捐躯的摄影记者。那一年,他只有25岁。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为后人留下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时代遗产,他拍摄的照片成为中华民族最宝贵的影像记忆。陈丹青先生说,“比起罗伯特·卡帕,他一点都不逊色。”

伪冀东政权控制下的某纱厂。方大曾在《冀东一瞥》中写道:“冀东……它所以能作出这样成绩,是由于盗取了国家的巨大财政的收入。一年来走私品在冀东各口岸登陆,只由伪组织抽收等于国家关税四分之一的检验费这笔款项的总额已在一千万元以上了。”方大曾摄于1936年。

绥远省天真烂漫的儿童。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留给以后所有时代的遗嘱

1933年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在华北推行“毒化中国”政策,设立“花烟馆”,使烟馆成为吸毒和嫖妓的混合场所。图为在戒毒所内治疗的吸毒者。李公朴保存的中外新闻社照片,经鉴定为方大曾摄,现藏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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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大曾,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位失踪时年仅25岁的中国战地摄影师,他的经历比罗伯特·卡帕更为传奇,甚至他留下的底片也是历经坎坷,颇具传奇色彩。

1936年5月,在日本关东军指使下,蒙古王公德王成立伪“蒙古军政府”,与中央政府决裂。蒙古王爷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尤其是在内蒙古地区及周边成立绥远、察哈尔、热河三省之后,矛盾加剧。图为绥远地区的蒙古上层王公,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据知情者介绍,方大曾失踪后,他生前所拍摄的大批底片留在北平的家里,由其母亲保存。根据方大曾的妹妹方澄敏女士回忆,哥哥留下来的所有底片装在两个同样大小的木箱中,北平被日军占领期间,由于底片中有涉及中国政府抗战的题材,为了防止日伪的搜查,她母亲将一批底片烧掉,只剩下一箱。1947年,方澄敏女士从重庆回到北平,开始保管这批底片。

  最初,在方大曾失踪后,他生前所拍摄的大批底片留在了北平的家里,由其母亲保存。据其妹妹方澄敏女士回忆,方大曾留下的所有底片装在了两个同样大小的箱子中,北平被日军占领期间,由于底片中有涉及抗日的题材,为了防止日伪的搜查,母亲将一批底片烧掉,只剩下一箱。1947年,方澄敏女士回到北平后,开始保管这批照片。

1936年11月,德王及李守信、王颖等地方势力对绥远地区发动战役,绥远抗战打响。绥远相当于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乌海市的海勃湾区和海南区、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及乌兰察布市大部(除化德、商都外)。图为当地蒙古族同胞举行集会支持抗击日伪军。方大曾摄。

图片 4绥远前线中国军队抗敌将士的英姿。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这批照片进入国家博物馆时,正是本书的作者杨红林先生刚刚踏入老照片研究领域。当时,这批照片给他的是震惊和难忘。因为工作的原因,作者从2010年开始深入研究这批底片。这批底片在入藏时绝大多数没有任何文字说明。正如作者所言,这是一次漫长的“发现”之旅。为了弄清楚方大曾的人生轨迹和底片的具体内容,作者查阅了民国时期出版的大量报纸杂志,以及与方大曾有过交往的众多人士的相关资料,结合方大曾当时发表的文章,许多底片的线索渐渐清楚,并最终真相大白。而在对馆藏老照片的整理中,作者更发现了方大曾的另外一批摄影作品。这批被收录在李公朴相册中的照片,作者标注为全民通讯社,而全民通讯社的前身正是方大曾参与创建的中外新闻学社。1937年8月,李公朴创建全民通讯社时,方大曾就是其中的一员。通过将李公朴相册中保存的照片和当时一些报刊相对照,又一批方大曾的作品被发现。

分享到1936年12月4日,在匆匆结束了对冀东的摄影考察后,方大曾从北平登上了开往绥远前线的列车,第二天清晨到达绥东军事重镇集宁,开始对绥远抗战进行影像记录。图为紧急奔赴绥远前线的士兵,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红卫兵到处破“四旧”抄家。由于底片当中有一些国民党方面的内容,她怕被抄后受到迫害,就将底片交给了单位的红卫兵组织。退休后,方澄敏一直惦记着哥哥留下的这批底片的下落。1975年的一天,她来到单位,发现用报纸包着的底片在原红卫兵组织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与一些杂物堆在一起,散落在地。她向单位说明情况,将底片要了回来。在单位食堂里,她又发现用来装底片的小木箱被当作收饭票的工具,于是向食堂解释说小木箱是她哥哥的遗物,希望能拿回去留作纪念。在征得食堂的同意后,她自己做了一个新箱子,将装底片的木箱换了回来。取回底片后,方澄敏开始整理这批底片,希望有朝一日能很好地加以利用,以此来纪念她那失踪的哥哥。

  绥远抗战,是1936年底在全面抗战之前发生的局部战争,也是自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方面首次完全的胜利。更重要的是,绥远抗战激发了全国人民空前的抗战热忱,更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西安事变,并为随后的全民抗战奠定了基础。

绥远战役打响之前,阎锡山发布作战序列命令,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担任晋绥剿匪军总指挥兼第1路军司令官,汤恩伯为第2路军司令官,李服膺为第3路军司令官,王靖国为预备军司令官,赵承绶为晋绥军骑兵司令。图为傅作义(左)与赵承绶在归绥合影,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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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方大曾摄影作品中,反映1936年绥远抗战的内容占了很大比例,从拍摄的时间上也具有连贯性。这本《绥远1936——失踪战地摄影师方大曾的抗战记录》,是杨红林先生5年间研究方大曾作品的心血所得。在今年纪念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这本书的出版更具有非同寻常的纪念意义。本版撰文
王小柔

为了应对日伪军对绥远的大举进攻,南京中央政府很早就进行了调兵遣将。1936年10月,中央军第13军汤恩伯部及骑兵第7师门炳岳部亦奉令入绥参战。蒋介石还决定调中央军第4师、第21师和第89师增援绥远。图为汤恩伯在集宁前线讲话。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绥远前线,阵地上的中国军队机枪手。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晋绥军的骑兵。著名记者范长江曾描述骑兵奔赴绥远前线的景象:“一队一队的骑兵,头戴长尾的成吉思汗式皮帽,身披短羊皮大氅,白色皮裤,短统战靴,翻皮马蹄袖,毛色大体一致编成的马队,一个个衔尾疾走,人无声,马不吼,但听得‘沙’‘沙’的马蹄声……”

  20世纪80年代,台湾《摄影家》杂志的创办人、摄影家阮义忠通过介绍,登门拜访了住在北京协和胡同10号院的方澄敏女士。他看了底片后,认为很有价值,因此挑选了一部分拿到台湾,发表在《摄影家》杂志上(1994年第17期)。至此,湮没了半个多世纪后,方大曾拍摄的这批底片又重见天日,呈现在世人面前。

1936年11月15日,在田中隆吉指挥下,伪军两千余人在飞机掩护、山炮配合下,向绥东战略要地红格尔图发起猛攻,绥远战争由此爆发。图为绥远前线的军事动员会,将士面向中华民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宣誓。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1989年,方澄敏感到自己年事已高,精力有限,无法很好地处置这批底片,因此将其交给中国摄影出版社的陈申保管。陈申和出版社的同事一起研究了这批底片,编写出版了《寻找方大曾——一个失踪的摄影师》一书。

绥远抗战的规模不大,持续时间也短,但却是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影响最大、受关注程度最高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大致可分为红格尔图战役、百灵庙战役和锡拉木伦庙战役三个阶段。图为绥远前线阵地上的士兵。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约在1996年,方澄敏从陈申处取回照片,并于1997年托人将底片从北京带到四川,交给在四川日报当摄影记者的外甥张在璇。张在璇对底片进行整理研究,并于2002年在四川成都举办了方大曾摄影作品展,以示纪念。直至2006年3月16日,经协商,张在璇最终将这批底片无偿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绥远前线防化战演习。防毒面具是由清华大学的教授们紧急赶制出来的,当时共向绥远前线提供了8000副。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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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前线采访的著名记者范长江如此描述战场上的情形:“敌人机关枪林牢居山口,如暴雨式的吐出子弹……”图为绥远前线,战场激烈拼杀后遭到破坏的堡垒。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寒风中在野外午餐的士兵。据方大曾记载,晋绥军骑六团少将团长张培勋介绍说,绥东前线的骑兵们常吃莜面和黑面,偶尔有白面馒头,但士兵们都不愿意吃白面,因为白面贵,他们的伙食花的是自己的钱。对于张培勋来说,盐水煮土豆就是美食了。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在方大曾的原版底片入藏国家博物馆时,我刚刚踏入老照片研究领域。身为一名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当初次看到这批罕见的历史影像时,我顿时震惊了。从那时起,这位神秘的摄影师就一直紧紧吸引着我。虽然此前,国内已有一些研究者从不同层面向公众介绍过方大曾的事迹和作品,但能够近距离同这批珍贵的藏品接触,自己显然更加幸运,而所背负的压力也更重。

分享到绥远前线的官兵们在邮寄代办所给家中寄信,这是他们唯一可同家人取得联系的方式。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大约从2010年起,得益于工作的便利,我开始深入研究这批底片。由于特殊的原因,这批底片在入藏时绝大多数没有任何文字说明,这就给研究者的鉴定工作造成了巨大困难。透过影像我们看到,837幅画面,有老人、小孩、苦力、军人、乞丐、喇嘛、学生,有寺庙、教堂、名胜、古迹,有街巷、集市、车站、码头,有城镇、乡村、林木、山川,还有烽烟战场……而要想透过这些凌乱的“碎片”还原出大致完整的历史“拼图”,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但或许是本能的好奇心在驱使,又或许是感动于摄影师的传奇与悲壮,更或许是方大曾在冥冥之中督促着我,我的心中总有一个念头在萦绕:无论存在什么困难,也一定要给逝者一个交代。

范长江在战地通讯中写道:“我们的将士在这回绥远战争中,决没有一个人在考虑个人自身的利害问题,大家一致的信念是‘为生存而战争’。不战必亡,战或可生,与其坐而待亡,孰若抗战求生。”野战医院条件艰苦,伤兵常常得不到好的治疗。图为在后方医院休养的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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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兵在这次绥远抗战中出了很大力,有几次战役都是由军民联合攻打伪军,才取得胜利,因为当地人懂得地势,枪法准,骑术精。每个绥远人必须要做国民兵,分期受训,每期四个月。清早六点便起来上操,直操到十点,下午也要上操。图为绥远前线的民兵训练。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绥远抗战爆发后,赶赴前线进行慰劳活动的山西各界代表抵达集宁车站。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战争爆发后,绥远各地蒙汉民众纷纷行动起来,或提供情报,或提供住宿,或参与运输,甚至直接拿起武器与政府军并肩作战。图为绥远战区为前线运送物资的平民,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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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战争给绥远地区的平民造成了很大伤害。有无辜的平民在战争中死亡,有的人家房屋炸塌,家财尽失,衣食没有着落。图为绥远地区因战火而流离失所的人们,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紧急奔赴绥远前线的中国士兵。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分享到绥远地区人们多信仰佛教,很多佛殿庙宇在战争中遭到破坏。也有很少的人信仰天主教。绥远抗战第一战红格尔图之役的交战地,便是著名的天主教村。神职人员和教民们拿起武器,与政府军一道抗击来犯之敌。图为在红格尔图天主教堂内躲避战火的孩子们,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由此,我开始了一趟漫长的“发现”之旅。仿佛一个探案者,满怀期待地叩开那扇门,瞬间走近80年前那位朝气蓬勃、才华横溢、视死如归的摄影记者,进入80年前他镜头下那个纷繁多彩的世界。

当绥远抗战爆发后各地民众纷纷组织救国团体与武装力量,如救国会、后援会、义勇军、宣传队、救护队、慰劳队、募捐队等,掀起援绥抗日的热潮。图为赶赴前线进行慰劳活动的山西各界代表抵达集宁车站。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五年来,为了搞清楚方大曾的人生轨迹和这批底片的具体内容,我查阅了大量民国时期出版的报纸杂志,以及曾与他有过交往的人士的相关资料,从中获益匪浅。令人兴奋的是,结合当年报刊上方大曾所发表的各类作品,许多底片逐渐有了较为清晰的线索,最终真相大白,从而避免了以往一些研究者比较笼统地进行图注的尴尬。

1936年12月19日,绥远战役结束,我军取胜。1937年3月15日,“绥远抗战阵亡军民追悼大会”在归绥大青山下的烈士公园内举行。这一天,南京国民政府通令全国一律降半旗志哀。图为绥远军民庆祝战斗胜利。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底。

  与此同时,还有一项意外的重大收获:在对馆藏老照片进行整理的过程中,我偶然发现了另外一批方大曾的摄影作品。这批照片收藏在李公朴遗留的相册中,作者标注为全民通讯社。而据考证可知,全民通讯社的前身正是方大曾参与创建的中外新闻学社,而1937年8月李公朴在山西组建全民通讯社时,方大曾就是其中一员。据著名摄影家吴群1985年的怀念文章追述:“值得庆幸的是,抗战前后小方所拍的许多精彩照片及原底,大部分没有遗失。他留在北京外交部街协和胡同老家(门牌已由七号改为十号)的数百张底片及一些小样片,现在仍由其妹方澄敏完好地替他保存着。他交给天津中外新闻学社发稿的照片和底片,周勉之离津时,将它全部装在一个衣箱内随身带走。经过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未被侵略军及汉奸查出,安全到达武汉。这部分照片和底片,连同后来全民通讯社在武汉、重庆时期所拍摄的时事照片和底片,皆由吴寄寒在新中国成立后备文送交中央档案馆保存。这是同志们十分珍惜小方的血汗结晶与贡献,郑重地将他的摄影遗作献给党组织,交中央存档,让小方的革命摄影业绩流传千古,永远活在广大人民的心目中。”原来如此!通过将李公朴相册中保存的这批照片与当时一些报刊相对照,我们又发现一批方大曾的摄影作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方大曾成为国内最早报道前线战况的摄影记者。图为守卫在卢沟桥阵地上的中国士兵。李公朴保存的全民通讯社照片,疑为方大曾所摄,现藏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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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6年,方大曾就耳闻过日本人以夺取北平为目标的演习。图为守卫在卢沟桥阵地上的中国士兵。李公朴保存的全民通讯社照片,疑为方大曾所摄,现藏国家博物馆。

破败的长城,流浪的人们,一切都仿佛是那个年代最真实的写照。方大曾摄于1935年前后。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遭到炮击的宛平县政府。李公朴保存的全民通讯社照片,疑为方大曾所摄,现藏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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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天津日军紧急调动。李公朴保存的全民通讯社照片,疑为方大曾所摄,现藏国家博物馆。

  

分享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受伤的中国士兵。李公朴保存的全民通讯社照片,疑为方大曾所摄,现藏国家博物馆。

  随着研究的深入,方大曾带给我的惊叹越来越多。原来在众多历史教科书、展览及出版物中流传广泛的“守卫卢沟桥”等经典照片,居然就出自他手!也正因如此,作为守护这笔宝贵遗产的责任人,我的心中可谓五味杂陈。五年来,一想到方大曾这个名字,我就充满了惭愧、惶恐和痛心,当然偶尔也有振奋和期待。毫无疑问,这是一次“还债”之旅。为了对逝者有所交代,本人撰写了一万余字的学术论文(《方大曾的纪实摄影及其时代内涵》,《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10期),并尽力向公众介绍他的事迹(《一名战地记者眼中的绥远抗战》,《中华遗产》2013年第7期),然而这些努力毕竟都显得太微不足道。

华北危急期间,北平学联在暑假期间倡办西山大露营,邀请进步教授和知名人士给大家讲政治形势和青年思想问题。傍晚时营火熊熊,歌声阵阵,学生们受到爱国主义精神和进步思想的陶冶。图为北平学生暑期露营活动,方大曾摄于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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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远前线,运送弹药的中国士兵。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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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远前线,行走在荒漠上的中国军队的骆驼运输队。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有那么一段时期,我似乎完全进入了80年前方大曾和他的世界,甚至偶尔在梦中也会同他相遇。梦境中,英俊爽朗的记者“小方”跃马奔驰在大草原上,然后背影便渐渐消失在大青山之巅;有时又仿佛看见他出现在绥远前线庆祝战斗胜利的人群中,他那风尘仆仆的笑脸感染着周围每一个人;梦中的他似乎永远停留在25岁,任时光如何穿梭也不曾老去……

  在方大曾遗留的837张底片中,反映1936年绥远抗战的内容占了很大的比重,从拍摄时间上看也比较有连贯性。值此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为缅怀先烈,本书尝试以绥远抗战为主线索,将方大曾的摄影作品“嵌入”这段特殊的历史,旨在从中“发现”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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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欣慰的是,就在《绥远1936:失踪战地摄影师方大曾》行将付梓之际,由我参与策划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抗战摄影展也将拉开序幕。而作为该展览的重头戏,方大曾的绥远抗战摄影展也将首次与公众见面,希望这些工作聊以告慰逝者及其家人。7月7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抗战与文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馆藏文物系列展》,方大曾的作品就位列其中,《绥远1936:失踪战地摄影师方大曾》也与读者正式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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