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研究所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

徐建新、郭子林、邢颖、孙泓、王超华、宁凡

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是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世界古代史和世界中世纪史两个分支学科组成。世界古代史学科所包括的时间范畴是从人类起源到公元四五世纪;若按地域划分,则重点分为古埃及史、古代西亚史、南亚史、古希腊罗马史和古代中亚史、东亚史等。中世纪史学科是研究从四五世纪到十六七世纪的历史。现将2009年11月至2010年10月我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的主要研究成果介绍如下。
一、 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
目前学术界使用的文明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汝信主编、陈启能、姜芃等著《世界文明通论——文明理论》[1]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推出的关于世界文明系列研究的最新成果。该书从广义文明的视角,结合历史实际,分析了人类文明理论的发展过程,探讨了文明的起源、发展和文明的形态等问题。同时还具体分析了古代世界文明,包括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古代中华文明及其相互关系。裔眧印主编的《世界文化史》[2]是一部新近修订的世界史教材,该教材于10年前出版,此次在增订的基础上出了新版,进一步深化了本书作者们强调的“世界文化发展的多元一体结构”的观点。
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一直是中国学术界的热点问题,本年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在北京召开了“古代国家的起源与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
来自中国、美国、日本、荷兰、俄罗斯的五十多位学者围绕世界古代史上的国家起源与早期发展问题进行了跨学科的对话与交流。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文明与国家起源的理论;古代世界各地区国家起源的模式与特点。《世界历史》2010年第3期上选登了此次会议的部分论文。徐建新研究了日本古代国家形成史,指出,日本古代国家是相对独立地由生活在日本列岛上的人们建立起来的;日本古代国家是在东亚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形成的,外部因素对日本国家的形成起了极大的作用;与东亚大陆上的原生国家相比,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过程是相对短暂的。金寿福强调了古代埃及早期统一国家漫长的产生过程中的多重因素。他试图通过描写和分析时间上比那尔迈调色板更早、但在体裁和题材上与之相似的出土文物,阐述以希拉孔波利为中心的上埃及统治阶层由南向北进行扩张的基本脉络,同时指出贸易和文化交流在国家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不容忽视的作用。黄洋重新审视了西方有关早期希腊国家兴起的主流观点,提出西方学者之所以强调迈锡尼文明与城邦兴起两个时期的中断,是受到西方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在他看来,希腊城邦的兴起实际是迈锡尼王国解体之后希腊社会渐次演化的结果,而非所谓革命性变革的结果。荷马史诗所描绘的情形很可能是迈锡尼文明和城邦文明之间的中间环节。胡玉娟对此次会议的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做了详细的评述。[3]
此外,在本年度,学者们还关注包括中国在内的古代社会政治演进及国家起源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易建平对古代政治史上的一些重要概念,如“文明”、“国家”等做了梳理和辨析。其研究从词源的角度分别梳理了“文明”、“国家”等语汇在西方和中国文明中的演化进程,提出在中国史前史和先秦史的研究中要加强东西方话语体系的沟通,将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置于国际学术的背景之下开展。[4]
二、 古埃及史研究
王权研究是古埃及早期国家乃至埃及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问题,以往学界主要依赖图示和铭文史料考察古埃及王权的形成、演变与特点。郭子林通过对古埃及的前王朝、早王朝和古王国等不同时期的王室墓葬的形式、结构、规模、陪葬品、壁画、铭文等考古实物的考察,研究了王室墓葬与王权形成和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古埃及王室墓葬的形成与发展体现了王权的形成以及早期王权向专制王权的演化,并体现了早期王权和专制王权的特点。[5]
在埃及法制史方面,郭子林研究了托勒密埃及的法律与司法实践。他在文章中指出,受法老埃及法律和希腊及西亚其他地区法律的影响,托勒密埃及分别实行了适用于当地埃及人和外来移民的法律体系。在两种法律体系发生冲突时,国王会以仲裁者的身份,以赦令或敕令的方式颁布针对具体问题的法律,从而使两种法律体系处于事实上的和谐状态。这一法律及司法体系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弱者的利益,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但它依然体现了国王的个人意志。[6]
在社会史方面,王海利从多个角度出发,重新审视了古埃及社会中女性的地位。他认为,从历史角度看,古埃及社会中的女性虽然与男性至少在理论上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但缘于社会的、传统的限制,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古埃及男性比女性更处于优势。在文学作品中,女性是消极、被动、任性、堕落的代名词;在艺术创作中,女性处于从属地位;从语意学角度看,女性被置于称呼的客体。因此,尽管古埃及的女性拥有比同时期世界其他地区的女性较多的权利和较高的地位,但仍旧没有改变古埃及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特征。[7]
古埃及艺术史的研究也已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令狐若明按照历史分期分别阐述了古埃及雕刻艺术的特点。自古王国时期确定其基本法则后,古埃及的雕刻艺术经过中王国时期的发展,到新王国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从新王国末期开始,逐渐趋于衰落。但古埃及的雕刻艺术在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的3000年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其主要特征。至希腊、罗马统治埃及时代,面临外来文化的冲击和渗入,具有悠久传统的埃及艺术仍未因此而泯灭。古老的埃及艺术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格继续影响了希腊、罗马艺术的发展。[8]
在埃及学的学术史方面,本年度的研究既有西方埃及学研究状况的介绍,也涉及中国埃及学研究方面的内容。王海利出版了学术专著《法老与学者——埃及学的历史》。该书征引了国内外埃及学者的有关专著、论文、自传、回忆录,还有埃及考古学的发掘报告等资料,涉及全世界十几个国家的数百位埃及学家,主要做了埃及学学术史的梳理工作。[9]
金寿福全面介绍了西方列强对外扩张和竞争过程中的埃及历史和埃及学。他在文章中指出,埃及学是由拿破仑军事远征和西方列强对外扩张催生的产物,它的建立和发展见证了埃及沦为殖民地的全过程。诞生于殖民时期的埃及学经历了在欧洲列强文化中成长以及在夹缝中生存的不寻常历程,而西方学者语境下的埃及学所构建的古埃及历史与文化,使得现代埃及人处于两难的境地。[10]中国的埃及学研究如今已取得长足的进步,但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个领域的奠基人——夏鼐先生,《中国“埃及学之父”夏鼐》一文就对此进行了回顾。[11]
三、 古代西亚史研究
本年度古代西亚史研究领域成果颇丰,其中有多篇成果都涉及一手文献的解读研究。我国学者的这类实证性研究,无疑需要语言、一手资料等多方面的研究积淀,这也表明我国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
刘健从区域性“世界体系”的视角观察古代两河流域地区历史发展的脉络,研究西亚地区贸易文化交流体系中不断扩大的核心区范围,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关系及推动这个区域性“世界体系”发展的多样化因素。指出整体史视角对于世界古代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政治史方面,郭丹彤研究了公元前1600年—前1200年古代东地中海世界的联盟和联姻。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在这段时期内密集的联盟和联姻实际上是它们外交活动的主要方式和途径。由此该区域建立起了保护和兄弟的外交模式。为了稳固彼此之间的外交关系,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制定了彼此都必须遵循的外交惯例,规范了国家间的引渡和信使制度,从而为外交活动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12]曹明玉将印文与政治之间建立起了联系。他研究了两河流域的滚印印文的类型,指出两河流域的滚印在阿卡德时期所出现的飞跃性发展:印文的使用变得更为普及,图案内容更为复杂,类型更为多样。而究其原因在于,阿卡德王国是两河流域首个统一地域国家,印文的这种发展状况与阿卡德王国领土持续扩张、王权观念日渐强化、国王采取一系列手段确立和巩固中央政府的统治密切相关,是统治者为增强被征服地区和民族在政治、文化上的认同感而采取的一系列重要措施之一。[13]
经济史方面,李海峰探讨了古代巴比伦的房屋租赁活动。[14]禹钟华分析了古代两河流域的借贷及其影响。[15]
宗教史方面,于殿利研究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宗教的人本主义因素。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宗教是一种自然崇拜和多神崇拜的宗教。作者认为在其内部具有神人合一而以人为本的结构特点,系浓厚的人本主义因素使然。由此表现出世俗的功利主义、现实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外部特征,这对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最初源头。[16]
文学艺术史方面,李宏艳总结了西方学界对于古代两河流域智慧文学的研究成果,指出“智慧文学”与“说教文学”并非一种文类,不能以“说教文学”完全取代“智慧文学”术语的使用。古代两河流域智慧文学研究大致经历了文献整理出版、分类归纳和多元化研究等三个阶段。国内学术界对古代两河流域智慧文学尚缺乏系统的研究。[17]
在古代西亚史研究领域,对于一手文献本身的解读在本年度格外值得关注。吴宇虹通过分析两河流域治病咒语中对恶狗咬人致死的疾病症状的描述,推断出它是现代医学中的狂犬病。文章讨论了大量提到疯狗和狂犬病的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的楔形文献,此外还引用了中国古代文献中的狂犬记载作为对比材料。[18]孟振华通过重新解读居鲁士的圆柱铭文,重新研究了波斯早期的犹大政策。作者指出该铭文与犹大人回归并无直接关系。进而结合历史背景来看,波斯帝国早期并未明确鼓励和支持犹大人的回归和重建圣殿。波斯所要求的只是犹大的政治稳定与缴纳赋税,其有限的宽容完全建立在自身利益诉求的基础上。[19]王俊娜、吴宇虹根据伊拉克德莱海姆村出土的贡牲中心的原始文献,对舒勒吉新提王后及其贡牲机构的八位收支官员的身份分别作了分析和研究,并对王后贡牲机构的收支形式、贡牲种类以及支出内容等进行了归纳总结,为深入探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王室经济和宗教事务提供了原始史料。[20]
四、 古希腊罗马史研究
古希腊罗马史一直以来都是世界上古史研究的重要领域。该领域的研究人员人数较多,所涉及的问题也较为广泛。黄洋研究了古代世界的共和主义。他指出古代世界的共和主义首先是一种政体实践,以罗马共和国为典型。发端于希腊的古典政治思想把它归结为混合政体,和君主制以及民主制严格区分开来。因此,它不仅是对君主制的反对,也是对民主制的反对。以此来看,古代共和主义和现代共和主义具有十分不同的意味。[21]古代世界各文明转型时期的历史是史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杨共乐组织了三位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古希腊、罗马等若干转型时期的历史现象进行讨论,以进一步深化对历史发展规律和特点的认识。王大庆分析了希腊城邦向帝国时代转型所面临的困境与趋势,指出陷入危机的希腊城邦并不具备像共和末期的罗马那样建立帝国的条件和动力。杨共乐分析了经济因素在罗马由共和政体向元首政体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指出政体的变革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刘林海分析了罗马帝国后期的“永恒的罗马”的观念,指出虽然“永恒的罗马”的观念并没有随着罗马的衰亡而消失,甚至有所强化,但其具体表现形式却随着现实的变化而有所调整。这种调整与罗马历史传统的封闭性和开放性特点相一致。[22]
在法律史领域,古希腊和古罗马人对宪法概念的理论探讨和长期进行的古典宪政实践,许多都为后世国家所效仿,成为现代西方社会宪政制度实践和宪法概念研究之最初源头。王青林分析探讨了古希腊罗马的宪法概念与宪政制度。在他看来,虽然希腊尚未出现“宪法”这一词汇,但古希腊语中的“政体”一词实际是宪法概念产生的萌芽。宪法概念最终的出现是在罗马帝国时期。[23]
在希腊史研究的学术史方面,晏绍祥讨论了近十年来西方雅典民主研究的一些新取向。传统的对古典民主政治的恶评逐一被解构,把民主政治理想化的氛围愈益浓厚。由于现实政治和学术研究的发展,古代与现代民主之间的关系得到越来越多的探讨,两者之间原则上的相通受到更多的重视。它们表明,随着环境的变迁,现代与古代之间的对话具有了新的意义。[24]对于古典文献的重新解读是学者们日益关注的重点。张巍考察了赫西奥德《农作与时日》研究领域里西方学者近年来关注较多的两则社会史问题,并力图证明这两则基于诗歌文本解读的社会史问题需要同时从思想史的角度加以衡量。[25]吴晓群对希罗多德《历史》进行了重新的解读。她认为,长期以来对于希罗多德及其《历史》的理解都是以今人的知识构架来看待古人,以现代的方式去猜度古典作家及其作品,而鲜有顾及古代典籍产生的历史语境,从而就其自身的特点出发去理解古典著作的。实际上,希罗多德的历史书写带有他那个时代的特征,即口述传统的背景和对公众记忆的尊重与服从。[26]
在希腊政治史方面,邢颖通过分析公元前420年第90届古代奥运会上所发生的两个事件,将古代奥林匹克赛会与当时希腊的城邦社会背景结合起来,分别论述了赛会中的希腊城邦关系以及城邦贵族两个层面的内容,证明古代奥林匹克赛会不仅在宗教和体育史范畴内具有意义,更蕴含着多方面的城邦社会因素,与古代希腊城邦的大背景密切相关。[27]蒋保探讨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波斯的介入问题,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是希腊世界的内战,同时也是雅典与波斯之间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战争期间,波斯主要通过小亚细亚的总督对斯巴达进行军事和财政援助。它的介入不仅帮助斯巴达战胜雅典,赢得战争的胜利,而且还直接引发了公元前411年的雅典贵族寡头政变,开波斯干涉希腊城邦内部事务的先河。[28]
雅典民主制一直都是希腊史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雅典的陪审法庭在雅典民主制中占有重要地位。公元前4世纪,陪审法庭在雅典民主制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不仅享有司法权,也享有立法审查权和官员监察权。张春梅的研究表明,陪审法庭地位的提高并不是权力制衡的结果,而是“法律至上”思想付诸实践的产物。[29]蒋保介绍了古代雅典司法诉讼中的演说技巧。对于“好打官司的雅典人”而言,掌握一门演说技能具有重要的意义。[30]
在宗教社会史方面,陈思伟研究了希腊神灵伦理缺位的现象。文章指出,从历史文化角度看,希腊神灵伦理缺位现象产生于操希腊语的游牧印欧人征服土著农业民族之后,是多种异质宗教文化冲突融合的结果。在融合过程中,被征服者信奉的神灵被剔除、降格或吸纳。同时作为宗教文化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一方,被征服者所信奉的神灵被征服者强加以诸多伦理缺陷,嫉妒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31]
妇女史研究一直是社会生活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徐朗研究了斯巴达妇女与战争的关系,指出基于深刻的历史根据和现实原因,斯巴达妇女直接和间接地以多种方式影响当时的战争,但斯巴达女性处于男权社会从属者的地位并未因之发生本质性的改变。[32]
本年度在希腊史领域并没有专著出版,但几部经典论著的翻译引入对国内该领域研究的进步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民主政治与古典希腊》一书利用了丰富的考古、铭文等实物资料以及历史学家、演说家、传记作家、戏剧作家和哲学家的文字资料,描述了公元前5到前4世纪希腊全盛时期的情况。作者从简略或矛盾的材料中建立起一种对历史事件的整体叙述,着重于对古典希腊历史诸重大事件与现象的理解和深度分析,细致、生动地展示了古典时代希腊的历史面貌。[33]《希腊化世界》广泛使用一手资料,研究了从亚历山大之死到希腊化世界并入罗马帝国期间的政治事件,也研究了这个世界中不同的社会制度和风土习俗,文学、科学、技术的重要发展以及新宗教运动的建立,是希腊化研究领域的权威论著之一。[34]格致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古希腊的劳作》[35]与《希腊艺术史》[36]两部著作。《劳作》一书详细论述了荷马时期、古风时期、雅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古希腊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生活,内容广博丰富,涉及家庭经济、城市经济、工业、农业、商业、殖民、货币等诸多经济门类,是20世纪早期欧美学界研究古希腊城市经济不可多得的力作,其学术价值与影响力持续至今。《艺术史》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艺术谈起,详细介绍了古希腊艺术发展不同时期的主题、特征、技术手段及艺术价值。
在罗马史研究领域,叶民通过引述德国海德堡大学古代史系阿尔弗迪教授的一项关于塔西佗生平的铭文研究成果,展示了拉丁铭文研究在解决一些历史问题时可能起到的重要作用。[37]在中西比较研究方面,林英以《后汉书—大秦传》为中心分析了公元1到5世纪中国文献中与罗马帝国相关的记载的特点,认为相关信息是经过各种中间渠道传入中国,并非国人亲眼所见。把大秦知识传入中国的中介主要是安息人、贵霜人和南印度居民。中国人大体上从东汉永元年间主要通过安息人和贵霜人开始了解罗马帝国。2世纪中叶之后,关于罗马帝国的新消息则是通过南印度和南海路传入中国的。[38]而刘衍钢则通过翻译核对马塞里努斯所著文献,将“匈”与“匈奴”这两个易混淆的概念进行了重新审视,以帮助古代史研究者认识到匈人与匈奴这两个民族的巨大差异。[39]
在古典文明终结问题的研究上,王晋新做出了新解释,并以此为基础重新审视了西方文明的形成。在他看来,古典文明是一个以地中海世界为其空间结构的文明,古典文明的终结与地中海世界的裂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西罗马帝国覆亡只是开启这一过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外,它还开启了地中海周边西方文明、拜占庭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鼎足而立、彼此对峙的这种新的文明空间格局。自其诞生之日起,这种新的文明格局和相互交往关系就一直规定制约着地中海地区历史的运行轨迹,至今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40]
五、 上古史古典文献的译
本年度世界上古史研究的一大亮点是对古典文献的译注,学者们纷纷将目光投向这一领域,这也说明国内对于一手文献的关注程度正在日益增强。
《赫梯法典》是赫梯人所遵循的重要行为准则,是认识赫梯国家社会经济和法律文化的一篇重要文献。它的编撰始于赫梯古王国时期,很可能先后在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进行了重新编撰和修订。赫梯法典的条款内容涉及社会经济生活、国家义务的履行和婚姻关系等各个方面,明确了各种买卖、租借和雇佣的价格、多项犯罪行为以及相应的量刑等内容。李政对这篇重要文献进行了译注。[41]徐昊、吴宇虹译注了《温阿蒙历险记》。这篇文献写成于古埃及二十王朝末期,主要讲述了底比斯高级祭司温阿蒙被派往毕布罗斯购买制造太阳船的雪松木材的历险经历。该故事发生于古埃及国力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这就让本文成为研究新王国末期和第三中间期早期古埃及内政、外交、海外贸易的重要材料。[42]郭丹彤、王亮释读、翻译了《阿吞颂诗》。该文献刻在位于埃及帝王谷西部十八王朝国王埃赫纳吞统治时期的大臣阿伊坟墓的西墙上,自上向下书写,共计13列,是研究古代埃及宗教和文学的重要文献。[43]阴元涛译注了第二次雅典同盟誓约的碑铭。该碑铭是公元前4世纪70年代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共同签订的多边政治条约,是第二次雅典同盟形成的重要标志和条约依凭。它反映了希腊城邦在反对城邦霸权,寻求政治独立和自由的道路上做出的努力和尝试,是解读公元前4世纪前半叶希腊城邦历史和邦际关系的重要史料。[44]弗鲁曼塔里伊是罗马帝国图拉真时期出现的统属于中央的信息情报与监察人员,负责传递公文、刺探情报与监督行省。因史籍对弗鲁曼塔里伊的记载较少,拉丁铭文便成为研究弗鲁曼塔里伊的重要资料。李大维选取了《拉丁铭文集》和《铭文年鉴》中辑译的35条有关弗鲁曼塔里伊建制及其职能的铭文,借鉴相关文献,进行了必要的注释。[45]
六、世界中世纪史综合性研究
本年度较为引人注目的是由孟广林撰写的《世界中世纪史》。该书系21世纪史学系列教材之一,作者将重点考量与全局观照有机地整合起来,致力于彰显世界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统一性。既着重梳理了5至17世纪欧亚大陆主要地区、主要国家的封建社会的缘起、兴盛、衰落的历史过程,也兼顾了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非洲和美洲的历史状况,并增加了中国历史的相关部分。同时,还对各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横向联系作了必要的勾勒。[46]刘成在《欧洲中世纪三大特性与现代化起源》中梳理了现代化起源于欧洲与欧洲中世纪的三大特性之间的紧密联系。他指出,欧洲的封建制比较容易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相融。如果没有欧洲特殊的封建制,特别是王权的有限性,就很难出现脱离于欧洲主流社会的商业和城市,现代化或现代文明也就失去了自我萌发的基础。欧洲的基督教教会在中世纪广泛参与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而宗教改革既是现代文明的发展结果,同时又成为现代化的促进剂。[47]
就学术史的探讨而言,陈志强和武鹏以“查士丁尼瘟疫”研究为例,探讨了现代拜占庭史学家的“失忆”现象,他们指出这种无意识“失忆”的原因在于生态环境问题尚未成为其所处时代的主题,学者大多关注查士丁尼一世推行的内外政策,而没有注意此次“天灾”造成的严重后果。现代拜占廷学家在历史研究中的这种价值选择、判断和取向表明,人们力图通过历史研究再现已经逝去的生活记忆,但却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着各自的回忆,同时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失忆”。[48]孙连庆追踪了19世纪前半叶以来国外关于古罗斯民族问题研究的历程,认为按照研究者研究的主体思路可将古罗斯民族问题研究的过程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尽管在每个不同的时期,学者们所关注的焦点不同,但对于本研究课题而言都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在不断地深化认识,对我们全面把握该问题提供了必要的参考和依据。[49]人文主义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核心思想文化现象。人文主义所具有的崇尚古典文化、宣扬个体创作精神、强调以人为中心的人神和谐观、善用诗性智慧的思维方式等特征,对后来西方文化进程发生了持久的影响。因此人文主义也成了文艺复兴史研究领域的核心课题。从19世纪开始,西方学者开始对人文主义问题展开自觉、深入的研究,建构起一部具有丰富内涵的学术批评史。周春生的《西方人文主义研究学术钩稽》对此进行了详细探讨。[50]此外,他还认为文艺复兴是近代欧洲资本主义文明的萌芽阶段,也是人文主义思想文化的繁荣时期。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等著作中,用其独到的文化史观论证了文化与人的个性、精神之本质联系,并对那段时期文学艺术等文化现象的特征、内容、价值、影响等作了总体性的梳理和评价。在布克哈特代表作发表150周年之际,为了深化文艺复兴史的研究,学术界有必要对布克哈特的文化史观重作一番探究。[51]
侯树栋对著名西欧中世纪史家沃尔特·乌尔曼进行了评析,指出沃尔特·乌尔曼是20世纪西方中世纪史学的一位大家,以著述宏富、观点鲜明、门生众多著称,在中世纪史研究领域一度有着十分显赫的地位,对我国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有重要影响。同时,乌尔曼又是一位广受争议的学者,一些论者质疑甚至强烈批评他的观点和方法。乌尔曼引起学术界质疑和批评的主要是他在50年代以后发表的著述。他在这些著述中通过概括、抽象和“提纯”,以“两种权力观”的对立和此消彼长,完整地解说西欧中世纪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试图建立某种逻辑化的解释框架。但批评者指出,乌尔曼的解释框架事实上已不同程度地支配着他对历史文献的解读和历史事件的解释。侯树栋认为这一批评是合乎实际的,这也正是近30年来乌尔曼的影响逐渐消失,其学说日渐被放弃的主要原因。[52]此外,苏珊·雷诺兹也进入他的研究视野,在《另一个中世纪——苏珊·雷诺兹有关西欧中世纪共同体的认识》一文中他指出,苏珊·雷诺兹是当代英国著名史学家,她从集体行为和集体意识的角度重新界定了共同体概念,因而扩大了共同体的含义。从这个角度,她把中世纪看作是由诸多共同体构成的社会。按这一认识,中世纪的领地、城市、王国本身,都是某种共同体。这种意义上的共同体与中世纪社会基本制度的关系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内在统一的。共同体在不同程度上维护着共同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体现着共同体成员共有的价值观念,但共同体并不是挣脱了封建制度和权力强制的自由、平等的小社会。中世纪人对王权的认同和对王国的归属感,以及王国政府对社会成员的集体行为和集体意识的依赖,表明各王国也呈现出共同体的很多特点。雷诺兹的诸多认识挑战了有关中世纪共同体问题研究的整个学术传统,向人们展现了另一个中世纪,富有启发意义,同时也留下了一些有待进一步探寻的问题。[53]德国史学家贝林格从天气和气候的视角,对欧洲近代早期出现的大规模猎巫现象给予跨学科的重新解读,从而得出了与众不同的结论。孙岳的《对贝林格“猎巫问题”的评述》评介了贝林格有关天气巫术与猎巫关系的命题,并对跨学科猎巫研究的困境和出路进行了分析。[54]受传统史学的影响,对近代早期法国赋税问题的研究长期局限于国家和制度层面。熊芳芳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家财政史和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共同推进下,近代早期赋税体制及其实践成为西方学者尤为关注的研究主题。[55]
“早期近代”(Early
Modern)是当今西方史学界广泛使用的一个术语。它最初是指西欧从中世纪到近代的过渡时期,后来逐渐用于指同时期的欧洲。20世纪下半期,随着全球史的兴起,”早期近代”也有了新的延伸。施诚的《全球史中的“早期近代”》便对此问题做了梳理。[56]工资史是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史学界对中世纪英国工资史的关注由来已久,王超华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开端,主要是数据的统计与整理;拓展,经历了“人口论”和“货币论”关于工资涨幅影响因素的争论;深入,从经济—社会史角度研究工资史。理清楚这些线索,对我们进行中世纪英国工资水平的探讨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57]
七、中古欧洲政治法制史
李秀玲的《论拜占廷皇室妇女在帝国政治中的角色——安娜·达拉西妮个案分析》一文指出,在阿莱科修斯一世统治前期,安娜·达拉西妮是拜占廷帝国的真正掌权者。该文主要分析了她拥有的政治权力及其原因,并通过与其他皇室妇女参政途径的比较显示其政治地位的特殊性,探讨了拜占廷皇室妇女在帝国政治中的角色。[58]国春雷对基辅罗斯与拜占廷赫尔松之战原因进行了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59]此外,他对学术界关于“罗斯受洗”的时间争论问题做了详细的介绍分析。[60]
中世纪英国宪政史是西方史学界关注的焦点,在对君主立宪政体存在持久论争的情况下,近些年来学界对英国宪政早期起源议题的关注,为这一争论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孟广林遴选了三篇在纽约州罗彻斯特市举行的“法律、正义与统治:中世纪宪政制度新解”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大会主题发言介绍给国内学界。其中,詹姆斯·坎贝尔的发言认为,中世纪英国宪政传统与理念具有久远的历史,甚至在诺曼征服之前便具有了宪政王权特色,即使诺曼征服也没有中断英国宪政传统的延续。约翰·马蒂科特在考证“郡骑士前史”的基础上认为,中世纪英国议会地方代表制、中下阶层的政治参与及其与国王的协商,是英国根深蒂固的政治传统。理查德·卡尤珀则以其一贯的犀利文风质疑英国中世纪的宪政制度,他以中古时代的文学作品为史料依据指出,当时英国社会处于暴力和混乱的无序状态,尤其是社会精英从事着暴力争夺和利益侵犯的行径,这是与宪政制度相违背的,因而不能夸大英国的“宪政”传统。[61]国内学者邱胜利则对中古早期西欧的“王权神授”问题进行了探讨。[62]
乡村自治问题是本年度国内学者关注较多的领域。王玉亮和王培利探讨了中世纪晚期英国村庄共同体的“自治”性,认为中世纪晚期英国村庄多具有共同体的性质,村民们在村庄经济事务、法律生活中都能“自我调控”管理,社区的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也具有很强的民意色彩,村庄共同体的“自治”性制约了庄园领主的权威。[63]此外,王玉亮对中世纪晚期英国村庄共同体的公益与互助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中世纪晚期英国乡村世界是由一个个村庄共同体组成的,在村庄共同体内村民共同劳作、共同管理村庄事务、共同承担相应的义务和共享村庄公共资源。村庄共同体在社区的基础设施、村庄秩序等公共事业管理方面,在对孤儿的监护和老人的赡养等救济保障以及在村民互保互助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64]熊芳芳的《近代早期法国的乡村共同体与村民自治》认为,作为一个自治性质的政治单位,乡村共同体以习惯法为基础,通过村民会议及其代表自主地管理共同体的公共事务。受近代早期法国社会经济形势和王权扩张的影响,这一自治组织发生了变化。村民“委员会”取代中世纪带有“直接民主”性质的村民会议,成为共同体的主要决议机构。代表共同体居民利益,管理乡村事务的村官则日益成为中央政府的代表,乡村共同体最终被转化为正式的基层行政单位。[65]
蔺志强讨论了中古英国政府对地方特权的政策问题,认为众多贵族特权领地的存在是中古英国地方自治制度的表现,但这种自治的性质需要重新评价。几个拥有高度自主权的特权领地都是特定军事、宗教或政治背景下形成的“特区”,不足以改变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全局;大量由教俗贵族管辖的所谓“私有”百户区的存在,是王权封赏的结果,也是在中央官僚体制不发达的情况下采用委托治理方式的体现,并不是以牺牲王权为前提自发形成的。随着12世纪以后英国王权的进一步增强,这些地方特权受到严格制约,其滥用被有效遏制,王权还不断尝试突破既有的特权,使地方自治的实践日益成为王国统一政府体系的有机成分。[66]学界普遍认为,在德意志从中古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德意志的城市和王权从来都没有能够结成反对封建分裂割据的同盟。可是,钱金飞通过考察宗教改革前期、特别是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皇帝时期德意志南部的帝国城市和王权之间的关系后,发现这样的观点很难成立。在这一时期,德意志南部的帝国城市和王权结成了非常紧密的同盟,为创建一个新生德意志君主国,提供了基础和可能。查理五世皇帝和大多数南德帝国城市在对待宗教改革问题上的分歧,最终导致了城市和王权结盟的破产。[67]
在一向受人瞩目的英国都铎史领域,蔡蕾的《试析乡绅在都铎国家建构中的作用》一文认为都铎时期是近代英国民族国家建立和巩固的时期。乡绅作为最大的土地所有者阶层,被纳入到近代国家的政治体制。他们行使国家的权威,接受国家的管理,其政治管理职能被“国家化”了。乡绅对都铎国家建构有着多方面影响。他们不仅作为国家权力的中介和延伸,担负着都铎国家政策的执行,而且大规模进入议会,成为都铎政策制定的积极参与者。尽管他们是都铎专制国家的被统治者,他们在这一时期也无意于争夺国家领导权,但是,都铎统治必须以他们的满意为前提。因此,作为正在形成的英格兰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乡绅不仅是这个国家的建设者,也是这个新兴国家的所有人。[68]张殿清从政治角度对英国都铎宫廷的炫耀式消费进行了解读。他认为英国都铎宫廷饮食、服饰消费不仅是维持宫廷人员生存的必要条件,还是彰显国王权威、加强王权的一种手段。为此,国王倾其财力维持炫耀式消费,饮食、服饰尽显奢华。然而,由于受国王自理传统的束缚以及议会的制约,国王只能依靠其可支配性收入,不能通过税收的方法来筹集饮食、服饰消费资金。这充分体现了都铎王权的有限性。[69]指称与象征也是透视都铎英国王权的重要视角。都铎英国国王的自称与他称、国王的正式称谓与称号、国王的纹章与旗帜等,是分析都铎英国王权的指称与象征的主要内容,但迄今很少有学者从这样的视角对都铎王权进行研究。张乃和认为,指称与象征的内涵及其变迁表明,都铎王权的合法性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王权与主权观念实现了重合与交融,但王权的范围与职能划分中存在着公权与私权的内在矛盾。这集中体现在国王的特许权上。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宪政的发展历程正是解决国王特许权内在矛盾的过程。[70]
在本年度关于中古时期法制史的研究中,陈勇对《查士丁尼法典》做了较为深入的评析。[71]此外,我们知道研究教会法离不开对罗马法的理解,中世纪罗马法的法律渊源融合构筑于教会法律渊源之中,这种协调合作的双法学法律理论体系被认为是正确理解了教会法。李静认为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教会法学家的贡献,纵观西方法制史,教会法曾经长期是世俗法的仿效模式,是西方法律传统的核心内容之一。欧洲的法律文化是一个由罗马法和教会法双法学影响下的法律传统文化。[72]罗辉则论述了中世纪西欧教会的司法管辖权问题。[73]
郭峰对中世纪英格兰的森林法庭做了概述。[74]阎照祥对中古盛期英国神判法进行了论述,指出神判法又称“上帝裁决”,是英国中古时期司法机构试图通过神的意志来裁定嫌疑人是否有罪的司法程序和决断方式。它流行于7-13世纪。除司法决斗外,常用的神判法主要有火判法和水判法两类,其他有吞食判法、饥饿判法、寒冷判法、十字架判法等。神判法具有残忍、荒谬等非理性特点,易引发被告对执法者的贿买,同时因它归属于司法体系,受司法程序的制约,它还具有维护无辜者、惩戒罪犯、减少积案等效能。神判法之所以能在英国长期实施,归因于其特定的社会发展水平。由于君主、教会和民众的反对,神判法终于在1215年拉特兰宗教会议上被废除,代之以陪审团之理性方式。[75]
国际均势是近代国际体系的重要特征。国内多数学者着眼于15世纪后期到16世纪前期的基督教文明内部阐释欧洲国际均势的起源。然而,杨保军、王晋新在对文明史的时空结构进行分析后认为,16世纪欧洲国际均势的整个演变过程受到外部力量——奥斯曼扩张的重大影响。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扩张及其同法国结盟,使基督教世界的内战与外战相结合,改变着国际力量对比,推动了欧洲国际均势的演变。[76]蒲利民的论文对1559年缔结的《卡托—康布雷奇和约》的形成过程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考察。文中认为该和约结束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意大利战争,形成了近代欧洲的基本格局,开启了大国政治的先河。《卡托—康布雷奇和约》是欧洲历史上的重要和约之一,研究该和约有助于深入理解意大利战争的历史意义,全面认识15、16世纪的欧洲国际社会。[77]
姜守明探讨了路德“因信称义”说对民族国家的意义。他指出在使徒时代,耶稣的门徒之一保罗最早提出”因信称义”这一神学思想,其目的在于反对犹太割礼派排斥外邦人接受福音教义。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通过研读《圣经》元典,以教父神学家圣奥古斯丁和英国宗教改革家约翰.威克里夫的神学主张为依托,结合自己多年的宗教体验,“发现”并重新解释了“因信称义”说。如果说,保罗的贡献在于首倡因信称义,反对因律称义,推动了原始基督教脱离犹太教而独树一帜,促进了基督教教义的形成;那么,路德的宗教贡献则在于,他把因信称义说当做批判教皇权和否定罗马天主教制度的武器,不仅借此创立了新教,而且唤醒了处于长期沉睡中的德意志民族,进而为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78]
八、 中古欧洲经济史
盎格鲁—撒克逊晚期,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活跃,为城市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物资基础。罗淑宇的《盎格鲁-撒克逊晚期英国城市兴起原因初探》一文认为,丹麦战争中,王权为收复失地而采取的各项临时措施广泛的刺激了英国城市的发展,教会此时也以积极的力量出现在早期英国城市的发展舞台上。在这三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英国城市在盎格鲁—撒克逊晚期开始发展壮大,从而缓缓拉开了此后几个世纪自治城市发展历程的序幕。[79]学界一般认为欧洲中世纪有关市集和城市的特许状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并促使商业成为瓦解封建制度的重要力量。赵立行在《“限制”还是“促进”:特许状与欧洲中世纪商业》一文中指出,这种价值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特许状的作用,也夸大了商业和封建制度的对立性。其实,商业始终是封建制度和封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许状是国王或领主自上而下颁布的,只是为商业顺利进行提供了某些必要的条件。颁发特许状的目的是为了将商业活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所谓特许状对商业的“促进”必须以“限制”为前提。[80]王亚平的《试析中世纪晚期西欧土地用益权的演变》认为,法兰克王国建立之初,日耳曼人马尔克的共同占有原则与罗马帝国晚期形成的大地产制“嫁接”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对土地的用益权。在这种用益土地的基础上中世纪的西欧建立了一种人身依附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完全模糊了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界限。10世纪以后持续开展的拓荒运动不仅扩大了土地面积,引发了对土地经营方式的改变,份地被分成租佃制取代,导致土地地租形态的演变,土地的让渡形式也随之有了本质的变化,“纯粹私有制”由此产生,个人权利和社会的公共权利之间的界限逐渐清晰,管理公共事务的国家机制由此而产生和发展起来。[81]另外,赵庆日、谷延方探讨了中世纪英国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动力机制问题。[82]张殿清论述了中古英格兰王室财政收入演变及其对议会发展的影响问题。[83]在中世纪英格兰经济史研究领域最近形成了一种商业化理论。他们以冯·杜能的经济圈境理论为基础,认为城市需求是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距离城市越近,农业的商品化程度越高。但是,李云飞认为中世纪英格兰领主自营地经济的商品化与这种理论多有出入。这是因为中世纪英格兰的经济实际并不符合冯·杜能理论中隐含着的前提条件。商业化派将冯·杜能的理论用于研究中世纪经济存在时代错位的问题。[84]
孙连庆的《中世纪东欧大水路贸易简论》指出,东欧大水路贸易作为一种中世纪商业的表现形式,与当时繁荣的海路贸易形式并驾齐驱,构成北欧与西欧地区间贸易的双桥,为国际长途贸易的繁荣注入了活力,并在中世纪东欧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85]莫玉梅讨论了中世纪犹太妇女从事借贷业的情况。[86]陈勇的《中世纪银行与教会的经济关系》一文认为,中世纪银行与教廷之间的关系异常密切,前者为后者提供多方面的服务。其中,最基本的服务包括如下四种,即征收税金,接收和转移税款,兑换货币以及提供贷款。对于教廷而言,它之所以离不开意大利银行家的服务,与教廷国际化的金融体系关联甚大。银行家则出于赢利的目的为教廷提供服务;但是,同时,还有一点也应该纳入我们的考察范围,即银行家利用教廷的权威以确保和促进其银行业务。银行与教廷之间如此密切的联系,极大地影响到银行自身的发展:中世纪银行的国际化特征以及银行三角平衡贸易的模式,即是这种影响的体现。[87]
契约租地的兴起是近代英国土地保有关系发生的一次变革,孙晓明认为它最初出现于领主自营地以及惯例租佃地中,逐渐彰显出优于其他封建土地保有形式的独特优势,到16世纪末最终取代公簿持有地成为最为重要的英国土地保有形式之一。15到16世纪英国乡村契约租地呈现出租期变长、租地面积扩大的趋势。契约租地体现出领主与佃户之间平等的契约关系以及土地的市场价值,有利于农民采用新技术、转变经营方式。它的兴起是商品经济发展结果,适应了英国乡村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它的兴起也是土地市场化的必然结果,对英国兰农业现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88]英国从一个中世纪的落后岛国,到18世纪成长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其间不断接受着外来移民、外国商人及其资本。在某种意义上,英国的早期发展和最初崛起,离不开这些外来因素的促进和推动。刘景华指出,当其处在经济落后阶段时,外来因素弥补了英国经济总量弱小所带来的不足和困难;当其经济发展进入欧洲前列时,外来因素为英国增加了推动力量。从中世纪的犹太人、意大利商人、汉萨商人、佛兰德尔织工移民,到近代早期的尼德兰宗教难民、法国胡格诺教徒、德国工匠、荷兰商人与资本,都为英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89]李群探讨了城市与近代早期英国统一市场的形成问题,认为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英国城市实现了自身经济的调整,不仅摆脱了城市危机和乡村工业的冲击,进一步发展了商品经济,而且实现了经济的整合,在16世纪初步建立了全国统一市场,为英国最快、最顺利地完成社会转型,成为第一个工业国家提供了物质条件。[90]郭华通过对中世纪晚期英国交通运输发展的研究,论述了其对英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91]熊芳芳的《试析近代早期法国农民赋税的经济效应》一文认为,近代早期法国的王室赋税不断攀升,大大加重了农民的税收负担。沉重的税负所带来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不仅降低了农民的消费水平,而且扭曲了农民的消费结构。此外,过高的税负和边际税率还对农业投资造成极大的抑制效应,农业投入不足使近代早期法国的农业长期处于低水平的简单再生产状态,无法实现对小农经济的突破。[92]
九、 中古欧洲社会史
马其顿王朝是拜占庭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它是帝国历史上少有的长寿王朝,是其两大黄金时代之一。尹忠海的《权贵与土地——马其顿王朝社会解析》一书在分析了军事权贵、教会权贵、世俗权贵等群体之间围绕着权力和土地两大资源所展现出的互动关系,突出了皇权在这一互动关系中的主导能力,进而分析了这一互动关系对马其顿王朝统治下的社会所产生的深刻影响。[93]地震是破坏性极大的自然灾害。在生产力欠发达,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弱的古代社会,地震对受灾地区发展的负面影响更为明显。武鹏的从拜占庭有关史料中发现,在公元6世纪,地震先后6次波及拜占庭帝国东部的大都市安条克,给该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在灾害过后,尽管拜占庭皇帝和安条克地方政府、教会与民众都比较积极地参与救灾活动,但因为灾害本身过于严重,加之在地震次生灾害应对上的疏忽,安条克城市的发展最终还是在该时期陷入了低谷。[94]
在以往关于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的研究中,西欧的城市总是象征着自由和进步,由资产者缔造的城市也被认为是孕育自由的资本主义的母体。但朱明通过对11到13世纪西欧城市的具体考察,发现情况恰恰相反,城市不仅是由封建领主建立的,而且城市中教俗领主也占据着支配和统治地位。因此对于西欧中世纪城市“自由”的说法,需要给予更多的批判和认识。[95]16世纪的欧洲经历了一场普遍的贫困危机,欧洲各国政府纷纷采取了各种济贫措施,以缓解贫困问题对社会造成的压力,天主教城市共和国威尼斯也不例外。尚杰认为,通过颁布济贫法和改革“大兄弟会”等旧式救济组织,威尼斯引导宗教慈善组织朝着世俗化方向发展,从而建立起行之有效的近代济贫制度,有效地缓解了贫困问题造成的压力。威尼斯的经验表明,在推动近代早期欧洲济贫活动世俗化的诸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社会环境,而非传统上认为的宗教因素。[96]罗淑宇则关注了中世纪晚期英国城市的贫困问题及救济政策,指出这些社会救济措施尽管还不完善,但是却标志着城市政府统治理念逐步成熟,相对有效地稳定了社会秩序,并且为都铎时期中央政府的济贫制度提供了直接的政策来源。[97]
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英国私人的社会交往发生了变化,金彩云在《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英国私人社会交往探析》认为这主要表现在交往形式、交往空间和交往对象的变化上。交往形式从以群体为中心向以个体为中心转变;交往空间不再局限在庄园或者村庄共同体之内,而是扩展到周边教区甚至遥远的大城市;交往对象超出了昔日亲属或者村庄共同体居民范围,职业和共同的兴趣日益成为连接人们社会交往的纽带。私人社会交往的变化,使得英国个体的私人生活日益朝着个性化、自主化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98]金彩云还研究了近代早期欧洲的妓女问题,认为中世纪的基督教强调禁欲和苦行主义,但却容忍妓女的存在,将卖淫视为必要的罪恶。教会的容忍和现实的需要,使得妓女在欧洲历史上一直存在,但在不同时代欧洲妓女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欧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近代早期,妓女这个群体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从中世纪的合法群体到16、17世纪被视为洪水猛兽,受到镇压和驱逐,再到18世纪及其以后社会环境的宽松。妓女的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宽容度的扩大。[99]
黄鹤则从“规训”的角度,指出卡斯提廖内的《廷臣论》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本公开出版的以确定两性之间性别规范的著作。其中针对贵族女性社交生活的”规训”主要体现在美德、举止和仪容三个方面。这些规训通常以一种常见的礼仪形式存储在贵妇群体之中,身体因而成为“规训”和“贵妇”之间的重要关系纽带。而男权的压迫和女性由“被动者”到“主动者”的身份蜕变,最终成为针对贵妇的诸多“规训”得以实施的根本原因。[100]在近代化转型时期的意大利,传统的婚姻伦理观念受到冲击,性道德观念发生变化,人们私生活混乱,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李君芳认为,14、15世纪之前意大利妇女普遍早婚,夫妇年差较大;随着精英妇女参与宗教、政治、文化活动,中下层妇女参加社会化生产,男女尤其妇女初婚年龄上升,夫妇年差缩小,到17、18世纪,晚婚晚育成为近代婚姻模式的主流。[101]
另外,值得注意的还有邹翔对近代早期伦敦疫病隔离与宗教界的反应问题的探讨。[102]
十、中古欧洲思想文化史
徐善伟的《亚里士多德学说在中世纪拉丁世界的复兴及其影响》指出,在中世纪鼎盛期,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全部被翻译成拉丁文,与此同时一股研究亚里士多德的热潮也在拉丁世界迅速蔓延开来,而刚刚兴起的大学则成为传播亚里士多德学说的重要阵地。亚里士多德学说在中世纪拉丁世界的复兴及其传播对于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满足了中世纪大学教育的急切需要,为中世纪拉丁世界的科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有力地推动了人们对哲学、自然科学和神学的研究和讨论,从而使中世纪西方文化走向繁荣。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典文化作为西方文化之源的重大意义。[103]格雷戈里是6世纪高卢历史学家,著有《法兰克人史》,被后世誉为“蛮族的希罗多德”。汪丽红的《“蛮族的希罗多德”——格雷戈里的历史叙事伦理探析》认为,他虽与史学之父并举,然而浓厚的宗教成分也造成后世对其理解困难,误解重重。格雷戈里继承并发扬了奥古斯丁之后教父们的编史传统,以基督教的时空观和宗教逻辑撰写历史,将对人类的普遍关切落实于对个体命运的高度关怀,是基督教伦理在史学撰述上的一次实践。在史学发展进入“后现代”的今天,历史编撰的根基遭遇质疑,重新挖掘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特殊的历史叙事伦理也许会带来一些新的思考。[104]
李秉忠关注的是中世纪大学的生存问题,他以巴黎大学为例,指出中世纪大学不是社会变化的旁观者,它们应时而生,以独特的社团性结构适应了时代的新要求并积极参与到社会变革的浪潮中;它们在当时欧洲政治舞台上娴熟运用斗争和妥协之法得以生存,并通过博弈建立起固定的课程、学位、系科和学院体系;大学完成了城市、教皇、王权寄予其的厚望,指引着社会前进的方向,实现了其特定的社会功能–探讨高深学问和培养社会精英,这三方相互交织、相互推进,共同构成了大学的生存之道。[105]王涛对人们久已熟知的人物伊拉斯谟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他以伊拉斯谟在弗莱堡的晚年生活经历为例,清晰描绘了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和宗教改革领袖路德之间的私人关系,还原了这位著名人文主义者的真实面目,进而评价了他对宗教改革、天主教会等重要问题的理解,这有助于揭开他与路德之间在宗教改革和人文主义上的分歧,同时也有助于清理宗教改革与人文主义之间存在的根本问题。[106]周施廷的文章围绕着但丁“文艺复兴先驱”问题的三次大辩论,揭示了文艺复兴运动性质的转变:以复兴古典文化为宗旨的早期文艺复兴运动是如何转变成为以建立自由公民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运动的。[107]蒲利民将视野集中在“1494年一代人”身上,指出16世纪初的西方历史著述进入了一个转折时期,尼科洛·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和《佛罗伦萨史》、弗兰西斯科·圭恰迪尼的《意大利史》和《格言与反思》等论著相继问世,西方史家在分析这一特殊现象时,都不约而同地将之与意大利战争联系起来,认为这场几乎影响整个西欧的持久战争促成了欧洲政治意识形态的嬗变,反映出他们对意大利战争所产生的影响和对那个时代的“新政治”的见解,他们被称为“1494年一代人”。意大利战争的影响在他们身上显而易见,他们的著作也为意大利战争研究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历史见解。[108]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教育思想是以往学术界较少探讨的新课题。刘黎明的文章认为它是人文主义者在以人为中心,人神统一的人文主义理念和自然哲学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教育思想包括了自然教育内涵、自然教育目的、自然教育内容、自然教育路径。它深刻地影响了后世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发展。[109]此外,王瑞红、王玉波探讨了转型时期英国商人的培养和教育方式问题。[110]
十一、中古欧洲宗教史
关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国宗教问题,张建辉指出,基督教的传入对英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国家和教会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互相合作,互相支持,达到了互利和双赢,使英吉利民族增强了凝聚力。这是英国在宗教改革中没有像某些大陆国家那样因宗教改革而发生分裂,甚至走向内战的原因之一。[111]国春雷深入分析了蒙古入侵期间罗斯东正教会拒绝与天主教会合并的原因。[112]张日元则论述了公元4-9世纪拜占庭帝国的圣徒崇拜问题。[113]
英国宗教改革史研究在本年度也有了新的进展。刘城的《英国爱德华六世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神学教义革命》认为,英国“王权至尊”的权力结构,决定了神学教义变革的政治性解决方案。教职会议或主教在“至尊的王权”邀请下,以普通法的方式参与了对神学教义的定义。爱德华六世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政治环境,为神学教义革命的释放提供了机会。爱德华六世时代产生的《公共祈祷书》与《四十二信条》,将英国国教会神学教义改革演绎成了一场革命。经历玛丽一世的天主教政策之后,伊丽莎白一世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爱德华六世时代的革命性举措,使英国教会在神学教义与礼拜仪式方面兼具路德教与加尔文教的特点。[114]在其另一篇文章中,她指出英国16世纪宗教改革重新定义了“世俗权力对于教会的责任”,国教会“最高首脑”不仅是“信仰的护卫者”,而且有责任“促进信仰的和谐与统一”。这样的责任定位迎合了宗教改革后信仰多元化发展的新局面,要求世俗权力建立超越教派的统治,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神学教义改革的政治化解决方案。她通过解读亨利八世时代产生的三部信仰阐释,深入诠释了如何构建“信仰的和谐与统一”,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缓慢而微小的神学教义变革。[115]
王加丰讨论了托马斯·莫尔的宗教观问题,指出莫尔心灵中理想的宗教是某种拥有美德的信仰状态。他反对任何扰乱和平的暴力,认为无情镇压扰乱和平的暴力是正义的。在他看来,和平和稳定极为重要,而其他的事情,包括宗教信仰都只有次要的意义。[116]林纯洁的《马丁·路德的战争观与士兵的天职》一文认为在战乱频繁的宗教改革时代,马丁·路德的战争观建立在“两个王国”论基础上,即战争与宗教应该分离,反对宗教战争;世俗政权由上帝设立,反对反抗暴君的战争。这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在土耳其战争和德国农民战争中表现了出来。与战争伴随而来的是一些士兵出于基督教仁爱的教义对本身的职业产生了怀疑,路德用天职观解决了这个信仰危机,肯定了士兵是一个正当而神圣的职业,天职的神圣性和世俗性分别对应一个士兵的基督徒和士兵身份,从而调和了二者的内在冲突,而且他提出的以基督徒良心判断是否参加战争具有极其重要的近代意义。[117]李韦追踪了路德宗教改革思想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渊源,发现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以较为先进的语言与文本批判方法对《圣经》的翻译和研究不仅为路德等改教家提供了新的神学思想的提出依据,他们基于基督徒立场在人文主义思潮下对《圣经》形成的新的体认更成为路德“唯独圣经”思想的重要基础。基督教人文主义在那个时代彰显的人文精神为路德改教思想的形成和提出提供了先在的社会主题和直接的思想资源,路德以“因信称义”为支柱性理论的改教思想则以吊诡的形式继承并超越了基督教人文主义。[118]陈文海在《近代天主教“特兰特体系”虚实考论——以〈特兰特圣公会议教规教令集〉为考察基点》一文中认为,“特兰特会议”和“特兰特体系”是两个既有密切关联又有迥异差别的历史概念,但人们往往把“特兰特体系”中的一切内容都和“特兰特会议”联系在一起,其结果便是对中世纪晚期以来的西方天主教会史产生各种误读。通过对《特兰特圣公会议教规教令集》这部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出,特兰特会议的主题是有着明确指向的,其教规教令基本上都是围绕新教问题而制定的。而“特兰特体系”却将特兰特会议放大为一应俱全的法宝,这是罗马教廷对特兰特会议成果解释权实施垄断的结果。[119]
十二、中古南亚、东亚史
2010年度古代南亚史的研究成果不多,主要集中在印度佛教和婆罗门教等宗教观念问题的研究。例如,姚卫群对佛教与婆罗门教的修行理论进行比较,指出佛教和婆罗门教中的修行理论是两教宗教体系中的重要内容。这些内容的一些核心观念发源于印度古代圣典吠陀奥义书,在后世又不断丰富。两教的修行理论涉及宗教戒律及伦理思想的内容,也涉及禅定或瑜伽的内容,并且与两教的世界或人生现象的主要哲学观念相关。[120]
他还就佛教的“五位说”与婆罗门教的“句义论”展开比较研究,指出佛教与婆罗门教是印度古代的两大主要宗教派别。两教对宇宙万有或自然现象都有深入的观察和分析。佛教中的“五位说”和婆罗门教中的“句义论”展示了两教在这方面的基本理论。它们都被认为是达到其各自最高境界的重要智慧。这两种理论在分析事物或现象时有相同处,也有差别点。[121]
在日本史研究方面,李广志考察了日本旱期巫术,指出巫女在日本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文章从考古、宗教以及民俗等多处视角,着重考察了巫女的形成与演变过程,指出巫女信仰是日本萨满教的核心,同时具有浓厚的民间信仰底蕴。[122]
王巍对古代东日本地区的埼玉稻荷山古坟和埼玉古坟群的出土遗物进行了分析,指出,埼玉古坟群的大中型墓葬的年代大都属于6世纪的古坟,其墓主人很可能就是武藏国的历任国造及其家人。而年代在5世纪后半期的稻荷山古坟墓主人可能是武藏国的最早的国造,抑或是武藏国国造的前身。[123]白云翔根据考古发现的镜范并结合对铜镜的观察,对公元3世纪以前东亚古代铜镜铸造技术的陶范传统和石范传统进行了初步讨论,勾画出了两个传统的发生、发展以及各自结局的轮廓。不过,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发现的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前后的多钮细纹镜,无论认为它是陶范铸造还是石范铸造,都缺乏可靠的证据,而这一问题与两个铸镜技术传统在朝鲜半岛的发展演变密切相关。日本平原遗址弥生古坟出土的当地铸造的超大型连弧纹镜,究竟是陶范镜还是石范镜还有待于进一步确认。并且,陶范铸镜技术最初传人日本列岛,究竟是技术的传播还是随着铸镜工匠的东渡而传人还不能确认。因此,本文的意义与其说是解决东亚地区古代铸镜技术传统的问题,毋宁说是提出这一问题,以便从东亚的视野、从铜镜铸造技术传统发展演变的视角审视和思考东亚地区古代铜镜的制造和使用,以及由此所反映的社会动向与文化变迁。[124]
在古代制度史研究方面,章林分析了日本律令制国家中的陵户,陵户为天皇及其皇族守卫陵墓,属于古代日本贱民阶层,是当时的“五色贱”之一。他指出在公元710年的《养老律令》中,陵户被划贱民,但在此前的《大宝律令》中,陵户仍然属于良人阶层。在“五色贱”中,陵户有着更为复杂和特殊的地位。对陵户的探讨有助于加深对日本律令制国家的社会等级制度的理解。[125]
刘琳琳研究了日本古代国家神抵祭祀体系中的与疫病有关的祭祀。指出镇花祭、道飨祭和疫神祭这三种祭祀中蕴含了与疫病有关的鬼神观念。文章从疫病祭祀的角度对三个祭祀进行整体把握,发现道飨祭和疫神祭的鬼神观念均来源于中国的“疫鬼”以及日本原有的“神”观念对中国的“疫鬼”观念的改造,从而形成国家的神道祭祀中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共存的状态。[126]
吴春燕和王萌讨论了日本江户时代身份等级制中的“差别现象”。[127]
许晓光论述了日本近代早期政治学说中的“抵抗权”思想。他指出,由于社会转型的需求和当时特殊的社会条件,德川时期的日本思想界受西方先进国家政治学说的影响,提出了人民拥有抵抗权的思想学说,主张人民在必要时可对实行专制统治的政府履行抵抗权利。思想家们宣传了人民抵抗权利的正当性,并就抵抗权履行的方式问题展开了讨论。[128]
李晓燕对江户时代的锁国政策进行了再探讨。指出锁国时期日本保持着与中国、荷兰、朝鲜等国的联系,而且通过中国人与荷兰人获得外部情报,并通过推广兰学接触西方科学成果。正是这种非常规的锁国,一方而维护了日本国内两百多年的和平与稳定,有效地阻比了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维护了民族独立;另一方而将学习吸收外来文化的选择权牢牢掌握在自己乎中。[129]
在思想文化史研究方面,朱莉丽认为,日本古代唯一向中国称臣的时期是室町幕府统治时期。幕府向明称臣的抉择源于其渴望与中国进行贸易的经济诉求,但在日本的知识分子中,对这一行为始终存着反对的呼声。通过对收录在《善邻国宝记》中的外交文书以及对文书起草者思想背景的分析,可以看出为室町幕府服务的日本知识分子们主张的是与中国平等的立场,所奉行的是“慕华”但不“事大”的外交理想。[130]庄佩珍指出丰臣政权时期“神国思想”的发展是日本“神国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结合对丰臣政权对外政策的变化等因素的考察,通过分析丰臣政权的外交文书中所见“神国思想”在内容和作用上发生的变化,揭示这一时期的“神国思想”是丰臣政权根据对外政策的改变等具体历史条件的变化而重新创造出来的产物;同时指出,在丰臣政权创新“神国思想”的过程中,流传到日本的中国典籍与阅读大量中国典籍并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禅僧起了重要的作用。[131]覃启勋评价了中国儒学家朱舜水对日本水户学发展的作用和影响,指出朱舜水与日本水户学有着无可否认的重要关系,为日本近世多元文化的形成做出了卓越贡献。[132]
崔世广、李含考察古代中日两国的忠孝观,发现在看似相近的表象下隐藏着各自不同的伦理要素。这一对道德观念反映了两国不同的伦理体系及社会形态。忠、孝道德观念在两国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反映出中日两国传统意识问的差异.以及社会形态的变化.对于正确认识中日两国意识形态的差异.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133]
张兰星探讨了欧洲火枪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指出,16世纪40年代以后葡萄牙人把欧洲火枪带到日本,日本人立即对此产生强烈兴趣。火枪在日本的传播、应用和迅速发展,具有一定政治、经济和文化原因。火枪在日本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34]周爱萍则讨论了中国的币制变革对日本的影响。明末清初以中国为主要贸易对象的东西方白银贸易迅速发展,中国铜钱广泛流通于日本等东亚地区。该时期中国政治、经济、币制的变动对日本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日本近世以金、银、钱为主要币种的货币制度的建立,从而奠定了日本近代货币制度的基础。[135]
在古代中世纪中日关系史研究方面,王凯认为,古代大陆移民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与文化在日本列岛内创造了许多重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难波津工程的建造与难波津之歌的产生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在倭王权的统治下,古代大陆移民在创造了大型综合性水利工程——难波津工程的同时,还在劳动过程中创作了“难波津之歌”这首著名的和歌。伴随着古代日本律令国家的形成与倭王权的强大,难波津之歌便成为倭王权用来宣扬其对内外统治的精神工具。[136]
韩昇利用唐代文献对中国出土的日本《井真成墓志》进行了深入的再探讨。他的研究表明,井真成应该是唐开元二十一年到来的日本遣唐使团的准判官,到长安后旋死去,而不是在唐滞留19年的留学生。其墓志揭示了古代东亚世界国家间交往的具体形态,为我们研究唐朝对外授官与赠官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实例,进而还可以藉此对唐朝和日本授予遣唐使官员的官阶进行比较研究。这一研究成果在引起日本学术界的重视。[137]
王勇对838年日本派出的最后一次遣唐使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此次遣唐使作为唐代中日使节往来的收尾之作,具有多元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随同使团入唐的天台僧圆仁肩负着一些特殊使命,即携带日本天台宗的疑问请求唐人解答,在天台宗开创者智颁灵前供奉日本皇室的祭品,抄写日本所缺的佛教书籍等。文中详细考证了圆仁等人在华的行迹和取得的成果。[138]
王金林指出,古代中日关系在整个中日关系交流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不仅政府间交往密切,民间交流也十分频繁。宋朝建立以后中日民间交流进入又一个高潮期。他根据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小石记》等历史文献,对两国民间经济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进行了新的探讨。[139]
郑洁西分析了万历二十一年潜入日本的明朝间谍。明万历年间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给东亚世界各个相关国家之间的交流注入了新的内容,战争期间参战方之间的人员往来,比以往更为频繁。明朝政府通过派遣间谍等形式,积极地搜集和研究日本情报,藉以把握战争形势,谋求战略上的主动权。这些情报关乎战局的进退和战争的胜负,对这场战争产生了重大影响。[140]
在朝鲜史研究方面,潘畅和、何方探讨了古代朝鲜的“两班”制度及其文化特点。两班起源于高丽,成熟发展于朝鲜王朝时期,其典型形态是“在地两班”。在地两班于16世纪时走出京城返回农村,并构筑了自己的永久世居地和文化根基。他们在朱子学的价值体系中,远离商品经济,营造了自己独有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文化,成为朝鲜王朝稳定的社会体制基础。[141]
金禹彤探讨高丽王朝的礼制,认为高丽礼制建设是适应朝鲜半岛统一国家中央集权政治要求、加强君主权威的重要举措,是朝鲜半岛政治文化转型的开端与标志。高丽礼制建设主要借鉴了中国唐宋制度中的五礼体系,同时又纳入了佛道“二氏礼”,形成了特殊的礼制格局。高丽礼制的实施产生了一定的政治、社会功效,在朝鲜半岛礼制建设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在朝鲜半岛儒家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42]
在古代中韩、韩日关系史研究方面,王霞论述了八世纪前半叶新罗在东北亚的地位。[143]崔鲜香探讨了高丽女性在高丽与蒙元关系中的作用问题,认为在政治方面,高丽女性通过元朝朝廷中的亲高丽势力和高丽国内的亲元势力,间接地发挥作用,使两国维持和平、稳定的关系,但她们的家族利益受损时,她们也危及高丽的安全。在经济方面,高丽女性在国内通过参与社会生产劳动,在两国的经济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进入蒙元长期生活的女性更是推动了两国间的经济交流。在文化方面,高丽女性加强了两国间的服饰、音乐舞蹈和儒学、佛教、巫教等思想文化的交流。[144]朱法武讨论了壬辰战争中朝鲜对中日议和的立场,指出朝鲜李朝政府出于与日本的尖锐矛盾及自身的民族利益,对和谈是坚决反对的。但在和谈过程中,基于当时的战争态势、和谈进程的曲折及中日双方的矛盾,其立场又不断进行着游移、变化和调整,表现了其外交策略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紧密结合,即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的实用主义态度。[145]另外,颜廷宏也对壬辰战争对东亚国际关系的影响做了探讨。[146]
石少颖论述了“壬辰倭乱”中明朝与朝鲜对日本“封贡”问题的交涉。[147]
他还以朝鲜仁祖时期“斥和”与“主和”论争为中心探讨了朝鲜“名分外交”的困境。[148]
在越南史方面,马达重点关注了越南开国传说与中国历史文化渊源关系。[149]
杨黔云关注了早期日本和越南的经济文化交流问题。[150]
十三、中西交通史
张绪山的《唐代拜占庭帝国遣使中国考略》一文指出,唐代中国典籍在“拂菻”名义下保留了拜占庭向中国遣使的记载。“拂菻”一名来自Rum一词,经由中介语言如亚美尼亚语、波斯语进入汉文典籍。643年的遣使可能是拜占庭帝国著名的皇帝希拉克略所策划,而由其他人实施,目的是想联合唐朝共同抗击新兴的阿拉伯势力的进攻。在阿拉伯势力征服伊朗高原后,其他各次遣使主要经由活跃在中亚的景教徒来完成。[151]张箭追踪了南瓜的发展传播史,指出南瓜起源于美洲墨西哥地区,9000年前已开始被驯化。南瓜种子可能于1494年传入欧洲,16世纪伊始在园圃、温室里栽培。1542年起,欧洲文献始有对南瓜的明确记载。南瓜于16世纪中叶经东南亚传入中国东南沿海,然后传遍中国内地。在中国的文献中,《本草纲目》始有明确的较详细的关于南瓜的记载,吴其浚则较早画出了逼真的南瓜图。从乾隆时代起中国人口剧增,南瓜在用作蔬菜的同时,有时也成为粮食的代用品。[15
十四、简单的评述
综上所述,2010年度的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研究力量得到增强,研究成果不断增加。研究者对一手文献更加重视,不论是利用原始文献的研究,还是对于古典文献的释读、译注。不少研究成果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宏观思维的引领下,做中观、微观的研究。除传统的研究课题外,女性史、乡村社会经济史、文化史、环境与灾难史等领域的成果有所增加。
本年度我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进行了换届选举,选举出了以侯建新教授为理事长的新一届理事会。研究会下属的两个专业委员会,即世界古代史专业委员会和世界中世纪史专业委员会分别在山东聊城和湖北武汉举行了年会。研究会在学科发展和建设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不过,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我国的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在学科布局、资料积累、人才培养、学术批评、成果评价机制、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在研究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选题重复、成果质量不高、对重大问题的研究缺乏延续性、国际学术交流闭塞等问题。另外,我们的一些研究还程度不同地受到当今国内学界和图书市场的“浮华”、“浮躁”、“浮夸”的所谓“三浮”之风的影响。创建有中国风格与特色的世界史研究体系,已是当今许多中国世界史学者的共识,而建立“有中国气派的世界史研究体系”正需要从上述方面一点一滴的做起。

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1]

2011年我国世界史学科成为一级学科,这是世界史学科建设中一件令人瞩目的大事。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了新学科目录;4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印发了《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文件,文件中规定了历史学学科门类下设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3个一级学科。据此,我国的世界史学科由原来的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
2011年3月,全国世界史学科建设座谈会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这是学科目录调整后首次举行的全国世界史学科会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46所高校世界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了座谈会。与会学者以世界史学科的建设为主题,围绕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队伍、课程设置、国内世界史研究的分工布局、各高校世界史学科的现状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关于世界史学科的重要性和世界史学科升为一级学科的意义,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武寅研究员指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平,体现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思想创新能力,是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世界史研究,一方面具有基础性和学术性的特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汲取不同民族的智慧、探究各国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方式,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参照和借鉴。世界史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基础。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刘新成教授指出,世界史作为基础学科,可以服务于国家的对策研究。目前国内的对策研究往往较为肤浅,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世界史学科的介入。国家正准备以不同国家和地区为对象,设立一批对策研究基地,在这些基地和智库的建设中,世界史学科队伍是基础的研究团队,这是世界史学科发展的一个机遇,应该很好地把握。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侯建新教授指出,世界史提升为一级学科,适应了“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总方针,对我国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意义。世界史一级学科的确立,使历史学的学科结构更加合理,有助于增强国家的软实力,更好地为我国的现代化大业服务。
与会的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专家在座谈会上还针对学科建设提出了许多中肯且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我国世界中世纪史权威学者、北京大学马克垚教授指出,世界史学科的水平,从纵向看有很大的进步,但横向比,还有很多不足。世界史学科建设,既要有远大目标,也要脚踏实地,逐步推进,以求精为目标,有重点进行建设,解决好人才培养、语言等问题,切实推动水平的提高。世界史研究对象非常广泛,但目前发展很不平衡,阿拉伯国家、中东、中亚、印度、拉丁美洲,还有中国的周边国家,都需要更多的研究。世界史学科建设,既要解决研究领域的不平衡,也要解决这一学科在各高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要扩大队伍,在提升数量的基础上提高质量。武汉大学向荣教授指出,世界史专业的课程,首先要重视学习方法的传授,要留给学生自我学习和提高的空间,培养创新能力。其次要注重语言学习,强化语言能力的培养。第三,要注意中国史的学术训练。另外,也要借鉴国外课程体系,建立自身的培养模式。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刘北成教授指出,世界史学科目前存在的不足,一是研究队伍规模小,需要充实和建设。二是研究水平有巨大的提升空间,要在追踪国外前沿的同时,进行创新性研究。三是世界史研究有语言问题,有材料问题,更需要学者的潜心投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学科的整体进步。[1]
2011年度,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继续稳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本年度的各类学术成果达700多篇部,涉及到了古代西亚史、古埃及史、古希腊和罗马史、亚洲古代史、欧洲和亚洲中世纪史等研究领域,其中不少成果表现出了较高的学术水平。现分述如下。
一、古代西亚、古代埃及、早期国家
本年度,国内学界关于古代两河流域的学术论文和著作较多,涉及到了古代两河流域的法律、政治制度、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吴宇虹等人继续从解读泥板文书入手,研究两河流域的历史。刘昌玉、吴宇虹根据出土于温马地区的20块判案泥板文书,探讨了乌尔第三王朝时期温马地区的民法案例以及涉及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他们指出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法庭判案文件,苏美尔语称为“di-til-la”,意为“最终裁决”。吉尔苏出土文献最多,在温马也出土了少数泥板,基本上属于财产争诉案件。与吉尔苏的相比,温马的法庭判案文件有自己的特点。[2]李学彦、吴宇虹还根据两份分家泥板文书探讨了奴隶劳动在两何流域家庭农业中的重要作用。[3]于殿利从古巴比伦法律的内容出发,全面探索了巴比伦法体现的人本精神。[4]他还对古巴比伦私人农业经济的商业化进行了分析,考察了其特征,指出,虽然王室和神庙控制着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土地,
但私人经济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古巴比伦私人农业经济领域,
商品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纳第图女祭司、商人塔木卡乃至政府官员均投入土地买卖活动中,
他们并不直接参与土地耕种,
其目的是通过土地买卖赚取商业利润。土地的开发利用实行各种形式的租赁制和合伙制,
甚至出现了专门负责管理土地的职业管理人。而土地的耕种则采用雇佣劳动,
雇主与雇工之间签订具有明确责权利条款的雇佣合同,
工资的支付既可采用货币支付也可采用实物支付,
但需征得雇工的同意。从土地的买卖、经营、耕种、农业资本的形成等方面看,
古巴比伦私人农业经济具有超乎想象的商业化特征。[5]刘健考察了乌尔第三王朝的专制国家的特点,指出,乌尔第三王朝是古代两河流域地区中央集权专制国家发展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阶段,它继承和加强了阿卡德时期萨尔贡及纳拉姆辛王执行的一系列专制统治的政策措施,并进行改进和完善。乌尔第三王朝统治者通过深化君权神授观念,确立王权神化观念,建立中央控制的管理和官僚体系以及社会等级体系,强化国家管理体制,进一步加强中央权力。到乌尔第三王朝末期,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已经基本形成。[6]李海峰指出,古巴比伦时期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借贷利率,《汉穆腊比法典》中规定的利率只是众多利率中并不常见的一种利率。存在着的多种多样的非单一的借贷利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古代社会还无法实行像现代社会一样全国统一的借贷利率。多年以来《汉穆腊比法典》一直是我们研究古巴比伦时期法律、经济制度等问题的重要史料,但仅仅依据《法典》的有关条款来研究上述问题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借助大量当事人留下来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来进行研究。[7]冯定雄考察了波斯帝国时期波斯文化对犹太文化的影响。[8]
本年度古代埃及史研究方面的论文和著作不多,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了体现了中国学人的学术发展。李晓东专注于文献的译读和研究,认为古埃及新王国第十八王朝对外战事颇多,其详情几乎全赖当时铭文推知,《阿蒙尼姆哈伯铭文》为其中之一。对于第十八王朝法老图特摩斯三世在位年代,该文献亦给出精确时间,对于新王国第十八王朝年代学研究亦为不可多得的原始文献。[9]郭丹彤对公元前1600年至前1100年东地中海世界的战争进行了历史学的考察,指出,公元前1600—前1100年的古代东地中海世界战争,因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是神的意志,而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虽然这一时期的战争大都打着弹压叛乱的旗号,但是其本质却是为争夺势力范围的非正义的争霸战争。在频繁且规模宏大的战争中,一些规范各参战国军事行为的战争准则业已形成,从而为通过战争重新构建世界秩序提供了先决条件。纵观古代东地中海世界的战争发展,它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以争夺生存空间、掠夺财富为目的的原始部落战争,以“服从”为目的战争和以“兼并”为目的的战争。公元前1600—前11
00年的战争已经发展到以服从为目的的第二阶段。[10]赵克仁考察了埃及巨石文化的渊源,认为巨石文化是埃及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古埃及人智慧的结晶。巨石文化的内涵在于体现王权、表现神力,
其中蕴涵着古埃及人延续生命、追求永恒的思想;同时巨石建筑包涵民族审美底蕴,
具有凝聚人心的巨大社会价值。巨石文化的成因在于它具有多石的地理条件、富裕的农耕经济,
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埃及人的原始思维和宗教思想。巨石文化积淀着古埃及的政治、经济、宗教、美学和社会等诸多学科内涵,
是古埃及留给后人的世界文化遗产。巨石文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11]袁指挥对古埃及埃勒凡塔社区进行考察,认为埃勒凡塔犹太社区的出现,与古埃及第26王朝的雇佣兵制度密不可分。在接受波斯人统治的前提下,犹太社区实行有限自治,依靠统治者配发的薪饷生活,信仰上帝雅胡,也信奉其他埃及神祇,在婚姻上享有很大的自由,使用阿拉米亚语文。犹太人内部、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有频繁的经济往来。埃勒凡塔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宗教仪式没有得到耶路撒冷宗教当局的承认。犹太社区成员在埃及人反抗波斯人统治的斗争中,充当波斯人的雇佣兵,因而为埃及人所不容,并在与埃及人的冲突中走向终结。[12]郭子林考察了王室墓葬的演变过程及其动因,指出古埃及王室墓葬形成于前王朝涅迦达文化II时期,最初是简单的墓穴形式,内有少量陪葬品。早王朝开始注重坟墓的地上建筑,出现了马斯塔巴墓。古王国的金字塔建筑把古埃及王室坟墓的地上建筑发展到了极点。新王国时期采取了技术难度较高、规模庞大的隐蔽岩窟墓。三个中间期和后期埃及王室墓葬呈衰落态势。古埃及王室墓葬的演变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其中一个主要动因是王权的演变。[13]郭子林还探讨了托勒密王朝对法尤姆地区的农业开发,指出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23—前30年)主要为了发展农业经济和增强军事实力等,在埃及当时比较适于农业开发的法尤姆地区,进行系统的农业开发,并将土地开垦和军事殖民结合起来。该项工程不仅缓解了尼罗河谷的人口压力,还促进了经济发展,使托勒密王朝一度成为地中海世界的强国,甚至使埃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保持着地中海世界粮仓的优势。他还从象形文字的角度考察了古埃及人的王权观念。[14]徐海晴研究了托勒密时期埃及妇女的家庭地位,认为在希腊文明与埃及文明相互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中,
希腊移民与埃及土著居民的生活深受时代巨变的影响,
妇女的婚姻家庭状况也发生了诸多改变。[15]
我国学者还继续关注了古代世界早期国家问题。易建平对“将文明与国家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的观点表示质疑,他对“文明”和“国家”这两个概念的词源进行考察,认为文明的本义就是国家,虽然“文明”和“国家”这两个词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他认为研究文明起源的重点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及其管理结构的变化,从而可以打破学科界限,使用不同的文化材料,集中探讨人类早期社会结构的演化,而不必为自己事先限定一个框框。[16]
二、古代希腊罗马史
古典学是西方的“国学”,是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石和源头。2011年11月15日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在京成立。中心主任古希腊史专家黄洋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刘家和教授等学者和希腊驻华大使塞德罗斯·耶奥卡凯罗斯在成立仪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们指出,中国要想从文化上有更高的影响力,就需要对世界文化的来源作深入透彻的研究。刘家和教授在发言中将西方古典学比喻成西方文化的基因,指出“我们研究古典学,就是要从深层次了解西方文化的基因。”中心将建设西方古典学教学与人才培养体系,这对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发展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有关古希腊罗马学术史研究,本年度中国学者发表了多篇论文。晏绍祥总结了18世纪欧洲学术界对古希腊罗马史的研究状况。这一时期的古史研究继承了文艺复兴的遗产,在文献搜集整理、史实考订、考古学和碑铭学等领域都取得了一定进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批多卷本、大部头的古代史、希腊史和罗马史著作。以史学的专业眼光来看,这些著述无法与后来成熟的史学论著相媲美,但它们为之后19世纪的讨论设定了问题框架,提出了众多值得重视的看法,甚至对当时实际的政治生活和思想发展都产生了一定影响。[17]冯定雄介绍了欧美学者对罗马道路史的研究,并将该领域的研究分成三个阶段,分别是近代到20世纪之前、20世纪前半期和20世纪后半期,各阶段较前一阶段研究更为全面和成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罗马道路研究中占有突出地位的是区域性和综合性研究,许多著作开始涉及与道路相关的社会生活,在该领域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仍然很大。[18]此外冯定雄还阐述了蒙森在罗马史研究上的重要贡献,并介绍了蒙森的《罗马皇帝史》讲稿,认为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罗马史》第四卷留下的空白,而且揭示了蒙森没有完成《罗马史》第四卷的真实原因。[19]修昔底德是古希腊历史上最著名的史家之一,学者对他做了大量研究。何元国在梳理了这些研究的历史脉络之后发现,在20世纪之前,古典史学家们常常用“科学”、“客观”、“超然”来形容修昔底德的治史态度。然而进入20世纪以后,过去所总结的修昔底德的治史态度逐渐遭到学者们的质疑。在整个学术大背景的变化之下,学者们对修昔底德的评价也渐趋理性,并揭示出其史家形象的更丰富的内涵。在这些波折的背后,是西方学术思潮转向大背景下学术研究取向的递嬗。[20]
对史料以及古代史家的基础性研究仍是我国学者的研究重点。刘军从原始文献及其校勘版本中整理翻译出反映古斯巴达社会组织形式“奥巴”的19篇铭文,并添加了注释,为研究奥巴的时代属性、认识希腊化时代晚期及罗马统治时期奥巴在斯巴达的历史情状提供了重要资料。[21]宋立宏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土的巴尔·科赫巴书信进行了分析,指出犹太传统对巴尔·科赫巴的历史记忆具有高度选择性,书信本身就处于犹太集体的记忆视域之下,其意义是源于当下的。[22]吕厚亮研究了公元4—5世纪罗马帝国的六位多神教知识精英的作品,发现他们在表达各自历史观念的作品中不约而同地采取了高度相似的叙述模式,即“再造罗马”。这种模式继承了帝国早期的意识形态传统,并在基督教势力相对忽视世俗历史的背景下得以生存。他们的叙述为后世留下了重要遗产,反映了古典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并与同时代的基督教文化形成互动,对中世纪基督教政治理论和历史观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23]刘衍钢介绍了晚期罗马帝国史家马塞里努斯的独特的撰史手法,并分析了其史学特点背后的独特的家庭文化背景及人生经历。[24]
在古希腊罗马史的专题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宗教神话及相关问题的研究。黄洋研究了希腊的宗教崇拜与城邦之间的关系。他在文中指出,宗教崇拜在城邦政治共同体意识的型塑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城邦内部不同社会组织层面的宗教崇拜组成了城邦的社会与政治结构;而宗教崇拜也以城邦为基础,城邦对所有宗教崇拜进行细致的管理,并通过宗教崇拜表达其意识形态。因而希腊宗教的实质是城邦宗教。[25]裔昭印则从神话和仪式两个方面,探讨了古希腊宗教的重要政治影响及其原因。一方面为满足政治需要,神话在城邦发展的过程中被人们不断地改造和重塑,在增强民族和城邦社会的凝聚力、进行政治宣传和维护父权制社会的性别制度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另一方面祭祀仪式作为古希腊人广泛参与的宗教实践活动,参与了公民身份的建构过程,强化着人们对共同体的认同感,传承了城邦与民族的文化传统。而古希腊人宗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是由城邦的公民和祭祀团体的特征以及当时人们的思维传统所决定的。[26]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前3世纪的罗马起源传说是研究罗马建城史的重要资料。这些传说隐含着人们对史前社会演进的历史记忆。胡玉娟对这些传说的生成和演变加以研究,发现在这些传说中,本地的和在希腊人中流传的罗马起源传说各不相同,平行发展。很可能由于罗马从奉埃涅阿斯为祖先的拉维尼乌姆城引进双子邦神崇拜为契机,衍生出埃涅阿斯的后代罗穆路斯和雷穆斯兄弟创建罗马的传说,从而使两种罗马起源传说系统实现了整合。[27]希腊的宗教是多神教,在诸多神祇中,阿波罗被认为是“最具希腊性的神”。然而李永斌、郭小凌撰文指出,从崇拜的起源来看,阿波罗最初并不是一个希腊本土的神,而是一个多种文化元素融合后塑造成的希腊本族神。阿波罗崇拜形成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正是希腊文明吸收周边文明的具体体现。[28]奥林匹亚赛会是古希腊最重要的赛会节庆之一,对它的研究在近几年国内的世界古代史学界时有看到,今年主要有两篇相关的成果问世。王大庆从奥林匹亚赛会的角度来认识古希腊人的平等观念。他发现一方面“平等”观念是古希腊人创办奥林匹亚赛会的基本理念之一,但另一方面在奥林匹亚赛会的举办过程中又存在着十分明显的“不平等”的一面。为了解释这一矛盾,作者以奥林匹亚赛会为主要参照系,结合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两种“平等”的思想,分析研究了希腊“平等”观念的内部结构。[29]邢颖则研究了奥林匹亚赛会与古希腊的民族认同意识之间的关系问题。奥林匹亚赛会的特征并非是国际性的,而是只属于希腊人的赛会。赛会的泛希腊性决定了其与古希腊人的民族认同意识息息相关。奥林匹亚赛会的举办加强了希腊人逐步发展的民族认同意识,成为希腊人展示自己民族身份的最佳场所。而希腊人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渐发生改变的蛮族观也体现于这一赛会之中。[30]
政治制度史一直是中国学界的研究重点所在。然而本年度希腊罗马史研究领域,纯粹研究这一问题的成果数量并不多。古代政治家的演说词作为新型史料,近年来在国际学术界的古希腊雅典政治史研究中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中国学界也已积极地参与到这方面的研究之中。李尚君通过研究德谟斯提尼的公民大会演说,阐释了演说家将“演说”和“行动”相对应的修辞策略。演说家在激励雅典民众采取实际行动的同时,也对他们在公民大会场合的政治商议行为进行了批评,并且塑造和强化了民众作为“一致的行动者”的政治角色意识。[31]陈可风介绍了罗马公元前5世纪中期发展出的《十二表法》。指出其不仅是罗马法治社会的开端,而且还奠定了罗马共和宪政的基石。[32]阿凯亚城邦联盟是希腊化时期希腊本土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政权之一,其政治体制作为古希腊城邦联盟制的代表,值得关注。“辛诺多斯”和“辛克莱托斯”是阿凯亚城邦联盟的公民集会,是阿凯亚城邦联盟政治体系运作的核心。符莹岩从波利比乌斯《历史》的一段文本出发,讨论了“辛诺多斯”和“辛克莱托斯”的组成问题。[33]
在本年度的罗马史研究中,罗马与行省的关系以及行省的罗马化问题仍然受到重视。高卢是罗马的重要行省。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4世纪期间,高卢城市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成为罗马行省城市化的“西部巨人”,在罗马帝国城市化运动中发挥了带头作用。宫秀华、尚德君从罗马帝国统治者的关注、高卢地方贵族的配合、罗马化城市的建立等方面探讨罗马—高卢城市迅猛发展的原因,有助于加深对罗马帝国时期城市化运动的认识与理解。[34]陈剑对高卢地区罗马化过程进行了概要性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了凯尔特文明的嬗变及其与罗马文明的融合历程。[35]沈坚则通过研究利古里亚人与罗马的交往来阐述利古里亚人的罗马化过程。利古里亚人是一个世居阿尔卑斯山、亚平宁山地区至地中海岸之间的古代族群,素有自己独特的民族历史、文化、语言和风习。从第二次布匿战争时起,罗马开始通过持续的武力征服,逐渐将北意大利和高卢东南部一带的利古里亚人纳入自己的版图。在其后罗马优势文化的浸渍和影响下,利古里亚人如同其他部分蛮族那样,不得不走上了一条最终否弃自身的罗马化之途。[36]
丝绸是古罗马与古代中国之间重要的贸易品,古代罗马人对中国的丝织品钟爱有加。杨共乐叙述了古代罗马作家对于丝的来源的认识,反映了罗马作家对丝从无知到熟悉的认识过程。[37]此外,中国丝绸西销导致罗马帝国经济衰落说是学界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杨共乐则对这一观点产生怀疑。通过梳理这一观点的源流、脉络,分析这一观点所依赖的基础,作者最后得出结论:进入罗马的中国丝绸不但数量少,而且对帝国经济的影响非常有限,根本无法撼动罗马帝国的根基。[38]
在希腊罗马时代的欧洲,除了希腊人和罗马人以外,共同推动历史发展的还有许多其他古代民族。然而过去国内的研究却相对忽视了对这些民族的研究,在本年度的研究中,这一缺憾开始得到弥补。刘雪飞对斯基泰人进行了研究,接连发表了两篇成果。记载斯基泰人的最重要史料是希罗多德《历史》。王雪飞梳理了这些史料,同时参考其他现代研究成果,就斯基泰各部的族称、生产方式和活动地域做了初步考察。[39]同时,对希罗多德相关记载的解读方式不同,现今历史学家和考古学者在研究斯基泰文化起源时,提出了“亚洲起源论”、“本土起源论”和“第三种理论”,这引起了作者关于斯基泰文化起源的思考。[40]
除了一些集中讨论的问题以外,本年度在一些具体的历史细节方面也有不少成果发表。机械武器是古典欧洲最具特色的军事装备之一。在罗马帝国时代,古典机械武器发展到复杂成熟阶段。刘衍钢梳理了公元4世纪史家马塞里努斯关于罗马帝国时代机械武器的记述,分类考察,描述了晚期罗马帝国的机械装备状况。[41]希波战争中的温泉关战役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之一,为守卫温泉关而牺牲的三百名斯巴达勇士一直是人们赞扬崇敬的对象。然而祝宏俊则从另一个角度反思了这场战役,指出列奥尼达斯和他的三百名战士只是混乱的希腊世界、短视保守的斯巴达外交和激烈尖锐的斯巴达内部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温泉关战役只是战争史上无数全军覆没的战例之一,列奥尼达斯及其300勇士的伟大形象主要是政治宣传和人为编撰的结果。[42]石庆波介绍了学术界有关希腊城邦国家资格的激烈争论。认为这场争论实际上折射了古典史学界以及人类学界在理论和方法上的某些分歧。[43]胡玉娟在翻译法国历史学家库朗热的《古代城邦》一书的过程中,对涉及到的一些细节问题做出了具体的研究。作者首先就《古代城邦》一书的翻译问题进行了讨论;其次介绍了著者姓氏的来历,考察原书版本沿革及修订情况;最后对书名中两个关键词cité和culte的含义与译法进行了分析与评价。[44]
我国希腊罗马史研究者们还积极地引介翻译国外的经典论著。本年度出版的重要译著包括:马丁·贝尔纳的《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威廉·威斯特曼的《古希腊罗马奴隶制》;简·爱伦·哈里森的《古代的艺术与仪式》;菲利普·内莫的《民主与城邦的衰落:古希腊政治思想史讲稿》和《罗马法与帝国的遗产:古罗马政治思想史讲稿》;阿尔弗雷德·E·齐默恩的《希腊共和国: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政治和经济》。[45]
三、欧洲中世纪史
本年度,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的研究收获颇丰。就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从事中世纪史研究的学者共计发表250多篇部作品。这些研究成果遍及史学理论、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
1、理论反思
近年来,中国学者在借鉴西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世纪文明研究反复进行反思,在理论性探索上取得新成果。侯建新认为,西欧文明次生的、混合的文明,源于古代日耳曼传统、古典希腊罗马文明和基督教不同质的文化。其中,日耳曼的马尔克村社制度是欧洲文明的胚胎;古典文明,尤其是罗马法促使中世纪个人权利概念逐渐形成并进入公法领域,成为法治社会的广泛基础;基督教的政治哲学及政治斗争结束了神圣王权时代,有助于建构起上层政治框架。西欧文明开始于公元5世纪,在11—15世纪,三要素融为一炉,逐渐生成西欧文明的雏形,16世纪后衍生为资本主义文明。[46]张巨斌对中世纪西欧社会结构的核心特征的考察[47],赵文君对日耳曼人财产观的研究[48],陈太宝关于中世纪西欧法律观念下的王权的讨论[49]都是对上述观点的回应。对于中世纪欧洲文明史崭新的、有别于古典文明的观点,侯树栋也表示赞同。他在详细梳理了欧美学界关于中世纪早期文明与罗马文明的关系问题研究的新动向之后指出,应当从中世纪历史发展的趋势中认识罗马文明与中世纪早期文明之间的关系。罗马因素在中世纪早期继续存在,并对中世纪早期文明有着重要影响。但包括罗马因素在内的各种因素组成的中世纪文明是新文明,它根本上有别于古典文明或罗马文明。从前者到后者,正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在这一过程中,罗马因素是作为一笔巨大的文明遗产影响中世纪的历史进程的,但中世纪文明决非是罗马文明的翻版。[50]对于中世纪文明的重要性,夏继果在追溯“中世纪黑暗说”的形成和动摇历程后指出,西方学界早已经摈弃这一学说,并对12世纪的重要性进行重新认识。有的学者甚至认为“12世纪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现代世界的开端”。[51]对于文明的传承,陈志强认为,由于生活环境的稳定性,拜占廷继承了罗马帝国的政治制度、语言物质生活方式和精神文化遗产等几乎所有传统,最大限度凸显了历史的延续性。[52]
长期以来,“启蒙”一直是思想文化史领域的重大课题,孟广林从历史比较的宏阔视野,对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过渡时期之思想启蒙作系统梳理和深入探究。他认为,西方的启蒙,是一种“内源”式的、接续式的“早熟”的启蒙,其勃兴与涌流的动力源泉主要来自其自身社会的新旧转型。新的经济形态与政治势力的崛起激起新的文化群体崛起与新的思想观念的滋长,进而完成对原有文化传统的批判与更新。由此,西方酝酿起近代早期启蒙即文艺复兴运动,并层层推进演绎出18世纪的近代启蒙。[53]
对于当前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学界同仁根据教学和研究经历提出自己的看法。黄春高在回顾2005—2009年中世纪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21世纪的中国史学界正处于一种学术转型。理论指导的缺失,资信大爆炸,使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再也难以以自成体系或者说自说自话的状态发展下去。以原始文献为基础的材料史学并非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唯一出路。中国学者研究世界中世纪历史,除了原始材料,更要有自己的视角、方法与理论。[54]沈坚对中国法国中世纪史研究人才的缺失深表遗憾,他从人才培养、资料库建设、学术交流、成果译介、研究立项、成果发表、学术机构和学科中心等方面连续提出七个“应该加强”,来提醒学界加强中世纪法国史研究,这样,中国的欧洲中世纪研究也更为完整。[55]就具体的研究方向而言,程汉大认为宪政史研究应超越单纯证伪补偏的学术理路,立足于人类宪政史的整体高度,将历时态考察与共时态比较、宏观概括与微观探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期对中世纪的宪政价值做出一个更加完整而准确的历史定位。[56]
2、政治、法制史
王权、国家及相关制度一直是中世纪史研究的重要课题。长期以来,中外学者对中世纪英国王权的性质和地位从宪政、契约、法理、财政等不同的角度出发了研究,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但系统的理论体系尚未建立。邱胜利认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在于王权是否受到来自法律的限制,或者说多大程度上受到限制,王权是有限的还是专制的,认清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世纪英国王权的性质和地位。[57]摄政制度是在国王不能理政时期代行国王权力的一种制度。英国摄政制度于1937年以法律形式确立,都铎中期是该制度的形成时期,边瑶将1547年摄政改革视为都铎后期政治制度变革起点,摄政制度成为有限王权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58]董晓佳探讨了拜占庭帝国早期皇位继承制度的演变。[59]对于中世纪国家“官吏”问题,西方史家的探讨多局限在制度、法律、政治等专题,而徐延昭以西欧社会转型为切入点对官吏阶层的产生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中世纪晚期西欧人身依附关系逐渐松弛,人们在城市生活中建立起以利益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对构建公共权力的需要促使西欧各国开始通过议会走上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道路。官吏阶层的产生正是这一进程的产物。[60]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是转型时期政治史关注的重要内容,姜守明认为,16世纪宗教改革是中世纪晚期以来英国民族主义发展的产物。作为都铎君主专制的实现途径,宗教改革不但促进了英国民族国家的建立,也体现着社会转型时期英国历史发展的基本特点。由于民族主义已经成为推进社会进步的主导因素,任何形式的倒行逆施都是不得人心的,玛丽女王宗教政策的最终失败就是英国民族主义的胜利。[61]
赋税制度是中国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中西对比最为明显的领域之一。英国中古税制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国王或政府要征税必须首先与纳税人协商,征得纳税人同意,史称“协商制”和“授予制”。顾銮斋就中古税制的授予问题与英国著名史学家迈克尔·普莱斯特维奇进行了讨论。双方从“同意”问题入手,先后讨论了盾牌钱、动产税、协助金等赋税的征收中的授予问题,探讨了罗马法、基督教对英国税制的影响,并对大宪章的一些相关规定进行了剖析,追溯了个人同意和共同同意的起源。该访谈对于加深中国学术界了解英国学者的相关研究现状,促进西方赋税史研究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62]滕淑娜考察了都铎王朝、斯图亚特王朝和光荣革命以后的议会和赋税来源及使用等情况,这些分析对于理解英国政治近代化转型有着重要意义。[63]
法制史在中世纪史研究领域的地位不言而喻,它一直是史学界和法学界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普通法的形成及在中世纪的发展历来受学界重视,陈敬刚从法学的角度系统论述中世纪英国普通法的形成与发展,其中有些观点甚为新颖和独特。[64]孟广林和鞠长猛撰文对英国宗教改革时期的叛逆罪立法进行了研究。研究这些叛逆法,将为认识英国宗教改革历程以及英国王权提供一个新的视角。[65]罗马法的复兴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李栋再次追溯了罗马法在西欧的复兴过程。同时,他也论述了英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问题。[66]
在英国近代早期的特殊时代氛围下,原本作为基督教的宗教斋戒仪式的四月斋被赋予了浓重的政治和经济色彩,被冠之以“政治性的四月斋”,柴斌对其性质、特征、影响及局限性进行了考察。[67]
3、经济史与经济-社会史
长久以来,西欧何时、如何以及为何能完成“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经济是最明显、最重要的突破点,因此,经济史研究受到学界重视。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界发生重要学术转向,经济史变成经济-社会史,因为单纯的经济史和社会史已经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只有二者的联姻才能被赋予社会转型问题研究应有的深度和广度。天津师范大学经济-社会史研究中心在成立十周年之际,启动了《欧洲经济-社会史》丛书项目,计划在将来的五年之内出版二十余本研究专著。[68]侯建新、龙秀清从农民与市场、城市化、农民日常生活和转型问题等四个方面追溯了近二十余年来,英国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新动向,他们认为,经济-社会史具有广泛的学术视野,将不同的社会层面纳入历史学家的认知领域,注重长时段、整体和大众的历史,开拓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使历史解释更有说服力。[69]沈琦评述了克里斯托弗·戴尔的《转型的时代——中世纪晚期英国的经济和社会》一书,认为戴尔提出的是一种“新中世纪观”,它为转型研究走出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能。[70]
中世纪农业和乡村史是国内中世纪史研究的传统领域,也是国内经济-社会史研究最为集中的方向。一方面,乡村土地制度研究依然长盛不衰。公地制度是一种曾经在欧洲农村长期、广泛存在的、以村庄为单位的土地制度和生产制度。赵文洪认为,中世纪的欧洲公地共同体公共事务的管理,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民主、平等和法治的精神,这是公地制度留给后世的政治学遗产。[71]孙立田则指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背景下,敞田制特有的农牧结合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可以有效地保持土壤的肥力,有利于维护小农经济,对社会弱势群体也起到了一定的慈善和救济作用,反映了庄园制度下温情脉脉的一面。[72]另一方面,庄园与农民负担问题的研究更为新意,更加细化。在中世纪英格兰的庄园经济体制中,运输役是一种重要的劳役形式,沈琦认为,该劳役起源于庄园领主的物资供应需求,其主要特点是:一般由农民上层承担,其运输距离以中短为主以便当日返回,运输货物品种繁多、以粮食为主。领主利用运输役供应各级市场,从而促进了市场网络的形成。但随着市场网络的完善、效率提高,以及其他市场要素的成熟,运输役在历史上逐渐消失。[73]对于劳役折算的时间表,刘超、徐滨和王兴科认为,
12—13世纪领主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而主动采纳货币地租,14世纪以后领主采纳货币地租则主要是为了规避价格风波的被动行为。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农奴获得的人身自由和以自由劳动力身份租佃领主土地的做法令自己大受其益。领主和农奴在劳役折算之后走上了两条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并影响了英国历史的发展。[74]
商品与市场发展依然是中世纪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对于市场发展的积极因素,雍正江探讨了修道院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在西欧隐修运动鼎盛时期,随着修道院农业、手工业和西欧商品经济的发展,修道院商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而修道院的商业实践又成为西欧商品经济发展的促进力量。[75]魏跃军则认为西欧市场发展的内在动力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西欧商人阶层的形成及其在市场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二是西欧人口数量、购买力和购买动机主要需求原动力因素对市场发展拉动作用;三是西欧市场价格机制对市场发展的调节作用。他还注意到,西欧市场从15世纪末至16世纪中叶发展较快,而且国际化程度越来越深,其原因除了新航线的开拓提供了客观条件外,更主要的是西欧人需求的国际化、市场扩展和商人逐利供给驱动力共同作用所致。[76]宁凡认为,经济史的研究不能建立单一的模式,认识到地区性的和时代性的不同是很重要的。他选取了威尔特郡的呢绒业作为考察对象,来认识中世纪晚期英国经济的发展态势。[77]货币稳定也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崔洪建认为,爱德华一世的货币改革成功解决了当时货币贬值等问题,开启了英格兰货币史上多种面额的货币并存的局面,维持了英格兰货币制度的稳定性,为其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货币环境。[78]
英国历来具有地方自治的历史传统,但以往国内学者对地方自治的研究只局限于贵族与王权、议会与王权或郡、百户区的自治,没有深入到村庄一级的研究。对于乡村、村庄的研究也多集中在庄园、领主、农奴方面,而没有把自然聚居的村庄和村民作为研究对象。王玉亮力求从经济生产、生活互助、法律事务、政治自治、争取自由等方面充分展现英国中世纪晚期乡村共同体生活的原貌,主要目的在于从村庄共同体的角度,展现英国中世纪晚期村民的自治权利,以此揭示英国中世纪晚期以来的社会发展变化,并说明它与英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变革的关系。[79]陈立军的关注对象也是村庄共同体,其重点是村规及其执法者——监督员。中世纪西欧早期村庄共同体村规,隐含了中世纪乡村共同体互助济贫的惯例和一定的民主因子等内涵,保证了中世纪时期的乡村生活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农奴在制定和执行村规方面,要比他们的领主有着更大的利益关系,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村规是来自于农民的共同体而不是来自领主的庄园。作为村规的执法者,监督员是保证村庄共同体正常运转的重要成员。从村庄共同体监督员的人数变化和选举,我们可以看到富裕农民的兴起和农民个人力量的增强以及蕴含于村庄共同体中的一些民主与自治的因素。陈立军、韩磊还考察了乡村信息的传播由最初的口口相传到文字传播的过程。[80]比较教育史也是经济-社会史的重要研究方向,刘伟、张晓晗追溯了教师的头衔和称谓变化,考察了英国中世纪教师的身份、职业资格、收入来源与生活水准等,向我们展现了当时教师的生活场景,这对扩展我们关于中世纪英国经济社会状况特别是教育状况的认识是很有意义的。[81]
4、城市史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引发了学界对于中世纪欧洲城市发展历程、城市特征、城市结构等问题的思考。百余年来,欧美学者跨学科、多方法、宽视野地全面深刻地研究了英国中世纪城市发展史,孟广林和陈灿将其分为四个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以前以斯蒂芬森和泰特为代表的政治和宪政史研究,到20世纪50—60年代以K.B.麦克法兰为首的牛津学派的城市贵族领主社会史研究,再到20世纪70—80年代以后侧重城市经济社会史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者们更加关注单个城市、具体年月事件的研究,使论证更加充分,内容更加详实,正是这种经久不衰的探讨和争论使英国中世纪城市生活丰富多彩的立体图画“重现”在我们的面前。[82]刘景华认为,对城市发展史的研究,有必要区分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这两个概念,虽然城市现代化进程开始于英国工业革命,但其准备阶段却可前溯到工业革命前的两个多世纪。从1500年到1750年,英国城市开始发生本质上的变化:从中世纪过来的老城市,向经济商业化、开放化、专门化等方向转型;17世纪中叶后兴起的新城市,从一诞生就具有诸多现代品质。老城市的转型和新城市的兴起,构成了英国城市现代化准备阶段的两个方面。[83]对于英国率先完成城市化的原因,谷延方认为是从中世纪以来劳动力转移和城市现象发展的必然结果,而非历史的偶然,为此他追溯了英国乡村从11世纪到18世纪的现代化之路。[84]
吴旭阳则对罗马法学家眼中的“城市地位”问题进行了总结,他指出,中世纪自治城市从诞生开始就处于封建势力的包围之中,必须与其进行斗争或妥协。随着罗马法的复兴,罗马法学家对城市自治进行了系统的合法性论证,这种论证虽然有一定意义,但关键的决定性因素是各方的实力,只要各方的实力有所消长,则不仅“事实”会变化,“法律”上的理论也会因此变化。[85]意大利城市国家的出现和发展是中世纪的一大历史景观,国内学者对与之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朱明以意大利城市锡耶纳为例探讨了城市空间转型问题,他指出,13—14世纪锡耶纳经济获得飞跃发展,平民政治兴起,这导致城市布局的转型,主要表现为贵族私邸和塔楼为市政厅和市政广场所取代,这种从教堂到市政厅的城市空间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时期意大利城市权利的重大转移。[86]刘招静探讨了城市国家“公债”及其实现合法性的过程,指出“公债”最终和“高利贷”划清界限并实现了其“合法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此时西欧经济与社会情境的变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知识精英对其做出的积极回应。[87]车效梅还从中世纪中东城市的城市结构角度探讨了伊斯兰城市为何失去了率先走向资本主义的历史机遇的问题。[88]
5、宗教与思想文化史
托马斯·阿奎那是欧洲中世纪著名的神学思想家。丛连军考察了阿奎那思想中“两种幸福”与“两种德性”、“神恩成全自然”、“哲学是神学的婢女”三个命题,并从三者的内在逻辑关系角度,进一步探究其神学伦理学思想体系的精神实质。[89]李隆国以7世纪晚期约克主教威尔弗里德被革除教职这一事件为切入点,比较比德的记叙与其他当时记录尤其是艾迪·斯蒂芬所著《威尔弗里德传》的异同,从材料取舍的角度,揭示了比德抱着“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且因之从善如流”的理念,记录善人善行。[90]徐家玲和王向鹏从基督教的视角考察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他们认为,十字军的构成体现了中世纪封建西欧的社会结构和秩序,十字军的武器装备和军事理念凸显了11世纪基督教世界封建军事的发展趋势和前进方向。[91]
在思想文化领域,佘碧平系统地梳理了从古代到近代早期的西方哲学,这是中国学者从自己的角度,在吸取西方最新研究成果基础上写出的一部西方哲学著作,对中世纪思想史和哲学史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92]
关于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的文化变革,张炜指出,受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影响,16世纪英国教育领域经历着一次涉及教育理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全方位变革,而印刷媒介是这一时期教育变革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大量人文主义印刷书的出现加快了新知识的传播速度,扩大的受众范围;不同类型的印刷书促进了大学教学方式的改进,并催生了诸多新兴学科的诞生;同时,印刷书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初、中等教育的普及和教学内容的相对统一。[93]他还分析了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关于印刷术在近代早期欧洲历史中所起作用的论述,分析了其诸多值得借鉴的研究视角与方法,指出了其在调和技术决定论与唯意志论论争方面的学术价值。同时,伯克努力践行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对话与融合,但其很多研究尚欠缺深度,并未完成对社会科学中部分概念的重建。[94]
6、新史学
本年度新史学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家庭性别史和医疗卫生史两个领域。
教会法关于婚姻、家庭、女性权利的理论与实践是学界集中讨论的问题。陈志坚考察了中世纪英格兰教会对私生子这一家庭弱势成员的保护问题。在中世纪英格兰,教会不仅从理论上寻找私生子权利的依据,还在私生子认定标准上坚持自己的原则,并在司法实践中尽力为私生子谋取实际利益。陈志坚认为,教会作为一种缓冲因素,在既有体制下尽可能多地为弱势家庭成员争取权利,因此,长子继承制并未给中世纪英格兰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95]罗辉对中世纪教会婚姻法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由于基督教对婚姻的理解与罗马法不同,教会婚姻法必然会与民法产生差异和矛盾。中世纪教会婚姻法削弱了家庭在婚姻对象选择中的影响力,肯定了夫妻同意是有效婚姻的必要条件,其后果是使婚姻朝着个人自由的方向发展。[96]宋晓梅将眼光投向中世纪的维京社会,她认为,当时的维京社会的基本单位也是家庭,家庭是相对稳定的,以家庭为基础的维京社会是有序的。维京妇女在家庭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她们也拥有一些同时代欧洲妇女所没有的权利。此时的北欧社会,与罗马帝国末期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97]在中世纪基督教异端研究中,妇女问题一直是西方史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李桂芝通过对贝居因派、古列尔迈派、卡特里派、韦尔多派和罗拉德派这五个大众异端派别中女性权利的总结和分析,指出她们享有大致与男性相等的宗教权利和自由,打破了传统社会对女性的限制和禁忌,获得了一定的发言权。尤其是贝居因派和古列尔迈派的妇女表现出的强烈的女性意识,被认为是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榜样,对后世女性主义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98]
黑死病和医疗机构研究是今年医疗史的两大议题。黑死病在14世纪的英国流行期间,既有遍及全国的普遍性,又体现出不同的人群和地域之间的差异性。李化成将医疗史和环境史研究结合起来分析其中的原因,他认为是当时英国的聚落环境造就了黑死病的这种流行特点。在聚落环境改变的背后,是人在与瘟疫博弈中获得主动的不懈努力。[99]医院具有悠久的历史,从最初的宗教慈善机构到现代的社会医疗机构,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邹翔认为,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英国的医院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转型阶段,即为现实社会而不是为上帝服务成为当时医院最本质的特征,这个转变可以称之为医院的世俗化转型。至此,医院的事务逐渐成为世俗世界的事务,医院也开始向着现代医院模式的方向发展。[100]
7、经典著作的翻译引介
本年度,数本西方学者的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首都师范大学编著的《不列颠与欧洲中世纪晚期历史大观》收录了英国教会史专家罗伯特·斯旺森在该校历年来的讲稿,该书材料翔实、语言流畅,是世界历史专业的系列教材之一。[101]其他翻译的专著包括法国学者雅克·勒高夫的《中世纪文明》、英国学者沃尔特·厄尔曼的名著《中世纪政治思想史》、前苏联学者科斯敏斯基的《中世纪史学史》、美国学者托马斯·卡希尔《中世纪的奥秘——天主教欧洲的崇拜与女权科学及艺术的兴起》以及英国学者海斯汀·拉斯达尔所著的三卷本的《中世纪的欧洲大学》。[102]
四、亚洲古代中世纪史
本年度我国学者在亚洲古代史的研究方面发表了约250多篇部学术成果,很多论文和著作体现了较高的研究水准,甚至一些研究生论文也展示了较大的学术潜力。
1、古代南亚史
中国南亚史的研究近几年主要集中于哲学思想问题的探讨。姚卫群探讨了古代印度哲学思想中的“一”与“多”的问题及其历史背景。他指出,“一”与“多”的观念在印度远古圣典及后来的主要哲学流派中都有表现。佛教、婆罗门教、耆那教和顺世论的理论中都展示了这方面的思想。这种观念有几个主要的类型。有的认为只有“一”实在,
有的认为“一”与“多”都不实在, 有的否定惟一的“一”, 肯定“多”,
等等。它们与各派的基本理论倾向直接相关,
也与古印度的政治及社会历史背景有重要联系。[103]他还研究了古代印度的“极微”观念。他指出“极微”观念在印度古代哲学中有重要影响。印度历史上流行的多数哲学派别都对其给予关注。胜论派、正理派以及佛教新有部等认为极微是构成世间事物的最小物质单位,是实在的;吠檀多派和数论派认为极微不实在;大乘佛教中的瑜伽行派则部分承认极微的作用,但认为极微在本质上是一种“假立”。各派对极微的看法与其理论体系的基本取向直接相关。比较和分析不同类型的极微论对于认识印度哲学的特色有积极意义。[104]
蒋鹏认为古代印度婚姻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经典、种姓制度、祭祀、嫁妆等等都成了不得不考虑的因素。通过对这几个方面的分析,对古代印度婚姻建构起一个基本框架,并且揭示出印度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宗教。[105]金荣洲根据《摩奴法论》、《唐律疏议》对比研究,认为在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婚姻家庭地位等方面,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要比同时期印度妇女的社会地位高得多,这也正说明了作为中华法系下的唐代法制文明在那个时代的进步性。[106]许静对印度莫卧儿王朝时期女性的家庭地位进行了分析,认为不同阶层女性的家庭地位是不一样的:作为母亲,尤其是生了儿子的母亲,她们很受尊敬;作为女儿,她们从一出生就不受欢迎;作为妻子,皇室和贵族女性生活富裕,但受到很多约束和限制,中下层女性由于生活所迫,必须与丈夫一起劳动、养家糊口。莫卧儿王朝时期女性家庭地位是男权的体现。[107]严耀中认为《大唐西域记》里有关印度婆罗门教的记载,揭示了一个中土高僧眼中天竺诸国印度教盛于佛教的形势,并且显示出佛教与婆罗门教的差别也是其与印度民间风俗结合上的差别。[108]
2、日本古代中世纪史
孙瑜考察了秦代徐福东渡及其象征性意义,提出应该把徐福东渡事件融入到汉人移居日本列岛的总体时代背景之下,认为它的象征性意义才是其关键价值所在。[109]
梅原郁、夏日新从倭五王与江南政权江南的水稻生产方式及其传播途径讨论了江南文明对日本的影响。[110]董波分析了日本女性崇拜及其嬗变,认为就日本古代史而言,女神崇拜和女巫传统的精神渗透是一条根本的线索。[111]
徐建新介绍和分析了中、日、朝鲜半岛古代木简的发掘及其各自的特点,认为中国的汉字文化是通过不同的载体在东亚地区传播的,除写在铜镜、铁制刀剑上的铭文外,还可以推测到通过简牍的汉字传播。朝鲜半岛和日本之所以能够积极地引进中国的汉字文化,是因为秦汉以后中国的汉字文化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汉字文化实际上包括成熟的汉字、成熟的书写工具和书写材料,以及成熟的书体。所谓汉字的东传也可以理解成是与汉字有关的成套技术的东传。[112]
章林对日本律令制国家贱民制的形成、完善、解体等问题也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认为大化改新后日本户籍制与律令制日益完善的过程正是贱民制形成与不断完善的过程。在皇权衰落的背景下,班田制瓦解、庄园制兴起带来了阶级关系的变动最终导致了贱民制的解体。[113]卢超平通过广泛搜集日本方面的史料、日本学者的研究论著并且加以整理、分析,梳理了日本古代驿传马制度的发展脉络,初步展示日本古代驿传马制度的主要内容和运营机制。[114]董科以实物救济为中心对8至9世纪日本疫病救济事业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奈良时代中后期开始,律令医疗体制暴露了诸多问题,国家虽加以改革,然收效甚微,且使律令医疗体制更加孱弱。同样,使用经济手段的救济,也暴露出了地方官员失职等诸多问题。面对这些难题,朝廷在疫病流行之际不得不更多地依靠社会自身的力量,鼓励民众摒弃陋习,积极参与到本应由国家统筹的疫病救济之中。这是日本律令体制开始走向弛缓的重要标志之一。[115]吴春燕通过考察女天皇继承王位的社会、政治背景,认为“女帝世纪”的形成与当时母权制遗风浓厚的社会习俗以及皇位观念和皇室继承制度的历史变迁密切相关。[116]
师敏探讨了日本遣唐留学生圆仁对日本语言文字、文学、音乐、美术和民俗信仰的影响,[117]
祝乘风选取日本庄园典型时期的典型例证,运用对日本庄园制下的土地所有、阶级和阶层关系进行详细的考察,勾画了日本庄园制社会经济结构的全貌,并力图找出与西欧中世庄园制和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的异同。认为庄园制作为日本历史上的一种社会经济体系,规定了日本中世社会的基本社会经济形态,是了解日本前近代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一把钥匙。[118]
韩宾娜认为武家政权的崛起及其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中心从京都畿内的游离,凸显了近世日本社会变革的本质。认为通过对由此而造成的封建制与律令制的混一局面的疏解,将有助于人们理解明治政府东京迁都的历史逻辑。[119]朱莉丽分析了日本室町时代足利幕府的对明认识及其政策,认为日本在足利幕府统治时期,足利幕府对明朝的政策不时出现摇摆,在遵从华夷秩序的背后,隐藏着脱离华夷秩序的强烈诉求。[120]
唐永亮分析日本神道中的时空观念认为神道中的时空观念与日本人的民族意识、生产生活和政治制度紧密相关。[121]朱建科借鉴宗教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对神道教的功能价值进行了分析,认为神道教作为日本的民族宗教,与日本文化进程和历史命运息息相关。[122]
杨栋梁对中日两国古代关系的性质与特征做了论述,认为在古代中日关系的政策选择上,两国统治者都有过误判并在遭受挫折后进行了纠错,因此中日古代关系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证明两国关系的主流是友好还是别的什么,而在于阐明不同历史环境下双方的政策选择推进还是倒退了两国关系,以资借鉴。[123]高远、潘德昌对古代中日对象观做了比较,回顾中日两国的交往,梳理古代两国认识上的错位,分析原因正是华夷秩序对两国彼此认识的影响,使两国看不到彼此的“真相”,两国间的冲突也自然不可避免。[124]
张兰星从分析“切支丹时代”日本白银的开采冶炼着手,论述日本白银被大量运出的原因,统计了日欧白银交易的具体数据,并以此作为研究分析的基础。认为日本白银不但是日欧贸易中重要而特殊的商品,还是16—17世纪东西方交流交往的集中体现。欧洲人从日本运出白银不但促进了欧亚的经济交流,还推动了世界交通和贸易的发展。[125]
陈景彦、张锦从江户时代年号探讨了日本对儒学文化的吸收,认为江户时代是日本吸收中国儒学的关键时期,从该时代的天皇年号上也反映出日本此时对待中国儒学的态度,即已从古代中世时的注重表象的学习,转为注重儒学的义理及实质的研究,充分体现了日本吸收与改造中国儒学以为己用的独特性。[126]
王明兵考察了藤原惺窝和林罗山从儒、释、道“三教合一”论内部畸变出“神儒一致”理论的历程及其目的和意义,认为这不仅能把握日本对中国思想文化汲取和吸收的“冲击—反应—变异”思维模式,还能洞察到其背后所隐含着的日本“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文化心态。[127]吕玉新讨论了17世纪初东亚社会转型期间水户学创始者将以“仁”为核心、道德为本的儒家传统文明投放到体制上,试图创建一个史无前例的虚君政治的新思维体系。认为这是从体制上倡虚君理论的儒学先声。[128]张晓明、乔莹洁通过追溯武士发展的历史,着重就山鹿素行士道论与《叶隐》中的武士道论的不同点作做了比较和剖析,明确了山鹿素行士道论对儒教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从而在整体上把握江户时期武士道发展的脉络及其精神本质。[129]
张士杰以日本接受《论语》的发展脉络为纲,对《论语》传入日本、古注读解、朱注在日本的流行、江户《论语》研究之兴盛、近代《论语》研究与大众接受等不同阶段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考察。[130]
《华夷变态》是记录了江户时代中日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集。孙文对其中的《华夷变态》进行了综合研究。他对《华夷变态》存录的1644—1728年间2300多件“唐船风说书”进行细致的文献学梳理,试图还原林春胜、林信茑参与幕府海外情报解析工作和辑录
“风说书”的过程,考察了“唐通事”的制度化过程、“风说书”与“唐船”的关系、“风说书”内容结构演变及制作方式等;并尝试就《华夷变态》所反映时代的特征性历史问题,如欧洲商船的活动、郑成功一族、日本乞师、三藩之乱以及当时山东、江苏、浙江等地赴日商船的活动情况进行初步的梳理。《华夷变态》中的“风说书”使用的是江户时代的古日语,因此奔向研究还反映了作者对古日语文献的翻译解读能力。[131]此外,仲光亮也探讨了《华夷变态》中的唐船风说书,指出江户幕府的情报搜集活动显示出极高的主动性。[132]孟晓旭考察了中国船漂流民与江户时代日中关系,认为正是通过中国漂流民,日中之间产生了“漂流诗”这样独特的文化交往。[133]
王国华认为日本传统饮食文化最终形成于江户时代,具体是在德川家康建立江户幕府,实行“锁国”政策后,在实现日本传统饮食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方面,“锁国”具有一定的正面效果。[134]
古代东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朝贡册封体系和文化的研究方面。韩东育认为寻出东亚研究领域困扰和禁区的发生原因,处理好历史与现实、国际政治与学术伦理的关系,转换有违事实发生逻辑的“倒叙”式研究手法,对于正确认识和解决东亚地区的矛盾和问题、重温传统的交谊和亲情、抽取“第三种文明”的区域价值以及实现“新东亚共同体”的建设目标,或许可提供某种方法论的启示。[135]
于宁宁认为日本深受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封贡体系影响。就其与封贡体系关系而言,日本起初与封贡体系若即若离。明治维新后,随着国力的增强,日本开始蚕食东亚封贡体系。至中日甲午战争的获胜,日本亲手摧毁了东亚封贡体系。[136]
3、朝鲜古代中世纪史
杨军研究了朝鲜古史记述谱系的演变,认为金富轼《三国史记》确立三国、王氏高丽、李氏朝鲜的古史谱系之后,13世纪出现了一然《三国遗事》和李承休《帝王韵记》两种不同的朝鲜古史谱系,试图捏合古朝鲜、扶余、三韩三种不同古史系统,对后世影响极大。14—15世纪流行的朝鲜古史谱系则不包括扶余系统。17世纪的许穆以夫娄为檀君之子的神话为基础,整合三种古史系统,以古朝鲜系统为中心,建立了新的朝鲜古史谱系。18世纪流行的朝鲜古史谱系是对许穆说的修正,主要是淡化扶余系统,并将在中国正史四夷传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沃沮、秽貊诸族纳入朝鲜古史谱系,较具代表性的是安鼎福的《东史纲目》,在补入渤海国之后,这种朝鲜古史谱系一直流行至今。[137]
林永珍对韩国坟丘墓的起源、变迁与社会的性质进行了考察,认为在古代韩国,马韩盛行过坟丘墓的主要特征是由多个埋葬主体通过追加葬形式形成。坟丘墓最晚到公元前1世纪开始出现,其存在从方形木棺向圆形石室的变迁过程。[138]赵胤宰对韩国公州宋山里6号坟出土的一方铭文砖上刻有一段关于百济与中国南朝交流的记录进行了释读,认为砖铭应为“梁宣以为师矣”,并据此推断出建造墓葬的负责人的国籍及社会地位。[139]权五荣对百济最初的王城河南慰礼城进行了调查。通过遗址出土的诸多邻国制作的物品,证实当时百济与周边国家保持着交流,揭示了3世纪以后百济与中国在陶瓷器交易乃至宗教、思想层面广泛而紧密的交流,也为百济史及与中国的交流史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认识。[140]
王岩、之远汇集了中古时期阿拉伯人所著的东方文献中所包含的大量的新罗国的材料,其中涉及了新罗的地理环境、自然状况、生存条件以及新罗人的种属问题和对外关系。结合中国的相关史料,进行系统归纳和比较分析,认为这些资料虽然带有互相抄袭或沿用的痕迹,但对研究新罗的历史仍有裨益,也可窥见中古阿拉伯人的世界观。[141]
政治制度史研究方面,李宗勋、高在祥认为中国唐朝的封建制度高度发展并臻于完善,这深深影响了新罗封建律令制的形成与发展,使新罗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封建律令制度:以“执事部”为核心是新罗中央政治体制的特点;以“九州五小京制”为核心是其地方制度的特点;以“幢”、“停”为主是其封建律令军制的特点,并与唐朝、日本律令制度进行比较。[142]李谷桥、李日腓以保存在《全唐文》和《唐文拾遗》中的16篇朝鲜塔铭为例,分别从佛教观念、人物刻画手法以及章法行文技巧方面来探讨朝鲜半岛所受汉文化、汉文学的深刻影响。[143]
张学锋依据日本入唐求法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记载,对新罗移民在今江苏扬州、淮安、涟水、连云港地区的活动进行了整理和阐述,认为新罗移民在这些地区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移民社会,有着发达的社会网络,并指出了今连云港地区的“土墩石室”遗存作为唐代海州新罗移民墓葬的可能性。[144]孙玉良对新罗翰林学士崔致远在《谢不许北国居上表》中所说的渤海国王大祚荣依附新罗一事进行了考证,认为此事件纯系子虚乌有。[145]
孙泓认为高句丽、新罗、百济、高丽的音乐舞蹈,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深受中国历代音乐舞蹈的影响,而中国的音乐舞蹈在又深受西域音乐舞蹈的影响,尝试将中国音乐舞蹈中的西域成分区分出来,并研究了古代西域的音乐舞蹈传入朝鲜半岛及其产生的巨大影响。[146]杨森认定敦煌壁画中也存在高句丽、新罗、百济等国人的图像,从而证实大唐与东北亚周边各国各民族的友好关系。[147]
韩钢核查中国史籍,并运用计算机软件检测认为:成书于1145年的《三国史记》对日食的记录有21条错误,这些错误来自5个方面:采用了中国史籍的错误记录,因地域判别而造成错误,编年转换错误,虽经改编而错误仍在,转录中出现笔误。[148]
金英兰通过对早期高丽青瓷窑址的研究,认为朝鲜半岛的砖筑窑是受到中国唐代至五代时期越窑的影响,其开始生产中国式青瓷的时期推测为10世纪中期。早期高丽青瓷是在为了避开战乱来到朝鲜半岛的越窑窑工传授的技术和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故朝鲜半岛一开始就能够烧造技术水平较高的瓷器。[149]
许学权分析了高丽对北宋、辽的朝贡政策,认为其实质是维护高丽自身的利益,促进了高丽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反映出高丽王朝的“慕华”观念。[150]谭阿勇从宋丽海上贸易对宋丽互市舶法进行了研究,认为市舶司制度的创建保护并拓展了宋丽对外海上贸易,使其从以以前的朝贡贸易为主的政治交往转变为官方和民间贸易并存的经济交流,以政治性贸易为主的地理交往转变为宋丽民间资本自发追求商贸利益的航海行为。[151]
吕肖奂讨论了高丽文化在宋朝的认知度与接受度,认为明州与泉州等浙闽地区在宋朝是高丽物质文化最为流行、最先被认知接受的前沿,可以代表高丽文化在宋朝被认知和被接受的深度与广度。[152]郑锡元通过以蒙古风在高丽兴衰,讨论了高丽对蒙古文化的受容与排斥,认为蒙古风的形成有着随元的浮沉而改变的一种宿命的局限。明兴元亡之后,高丽的蒙古风也渐渐淡出历史舞台。[153]王政东对元明戏曲中所反映的诸多高丽国的文化风物事象进行了考察,认为这些艺术描写从一个侧面透视了古高丽与中原地区特殊的政治关系和贸易往来十分兴盛的历史影像。[154]
李花子考察了公险镇的位置,包括高丽睿宗时期的初设位置、高丽末与明朝发生铁岭卫争论时,以及后来朝鲜与明朝围绕图们江以南女真人管辖权交涉时,公险镇的位置如何发生位移,阐明了公险镇在历史上中朝边界变迁中的意义和作用。[155]
玄花认为明朝对高丽主要是采取怀柔的政策,但是由于高丽在辽东问题上企图与北元势力结成联盟,明朝对其又不得不采取遏制政策。这种遏制政策通过与高丽暂时断绝关系,加快对辽东的攻势等措施,迫使高丽与明朝合作。[156]王小盾认为1368—1373年明朝和高丽的音乐交往的目的是通过制礼作乐来建立独立强国。高丽恭愍王的方针迎合了明太祖推广中华礼制,与普天之下共享和乐之治的理想,于是缔造了明丽关系史上的蜜月期。尽管这个时期很短暂,只有五年,但它表明:历史上幅员广大的汉文化圈,其实是以礼乐为其核心的。[157]
刘丽敏对李氏朝鲜官制及其所受中国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朝鲜王朝时代的职官体系虽承继高丽旧制,却明显参照明朝官制体系。随着中国政权的更迭,朝鲜王朝的职官制度亦不断更新、完善,最终形成了极具民族特色的朝鲜王朝职官制度,甚至对后金政权早期的职官制度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158]赵黄着眼于朝鲜王朝乡约的内容和实施情况,并考察了16世纪后朝鲜学派、党派、宗族三大系统与乡约之间的关系。认为既有与中国乡约一脉相承之处,也有很多不同。[159]刘喜涛认为朝鲜太平馆是朝鲜王朝与明朝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机构,主要举办接待明朝使臣的各种宴会并进行贸易洽谈,具有崇华事大的象征意义,对维护和发展明朝与朝鲜的封贡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160]
王克平认为诗赋外交是在明朝与朝鲜的外交往来中特色明显、作用巨大的一种外交方式。这种外交方式弥补了明朝与朝鲜政治交往上的不足,解决了两国关系中的政治问题,深化了两国的文化交流,密切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从而促进了两国关系的良性发展。[161]
刘信君将中朝与中国和东南亚其他藩属国朝贡关系加以比较,认为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建立的朝贡体系中,分为典型朝贡国和准朝贡国。朝鲜是典型的朝贡国,东南亚其他藩属国是准朝贡国。[162]
4、古代中亚史、中西交通史
古代中亚史方面,潘志平认为在地区史研究中,地理上的划分是否能够提供一个满意研究体系,一直存有疑窦,而中亚史研究中更突出地存在着地理划分的争议。每一部有关中亚的著作都有自己的地理界定,不同的界定又体现出作者对自己所研究的地区的理解和期望,划定地域界限,就是确定、分析、重建,从而选择和采纳某种历史哲学。[163]
李琪、孙瑜认为大量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中亚巴克特里亚具有丰富的艺术内涵,其中呈现出的佛教文化成分为我们展现出一道别具风格的风景线。[164]王蕴锦研究了中亚阿姆河流域晚期犍陀罗佛教艺术,认为阿姆河流域是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民族形态,创造了蕴涵多元文化因素的伟大艺术成就,将晚期犍陀罗佛教艺术推向新的历史高度。[165]赵永伦探讨了倭玛亚王朝与唐朝争夺中亚的战争,认为在争夺战争中,阿拉伯人以吐火罗斯坦为基地,逐渐向北、向东推进,全面取得了对中亚地区的统治权。唐朝因国内发生动乱,无力西顾,最终退出了在中亚的角逐。[166]王超认为中亚东干人的多元文化特征是在外部多元文化背景下文化适应的结果。同时,文化适应还存在阶段性特征,在这个过程中会形成一种“和而不化”的状态。东干人多元文化的形成,正体现了在不同作用力下这两个过程交互发展的结果。[167]毕新惠认为东干人学习使用范围较广的其他民族语言的事实,不仅表现出其自身较强的文化适应性,而且反映出一种对本民族成员所需社会文化资源和未来发展机会的积极争取。[168]刘如梅认为在伊斯兰教在中亚向纵深发展过程中,塞尔柱人大举办学之风,使伊斯兰教各派在教义上完善,形成了各自的理论,促进了伊斯兰教的发展。[169]
关于古代西亚地区与中国的交流,雷钰认为丝路开通后,中古时期伊朗的安息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先后成为丝路上最大的丝绸市场之一。在欧洲与远东商贸交往中,安息人和波斯人相继是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中间商。他们不仅充分利用伊朗高原的地缘优势,而且长期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使安息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在东西方的交往中大放异彩,波斯语则成了丝路上的国际通用语言。中古时期伊朗与中国的丝路商贸促进了双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丰富和改善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170]李巧茹认为13—14世纪西亚的蒙古人与元朝的文化交流是中外交流史上的一次高峰,双方在天文历法、医药、军事技术、艺术、历史与语言等方面的交往,成效卓著。政治上的统一、双方和平友好的关系、便利的交通以及蒙古人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态度构成这一时期文化交流的有利因素。[171]
5、古代东南亚史
梁志明从东南亚自身历史的视角出发,对东南亚的史前文化及其特色、稻作文化与社会基本结构、早期国家的形成和演进、中央集权国家的兴起与特征、宗教与民族文化的多样化和本土化,以及中国、印度与古代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172]
越南史方面,李天锡通过解读越南海兴省兴安市天后宫《潮州府重修碑记》与河城行帆庯粤东会馆《重修粤东会馆碑记》,推测兴安天后宫可能始建于元代,后来潮州府官员还参与修建;同时,也可以证明越南华侨华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以及他们对故国的深厚眷恋之情。[173]牛军凯认为在越南的民间信仰中,南海四位圣娘有两套系统,京族人以海神的方式信仰,华人则将宋朝的皇妃作为神祗。[174]孙福轩认为相较于同时期的中国科举试赋,越南课艺赋与试赋的创作特征主要表现在题类和取径的多元化,有汉赋体、唐律体、李白体等;题材也多种多样,诸如咏史、景物、记事、拟古诸题的创制。而从赋史看,越南辞赋艺术对词章之学的发展、经史之学的渗融、赋学体系的构建以及由模拟到自立的变化,均有一定的积极作用。[175]黎文升认为儒教对越南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越南儒教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民族化、实用化、简约化的特征。[176]潘玉玄将朱元璋与黎圣宗防惩贪污的政策对比,认为他们的措施既有许多相同点,又有不少区别点。希望通过这样的比较,能够对朱元璋反贪惩奸的政策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177]
李小梅对南诏、大理国和缅甸的骠国、蒲甘王朝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南诏、大理国与缅甸的骠国、蒲甘王朝之间曾有不少恩恩怨怨。对这段往事加以回顾和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178]

注: [1]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 [2]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
[3]徐建新:《日本古代国家形成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金寿福:《古代埃及早期统一的国家形成过》;黄洋:《迈锡尼文明、”黑暗时代’与希腊城邦的兴起》。对于这次会议的综述见胡玉娟:《全球视野下跨学科的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古代国家的起源与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上述论文载于《世界历史》2010年第3期。
[4]易建平:《从词源角度看“文明”与“国家”》,《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
[5]郭子林:《古埃及王室墓葬与王权的形成、发展》,《世界历史》2010年第2期。
[6]郭子林:《托勒密埃及的法律与司法实践》,《历史研究》2010年第4期。
[7]王海利:《古埃及女性地位考辨》,《西亚非洲》2010年第2期。
[8]令狐若明:《古代埃及的雕刻艺术》,《古代文明》2009年第4期。
[9]王海利:《法老与学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
[10]金寿福:《西方列强对外扩张和竞争中的埃及和埃及学》,《古代文明》2010年第2期。
[11]颜海英:《中国“埃及学之父”夏鼐》,《历史研究》 2009年第6期。
[12]郭丹彤:《公元前1600年—前1200年古代东地中海世界的联盟和联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13]曹明玉:《阿卡德时期印文类型研究》,《古代文明》2010年第2期。
[14]李海峰:《古巴比伦时期房屋租赁活动初探》,《东北师大学报》2010年第2期。
[15]禹钟华:《古代两河流域的借贷及其影响》,《东北师大学报》2009年第6期。
[16]于殿利:《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宗教的人本主义因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17]李宏艳:《古代两河流域智慧文学研究综述》,《古代文明》2010年第1期。
[18]吴宇虹:《两河流域楔形文字文献中的狂犬和狂犬病》,《古代文明》2009年第4期。
[19]孟振华:《波斯早期犹大政策重探》,《世界历史》2010年第4期。
[20]王俊娜、吴宇虹:《乌尔第三王朝贡牲中心出土舒勒吉新提王后贡牲机构苏美尔语档案文献研究》,《古代文明》2010年第2期。
[21]黄洋:《古代世界的共和主义》,《史学集刊》2010年第3期。
[22]杨共乐:《“文明转型期’:古希腊、罗马帝国演进规律及特点》,《河北学刊》2010年第4期。该专题讨论包括:王大庆:《古希腊城邦:向帝国时代转型的困境与趋势》;杨共乐:《罗马共和政体衰亡原因新解》;刘林海:《”永恒的罗马’:观念的变化与调整》。
[23]王青林:《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宪法概念与宪政制度探析》,《史学集刊》2010年第4期。
[24]晏绍祥:《“新世纪、新民主?”——近十年来雅典民主研究的某些取向》,《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4期。
[25]张巍:《赫西奥德《农作与时日》里的社会史问题两则》,《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26]吴晓群:《希罗多德的“历史书写”》,《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27]邢颖:《试论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的城邦关系与城邦贵族——以公元前420年第90届奥运会为例》,《世界历史》2010年第1期。
[28]蒋保:《试论波斯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介入》,《世界历史》2010年第4期。
[29]张春梅:《权力制衡还是法律至上?——公元前4世纪雅典陪审法庭地位分析》,《古代文明》2010年第4期。
[30]蒋保:《古代雅典司法诉讼中的演说技巧》,《历史教学问题》2010年第4期。
[31]陈思伟:《希腊神灵伦理缺位现象探源》,《古代文明》2010年第2期。
[32]徐朗:《斯巴达妇女与战争的关系初探》,《古代文明》2010年第4期。
[33]J.K.戴维斯:《民主政治与古典希腊》,黄洋、宋可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
[34]弗兰克·威廉·沃尔班克:《希腊化世界》,陈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
[35]G.格罗兹:《古希腊的劳作》,解光云译,格致出版社,2010年3月。
[36]塔贝尔:《希腊艺术史》,殷亚平译,格致出版社2010年3月。
[37]叶民:《“沉默者”的墓志铭——一则关于塔西佗生平铭文的释读》,《世界历史》2010年第4期。
[38]林英:《公元1到5世纪中国文献中关于罗马帝国的传闻》,《古代文明》2009年第4期。
[39]刘衍钢:《古典学视野中的“匈”与“匈奴”》,《古代文明》2010年第1期。
[40]王晋新:《古典文明的终结与地中海世界的裂变:对西方文明形成的重新审视》,《东北师大学报》2010年第1期。
[41]李政:《<赫梯法典>译注》,《古代文明》2009年第4期。
[42]徐昊、吴宇虹:《<温阿蒙历险记>译注》,《古代文明》2010年第1期。
[43]郭丹彤、王亮:《<阿吞颂诗>译注》,《古代文明》2010年第3期。
[44]阴元涛:《第二次雅典同盟誓约碑铭译注》,《古代文明》2010年第4期。
[45]李大维:《铭文辑译:罗马帝国的弗鲁曼塔里伊》,《古代文明》2010年第3期。
[46]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版。 [47]《史学月刊》2009年第11期。
[48]《现代拜占庭史学家的“失忆”现象——一“查士丁尼瘟疫”研究为例》,《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
[49]《古罗斯民族问题国外研究综述》,《历史教学》2010年第7期。
[50]《史林》2010年第1期。
[51]《文化是个性与精神的呈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52]《沃尔特·乌尔曼的西欧中世纪史研究》,《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3期。
[53]《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54]《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55]《法国近代早期地方赋税体制研究综述》,《武汉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56]《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4期。
[57]《西方学界关于中世纪西方工资史的研究》,《史学月刊》2010年第8期。
[58]《历史教学》2009年第12期。
[59]《基辅罗斯与拜占廷赫尔松之战原因新论》,《史学集刊》2010年第4期。
[60]《对“罗斯受洗”时间的争论》,《世界历史》2010年第2期。 [61]
詹姆斯·坎贝尔:《英国宪政的盎格鲁-撒克逊起源》,孟广林、鞠长猛译;约翰·马蒂科特:《郡骑士“前史”:920-1270年王国会议中的小土地所有者》,孟广林、柴晨清译;理查德·卡尤珀:《文学与历史:质疑中世纪英国宪政制度》,孟广林、李家莉译,《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
[62]《试论中古早期西欧的王权“神授”》,《河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63]《中世纪晚期英国村庄共同体的“自治”性》,《历史教学》2010年第3期。
[64]《河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65]《世界历史》2010年第1期。
[66]《中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67]《宗教改革前期南德帝国城市与王权的结盟》,《武汉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68]《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69]《英国都铎宫廷炫耀式消费的政治意蕴》,《史学集刊》2010年第5期。
[70]《从国王名称和徽章等看都铎英国德尔王权》,《世界历史》2010年第2期。
[71]《查士丁尼法典评析》,《历史教学问题》2010年第4期。
[72]《欧洲教会法与罗马法之内在关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73]《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4期。 [74]《山西师大学报》2010年第2期。
[75]《中古盛期英国神判法析略》,《郑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76]《奥斯曼扩张与16世纪欧洲国际均势的演变》,《史学集刊》2010年第5期。
[77]《〈卡托-康布雷奇和约〉——16世纪欧洲和平宪章》,《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78]《路德“因信称义”说之于民族国家的意义》,《世界历史》2009年第6期。
[79]《北方论丛》2009年第6期。 [80]《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
[81]《史学集刊》2010年第5期。
[82]《推力与拉力——中世纪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动力机制初探》,《北方论丛》2010年第4期。
[83]《河北学刊》2010年第1期。
[84]《杜能的经济圈境理论与中世纪英格兰领主经济》,《世界历史》2010年第2期。
[85]《北方论丛》2010年第5期。
[86]《中世纪英国犹太妇女与借贷业》,《齐鲁学刊》2010年第4期。
[87]《世界历史》2009年第6期。
[88]《15-16世纪英国契约租地的兴起及影响》,《暨南学报》2010年第4期。
[89]《外来移民和外来商人:英国崛起的外来因素》,《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90]《苏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91]《中世纪晚期英国交通运输的发展及其对社会变化的影响》,《西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92]《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 [93]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版。
[94]《拜占庭史料中公元6世纪安条克的地震灾害述论》,《世界历史》2009年第6期。
[95]《城市的空气不一定自由——重新审视西欧中世纪城市的自由》,《史林》2010年第2期。
[96]《16世纪威尼斯的贫困与济贫问题》,《史学集刊》2010年第2期。
[97]《西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98]《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2期。 [99]《北方论丛》2010年第2期。
[100]《〈廷臣论〉对文艺复兴时期贵族妇女的“规训”》,《厦门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101]《转型时期意大利婚姻形态的变化》,《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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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104]《复旦学报》,2010年第4期。
[105]《浅析西欧中世纪大学的生存之道——以巴黎大学为例》,《历史教学》2010年第3期。
[106]《“心怀二意”的伊拉斯谟?——以六年的弗赖堡生活为例》,《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
[107]《关于但丁“文艺复兴先驱”的三次大辩论及其政治意义》,《世界历史》2009年第6期。
[108]《“1494年一代人”与意大利战争研究》,《历史教学》2010年第6期。
[109]《论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教育思想》,《河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110]《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111]《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政教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112]《内蒙古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113]《论公元4—9世纪拜占庭帝国的圣徒崇拜》,《西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114]《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
[115]《缓慢而微小的变革:亨利八世时代国教会宗教信条解读》,《世界历史》2009年第6期。
[116]《关于托马斯·莫尔宗教观的几个问题》,《学海》2010年第1期。
[117]《山西师大学报》,2010年第2期。
[118]《路德宗教改革思想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渊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119]《学术研究》2010年第8期。
[120]《佛教与婆罗门教的修行理论比较》,《南亚研究》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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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李广志:《论日本原始信仰中巫女的主体地位》,《民俗研究》,2010年第1期。
[123]王巍:《从中国看日本埼玉稻荷山古坟和埼玉古坟群》,《考古》2009年第12期。
[124]白云翔:《试论东亚古代铜镜铸造技术的两个传统》,《考古》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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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刘琳琳:《日本古代国家疫病祭祀中的鬼神观念》,《世界历史》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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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年,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者一方面延续传统的研究领域,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研究相关领域的主要问题,一方面继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课题,在研究手段、研究方法、对外交流、学术普及、现实关照等多个方面推出了各类成果,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注: [1]引自《天津师范大学校报》第491期 2011年4月22日,第四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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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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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发展总体状况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一直以来,中国学者在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研究方法、学科特点、叙述结构以及专题研究等各个领域坚持唯物史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2016年,由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担的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世界古代史》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和方法研究和叙述古代社会的历史,将中国史纳入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整体;学习借鉴国际学界的最新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获得了学界较好的评价。

新手段、新资料、新专题

近年来,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发展迅速,在研究手段和方法、研究资料、研究专题等多方面已经接近,或者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学科紧跟国际学术发展前沿,研究专题、研究角度不断扩展。2015年,埃及史、希腊史、罗马史、欧洲中世纪史等研究领域有多篇成果梳理了学科沿革的历史,涉及民主政治理论、古典学传统、西方罗马史研究动向以及东方化革命等学术问题,分析其研究历史、方法和脉络,其中既有对国际学界相关问题的介绍、评述和评论,也有深入的批评、修正甚至否定。2016年中国世界古代史年会的主题是“古代世界的生成和成长”,分设四个议题:“增长与发展”、“生活与治理”、“交往与网络”、“记忆与认同”,反映了国际学界的最新研究趋势,特别是记忆与认同议题获得广泛关注。

我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界,特别是希腊史学界和欧洲中世纪史学界对于近几十年来由“新史学”潮流所引领的思想文化史转向高度重视。跨学科的、跨领域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古典学者开始运用亚述帝国史料研究古代波斯帝国的体制;神话学、考古学、艺术史和科学史研究者开始涉猎古代两河流域、古代埃及、古代印度、罗马文化史的考古和历史研究,发掘出不少新视角与切入点,也使得某些专题的研究更加深入。比如,在古代西亚史研究领域,古代数学的计数方法、古代苏美尔的历史地理学解读、古代赫梯文献的传记特征等研究成果开拓了新的领域。古代埃及史研究中,关于埃及晚期历史的研究成果更加丰富,研究问题涉及埃及托勒密王权、波斯人对埃及的统治以及经济制度等比较广泛的专题。在希腊罗马史研究领域,古典学在华传播史受到关注。在中世纪史研究中,长期不为人国内学界了解的中世纪地中海史进入了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

宗教仪式研究成果日益增多,既有对具体的神祇崇拜活动的研究,也十分注重仪式和节日,通过个案研究探索仪式特征与王权统治、社会管理的关系。欧洲中世纪史学者继续关注宗教改革、异端运动等问题。另外,家庭史、教育史、大学史、法律史、移民史等研究领域近年来逐渐被越来越的学者关注和研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深化、拓展。

传统问题研究继续深入

世界古代中世纪史领域一批传统历史问题的研究继续深入,仍然占据近年来科研成果的大半江山。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军事制度、经济问题、经济社会史、对外关系、思想文化等仍然是研究的热点。

对于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学界的关注一直在持续。2015-2016年度,众多学者归纳、总结了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古代赫梯文明、古代希腊文明、古代朝鲜文明的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总体特征,对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理论与名词进行了解析;欧洲中世纪史学者则就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道路,欧洲文明从中古向近代的过渡与转型等问题展开讨论。

古代社会的结构与体制一直是世界历史学研究的传统问题。2015年度,学者们对古代埃及的经济管理制度、古代希腊的民主制度、日本古代中世纪的结构与体制以及欧洲中世纪国家的政治思想、宗教改革、民族国家等重大问题,都有深入的讨论。

对外关系研究不仅的视角不再仅仅关注政治和国际关系,文化交往和贸易活动也被纳入研究视野,古代西亚和埃及史研究者研究古代国家的对外战争和国际关系问题,研究海上和路上贸易道路和物质和文化的交流;历史上的中日朝关系、中国文化对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影响、江户时代的思想文化和对外关系、中朝边界等问题的研究成果仍然比较丰富;欧洲中世纪史学界则重点研究欧洲中世纪国家的海外贸易活动。

在这些传统问题的研究角度和方法上,学者们力求创新,比如希腊政治史研究更倾向于从“表演文化”、“民主秩序”等新的角度展开思考。

文献研究水平不断提高

文献研究成果不断增加,在古代西亚史、古代埃及史、古代希腊史等领域,学者们均出版或发表了翻译自原始文字的文献和注释成果,并且有些开始挑战传统的西方学者的注释观点。这部分成果有的直接在国外期刊杂志上发表,得到了国际学界的关注。史学史研究领域同样也表现出向传统观点发出挑战的趋势,中国学者日益摆脱介绍史学名著、著名史家的模式,开始深入分析文本、挖掘作者生平,提出了具有不同于传统认知的新观点,这在古代罗马史、拜占庭史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关照现实问题

关照现实问题是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者十分重视的研究方向。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是基础学科,研究者主要从事近代以前世界各地区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但是仍然表现出现实关切,特别关注一些源出于古代和中世纪时期的专题,以及一些可与现实对比,能够提出参考和借鉴意义的课题。比如,养老问题、社会和国家治理、农业生态、社会公正腐败现象、资本主义的起源与欧洲社会的转型、一带一路的历史等。

2015年,以大区域开发与治理为核心的研究视角成为焦点,部分研究成果、翻译成果、立项课题和学术研讨会分别就世界历史上的帝国、早期国家形态与帝国、帝国的统治与管理、全球史视野下的帝国、帝国与城市等问题展开了研究和探讨;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和团体开始关注大的研究视野,大区域的治理和发展问题。2015年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古代史专业委员会年会的主题之一“古代帝国的建构与维系”,与会学者展开了热烈讨论;部分媒体也专版发表了世界古代史学者的研究成果。这类问题既具有学术价值也具有现实意义。

2016年度研究成果中出现了“治理”、“和谐”、“外交”、“人才”、“养老”、“公共利益”、“一带一路”等具有当代蕴意的名词。学者们一方面从当代的视角关照古代社会,一方面从古代历史研究的角度向当代社会面临的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

学科建设与发展

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领域新老学者一直非常重视学科体系建设。一方面,努力构建完整的学科体系,通过引进国外优秀的通史类和专题类研究成果,提高中国学者的学术见识和学术素养。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参与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暨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剑桥古代史》《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翻译工程”研究接近尾声。这套译著将进一步丰富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研究和教学资料,推动学科不断进步。一大批西方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专业领域的学术著作源源不断地被翻译引进,大批学者参与到翻译和引介工作,既提高了自身的学术水平,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深入认识和了解学科知识,使他们成为潜在的未来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者。

中外学者合作研究不断深入。国内外罗马史学者共同参与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奥维德》翻译与研究”项目,并举办了系列报告会和研讨会。上海师范大学与美国迪金森学院合作建设的“迪金森古典学在线”(Dickinson
Classics
Online)数字资源为国内罗马史学者提供了十分便利的研究工具。中德赫梯学者共同撰写完成的《中国赫梯学的历史》一文在德国发表,国际学界对中国赫梯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了系统认识。来自各个领域的国外知名学者纷纷来到中国进行学术访问,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春、西安等地发布学术成果,既增长了中国学者的知识和见闻,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来到中国开展交流和合作研究。

2016年度,中国世界古代史学者与考古界合作,积极参与中国考古界即将在埃及、印度开展的考古工作,举办了古代埃及考古系列讲座、古代印度考古讲座,邀请国内外古代埃及学、印度学者介绍相关国家的历史和考古状况,产生了较大影响。

另一方面,各学科领域建设强调更加合理的专业配置,更加突出的专业特色。2015-2016年,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古代近东文明学术研讨会”,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的首届“全国古典学青年论坛”,上海师范大学主办的“古典学术月”、“古代地中海论坛”等均体现出鲜明的专业特色。

在我国推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与东西方文博界、史学界交流日趋频繁的大背景下,本年度中国各大博物馆同世界多个国家联合在国内举办的古代文明文物巡展十分引人瞩目,如中国国家博物馆、四川博物院“罗马尼亚珍宝展”,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天津博物馆和山东博物馆“永恒之城——古罗马的辉煌”大型展览、上海月星环球港博物馆“庞贝末日”考古文物展、南京博物院“法老·王——古埃及文明和中国汉代文明的故事”等。这类展览既有助于国内学者深入学习世界古代史相关知识,也是中国学者向广大爱好者普及学科知识的良机,有利于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后备人才培养,也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各个学科领域在2015-2016年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学科特色。

二、古代西亚史

2015-2016年,中国古代西亚史研究继续坚持从文献入手,深化专题研究,关照重大理论问题,注重学科建设和学术普及工作,从古代西亚、古代两河流域、苏美尔、巴比伦、亚述、波斯、赫梯等多个文明区域和不同角度深入探讨文明发展、政治和管理制度、宗教观念和活动、社会问题等众多问题。

学科发展与古代西亚研究

2016年6月24-26日,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古代近东文明会议”汇集了国内目前从事古代西亚历史文化研究的20余位学者和学生,通过“历史始于苏美尔”、“两河文明与中国”、“个人、家庭与民族身份”、“安纳托利亚文明”、“两河流域经济与社会”、“两河流域文化”六个专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所涉及的议题囊括了古代西亚历史文化研究的各个侧面,研究方法覆盖历史文献学、语言学、考古学、自然科学史、宗教学和出版学等多个领域,表现出中国亚述学、赫梯学快速发展,不断与国际学界接轨的势头。

文字和文献研究是古代西亚史学者研究的重点,也是古代西亚史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吴宇虹等的著作《古代西亚塞姆语和印欧语楔形文字和语言》是楔形文字及其相关语言的语法教材,分别论述楔形文字的文字特征、阿卡德语、赫梯语和乌加里特语的语法特征,可以作为学习楔形文字及其语言的入门工具书。[2]

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研究

古代两河流域地区是早期世界文明诞生之地,以两河流域为研究对象的成果涉及文明特征、王权观念、经济问题、对外物质和文化交流、思想艺术等多个方面。[3]于殿利的著作《人性的启蒙时代——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艺术与思想》从人性启蒙的视角审视了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艺术和思想,从不同的角度全面描绘了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对人类文明的价值和贡献;欧阳晓莉从文物分析的角度概括了古代两河流域王权观念的嬗变轨迹。宋娇、李海峰聚焦古代两河流域文献中有关土地盐碱化问题的记录,指出土地盐碱化问题是古代两河流域文明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章煜分析了两河流域学校教育文献中保存的有关牛的法律条文和规范,指出其表现出古代两河流域社会法律体系的部落习惯法特征,也应具有规范社会生活的作用。高文宝、吴宇虹研究了古代两河流域的宁乌尔塔神话,指出该神的特性与古代两河流域政权的对外扩张和贸易文化交流活动相呼应,反映出古代两河流域社会的真实生活场景。刘昌玉详细考证了古代两河流域文献中记载的麦路哈的具体位置,指出印度洋与波斯湾的海上贸易活动将古代两河流域文明与印度河文明联系起来,是更大范围的文明交往和物质联系活动的基础。

在关注古代两河流文明发展的总体线索和特征之外,学者们更多地依苏美尔时期、巴比伦时期、亚述时期以及波斯帝国及之后时期的阶段划分开展古代两河流域史研究。

苏美尔时期的研究呈现出文献研究为主的特征。[4]王献华的研究集中在古代两河流域早期历史阶段。他对早期苏美尔文献中出现的“苏美尔”一词的含义进行了仔细的梳理,指出这个词汇并非学界所普遍认可的地理概念,它应该是一个文化概念;他仔细分析和研究卢伽尔扎吉西时期的纪年文献,指出传统观点所认为卢伽尔扎吉西与拉伽什城邦的关系存在令人困惑之处,两河流域早王朝末期城邦之间关系应重新认识;通过解读阿卡德时期有关出身王室的恩图女祭司的文献,他指出阿卡德时期恩图女祭司已经成为王权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乌尔第三王朝经济文献,特别是普兹瑞什达干档案文献的研究已经持续多年,每年都有多篇成果发表,并且逐渐细化。吴宇虹、董晓博研究了档案文献中é.TUM一词的具体含义,指出该词具有特殊用途,将其解释为“保存档案泥板的内层特殊容器”有可商榷之处。欧阳晓莉观察到乌尔第三王朝经济管理文献泥板边缘的一些楔形文字符号,认为这是古代两河流域文明中使用的六十进制位值计算法的一种变化形式,进而发现了“部分六十进制记数法”。刘健从文明的原生性、开放性和多元性、继承性等角度探索了苏美尔文明的基本特征;陈艳丽、吴宇虹研究了苏美尔人地下世界观存在的矛盾之处,认为其体现了苏美尔人思想观念中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死亡观与唯心的宗教来生观的矛盾。晁雪婷、董晓博详细介绍了乌尔第三王朝贡物调拨中心普兹瑞什达干发现的档案箱上封泥的类型、特征、封泥文字的书写内容以及档案管理人员的情况,同时介绍了相关数据库网站,具有较高的信息和资料价值。

巴比伦时期的研究从多个角度关注不同专题。[5]陈艳丽、张宝利根据古巴比伦时期马瑞信件文献详细地梳理了两国联姻的历史背景、国际惯例以及迎亲的具体日程和所遭遇的各种问题。李海峰研究古巴比伦时期的养老问题,他既注意到古巴比伦社会养老的不同形式,也以女祭司为例进行个案研究。国洪更阐述了汉穆拉比法典的流变过程。亓佩成关注中巴比伦王朝自加喜特人入主后的对外关系,对巴比伦与埃及、亚述、赫梯和埃兰国家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亚述时期的研究主要表现出文献解读与制度研究并重的特征。[6]陈飞对于亚述王表和亚述—巴比伦同步王表的注释和解读结论已经得到国际学界的认同。其中,他对亚述—巴比伦同步王表中部分段落进行了重新解释,结论将可能改变学界公认的亚述与巴比伦国王在位顺序和年代。另外,《<亚述王表>译注》是国内首篇将《亚述王表》译为汉语的译本。国洪更依时间线索分别讨论了亚述国家从古亚述到中亚述到新亚述时期的文献种类和主要内容,并分析了这些文献的史料价值及研究难点。他还从赋役豁免权、宦官、军事占卜、邮驿制度等多个角度研究了亚述国家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制度:他的著作《亚述赋役制度考略》从行省的农业税、附属国的贡赋、对外贸易与关税、人口与徭役、神灵崇拜与供品征收、赋役的豁免以及财政危机与新增税负等七个方面详细探讨了亚述历史发展进程中赋役制度的特点及变化。

安纳托利亚古代史和赫梯学研究

安纳托利亚历史和赫梯学研究的范围比较广泛,2015-2016年度发表赫梯学成果7篇,涉及学说史回顾、赫梯文明特征、文献、制度、宗教等多个专题。[7]

由Hanna Roskowska-Mutschler、李政和刘健共同完成的“Hetixue: Zur
Geschichte der Hethitologie in
China”全面梳理了中国赫梯学建立和发展的历史,介绍了中国学者的赫梯学研究成果和中国赫梯学发展的现状,以此纪念德国著名赫梯语言学家JohannisTischler。

李政从赫梯文明的创造者、赫梯人才政策、赫梯传记文献特征、铁列平时期的历史地位等多个方面进行探讨和总结。通过研究赫梯历史各个古代民族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活动及各种文化证据,指出印欧赫梯人是赫梯文明创造者中的主体,但不是唯一;在赫梯人才引进与使用问题的研究中,他指出古代安纳托利亚人才来源广泛,覆盖了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科学、艺术等各个领域,而且具有连续性,构成古代安纳托利亚文明的一个重要特色;他详细描述了赫梯国王哈吐什里三世写给巴比伦国王卡达什曼-恩里尔二世的一封书信,指出这类书信中包含的传记要素为研究这类书信文献提供了新的视角;另外,李政还深入分析了赫梯历史上最著名的国王之一铁列平的政治功绩,指出铁列平对赫梯国家的贡献体现在王位继承法、政治思想与制度、外交关系与政策、法律文化以及文献编撰等各个方面,是赫梯文明大发展的时代。

中国赫梯学者注重制度研究,除李政对于赫梯人才制度和铁列平时期的制度贡献研究外,刘健研究了赫梯国家庆典文献中所记载的基拉姆节日活动,指出这种活动是赫梯王室巩固统治,彰显赫梯王权统治的神圣性、正统性和权威性的手段。蒋家瑜梳理了赫梯文献中记载的各种与流放判罚有关的记录,探讨赫梯国家统治中采用的流放判罚的类型及流放政策,在赫梯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的作用及实际效果。

中东局势与古代西亚晚期史研究

2015年,中东局势中最引人关注的一个事件是伊斯兰教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大肆破坏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古代遗址和博物馆,摧毁和倒卖了大量珍贵文物。这些遗址和文物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亚述帝国时期,有鉴于此,部分期刊杂志中刊载了一批介绍亚述帝国遗址、文物和艺术作品的文章。但其中专业学者的成果十分少见,且对于伊斯兰国摧毁和倒卖文物行为和政策的学术性研究成果也未见到,这一点应该引起古代西亚史学者的注意。

另外,近年来开始有学者和学生尝试涉猎古代西亚晚期历史,[8]一些其他专业的学者、学生也开始关注古代西亚历史的一些专题,从民族文化、考古学、神话学、自然科学史、服装设计、艺术史等专业角度进行比较专门和深入的探讨。古代西亚史学者和各个专业领域的学者进行合作研究将有可能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古代西亚历史研究。

三、古代埃及史

近年来,我国的埃及学发展较快,逐渐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和重视。2015年6月19—20日,中国第一届国际埃及学大会在长春举行,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主办了这次会议,来自英、美、阿、埃、中、中国台湾地区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多位学者与会。学者们不仅对具体学术问题展开研讨,也对我国埃及学学科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

制约我国埃及学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埃及考古学的缺失。2015-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筹划在埃及开展考古发掘工作,为此,考古所举办了系列学术讲座,我国埃及学者就埃及学的起源与发展、埃及考古学的历史与现状、古埃及人的年代学与宗教观、古埃及历史上的某些重要问题等做专题学术报告,产生了良好效果。

2015-2016年度,我国埃及学学者的研究成果涉及原始文献的译注和研读、社会意识和宗教仪式、经济、政治等多个方面。

文献和文字研究

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的译注和研读是埃及学研究的首要条件。[9]郭丹彤的3卷本著作《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从古埃及大量原始文献中选择97篇最具代表性的文献进行翻译和注释,它们不仅涉及到历史、宗教和文学等各个领域,还集中体现了古埃及文献的一般面貌。金寿福译注古埃及重要文献《亡灵书》,并对其内容和反映的历史和宗教思想进行了深入解读。李晓东和李慧雪解读并注释了因泰甫石碑铭文,考察了碑文当中很多难以理解的词汇。

王海利考察了古埃及文字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同时注重对古埃及文字符号及其反映的心理认知特点的探讨,指出限定符号可以为我们了解古埃及历史、社会的变迁提供特别的视角,同时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古埃及人的心理认知特点,深刻理解古埃及文化的内涵。

古埃及研究的传统问题

王权问题是埃及学研究领域的传统课题。[10]郭子林根据文献资料对古埃及王权的制度化进行思考,指出专制王权之所以在新王国时代达到巅峰,主要是因为当时以国王为首的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实现了专制王权具体内容的制度化。

经济是社会活动的基础,然而由于古埃及特殊的社会生活方式,关于古埃及经济活动的史料留存下来的相对较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古埃及经济史的深入研究。[11]金寿福运用波兰尼的“再分配”理论检视古代埃及经济,认为再分配在古代埃及经济中并非决定性和全国性的机制;古代埃及经济总体仍处于初始阶段,但它含有一些现代经济因素。郭丹彤研究古埃及人的土地私有化问题和赋税制度,指出埃及土地的私有化进程发端于国王的馈赠,并通过土地买卖和继承而不断深化和加快。她还研究了埃及税收类型和管理环节以及从实物到货币化的发展历程。袁指挥探讨了古埃及人的对内贸易活动,指出国内贸易是古埃及国家主导的再分配经济的补充,两者具有某种程度的互补性。

古埃及的对外关系是近年中国埃及学研究的热点问题。[12]郭丹彤从现有的埃及文献——奈苏蒙图石碑、索白克胡石碑和孟菲斯铭文——以及出土于迦南和埃及两地的考古资料考察了中王国时期埃及与迦南的关系。她还研究了埃及沙桑克一世在巴勒斯坦的战斗,认为学界对于这场战争的认识存在误差,沙桑克战争的影响极有可能微乎其微。袁指挥探讨了阿玛尔纳时代埃及与米坦尼以及与其属国叙利亚-巴勒斯坦的关系。他认为,阿玛尔纳时代,埃及与米坦尼的关系经历了从友好到破裂的变化成果,两国关系的恶化对中东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埃及和叙利亚-巴勒斯坦属国的关系,他研究了埃及约束属国的各种政策和措施以及双方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近些年,我国学者关于后期埃及历史的研究比较多。[13]郭子林系统论述了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的研究史、专制王权形成的背景和演变过程、国王人格的神化、国王的权力、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专制王权运行的保障措施、专制王权的影响和特点等,认为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是相比于法老埃及时代更为强化的专制制度,在很多方面体现了自己的特点。郭子林还探讨了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及的社会结构状况和波斯人对埃及的统治,认为托勒密王朝的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和维持专制王权统治的作用;波斯人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瓦解着古埃及传统的文化认同,为希腊马其顿人征服和统治埃及奠定了基础,构成了古埃及文明消亡链条上的起点。陈恒和李月论述了托勒密埃及油类专营制度的内容、实施原因和效果等,认为限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托勒密埃及油类专营制度并未在埃及所有地区切实有效实行。

古埃及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之一,在经历了新王国的鼎盛之后,逐渐走下坡路,甚至最终成为失落的文明。关于古埃及文明消亡的原因的探讨始终是一个重要课题。[14]李晓东教授对新王国时代晚期文献中一个复兴时代的年号进行细致考察,进而对古埃及文明的衰亡问题做出思考。郭子林认为在探讨古埃及文明的消亡问题之前,首先应该探讨清楚古埃及文明的根本特征,从而才能够探讨清楚古埃及文明的消亡是在哪个方面的消亡。以特殊的文字为载体、以多神崇拜为背景的神圣王权观念,构成了古埃及人文化观念的核心。

宗教及仪式研究

宗教深入到古埃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我国学者始终重视对古埃及社会意识和宗教仪式等问题的研讨。[15]李晓东考察古埃及人的主导社会意识,认为古代埃及社会主导意识的诞生直接关系到古埃及社会文化的基本面貌及其历史发展方向,其诞生机制的深层根源在于古代埃及“原史”时期所处的生存压力性质。郭子林探讨了古埃及国王的王位继承仪式和献祭仪式,认为埃及法老的登基仪式和加冕仪式成功地将宗教与世俗两个方面糅合起来,通过仪式场面、象征物、浮雕和铭文,在国王与神祗之间建立起神圣关系,使国王的身份和统治神圣化。它们还在全国范围内确认了国王的各种权力,强化民族认同、凝聚社会力量,对于维护和延续古埃及王权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认为,古埃及国王的献祭仪式是集合性仪式,由庆祝战争胜利的仪式、日常祭神仪式、日常祭祖仪式和国王神化仪式构成,古埃及三千多年的王权统治的实施和延续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这些仪式的不断展演。南树华从奥西里斯神的自然属性和复活永生之神性的角度,考察了奥西里斯神在古代埃及受崇拜的缘由。颜海英关注古埃及人的复活仪式文献及天文记录。她指出,古埃及墓葬文献研究应当充分认识古埃及“仪式文化”的特点,结合考古和图像资料,以观念与仪式互动的视角重新解读《来世之书》等记录复活仪式的文献。综合图像、铭文、仪式中的多重信息,她还探讨了古代信仰与天文观测的密切关系,说明古代知识具有综合性特点。黄庆娇和颜海英从金字塔铭文入手,考察复活仪式与古埃及王权观念的关系,探讨该仪式在古埃及人宗教与现实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王亮和郭丹彤考察古埃及人的神谕审判记录,认为神谕审判是以祭司操纵为基础,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最终目的的一种占卜形式,在埃及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刘金虎和郭丹彤探讨古埃及人的托特神崇拜,认为作为埃及最原始的神祇之一,托特神在古埃及多类宗教传说和仪式中都占据着特殊的地位,是埃及宗教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侧面。南树华和郭丹彤研究托勒密时期的奥西里斯神崇拜问题,认为奥西里斯神崇拜是古埃及文明存续至希腊时期的文化标签,他的崇拜既是古埃及文明与希腊文明在碰撞中实现融合的结果,也是埃及文明影响希腊文明最显性的标志。

另外,我国学者还介绍了国内外关于埃及学和具体问题的研究状况或对相关领域重要论著进行翻译[16],也阐述了埃及学研究的理论问题。[17]

四、古代希腊史

2015-2016年,国内古代希腊史研究既体现出传统研究课题研究继续深入的特点,在研究方法、研究角度等方面也表现出新趋势,反映了我国本领域学者对国际学界前沿问题的密切关注,也反映了学者们将跨学科的理论方法应用于希腊史研究中的浓厚兴趣。在“古代世界的生成和成长——中国世界古代史2016年会”提交的希腊史方向论文中,以“记忆与认同”主题的论文数量为最,体现了我国希腊史学界对于近几十年来由“新史学”潮流所引领的思想文化史转向的重视。即使是传统上占据优势地位的政治史研究,学者们也更倾向于从一些新的角度去展开思考,如“表演文化”、民主秩序“等等。

2015-2016年,学者们从学说史、文献解读、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各个领域和专题总结和研究希腊历史发展的特征。

学说史研究

2015-2016年度,希腊学术史仍然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其中既包括对希腊史宏观研究角度的思考,也有对具体研究领域的引介分析。[18]晏绍祥对《剑桥古代史》第6卷进行了剖析,从中看到了西方学界在撰写公元前4世纪古典世界历史时出现的一些新趋势。徐晓旭梳理了自19世纪以来国内外学界对于希腊—蛮族二元对立的认识与研究,指出在这一研究领域,希腊人和蛮族构成了“一对不断被修改的画像”,反映了时代变迁以及学者们着眼点的变化。吴晓群研究了20世纪下半叶西方学者在希罗多德研究中所呈现出的两种研究路径,二者都是在后现代理论冲击下做出的或顺应或抗辨的回应,有必要相互借鉴。吕厚量对古波斯史料学予以关注,指出二战后当代西方的古波斯史料学产生并得到相当发展,但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我国学者应当利用自身的优势,在这一研究领域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他还关注到近年亚述学、考古学的相关前沿成果所带来的观点上的变化。这些成果基本推翻了以雅典尼乌斯为主的希腊史料中对波斯帝国宫廷宴饮场景的负面描写。“东方化革命”是近二三十年以来西方古希腊史学界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李永斌梳理了这一概念的兴起过程,认为它的提出和影响的扩大其实是“东方化”和“东方化时代”这两个话题的延续和扩展。“东方化革命”这一概念是一个以现代术语来表述古希腊社会历史发展特定阶段的概念,中国学界在使用这个概念时,还应该从基本史料和文献出发,在对希腊与东方世界的联系做出更具体的研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构建出宏观的历史框架。邢颖对一个多世纪以来古典学界研究古希腊宗教的主要路径进行了梳理,指出其先后经历的仪式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城邦宗教范式这三个阶段,由此反映出希腊宗教研究在近二三十年所呈现出的新趋势。

文献和文本分析及研究

2015-2016年度,希腊史研究领域有多篇论文立足于对古典文献本身的研究分析,这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学界对该领域研究的日益深入。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仍然是文本分析和研究的重点。[19]白春晓《苦难与伟大——修昔底德视野中的人类处境》针对修昔底德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进行文本分析,揭示出“苦难”是这位古希腊史家用以评判“伟大”的主要标准,它影响了修昔底德对人类历史处境的看法和他的写作。彭磊分析了修昔底德史书中有关雅典帝国主义的问题,指出在修昔底德看来,雅典帝国主义的崛起是战争爆发最真实的原因,西西里远征和米洛斯对话时则是雅典帝国主义的巅峰。李艳辉研究了两则被修昔底德所忽略的既敏感又重要的事件,即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夕的安特摩克利托斯事件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

演说辞文献也是国内学者近年关注的重点文献。[20]李尚君的《“演说舞台”上的雅典民主:德谟斯提尼的演说表演与民众的政治认知》将雅典政治演说作为一种以交流为目的的公共表演行为,通过在特定演说场合的语境中分析演说的修辞策略,考察了政治家的演说表演对民众政治认知的影响作用。何珵分析了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领导权问题”矛盾论述出现的原因,指出伊索克拉底在演说辞中所采用的话语策略,是斯巴达在当时所拥有的权威以及作者自身对雅典霸权的呼吁调和的结果。

另外,学者们也对众多希腊文献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译注和解读。[21]杨共乐重点研究了亚里士多德《诗论》中的íστορíα一词,指出该词并非普遍意义上的古代希腊历史学,而具有具体意义,也就是希罗多德所创作的历史学。阴元涛等对《雅典胞族法令》石刻铭文进行了译注,指出它是解读雅典胞族组织最为重要的文献证据。徐松岩等探讨了色诺芬的《雅典政制》的史料价值,认为其对于研究雅典政治状况、原提洛同盟“盟邦”与雅典的关系以及探析民主政治的实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刘军、崔国强对《奥勒比亚金银币出入境法令》做了译注,指出这是研究奥勒比亚经济和货币发展的重要史料。师学良选择了柏拉图《法律篇》第九卷中的一些条文进行翻译,以促进学界对柏拉图刑罚理念的了解。

世界史,政治史研究

政治史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古希腊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其中城邦问题又得到最广泛的关注。[22]黄洋分析了希腊城邦政治与西方法治传统的关联,认为西方法治传统肇始于希腊城邦制度。现代民主制和古希腊民主制存在一些根本性不同,它继承了希腊民主制和罗马共和制共同具有的法治传统。晏绍祥根据最新考古发掘资料,发现了黑暗时代共同体在社会及政治组织上所表现出的与迈锡尼世界迥然不同的特征,进而提出荷马笔下的原始城邦应当发端自黑暗时代的新式共同体;另外,他通过对小亚细亚米利都与波斯关系的研究探讨等地方共同体在专制帝国中的地位;他关注到古希腊城邦政治中的贿赂现象,认为希腊城邦的政治文化和制度环境使得贿赂很难有生存的空间。孙左华分析了重装步兵和方阵的出现对于古希腊民主制诞生的重要作用。

雅典城邦由于占有史料优势,一直在古希腊史研究中占据着无可撼动的地位,对于雅典城邦的研究不仅仍然侧重于从各个方面看待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也开拓出众多新领域和新视角。[23]徐松岩研究了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政坛最重要、最关键的人物之一——塞拉麦涅斯,探索其政治政策及影响。他还关注了古代雅典的发展道路问题以及雅典随着国家版图和规模的扩大而出现的国家机构方面的变化。李立华分析了雅典传说中的早期国王提秀斯的古典形象与原始形象的巨大差异,指出这种差异正是古典作家有意改造的结果。王志超探讨了雅典“蛊惑家”形象的起源及其本质,指出“蛊惑家”是雅典政治精英在直接民主制度下既得到权力又受到遏制的典型形象,因此应该受到客观、历史地看待。漆程成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视角对雅典民主进行了反思。韩向臣对雅典的公民权问题进行了考察,认为雅典的公民权建立在公共意识的政治氛围之中,这样的公民权在某些时候已经背离了自由,转向了奴役。赵青青考察了修昔底德对雅典民主政治的态度,认为修昔底德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所追求的是整个雅典城邦的利益和安全。石庆波以雅典为例考察了希腊城邦的“和谐”观念,指出希腊人以“秩序”、“比例”和“多样性统一”为基本内涵的“和谐”观念,深刻影响了其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

经济史研究

在希腊经济史研究领域,[24]朱益民从希腊著名的阿尔戈英雄远征的神话故事入手,结合一些描写了科尔基斯金属生产情况的古代史料,探讨了科尔基斯作为东部黑海一个金属制造中心在古希腊世界贸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毕会成、杨鹏飞则从经济角度出发,将伯罗奔尼撒战争定性为古典历史条件下的一场商业战争。作者通过对战争的分析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符合商业战争的一般性界定,同时,粮食供应市场在战略争夺中的核心地位、奴隶贸易以及工商业集团对战争的亲身参与和直接推动这三方面则构成了其与现代战争不同的古典战争特点。

宗教文化和思想观念研究

近年来,多位学者将目光转向对希腊宗教文化的研究,成果丰硕。[25]吴晓群凭借古典文献及图像学的资料,通过对古代希腊式哀哭的种种仪式化规定的还原,对近十年来西方古典学界将希腊妇女的哀哭笼统视为一种“危险的声音”提出不同意见。王大庆探讨了古希腊体育竞技中的裸体习俗,认为这是一种为希腊人广泛接受的社会习俗,也承载着希腊人很多的人生理想,并通过宗教、社会、政治、伦理、哲学和审美等多个维度体现出来。魏凤莲分析了狄奥尼索斯崇拜与雅典民主政治的关系,认为狄奥尼索斯崇拜具有消融社会等级界限、增强社会成员凝聚力性的功能,在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过程中弱化了平民和贵族之间的矛盾,对塑造雅典民主政治的意识发挥了积极作用。她还系统分析了宗教礼仪制度在雅典城邦中的作用,指出古希腊的宗教礼仪制度的作用在于促进机体之间的情感交流与融合。崔梦等研究了西西里远征前雅典发生的赫尔墨斯神像破坏案,指出雅典对此事的处理及民众情绪的变化反映出宗教在雅典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李永斌探讨了古希腊人对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崇拜,指出阿斯克勒庇俄斯崇拜反映了古希腊人对健康的追求,反映了他们珍惜生命、远离灾病的愿望,体现了古希腊人精神需求和现实需求的变化。王志鹏考察了古希腊的节日立法与农业生产的关系问题。张卨研究了古希腊人的生活观及消费理念。

民族认同研究

古希腊人对自我和他者认同的问题是近年学界研究的重点。[26]魏孝稷所著《互动与认同:古典时期中国与希腊族群认同的比较》一书以上古中国和希腊为研究中心,讨论了两大族群在公元前8世纪至前5世纪所经历的认同变迁,华夏国家和希腊不同的认识自我和他者关系的思维方式,为中华文明和希腊—西方文明带来不同的文化遗产。徐晓旭介绍了一种新的“文化选择”模式来解释希腊化世界身份认同尤其是族群认同建构与文化互动的关系,对发生在希腊化时代埃及和巴勒斯坦的几段希腊人和非希腊人族群认同的“小历史”的书写证明了“文化选择”模式的合理性。李渊则介绍了从古典之前直至希腊化各个时期希腊人认识自我与异族的观念。

希腊化研究

近年来从事希腊化研究的学者队伍日益壮大,希腊化时期的多方面问题都得到关注。[27]伯里在中国发表了《希腊化时代和文明史》一文,认为希腊化时代一直没有得到学者公正的对待。他在文中列举了希腊化时期各方面的伟大成就,肯定了希腊化时代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意义,进而赋予了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崔丽娜研究了希腊化时代的经济,认为期间的经济交流互动大大超过从前,为研究古代文明的交流互动提供了一个案例。毛丹等利用中、西方古代一手史料,从风帆起源研究及相关理论入手,考察了希腊化晚期至罗马帝国初年风帆与海船技术由地中海向印度乃至中国沿海缓慢“东渐”的情况,并解释了它为何在中国激起的反响仅有风帆的产生而未导致海船兴盛的原因。

希腊文明特征及中西比较研究[28]

易宁、祝宏俊、王大庆等撰写了《古代希腊文明》介绍从远古时期直至希腊化时代的希腊历史,反映了希腊文明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状况和特点,从总体上总结了希腊文明的发展脉络和特征。由上海博物馆主编的《博物馆与古希腊文明》对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雅典卫城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等诸多馆藏古希腊文物的博物馆进行介绍,也从多个角度阐释了古希腊文明的特征,呈现出了古希腊文明的多维性。

在具体研究中,徐松岩考察了古希腊早期居民皮拉斯基人与之后来到希腊半岛的希腊人之间的关系,指出古希腊文化实际是希腊人与皮拉斯基人共同创造出的一种新文化。张丽霞分析了古希腊人的城邦情结对于希腊文明的影响,认为它一方面提供了希腊文明的繁荣的动力,但另一方面也产生出狭隘的城邦认同,阻碍古希腊民族走向统一。

希腊史领域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成果是在中西比较领域,近年在古代史研究中重新受到关注的中西比较在此不仅是一种视野,而且成为考察具体问题的又一维度,表现了学者们在理论和方法上的求新意识。黄洋在2016年世界古代史年会上做了题为“希腊和中国早期蛮族观念的形成与族群认同”的主题报告,报告对西方学者在研究希腊族群认同中的从“聚合型认同”到“对立型认同”的线性发展规律提出质疑,认为史料相对更为充分的古代中国华夏认同和蛮族观的形成过程或许可以作为希腊史相关研究的一个佐证。李渊比较了古希腊人与先秦华夏人异族观念的异同,两种不同的族群观念对两国历史具有深远影响。

除上述专著论文以外,本年度还有多部重要西方学者的专著在国内翻译出版,[29]涉及希腊历史、宗教、政治、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五、古代罗马史

2015-2016年,中国古代罗马史研究表现出积极进行学科建设、学术活动丰富多彩、研究课题和角度多样、兼顾传统与新兴领域的特点。

学科建设与学术活动

近年来,随着一批或具有海外留学背景、或在国内老一辈罗马史学家系统指导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加入国内罗马史学界的科研队伍,研究水平正在逐步接近西方罗马史研究前沿。2015-2016年4月,西南大学古典文明研究所先后主办了“全国首届古典学高层论坛”和首届“全国古典学青年论坛”;2015年6月,由光启国际学者中心主办,美国迪金森学院协办的“古典学学术月活动”在上海师范大学举办;2015年9月19-20日,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2015年学术年会在上海大学召开;2016年9月17-18日,以“古代世界的生成和成长”为主题的“中国世界古代史2016年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召开。在这些会议和学术活动中,国内古代罗马史学者就广泛的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另外,中国世界古代史学者邀请欧美著名罗马史学者在上海、北京各大高校与研究所巡回讲学。上海师范大学与美国迪金森学院合作建设的“迪金森古典学在线”(Dickinson
Classics
Online)数字资源也为国内罗马史学界科研工作者提供了十分便利的研究工具。这些对外交流活动使得国内的罗马史科研工作者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同古罗马史学术前沿与古典学数字资源近距离接触的便利条件。

在我国推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与东西方文博界、史学界交流日趋频繁的大背景下,中国内各大博物馆同意大利、罗马尼亚等国联合在国内举办的古罗马一流文物巡展十分引人瞩目。

在学术研究中,中国古代罗马史研究者从学说史、文献解读和分析以及政治制度史、经济社会史、跨领域研究等多个领域和角度开展研究。

学说史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西方罗马研究学术史给予了高度关注,围绕西方罗马史研究的起源、历程和前沿动向展开了热烈、深入且富有新意的讨论。

当代西方学界对罗马帝国主义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内学者们的普遍关注。[30]晏绍祥介绍了西方学界关于罗马共和国帝国主义扩张动力的研究现状与理论建树。冯定雄、徐进伟评析了西方古典学界关于罗马帝国“大战略”理论的争鸣意见。王翘、徐家玲对罗马-拜占庭边疆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概念史梳理。

2016年,罗纳德·塞姆《罗马革命》中译本出版引发了国内学术界对塞姆史学特色的关注与讨论。[31]郭小凌介绍了塞姆运用“群体传记学”研究法对传统罗马共和晚期史研究进行的创新;晏绍祥对《罗马革命》的写作背景与特色进行了全面介绍,并对塞姆本人学术思想中的缺陷与矛盾性提出了批评;杜廷广对《罗马革命》的悲观基调与刻薄风格做出了分析;吕厚量对《罗马革命》中的西塞罗负面形象与作者塞姆的政治批判史观进行了解读。

一些古代罗马史著名学者的著作以及一些传统争论问题得到学者的普遍关注。[32]金寿福讨论了罗马史学者蒙森在德国古典学学科建设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宋立宏的《罗马与耶路撒冷》收录了作者多年来在罗马史领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其中大多涉及罗马及其东部领土研究中的各类问题。他还对安东尼·伯利的学术名著《哈德良:躁动不安的皇帝》进行了述评。康凯围绕“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这一充满争议的学术命题的来龙去脉展开评述。冯定雄对19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后西方学界的罗马边疆研究史进行了系统梳理。武晓阳比较了库尔提乌斯和阿里安两位罗马帝国时代史家对亚历山大大帝的历史评价。张岸介绍了格兰特的名著《罗马史》。张弢对国内包括罗马史领域在内的古典学研究中探究学术译名、钻研原始文献和梳理西方学术史的三大动向进行了概括。

除西方古典学术史外,古典学在华传播史这一相对冷僻、但富于原创性的领域也引起注意。[33]陈德正、胡其柱对西方传教士在华编撰的文章、刊物及其译介的世界通史类著作中的古典学知识进行了系统梳理。于颖对古典学在中国学术界传播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描述。

文献解读

古代罗马史文献研究的突出特点是从文本出发分析和解读古典作家作品的史学价值和意义。[34]林中泽认为优西比乌斯《君士坦丁传》中作者对君士坦丁的吹捧是一种信仰本能,并不能据此认为这部传记必然属于献媚之作。夏洞奇为基督教史家奥罗修斯的史学成就进行了辩护。康凯对约尔达尼斯的撰史意图进行了剖析。张元伟对普鲁塔克著作的分类与命名传统进行了梳理。刘衍刚对阿米亚努斯史著中关于斯特拉斯堡战役的相关记载进行了整理、译注和研究。倪滕达结合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对肇始于希腊罗马史学理论著述的反修辞学传统进行了重新思考。董晓佳、刘榕榕研究了阿庇安《罗马史》的叙述主线和对内战危机的原因解释等问题。吕厚量分析了犹太裔罗马史家约瑟福斯历史观中的矛盾及其社会背景,并分析了奥林匹亚竞技文化在波桑尼阿斯作品中的重构。岳成对贺拉斯诗作中的史学信息做出了解读。武晓阳对斯特拉波《地理学》的史料来源做了系统分类梳理。华阳、王延超对波桑尼阿斯著作的创作背景与基本特色进行了初探。肖丽对《尤利乌斯-母神殖民城法令》这篇对于研究罗马海外殖民与恺撒施政思想具有重要意义的史料进行了译注。

在罗马文学翻译史与翻译理论研究方面,[35]王崧珍从“翻译文化效应”的视角对从西塞罗到奥古斯丁的罗马翻译思想进行了梳理。鲍彦、王薇对李维乌斯翻译《奥德赛》时采用的“糅合法”及其在罗马文学史上的深远影响进行了论述。刘芳在文化研究学派的启发下对西塞罗在不同历史语境下采用的翻译策略进行了具体辨析。

政治军事史

在传统政治军事史领域中,罗马政治体制仍是学者们普遍关注的焦点。[36]一方面,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制度受到普遍关注,刘小青认为罗马共和后期反选举舞弊斗争的失败对中央政治运作与地方行省管理同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危害,从而加速了共和国的衰落;她还分析了共和晚期政治暴力泛滥现象背后复杂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因素。杨俊明解读了庞培在罗马共和末期派系斗争中的地位。此外,罗马共和时期的执政官、专政官、监察官、公民大会以及混合政制等问题也有所探索。

罗马帝国的政治制度是古代罗马史研究的另外一个焦点。[37]何立波的《罗马帝国元首制研究——以弗拉维王朝为中心》对弗拉维王朝时期的元首政治经济职能、官僚体制与后期元首制危机等内容进行了深入论述,他还分析了帝国前期元老院和元首立法角色的转变,认为元首立法权开始超越元老院的具体时间点为公元2世纪20-30年代。宫秀华对奥古斯都作为元首享有的“第一发言权”、最高统治权、“祖国之父”尊号与军事统帅权进行了论述。罗三洋的《罗马的黑人皇帝》对罗马历史上第一位黑人皇帝马克里努斯的统治进行了扎实研究。

军事史研究更加聚焦帝国晚期,[38]董晓佳从晚期罗马帝国的军事防御体系角度剖析了君士坦丁堡对地中海世界政治格局演变的深刻影响。许礼捷聚焦哈德良时期军事补给系统的变化。王悦梳理了“imperium”一词从“治权”到“帝国”的含义演变历程,对蒙森等学者将罗马视为防御性帝国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李大维研究了罗马帝国的情报系统建设和目的。另外,罗马帝国灭亡原因、奴隶制问题等问题也仍然是学者们关注的主要问题。

经济社会史

经济社会史仍旧在罗马史研究成果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的不少论文均围绕罗马与周边民族的物质文化交流这一主题展开论述。[39]宫秀华、王允研究了罗马共和国征服西西里后利用行省统治模式对当地进行的治理。胡玉娟研究了历史上高卢地区与罗马文明的互动关系,强调了高卢本地传统文明的抵制与渗透对罗马文明的反作用。刘琳琳、宫秀华探讨了罗马-不列颠城市化的主要因素及城市化进程。吴琼概述了秦汉时期丝织品辗转进入罗马帝国的基本路径。肖容艳利用罗马史料及相关考古证据复原了古代凯尔特女性的社会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多篇罗马经济社会史论文将罗马社会经济生活的腐败问题与贫富分化现象作为研究对象,除了关注到腐败现象对政治体制的影响外,也从经济社会的角度进行了探索。[40]倪滕达以琉善揭露罗马社会腐败现象为线索,提出了罗马帝国的衰落始于公元2世纪的观点。吴萍对罗马共和国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及相关制度调适进行了述评。何立波对公元1世纪这一罗马历史上的“堕落时代”中的公民道德败坏现象与政府的整顿措施做了分析。

另外,罗马社会生活中的女性与婚姻、公民集体意识以及社会等级等问题也得到关注。[41]

跨领域研究

罗马法向来是法学史研究者与罗马史学家们共同关注的、专业性较强的领域。[42]徐国栋对罗马法领域中的不同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罗马《十二铜表法》的第6表第1条在罗马法律史上最早实现了对物权与债权的区分,并非一般认为的古罗马人完全不区分物权与债权的印象;他还对西塞罗《地方论》中的法律信息、演说术与古罗马法律生活的关系以及古罗马的法律教育制度进行了探讨。杨渊清、张强对公元前123/122年颁布的《关于搜刮钱财罪的阿基利乌斯法》进行了翻译、详注与研究。费安玲对罗马法体系中“遗嘱意思表示限制性规则”这一特定法律现象做了十分精深的剖析。罗洪洋驳斥了几代欧洲学者在罗马法与近代欧洲法治精神之间人为构建起来的文化渊源。另外,罗马法中的各类法律类型以及对后世法律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在原本相对冷僻的罗马文化史领域,具备史学、文学、艺术等不同教育背景的中国学者们结合各自的学科本位,充分利用空间上的中西比较与时间上的古今比较等模式,发掘出了不少研究古代罗马文化的新视角与切入点。[43]杨共乐等撰写的《古代罗马文明》对自建城到西罗马帝国灭亡期间的罗马历史进行了系统梳理;该书于文化史用力尤勤,对罗马历史上文学、史学、哲学、教育、农学、地理学、法学、历法等方面的成就进行了深入论述。杨俊明的《社会道德的变迁与罗马帝国的兴亡-古罗马公民社会道德研究》探讨了道德风尚对罗马帝国社会秩序、军队纪律等要素的影响和道德因素在罗马帝国兴亡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对罗马等古代帝国的兴起对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促进作用进行了梳理。赵林探讨了罗马帝国发展历程中地中海世界的“罗马化”与罗马在文化上的“异化”之间的辩证关系。

数位学者撰文对罗马哲学、宗教史上的思想流派与代表人物进行了论述。[44]包利民、徐建芬从“治疗型哲学”的角度对塞涅卡的思想体系及其同基督教神学的契合之处进行了剖析。王遥解读了罗马皇帝朱里亚努斯将希腊文化融入其宗教体系所导致的悖论。曹凤珍对古罗马伦理哲学中的幸福观及其后世影响进行了梳理。陈良对马可·奥勒留《沉思录》的创作背景进行了述评。

在罗马艺术史领域,[45]关晓辉对老普林尼《自然史》34-36卷中的艺术史材料做了分类与梳理。徐进伟介绍了罗马帝国晚期基督教文化对古典艺术转型的影响。在罗马教育史与体育史等领域中,刘黎明、高漫漫解读了若干古罗马教育思想家所阐述的天性教育思想中的辩证色彩。杨弢、陈祥奎撰文论述了古罗马英雄主义对现代竞技体育精神的影响。周琪梳理了罗马艺术教育历程。

比较研究既是一个传统研究方向,也具有众多创新之处。晏绍祥将罗马史与波斯、秦汉史中的“空间”元素进行了类比,揭示了上古技术、资源条件下中央集权表象下广泛存在的地方自治现象。[46]另外,学者们既研究了中国与罗马城市发展、土地制度等传统课题,[47]也发掘了诸如社会规范、宗教翻译活动、装饰艺术等角度。[48]

2015-2016年度,国内罗马史学界在学术翻译方面成绩斐然,斯特拉波、优西比乌斯等古代作家的经典名著被译成汉语,凯瑟琳·科勒曼等当代西方史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也以中文为媒介被介绍到国内学界,还有若干学者在编订拉丁文-中文对照译本和为古典文献译本撰写详细的学术注疏等方面进行了可贵的尝试。[49]一批高质量的西方罗马史研究工具书、教材也通过影印、翻译的方式被介绍到国内,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国内罗马史学科的教学条件。

六、古代朝鲜史

2015-2016年度,中国朝鲜史研究继续以文化交流史、移民史、中朝关系史、专题史为主,对一些宏观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开始关注。仍以微观实证研究为主,侧重从考古文化、文化典籍入手,研究古代中国对朝鲜半岛的影响,研究视角多元化。

理论探索

2015-2016年,中国朝鲜古代史学者侧重从“封贡体系”、“华夷之辨”、边疆问题、学科发展等多个侧面探讨了一些理论问题。赵轶峰认为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是一种同质化的、以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国家兴起为中心的宏大叙事,也一直是一种现实的社会思潮,在韩朝民族国家成长曲折道路上扮演重要角色。如何在历史学中超越民族主义,是国际史学界共同的课题。[50]冯立君从中国韩国学的成果发布和成果积累等新的考察角度入手,审视韩国学的研究成绩,进而提出不同于以往的“古代对外关系史”研究理念,尝试探析目前韩国学领域研究中的空白点,并结合中韩两国的韩国史研究现状,阐述韩国学所属的古代对外关系史这一新研究领域的研究对象、旨趣、方向等问题。[51]陈尚胜认为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应称“封贡体系”较为周全。封贡关系的要义在于“事大”与“字小”。[52]赵永春讨论了认识历史疆域的“历史共享”原则,认为“历史共享”是各国认识其历史疆域应该遵循的一个原则。[53]于逢春讨论了以“华夷之辩”为理论基础的“中华主义”在东亚诸国的流播、衍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华夷秩序”再构筑议题。[54]

文献研究

朝鲜古代史研究不仅依靠来自朝鲜半岛的文献资料,更多地依赖中国古代文献资料,因此,朝鲜古代史文献研究表现出重视中国史料、重视对比研究的特点。[55]戴卫红对1996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出数量众多的公元3世纪前期的“货食”竹简及2008年在韩国扶余地区出土的公元7世纪初百济“佐官货食纪”木简,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拜根兴探讨了《大唐平百济国碑铭》撰写目的和时间、铭文涉及百济末朝野动态,纠正了以往研究对铭文“三河”“六郡”的错误诊释。赵智滨对《三国史记·地理志》中提到了百济和高句丽时期的许多郡县名进行了考察。杨军结合朝鲜古籍中记载的行政区划沿革,对朝鲜古籍《三国史记》卷三五《地理志》存录大量高句丽郡县名及其所在地做了初步研究。冯立君从质疑《周书》记录的一条高句丽阳原王遣使西魏史料入手,揭示6世纪中叶柔然和高句丽的关系。葛继勇从新出高乙德墓志入手,探讨了高句丽末期的内政外交状况。赵智滨对龙朔三年百济亡国之战进行了考述,认为百济亡国之战大致包括古沙、自江口、周留城、任存城等数场战役,具体时间为龙朔三年六月至十一月前后。刘永连、刘家兴以《太平广记》所辑相关资料为基础,辅以《唐大和上东征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人唐求法巡礼行记》等文献,对唐代中国对东亚海域自然、人文的认知以及对海上交通等状况的认知作了探讨。王彬、张沛介绍了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收藏的十余方涉及当时朝鲜半岛的高丽、百济、新罗诸国的墓志,为研究隋唐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

朝鲜半岛早期历史

在朝鲜半岛早期历史研究中,学者们主要侧重从年代学和考古发现的角度讨论朝鲜半岛早期历史发展的脉络和特征。《黑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中,杨军、苗威、高福顺、王臻集中探讨了朝鲜古代历史分期以及各个阶段的特点。[56]李宗勋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10年代初为止的朝中韩学界对古朝鲜历史的研究状况的分析与总结,系统地阐明了这20年间朝中韩学界各自的研究传统和特点,观点的变化与对立。[57]

早期历史研究离不开考古资料的发现的研究。[58]孙泓根据目前已知的4-5世纪的文献资料及幽州刺史墓的墨书题记,对幽州刺史镇身份、官职及其生存时代历任幽州刺史进行了考察。金石柱、姜龙哲、石光哲通过利用朝鲜境内渤海国遗址相关的属性信息和地理位置信息,整理和分析了朝鲜境内渤海国遗址的类型和空间分布状况。孙炜冉、苗威认为高句丽人前期有着以死亡之地而葬之的传统,这可能与其认为亡地即为灵魂安息之场所的信仰有关。张春艳、李英睿对高句丽瓦当莲花纹饰的构成进行了研究,认为高句丽瓦当莲花纹饰的象征寓意大致可以从神说、生殖说、天水说、佛教说与儒学说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民族、移民问题

人口的流动和变迁,民族的构成和认同是朝鲜古代史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孙泓[59]通过对中朝韩日学者对古代中朝移民研究状况的分析与总结,提出了国内外学者在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分歧点,并分析了对中朝不同时期移民认识的分歧及引起认识分歧的关键所在。她考察高句丽政权建立前到高句丽政权灭亡整个历史时期各民族的分布与变迁,认为高句丽是在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存在的一个民族政权,同时它也是一个多民族的政权。另外,对于高丽时期入居朝鲜半岛的女真人,她认为他们是从今中国吉林省东部、黑龙江省南部向南迁徙入居朝鲜半岛北部的。郭威以南向进人高丽的渤海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其进人高丽的过程和规模、在王氏高丽的境遇及其社会中的地位。。[60]

学者们还探讨了各类文献中出现的朝鲜人的身份和文献意义。[61]张富祥对《后汉书·东夷传》的《序言》部分作了疏通和解释,总述了上古东夷历史源流,认为其所述东夷并不等同于后世所称的东北夷,讨论了”东夷”概念的历史变化。赵智滨通过爬梳相关史料,指出文献中记载的高句丽军队和人口数量的记载可信。楼正豪对2009年7月在河北邢台市发现的《大唐口口口口寺故觉禅师碑铭并序》进行了考证,认为新罗大儒崔致远在《智证大师碑》中曾提到一位在中国河北常山地区活动的新罗入唐求法僧慧觉,就是邢州漆泉寺的惠觉。王连龙根据传世文献及石刻资料,对唐代高丽移民高乙德墓志作了考证,认为其对于研究高丽后期地方行政体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王箐、王其讳认为《南卑德墓志》揭示了一族中古高句丽新姓氏—南氏,并为研讨中原南氏的迁变与流向提供了新素材。马云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东亚世界的视角出发,对入唐百济人弥军的墓志志文“日本”的准确含义,以及弥军出使侨国的具体情况作出自己的解释。刘永连、刘安琪根据《新增东国舆地地胜览》记述,结合《高丽史》和诸多朝鲜汉文文集等,讨论了其群体的较早分布和迁入、迁出等大致情形。孙炜冉对高句丽末王高藏入唐行迹进行了考察,认为高句丽亡国后,高藏率领的王室成员悉数移民唐朝,融入华夏民族之内。

对外关系

对外关系研究一直是朝鲜古代史研究的重点问题,学者们不仅注重研究朝鲜半岛对外政治交往的特点,也关注对外交往的路线以及物质文化的交流。2015年10月23-25日,中国朝鲜史研究会2015年学术年会在山东大学威海校区举行,会议主题为“历史上朝鲜半岛的对外关系”。2016年8月13-15日,中国朝鲜史研究会2016年学术年会在延边大学举行,会议主题为“东亚视野下的中朝关系史与朝鲜史研究”。连续两年学术年会的主题均为对外关系,可见该主题在近年朝鲜史研究中的受到极大关注。

政治交往方面,[62]冯立君认为高句丽5世纪初扩张到辽东打破了自西汉武帝以来中原王朝在东方形成的陆海交通优势,成为高句丽在南北朝时期“强盛不受制”的一个重要条件,并引发了东亚地缘格局的结构性变动。耿铁华认为好太王碑碑文按年记载的史实,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当时东北亚国家的关系。张春海以刑部为中心,探讨了高丽对唐司法制度的“变异”,认为高丽的司法制度虽移植唐制而来,但由于土俗因素的影响,与唐制仍有较大差距。金锦子以高句丽安减王统治时期的对外关系为切入点,考察了这一时期高句丽与南北朝关系的变化,探究了导致这种变化产生的原因。陈俊达、杨军对高丽赴辽使者的个人素质与家世背景、高丽使者的“借衔出使”现象、高丽朝廷对赴辽使者的奖惩措施等方面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讨论高丽遣使辽朝的意义及影响。陈俊达依据出使目的和频率,将高丽使者分为常使和泛使两类,详细考察了高丽使辽使者类型及其派遣等问题,为中朝关系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乌云高娃对高丽与蒙古的接触及双方征战进行了讨论,认为高丽与蒙古关系经历了从对峙到虚与委蛇再到较为密切的变化过程。孙炜冉以李谨行和新罗文武王金法敏为研究对象,分析朝鲜半岛古代政权对外关系的策略和得失。

军事交往和战争是朝鲜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主要问题。[63]李大龙分析唐罗“联军”灭亡高句丽相关记载,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因为唐朝和新罗的关系不对等,“联军”“联盟”之说有违史实,也容易使人误解。刘炬对广开土王南征百济之战的三个问题进行了探究,认为其将有助于重新解读高句丽与百济之间的战争史实。

物质交往研究中,[64]白云翔通过对韩国完州郡上林里发现的铜剑和日本福冈县平原1号墓出土铜镜的考察,探寻了中国古代青铜工匠东渡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问题。认为古代东亚各地之间的交流中,“黄海-渤海-黄海”的海上之路,是最主要的交通路线。刘安琪、刘永连以朝鲜和中国文献为基础,对古代阶段高丽参流人中国途径进行梳理和考实,以丰富和加深对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物质文化交流的认识。李乐营对辽金元时期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流域建立的榷场及与高丽进行的贸易进行了研究。刘永连、王洋对宋元交替之际这一中国乃至东亚政治格局变迁的关键时期,东南飘海商人的活动情况及其作用进行了探究。

文化交往上,[65]黎羌讨论了唐代演艺文化在东北亚诸国的传播,认为中国演艺文化亦为朝鲜半岛诸国与日本国传统乐舞戏剧“文化之母”。拜根兴探讨了作为唐都长安和新罗千年古都庆州,在近三百年交往期间的人和事。

七、欧洲中世纪史

2015-2016年度,国内欧洲中世纪史研究又取得新的进展,在相关理论问题、经济社会史(工资劳动形态、货币制度、市场与贸易)、政治制度史、思想文化史等领域涌现出一批史料扎实、论证充分、观点明确的新成果。

中世纪相关问题的理论探讨

2015-2016年度,学界对于中世纪史的研究框架进行了深入思考。孟广林指出,世界历史研究需以唯物史观为指南,将“传统世界史”和“新世界史”同举并重,有机整合,为世界史研究开辟正确路向。[66]刘明翰解读了中世纪史的概念与核心主题,指出中世纪整个欧亚大陆形成三大块文明区,它们之间的交流,特别是中国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作用被后人忽视了,甚至被低估了。[67]

学界关于资本主义起源与西欧社会转型的研究又取得了新的理论成果。侯建新探讨了英国佃农在中世纪的社会地位以及与农奴制的联系等问题。[68]在《资本主义起源新论》一书中,侯建新指出,欧洲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原动力是个体与个体权利。刘景华对该书的三个层次和一条主线进行了概括。[69]朱寰主编的《工业文明的新视野:亚欧诸国由中古向近代过渡比较研究》关注亚欧各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的过渡问题,特别强调了其中的社会转型与文明转型。[70]对于西欧社会中的“权利”要素,王亚平指出罗马帝国晚期的庇护制和日耳曼人的马尔克制都隐含着一种近似的“保护”原则,是两种社会要素融合的关键。[71]

个人权利与私人财产不可侵犯观念是西方文明的重要特征。侯建新指出,西欧财产观念形成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并非单向和僵硬地强调物主的权益,其内涵与影响相当丰富和深远。[72]

历史上的中西方文明究竟相似还是相异,近现代国外学者进行过颇有价值的历史比较。徐浩重温了从启蒙思想家到韦伯等人对中西方发展道路的论述。[73]

围绕中世纪西欧农奴制衰落的原因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多布和斯威齐曾发生激烈的论辩。对此,魏宇杰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进行了剖析。[74]

另外,夏继果继续在地中海史领域展开深入研究,从政治霸权、贸易、规则和宗教四个方面开展研究,是区域整体史研究的又一显著成果。[75]

史学史和文献研究

在史学史研究中,学者们研究了西方中世纪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各个流派和主要问题的研究历史,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76]王亚平主要关注了结构史学在德国中世纪史研究中的地位及其影响。陈志强梳理了英美拜占庭学的发展历程及其对我国学界的启示。李隆国以德国史学史为主,梳理“民族大迁徙”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朱君杙、王晋新研究中古西欧史家在编纂长时段“世界历史”时惯于使用“四大帝国”更替的撰史结构原则。陈志坚总结了自16世纪上半期起,以英国学界为主的社会各界掀起的关于财产继承模式的大讨论及其对英国历史文化多个层面产生的深远影响。陈素娟对西方学术界近年来关于加洛林王朝后期政治史研究的新动向做了介绍。马晓林总结了学术界十年来有关马可·波罗的研究的最新进展。

同时,学者们也研究了文艺复兴时期以来欧洲中世纪史研究的著名学者的学术观念和贡献。[77]周春生总结了英国著名文艺复兴研究者约翰·阿丁顿·西蒙兹的治史特点。赵文洪通过对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格兰维尔、布拉克顿、约翰·加尔文等人思想的梳理,总结了欧洲中世纪政治思想演变历程中有关反抗暴君思想的要点。赵卓然和杨盛翔的论文都将目光聚焦于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对其最重要的著作《论政府原理》进行了探讨。李桂芝关注20世纪上半叶英国最著名史学家之一艾琳·鲍尔在中世纪妇女史和经济社会史研究方面的成就。顾卫民着重分析了英国历史学家博克塞从研究早期欧洲人在东方的历史转变到以葡萄牙海洋帝国为中心的全球史研究的学术道路。张炜则归纳了史学家阎宗临在中西交通史研究两阶段的不同特点,强调其对中西交往史特别是中亚史的开创性贡献。何涛译介了阿兰·哈丁所著探讨中世纪政治自由的重要论文。

文献解读和分析在近年中世纪史研究中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78]陈文海考察了《弗莱德加编年史》等著作中有关法兰克人族源的叙述,分析了“特洛伊族源说”出现的社会文化背景。朱君杙强调了《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的官方属性问题。他还研究尼特哈德《历史四书》中的“公共利益”观念。李隆国指出,都尔主教格雷戈里是具有高明的写作策略、注重创新写作体例的历史学家。在对奥古斯丁《忏悔录》卷五进行再分析之后,夏洞奇认为,当时奥古斯丁的中心目标就是依靠摩尼教的关系谋求世俗的前程。同时,奥罗修在《历史七书》中对晚期罗马帝国发展趋势的乐观认识是与当今流行的“古代晚期”学术范式相通的。孙逸凡、和平研究了中世纪英格兰的编年史写作活动逐渐走向繁荣的过程。赵法欣关注了米哈伊尔·普塞洛斯《编年史》中的“帝王批判”现象。蔺志强对1215年英国《大宪章》中的“特权”含义进行了辨析。辛敏雅讨论了理查三世的暴君形象是如何被都铎时期的史学家和莎士比亚历史剧塑造的。

经济社会史

经济社会史是中国欧洲中世纪史研究的重点领域。2015-2016年度,经济社会史研究仍然集中在土地制度、农村和农民、工资劳动、贸易和市场活动、货币史等专题领域。

土地制度相关问题依然是学界关注的热点。[79]赵文洪探讨了中世纪英国公地制度救助穷人的社会功能。徐浩考察了中世纪中晚期的土地市场情况及其发展过程。孙立田研究中世纪英国自由保有与不自由保有两种类型的土地,指出所谓的土地权利问题,实质上是农奴维兰的土地权利问题。张莹考察了骑士役保有制,发现骑士役封臣逐步获得了土地的继承权、转让权与大部分的自由处置权,骑士领的土地权利逐渐向私有权靠近。

农村和农民是经济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对象。[80]陈立军梳理并分析了西欧村庄共同体所具有的词源学内涵和特征。杨松涛认为“乡土社会”和“国家——社会”观念共同塑造了英格兰乡村纠纷解决的模式。郭华认为中世纪晚期的英国农民各阶层财富积累普遍增长,改变了英国各社会阶层之间的财富分配格局。从理论上来讲,中世纪晚期的人身依附性减弱,契约关系强化,是英格兰迈进现代社会的标志。自由农的身份与地位是农民问题研究的重要内容,李彦雄追溯了中世纪英国自由农索克曼的发展线索。

乡村的雇佣劳动与雇佣关系是中世纪史研究的重要课题。[81]对于中世纪西欧工资劳动市场存在的原因,徐浩认为是需求拉动,是农民和工商业者的家庭劳动力和领主庄园的农奴劳役的重要补充。在经济社会史和日常生活史兴起的学术背景下,英国乡村雇工的生活水平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王超华指出,作为工资史研究的两个重要维度,对工资差别和工资收入的探讨有助于更全面的了解中世纪乡村雇工的生活状况。面对黑死病流行之后的人口危机,英格兰议会曾多次颁布劳工法令,是英格兰王室政府协调利益集团关系和干预经济社会生活的有力工具。他还聚焦英国中世纪时期在他人家中学艺的年轻仆从的法律地位,指出契约关系与独立地位是仆从作为“工资劳动者”的重要特征。儿童劳动是工业革命以前工资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鲁运庚从宏观上对前工业化时期欧洲乡村儿童劳动现象及其特征进行了把握和分析。

农民生产的积累是乡村市场发展的基础。[82]崔洪建认为中世纪英国中等以上农户把剩余的产品拿到市场上进行销售促进了中世纪英国乡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马泽民总结了12—15世纪英国交换经济取得迅速发展的原因。土地市场方面,英国宗教改革中被解散的修道院地产被投入市场重新分配,孙小娇发现,以乡绅和富裕农民约曼为代表的乡村中间阶层在此过程中发展成为不同于贵族和一般农民的社会阶层。同时,公簿持有农中也广泛存在非市场性流转行为,对英国乡村社会关系造成冲击。

货币史是社会商业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崔洪建从多个角度探索英国中世纪货币历史,他考察了英王亨利二世对货币铸造体制进行的一系列革新及其现实意义,关注到中世纪英国铸币师的社会地位,还探讨了中世纪英国税收、货币和财政制度向近代转型问题。叶璐探讨了14-15世纪英格兰解决“银荒”问题的历程[83]

市场与贸易问题是欧洲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另外一个核心议题。[84]王加丰认为,西欧中世纪的商人创造了新的贸易体系,它也成为近代西欧往外扩张的基础。宁凡对14-16世纪荷兰农业商业化原因做了分析。田汝英着重强调香料作为中世纪贸易活动中主要商品在促进西欧经济发展、社会变革以及海外扩张中的作用。沈琦指出,中世纪英格兰运输市场的繁荣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还成为社会经济变革的前提和基础。莫玉梅考察了1066—1290年的英国犹太人的借贷业及其命运。王倩关注地方贵族和邦国政府对于木材市场的策略,揭示了德国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独特模式。刘程研究了北欧的远途贸易体系以及“汉萨”“汉萨同盟”和“行会”等概念的含义。

政治史研究

欧洲中世纪政治文化的研究近年成为一个新兴领域。学者们从多种途径探讨王权问题。[85]加冕礼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典礼,不仅是特定历史时期王权和社会性质的反映,而且本身便是权力的一种来源。张炜详细考察了英格兰都铎王朝加冕礼,并对都铎王朝王权问题进行了辨析。陈灿则从迎接国王的仪式,分析了中世纪晚期英国城市与王权之间互惠互利的关系。张乃和较为系统地研究了近代早期英国的特许权问题,从而加深了对这一时期王权及行政许可制度等问题的认识。倪世光强调骑士制度对王权具有限制作用。唐运冠认为,11世纪前后,新兴的统一王权将青年骑士比武变成了宣扬神授权力的盛装表演。裴幸超分析了《1352年叛逆法令》,强调其对英格兰王权的制约与维护作用。边瑶对英格兰都铎时期枢密院建制的两个方案进行了探讨。李家莉从玛格丽特·安茹王后的个人命运入手,分析了玫瑰战争爆发的原因。

中世纪欧洲各国的教俗关系(主要是王权与教权的关系)依然是学者们广泛关注的问题。[86]公元四至九世纪,随着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化,教俗关系成为帝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张日元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其教俗关系呈现出“二元一体”的重要特征。赵林指出,教俗之争是一条贯穿于欧洲中世纪历史的红线,并重点强调了11-13世纪的东西方教会大分裂和14-15世纪西方教会大分裂的重要影响。王涛指出,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一度兴旺的圣殿骑士团,其衰亡的真正原因是王权对教权的挑战和进攻。另外,朱君杙从基督教婚姻的道德约束作用出发,分析了罗退尔二世离婚风波中加洛林王朝解体、教皇权威抬头等因素。

民族国家的形成问题是多年来学者们热衷探讨的经典话题。[87]王亚平从中世纪晚期德意志帝国改革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新的探讨。侯树栋认为中古德意志多重国家形态显示的是一种多元权力结构并存的格局。对近代德意志“特殊道路”问题,钱金飞强调除专制主义传统外,联邦制、民主制、法治也是近代早期德意志的重要传统。英国和法国的民族国家形成问题也受到学者的关注,陈日华从地方自治角度进行了阐释。他还对中古晚期英格兰郡共同体进行了深入探析。潘荣成从多个角度总结了都铎王朝变革对英国民族国家确立的影响。此外,黄艳红讨论中世纪法国宗教空间、封建空间和王国空间等空间组织多元化形态及相互影响的各种因素。[88]张佳生讨论了中世纪英国城市的自治特权,指出自由的实现也不时受到国王或教会等势力的限制。[89]张建辉关注了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对英格兰早期王国的影响。[90]熊芳芳梳理了中世纪晚期法国君主征税权的确立过程和特点。[91]王向鹏探讨了第一次十字军战争时期的补给问题。[92]王云龙关注了波罗的海十字军中的文德十字军。[93]

宗教史研究

在传统宗教问题的研究上,视角新颖的作品迭出。孙剑以1400-1532年间赫里福德主教区神职人员的“头衔”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教士群体与世俗社会之间紧密的经济社会关系。[94]王首贞、徐以骅从中世纪晚期社会转型和社会运动的视角剖析了民间宗教兴替对整个西欧文明在社会转型、政治演变、主权国家建构等方面的深刻影响。[95]朝圣是中世纪基督教最基本、最重要的宗教活动之一。张红从国王和民众两个方面考察了12—14世纪英格兰人的朝圣活动。[96]王玖玖从全球史角度,分析了西班牙犹太人与基督徒的共生关系。[97]

在宗教改革史研究方面,[98]周施廷聚焦纽伦堡,通过诸多第一手资料展现了社会生活形式与路德新教之间的互动关系,他还从近代医学发展的角度重新定义了宗教改革的历史作用。沈坚和江晟从现代性的角度,关注了法国圣巴托洛缪屠杀期间所发生的迪罗西耶改宗事件。王文婧对法国宗教改革时期纯洁派与新教之间的谱系建构问题做了深入联系。曾祥敏对马丁·路德如何“发现”约翰·胡斯的过程予以详细叙述。

异端问题一向是中世纪基督教史的重要问题。[99]李桂芝对罗拉德派的神学思想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吕富华、谢胜男认为异端运动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宗教运动,它与经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卢镇否定了原有的16世纪威尼斯犹太隔都的消极认识,指出这种隔都不仅为犹太人提供了容身之地,而且也可与主流社会保持密切联系。

2015-2016年宗教史研究中,女性视角的成果比较突出。[100]汪丽红以中世纪西欧修女规章的发展变化为对象,对宗教领域的性别问题进行了探讨。她还深入分析了西欧中世纪盛期圣妇的身体观与身份认同问题。徐善伟则阐述了女性成为近代早期欧洲猎巫运动主要受害者的原因。

城市史、家庭史、文化史等专门史研究

2015-2016年度,学术界围绕与城市发展进程以及城市文化相关的研究和译介工作非常引人注目。上海师范大学成立了专门的全球城市史研究中心,并在2015年10月召开了首届全球城市史学术研讨会。具体研究方面,[101]对于英国中世纪城市人口的数量及其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经济史、经济社会史与社会经济史研究得出不同结论。徐浩认为,这是研究范式差异所致。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进程有重要联系。谷延方、黄秋迪指出正确认识英国城市化过程留下的经验和教训是英国城市化研究的组成部分。洪庆明的研究从城市人口增长轨迹、城市化的时间特征等方面对法国城市化历史进程进行了论述。吕昭梳理了中世纪法国市政组织的发展过程及所发挥的作用。尚洁对威尼斯城市共和国基层社会组织兄弟会的兴起过程、组织原则和管理模式做了较为细致的叙述。刘敏探讨了前工业社会城市贫困问题。刘耀春考察了1000—1750
年的意大利城墙发展的三个阶段。朱明着重探讨了中世纪晚期法国国王如何透过城市建造来巩固王朝的统治,他对中世纪空间问题的探讨也具有开拓性。另外,《新史学》还发表了数篇国外学者研究城市史的代表性成果。[102]

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西欧的婚姻、家庭、人口等问题研究一直受到学界重视。[103]俞金尧的研究表明,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养成的权利观念和习惯等等与欧洲近代社会的起源和形成相适应。他还以婚姻问题为例,指出16世纪得婚姻制度改革中,择偶自主的权利在宗教改革时期及以后的时期里一直都没有丧失。谭赛花则从服饰角度分析了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变迁问题。

在通常的中世纪教育史叙述中,人们对起源于中世纪并延续至今的欧洲大学常常施以浓墨,[104]张弢则对那些没能维持住其生命力的大学给予了关注。陈洁以波伦亚大学和巴黎大学为例,讨论了欧洲中世纪大学的管理问题。张晓晗分析了英国中世纪以来大学教师收入的不同来源及其水平差异。

张炜继续在其15、16世纪英国印刷媒介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领域耕耘。《近代早期英格兰书报审查制度的形成与完善》一文梳理了都铎王朝时期教权和王权对印刷书籍采取的诸种审查方式,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印刷书对社会权力变动产生的影响。[105]此外,他对早期英语印刷书的生产传播所具有的资本主义萌芽性质进行了开拓性研究。

文化史研究热点是文艺复兴史。[106]刘君探索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身份与形象建构问题。解光云梳理了古典文化促发文艺复兴的途径和过程。陈志强和张俊芳着重考察了末代拜占庭知识分子对文艺复兴的意义。张炜从印刷书生产和接受的角度,追踪了人文主义书籍从南欧向西北欧传播的途径及影响。郭琳从德性政治的视角梳理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自由观。

拜占庭史

拜占庭史研究涉及拜占庭帝国研究的多个方面,包括政治制度、军事制度以及帝国灭亡原因等问题。[107]陈志强、李秀玲梳理了科穆宁王朝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的政治治理措施。罗春梅也将科穆宁制度与拜占庭兴衰问题做了勾连。王妍关注了公元10世纪拜占庭帝国皇位继承的多样性及其原因。李强则从拜占庭帝国书写材料从草纸、皮纸到纸的演变历程,指出这些材料在拜占庭典籍文献保存和流传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萨珊波斯帝国对拜占庭帝国的战争是早期拜占庭面临的重大外交问题。马锋、徐家玲聚焦于查士丁尼时代的一次重要战役达拉斯城战役,分析了该战役对拜占庭西征的作用以及显示出的拜占庭军队的军事特点。此外,疏会玲对查士丁尼的犹太政策进行了探讨。关于拜占庭帝国的灭亡问题。[108]陈志强研究了1453年君士坦丁堡战役的进程和失败原因,论述了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及其王朝应对最后一役负主要的军事责任及战场感受。胡长江则以帕列奥列格王朝时期的内战为例,分析了拜占庭帝国灭亡的内政原因。王妍聚焦10-11
世纪中叶东地中海地区的自然灾害与帝国走向灭亡的关系。

2015-2016年,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在学科建设、学术活动、研究领域、研究角度等多个方面表现出繁荣发展的趋势。需要注意的是,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是研究外国历史的学科,长期以来受到西方史学的深刻影响,在研究手段和方法、研究领域设置和选题上有所局限。如何提出具有中国学术气派的研究体系、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和研究课题,将是未来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学科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


[1]参与撰写人员有:刘健、郭子林、孙泓、张炜、邢颖、王超华、吕厚量。

[2]吴宇虹等:《古代西亚塞姆语和印欧语楔形文字和语言》,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3月。

[3]于殿利:《人性的启蒙时代——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艺术与思想》,北京:故宫出版社,2016年6月;欧阳晓莉:《两河流域王权观念的嬗变》,《文汇报》2016年6月24日;宋娇、李海峰:《古代两河流域地区土地盐碱化问题探析》,载《农业考古》2015年第3期;章煜:《古代两河流域牛法初探——以苏美尔牛法为中心》,《长江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高文宝、吴宇虹:《宁乌尔塔神话——两河文明征服开发周围区的象征表达》,《古代文明》2015年第3期;刘昌玉:《麦鲁哈与上古印度洋—波斯湾海上贸易》,《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4]王献华:《两河流域早王朝时期作为地理概念的“苏美尔”》,载《四川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卢伽尔扎吉西数字标记计时法与早王朝末期南部两河流域年代学》,《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皇族“恩图”女祭司与阿卡德帝国的治理》,《中山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吴宇虹、董晓博:《乌尔第三王朝历史文献中é.TUM词义辨析》,《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2期。欧阳晓莉、Chris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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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艳丽、张宝利:《古巴比伦时期马瑞国王金瑞林与延哈德公主西卜图的政治联姻》,《西南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李海峰:《古巴比伦时期女祭司“家庭养老习俗”探析》,载《四川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古巴比伦时期家庭养老习俗研究》,《史学集刊》2016年第1期。国洪更:《<汉穆拉比法典>的编纂、流布及其现代价值》,《光明日报》2016年10月8日第011版。亓佩成:《加喜特巴比伦王朝的外交》,《鲁东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6]Chen Fei, “A Revised Reconstruction of Col. II of the Synchron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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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4;陈飞:《<亚述王表>译注》,《世界历史评论:历史上的城市与帝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国洪更:《亚述楔形文字史料概览》,载《北方论丛》2015年第1期;《赋役豁免政策的嬗变与亚述帝国的兴衰》,载《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亚述帝国宦官的地位和作用》,载《古代文明》2015年第2期;《亚述帝国的占卜与军队的征战》,载《军事历史研究》2015年第4期;《亚述帝国邮驿制度辨析》,《安徽史学》2016年第3期;《亚述赋役制度考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4月。

[7]Hanna Roskowska-Mutschler, Li Zheng, Liu Jian, “Hetixue: Z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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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李政:《论赫梯文明的创造者》,载《史学月刊》2015年第8期;《关于古代安纳托利亚诸文明接受与引进“人才”问题的历史考察》,《外国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外交书信与传记研究?——赫梯国王哈吐什里三世致巴比伦国王卡达什曼-恩里尔二世的书信的传记价值》,载《国外文学》2015年第1期;《论赫梯国王铁列平的历史功绩》,《古代文明》2016年第3期。刘健:《赫梯基拉姆节日活动的仪式特征及其功能》,载《世界历史》2015年第5期。蒋家瑜:《论赫梯王国的流放政策》,载《世界历史》2015年第5期。

[8]例如苏聪:《波斯帝国与丝绸之路西段的形成》,《社会科学家》2016年第2期;亓佩成、赵长福:《帕尔米拉王国的发现及其历史》,《惠州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9]郭丹彤:《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金寿福:《古埃及<亡灵书>》,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李晓东、李慧雪:《因泰甫石碑铭文译注》,载陈恒、洪庆明主编:《世界历史评论》,第1卷第1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90—300页。王海利:《揭开古埃及文字研究若干谜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7日;《限定符合与古埃及人的心理认知研究》《外国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

[10]郭子林:《古埃及新王国时期专制王权的制度化探析》,《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11]金寿福:《论古代埃及经济的特征》,《世界历史》2015年第5期。郭丹彤:《法老时代埃及土地私有化现象研究》,《历史研究》,2016年第4期;《论古代埃及的赋税体系》,《东北师大学报》,2016年第3期。袁指挥:《古埃及国内贸易论析》,《东北师大学报》,2016年第3期。

[12]郭丹彤:《论中王国时期埃及与迦南的关系》,《外国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郭丹彤:《古代埃及国王沙桑克一世巴勒斯坦战争考》,《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袁指挥:《阿玛尔纳时代埃及与米坦尼的关系》,《安徽史学》2015年第5期;《阿玛尔纳时代埃及在叙巴的统治》,《东北师范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13]郭子林:《古埃及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的社会结构与专制王权》,《中东问题研究》2015年第1期;《波斯人统治埃及新探》,《史学集刊》2015年第3期。陈恒、李月:《托勒密埃及油类专营制度考》,《历史研究》2014年第6期。

[14]李晓东:《“复兴时代”与古埃及文明的衰落》,《外国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郭子林:《论古埃及文明根本特征》,《外国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

[15]李晓东:《古代埃及社会主导意识的诞生及其历史分期》,《史学集刊》2015年第2期。郭子林:《“继承神秘剧”的展演:古埃及王权继承仪式探析》,《历史研究》2015年第2期;《古埃及国王的献祭仪式及其社会功能》,《世界历史》2015年第3期。南树华:《古代埃及奥西里斯神崇拜的缘起》,《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颜海英:《<来世之书>中的复活仪式》,《外国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古埃及黄道十二宫图像探源》,《东北师大学报》,2016年第3期。黄庆娇、颜海英:《<金字塔铭文>与古埃及复活仪式》,《古代文明》,2016年第4期。王亮、郭丹彤:《论古代埃及的神谕审判》,《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6期。刘金虎、郭丹彤:《论古埃及金字塔文中的托特神早期崇拜》,《史学集刊》,2016年第2期。南树华、郭丹彤:《论托勒密时期奥西里斯神崇拜》,《北方论丛》,2016年第5期。

[16]袁指挥:《埃及的本土埃及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古代文明》2014年第4期;张思佳、田明:《古埃及最早的外族法老:国内希克索斯人研究述评》,《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杨·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温迪·克里斯坦森著,郭子林译:《古代埃及帝国》,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17]晏绍祥、金寿福、黄洋、张巍、裔昭印、陈恒:《古代文明研究前沿问题与方法》,载陈恒、洪庆明主编:《世界历史评论》,第1卷第1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47—264页。

[18]晏绍祥:《新形象的刻画:重构公元前四世纪的古典世界》,《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徐晓旭:《希腊人和蛮族人:一对不断被修改的画像》,《历史研究》2014年第6期。吴晓群:《20世纪后半叶西方希罗多德研究的两种路径》,《世界历史》2015年第1期。吕厚量:《古典学、古波斯史料学与波斯文明》,《历史研究》2014年第6期;《从贤哲会饮到饕餮盛宴——古希腊历史叙述中波斯宫廷宴饮场景的变迁》,《古代文明》2016年第4期。李永斌:《古典学与东方学的碰撞:古希腊“东方化革命”的现代想象》,《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希腊“东方化革命”:想象的概念及其表述形式》,《文汇报》2016年5月27日。邢颖:《多路径探索古希腊宗教》,《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2月14日第4版。

[19]白春晓:《苦难与伟大——修昔底德视野中的人类处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彭磊:《修昔底德与帝国主义问题》,《江汉论坛》2015年第5期。李艳辉:《安特摩克利托斯事件、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与修昔底德的缄默》,《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3期。

[20]李尚君:《“演说舞台”上的雅典民主:德谟斯提尼的演说表演与民众的政治认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何珵:《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演说辞·中“领导权问题”矛盾论述出现的原因》,《古代文明》2015年第3期。

[21]杨共乐:《·诗论·中的“íστορíα”不是指普遍意义上的古代希腊历史学》,《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阴元涛、崔国强:《·雅典胞族法令·译注》,《古代文明》2015年第3期。徐松岩、赵青青:《伪色诺芬·雅典政制·史料价值初探》,《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2期。刘军、崔国强:《<奥勒比亚金银币出入境法令>译注》,《古代文明》2016年第3期。师学良:《柏拉图<法律篇>刑法条文选择》,《古代文明》2015年第4期。

[22]黄洋:《希腊城邦政治与西方法治传统的建立》,《经济社会史评论》2015年第2期。晏绍祥:《从迈锡尼世界到荷马时代:希腊城邦的兴起》,《外国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米利都与波斯:专制帝国中地方共同体的地位》,《世界历史》2015年第3期;《古希腊城邦政治中的贿赂与防范》,《光明日报》2016年3月26日第11版。孙左华:《方阵与古希腊民主》,《吕梁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23]徐松岩:《塞拉麦涅斯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政治》,《世界历史》2015年第2期;《论古代雅典国家的发展道路——兼及雅典版图问题》,《四川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雅典民主制历史上的两次“无痕蜕变”》,《光明日报》2016年5月7日第11版。李立华:《从提秀斯崇拜透视古典时代雅典的王权观念》,《史学月刊》2016年第2期。王志超:《被构建的历史与受遏制的精英——雅典“蛊惑家”形象的起源及其本质》,《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15年第7期。漆程成:《古希腊雅典民主反思: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视角》,《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韩向臣:《自由还是奴役——论古希腊雅典的公民权》,《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赵青青:《修昔底德雅典民主观探析》,《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石庆波:《古希腊城邦及其“和谐”观念——以雅典为中心的考察》,《嘉应学院学报》2015年第12期。

[24]朱益民:《从神话到史实——初探科尔基斯的金属生产与贸易》,《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毕会成、杨鹏飞:《伯罗奔尼撒战争:古典历史条件下的商业战争》,《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25]吴晓群:《希腊式哀哭:仪式化的哀歌抑或危险的声音》,《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1期。王大庆:《古希腊体育竞技中的裸体习俗探析》,《世界历史》2015年第2期。魏凤莲:《狄奥尼索斯崇拜与雅典民主政治》,《世界历史》2015年第6期;《古代雅典的城邦与宗教礼仪制度》,《外国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崔梦、杨欣帼:《西西里远征前的赫尔墨斯神像破坏案》,《鲁东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李永斌:《古希腊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崇拜探析》,《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6月。王志鹏:《古希腊节日历与农业生产》,《农业考古》2016年第4期。张卨:《古希腊人的生活观及消费理念》,《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2016年第2期。

[26]魏孝稷:《互动与认同:古典时期中国与希腊族群认同的比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4月第1版。徐晓旭:《文化选择与希腊化时代的族群认同》,《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李渊:《古希腊人的自我与异族观念》,《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4年。

[27]伯里:《希腊化时代和文明史》,焦汉丰译,载陈恒、王刘纯主编:《新史学》,大象出版社2015年9月版。崔丽娜:《希腊化经济:一种世界性的经济?》,载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6月版。毛丹、江晓原:《希腊化晚期至罗马帝国初年西方航海术东渐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28]易宁、祝宏俊、王大庆:《古代希腊文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上海博物馆编:《博物馆与古希腊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第1版。徐松岩:《“希腊人”与“皮拉斯基人”——古代希腊早期居民源流考述》,《西南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张丽霞:《城邦情结对古希腊文明的影响》,《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李渊:《古希腊人与先秦华夏人异族观念之异同》,《古代文明》2016年第1期。

[29]约翰·博德曼、贾斯珀·格里芬主编《牛津古希腊史》,郭小凌、魏凤莲、李永斌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西蒙·普莱斯《古希腊人的宗教生活》,邢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德蒂安《希腊古风时期的真理大师》,王芳译,华夏出版社2015年1月;琼·肯尼·威廉姆斯《古代希腊帝国》,郭子龙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4月;雅克琳娜·德·罗米伊《希腊民主的问题》,高煜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4月;劳埃德《早期希腊科学: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孙小淳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5年6月;劳埃德《古代世界的现代思考:透视希腊、中国的科学与文化》,钮卫星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5年6月;西蒙·霍恩布洛尔《希腊世界》,赵磊译,华夏出版社2015年7月;汤因比《希腊精神——一部文明史》,乔戈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8月;瓦尔特·伯克特《希腊文化的东方语境》,唐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8月;罗宾·奥斯本:《古风与古典时期的希腊艺术》,胡晓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2月;加斯帕·格里芬:《荷马史诗中的生与死》,刘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伯里:《希腊史》,陈思伟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1月;让-皮埃尔·韦尔南、皮埃尔·维达尔-纳凯:《古希腊神话与悲剧》,张苗、杨淑岚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哈蒙德:《希腊史:迄至公元前332年》,朱龙华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3月;雷诺兹:《抄工与学者:希腊、拉丁文献传播史》,苏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克里斯托弗·罗、马尔科姆·斯科菲尔德编:《剑桥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晏绍祥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3月;唐纳德·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陆大鹏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4月;汤姆·霍兰:《波斯战火:第一个世界帝国及其西征》,于润生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4月;安提丰:《阿提卡演说家合辑》,陈钗、冯金朋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4月;塔贝尔:《希腊艺术史》,殷亚平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4月;莱斯莉·阿德金斯、罗伊·阿德金斯:《古代希腊社会生活》,张强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6月;皮埃尔·维达尔-纳凯:《黑色猎手:古希腊世界的思想形式和社会形式》,张竝译,华东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伊莱德·马尔金:《网络与希腊认同的兴起》,李永斌译,《全球史评论》2015年第2期;西蒙·戈德希尔:《雅典悲剧的观众》,李平译,《上海文化》2016年第7期。

[30]晏绍祥:《西方学术界关于罗马共和国帝国主义动力的讨论》,《全球史评论》第10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6月第1版;冯定雄、徐进伟:《西方古典学术界对罗马帝国“大战略”理论的争论》,《古代文明》2016年第3期;王翘、徐家玲:《罗马-拜占庭边疆研究中“边疆”认知的演变》,《外国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

[31]郭小凌:《回望罗马史上最惨烈的篇章——罗纳德·塞姆<罗马革命>对历史巨变的新阐释》,《文汇报》2016年7月25日第T04版;晏绍祥:《塞姆眼中的罗马革命》,《南方周末》2016年8月11日D32版;晏绍祥:《塞姆眼中的罗马革命》,《南方周末》2016年8月11日D32版;吕厚量:《论罗纳德·塞姆<罗马革命>中的西塞罗形象》,《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3期。

[32]金寿福:《蒙森与德国的古典学》,《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3期。宋立宏:《罗马与耶路撒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哈德良:不倦的旅人》,《古典学评论》第1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3月第1版。康凯:《“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观念的形成》,《世界历史》2014年第4期。冯定雄:《罗马边疆研究在西方的兴起与发展》,《世界历史》2015年第3期。武晓阳:《古典作家亚历山大之评价——以库尔提乌斯和阿里安的评价为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4年。张岸:《罗马进行曲》,《科教导刊》2015年第8期。张弢:《溯源与辟新——略论中国的西方古典学学科建设》,《古代文明》2016年第1期。

[33]陈德正、胡其柱:《19世纪来华传教士对西方古典学的引介和传播》,《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3期。于颖:《古典学在中国的是是非非》,《文汇报》2015年2月6日第T07版。

[34]林中泽:《优西比乌的品格及其与君士坦丁之关系——评优西比乌<君士坦丁传>》,《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6期。夏洞奇:《奥罗修重放光芒?》,《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1期。康凯:《<哥特史>、<罗马史>与约尔达尼斯的撰史意图》,《史学月刊》2014年第9期。张元伟:《普鲁塔克著作的分类与命名传统》,《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3期。刘衍刚:《斯特拉斯堡战役文献》,《世界历史评论》总第3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倪滕达:《历史学对修辞学的偏见》,《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4年。董晓佳、刘榕榕:《阿庇安<罗马史>中的隐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7月13日第007版。吕厚量:《“上帝选民”抑或“帝国子民”?——犹太教与罗马帝国两难抉择之间的史家约瑟福斯》,《世界历史评论》2015年8月总第3期;HouliangLü,
“World Citizens vs. People Chosen by God: Josephus between Judaism and
the Roman Empire,” 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Vol. 30,
2015;吕厚量:《古希腊奥林匹亚文化地方性探析》,《古典学评论》第2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3月第1版。岳成:《奥古斯都时代罗马诗歌中的意大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贺拉斯“希腊文化征服罗马”说考释》,《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武晓阳:《斯特拉波<地理学>的史料考信方法》,《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1期。华阳、王延超:《保萨尼阿斯<希腊志>初探》,《美术大观》2015年第11期。肖丽:《<尤利乌斯-母神殖民城法令>译注》,《古代文明》2015年第4期。

[35]王崧珍:《“翻译文化效应”视域下古典时期罗马翻译思想追述——从西塞罗到奥古斯丁》,《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鲍彦、王薇:《李维乌斯<奥德赛>译本的翻译策略及其影响研究》,《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刘芳:《西塞罗翻译思想的历史语境重读》,《中国翻译》2016年第2期。

[36]刘小青:《罗马共和国后期反选举舞弊斗争与共和国的衰亡》,《世界历史》2016年第3期;《罗马共和国晚期政治暴力探源》,《西南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杨俊明:《庞培与罗马共和末期的派系斗争》,《北方论丛》2016年第4期。徐国栋:《共和罗马的阶级分权与政党政治》,《河南工业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方旭:《论罗马专政官制度及其现代影响》,《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陶焘:《试论罗马共和的混合政制遗产》,《天府新论》2016年第5期;李霞霞:《试探罗马共和时期的政权组织原则》,《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2期;李霞霞:《浅析罗马共和初期制度建设》,《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连佳:《浅议罗马共和宪政下监察官制度及其启示》,《现代交际》2016年7月总第436期;钟原:《浅析罗马共和国时期人民大会的权力限制》,《法制与社会》2015年第7期。

[37]何立波:《罗马帝国元首制研究——以弗拉维王朝为中心》,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1月第1版;《论罗马帝国前期元老院和元首立法角色的转变》,《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宫秀华:《关于奥古斯都元首政制的几个基本特征》,《社会科学家》2014年第12期。罗三洋:《罗马的黑人皇帝》,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年6月第1版。

[38]董晓佳:《晚期罗马帝国防御体系重建视角下的君士坦丁堡建设初探》,《古代文明》2015年第2期。许礼捷:《哈德良时期运输方式的改变与罗马东方领土的丧失》,《世界历史》2014年第6期。王悦:《由治权到帝国——从拉丁文“帝国”概念的衍生看罗马人的帝国观》,《古代文明》2016年第2期。李大维:《罗马帝国情报系统的建设》,《古代文明》2015年第2期。李怡净:《罗马帝国灭亡问题研究》,《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5年第8期;卓洪江:《浅析“四帝共治制”的社会作用与后果》,《商》2015年第48期;杨俊明:《社会道德的变迁与罗马帝国的兴亡》,《古典学评论》第2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3月第1版;陈建机:《斯巴达克斯起义对罗马奴隶制的影响》,《经贸实践》2016年第2期。

[39]宫秀华、王允:《罗马国家统治制度的创新——西西里行省制度的建立与运作》,《古代文明》2015年第1期。胡玉娟:《罗马化抑或高卢化——高卢罗马化过程中的文化互动现象考察》,《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4期。刘琳琳、宫秀华:《探析罗马-不列颠城市化的主要因素》,《学术交流》2015年第5期。吴琼:《秦汉蚕桑丝织技术和早期丝绸之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5年第1期。肖容艳:《古代凯尔特女性地位探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8期。

[40]倪滕达:《罗马帝国衰落的起点——以琉善对公元2世纪罗马社会的认识为中心》,《古代文明》2015年第1期。吴萍:《罗马共和国的贫富差距及制度调适》,《时代教育》2015年第7期。何立波:《古罗马奢靡之风及帝国政府整顿透视》,《绥化学院学报》2016年第9期。

[41]安凤仙:《伊西斯崇拜对罗马帝国政治、社会生活及宗教的影响》,《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从维斯塔贞女探古罗马的宗教道德》,《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7期;陈宏、田明:《罗马-拜占庭时期埃及的等级制度探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王振霞:《古罗马妇女婚姻生活的变迁》,《世界文化》2015年第12期;徐龙华:《罗马共和时期婚姻的变化》,《西部皮革》2016年第2期;王芳:《论罗马婚姻制度对中国婚姻现状之解答与启示》,《法制博览》2016年第10期;吴娜:《罗马帝国后期公民集体意识衰落的原因》,《才智》2016年第26期;陈良:《格拉古兄弟的改革》,《文史天地》2016年第5期。

[42]徐国栋:《论罗马法对物权与债权的区分》,《江汉论坛》2015年第2期;《西塞罗<地方论>中涉及的法律问题研究》,《东方法学》2015年第3期;《演讲与罗马的法律生活》,《法治研究》2016年第1期;《古罗马的法学教育及其案例法》,《江汉论坛》2016年第1期。杨渊清、张强:《罗马<关于搜刮钱财罪的阿基利乌斯法>涉陪审团条款译注》,《古代文明》2014年第4期。费安玲:《罗马法中遗嘱意思表示限制性规则之探究》,《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罗洪洋:《重新思考古罗马与近现代西方法治的关系》,《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6期。侯佳斌:《古罗马军事刑法史略》,《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禤丽琴:《罗马法嫁资制度中公平正义理念及其当代启示》,《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温晓燕:《罗马私法对后世立法的影响》,《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王凤:《中华法系与古罗马法的几点相似之处小析》,《科技经济市场》2016年第3期;刘玄龙:《论中世纪德意志和英格兰对罗马法的继受》,《法制博览》2016年第8期;赵小婉:《罗马法监护监督制度的公益法理念及启示》,《商》2016年第13期;曹幸军:《浅析古罗马法中合伙的性质》,《法制与经济》2016年第8期。

[43]杨共乐等著:《古代罗马文明》,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杨俊明:《社会道德的变迁与罗马帝国的兴亡-古罗马公民社会道德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2月第1版;杨俊明:《古代帝国与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传播》,《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赵林:《罗马帝国的历史命运与现实影响》,《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8期。

[44]包利民、徐建芬:《试论塞涅卡“治疗哲学”的多重维度》,《求是学刊》2015年第6期。王遥:《“叛教者”的宗教设计及其悖论——朱里亚努斯对神明的叙述》,《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6期。曹凤珍:《古希腊罗马幸福思想的理论意蕴及现代启示》,《燕山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陈良;《马可·奥勒留:罗马帝国的“哲学皇帝”》,《文史天地》2016年第2期。

[45]关晓辉:《古罗马百科全书中的艺术世界》,《美育学刊》2016年第2期。徐进伟:《衰落与转型:罗马帝国晚期的艺术走向》,《大众文艺》2016年第9期。刘黎明、高漫漫:《古罗马的天性教育思想探析》,《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杨弢、陈祥奎:《古罗马英雄崇拜对竞技体育的影响》,《浙江体育科学》2016年第3期。周琪:《古罗马艺术教育研究》,《艺术研究》2015年第2期。

[46]晏绍祥:《与距离斗争:波斯、罗马与秦汉帝国的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3期。

[47]周繁文:《长安与罗马:公元前后三世纪欧亚大陆东西帝国的双城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3月;李刚:《丝路的帝国情感:长安与罗马的巅峰比对》,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5月;柴荣、林群丰:《论古罗马与中国汉朝土地制度变迁的共性:以土地私有权的兴起为中心》,《苏州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48]向东:《与九头蛇的战斗——罗马共和国和我国唐代反奢侈制度的比较》,《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蒋哲杰:《魏晋六朝与晚期罗马的语言活动与宗教翻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1月;张晓慧:《汉代与古罗马时期装饰艺术的形式比较》,《牡丹江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49]斯特拉博《地理学》,李铁匠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12月;《人类文明史》第3卷(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7世纪),郭子林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3月;瓦纳尔·耶格尔《早期基督教与希腊教化》,吴晓群译,《古典学评论》第1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3月;《贺拉斯诗选:拉中对照详注本》,李永毅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5月;鲁道夫·普法伊费尔《古典学术史》,刘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古罗马戏剧全集》,王焕生译,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8月;伊丽莎白·罗森《西塞罗传》,王乃新、王悦、范秀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8月;《牛津古罗马史》,郭小凌、刘衍刚、吕厚量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恺撒《高卢战记译笺》第一卷,顾枝鹰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优西比乌斯《君士坦丁传》,林中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9月;吉尔伯特·海厄特《古典传统:希腊·罗马对西方文学的影响》,王晨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9月;凯瑟琳·科勒曼《弗拉维时代罗马认同的双重性:以昆图斯·苏尔皮西乌斯·马克西姆斯为例》,陈思伟译,《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丹尼斯·费尼《罗马的文学与宗教》,李雪菲、方凯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克里斯托弗·罗、马尔科姆·斯科菲尔德主编《剑桥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晏绍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3月;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4月;汤姆·霍兰《卢比孔河》,杨军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4月;摩西·芬利《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郭小凌、郭子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5月;罗纳德·塞姆《罗马革命》,吕厚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5月;莱斯莉·阿德金斯、罗伊·阿德金斯《古代罗马社会生活》,张楠、王悦、范秀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6月;阿德里安·戈兹沃西《恺撒:巨人的一生》,陆大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7月;威特基、奥尔斯豪森、希德拉克主编《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葛会鹏、古原驰、史湘洁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阿德里安·戈兹沃西《奥古斯都:从革命者到皇帝》,陆大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9月。

[50]赵轶峰:《韩国历史编纂学中的民族主义》,《古代文明》2015年4期。

[51]冯立君:《韩国学的“古代对外关系史”视角》,《当代韩国》2015年第1期。

[52]陈尚胜:《朝贡制度与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以16—19世纪的明清王朝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2期。

[53]赵永春:《论认识历史疆域的“历史共享”原则》,《黑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54]于逢春:《17世纪中期以降中日韩诸国“华夷观”衍变与“华夷秩序”再构筑》,《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6期。

[55]戴卫红:《中、韩出土“货食”简研究》,《中华文史纵横》2015年1期;拜根兴:《<大唐平百济国碑铭>关联问题新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4期;赵智滨:《试论<三国史记.地理志>中百济和高句丽郡县名的可信性》,《博物馆研究》2016年第2期;杨军:《三国史记·地理志》高句丽郡县考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3期;冯立君:《高句丽与柔然的交通与联系—以大统十二年阳原王遣使之记载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8期;葛继勇:《新出高乙德墓志与高句丽末期的内政外交》,《郑州大学学报》2016年1期;赵智滨:《龙朔三年百济亡国之战考述》,《学问》2016年5期;刘永连、刘家兴:《唐代漂流人与东亚海域》,《国家航海》第十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发行部2016年2月;王彬,张沛:《新见隋唐与朝鲜半岛国家有关的墓志简述》,《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5期。

[56]杨军:《朝鲜半岛的古史分期》;苗威:《朝鲜半岛上古史的特点》;高福顺:《朝鲜半岛中古史的特点》;王臻:《朝鲜半岛近古史的特点》。

[57]李宗勋:《近二十年来中外学界对古朝鲜的研究与课题》,延边大学学报2016年3期。

[58]孙泓:《幽州刺史墓墓主身份再考证》,《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1期;金石柱、姜龙哲、石光哲:《朝鲜境内的渤海国遗址空间分布研究》,《延边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孙炜冉、苗威:《高句丽独特丧葬习俗探析》,《古代文明》2015年3期;张春艳、李英睿:《高句丽瓦当莲花纹饰的构成研究》,《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59]孙泓:《中朝移民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华侨与中外关系史研究——2015年中外关系史学会年会论文集,
华侨出版社2016年8月;孙泓:《高句丽统治下各民族的分布与变迁》,朝鲜·韩国历史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孙泓:《高丽时期女真人入居朝鲜半岛及其影响》,《暨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10期。

[60]郭威:《论进入高丽的渤海遗民及其社会地位》,学问2016年5期。

[61]张富祥:《<后汉书·东夷传·序>诠释——补述有关东夷源流的一些看法》,《海岱学刊》2015年第1期;赵智滨:《唐太宗亲征之役高句丽人移民内地人数考》,《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楼正豪:《新见新罗入唐求法僧惠觉禅师碑铭考论》,《北方文物》2015年2期;王连龙:《唐代高丽移民高乙德墓志及相关问题研究》,《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王箐、王其讳:《平壤城南氏:入唐高句丽移民新史料——西安碑林新藏唐大历十一年<南单德墓志>》,北方文物2015年1期;马云超:《东亚视野下的百济人弥军墓志——以“日本余噍”和“僭帝称臣”为中心》,《唐史论丛》第二十一辑,三秦出版社2015年10月;刘永连、刘安琪:《从地域分布变化看九姓胡在朝鲜半岛的本土化》,《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16辑,延边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孙炜冉:《高句丽末王高藏入唐行迹考》,中华文化论坛2016年第7期。

[62]冯立君:《试论南北朝时期高句丽黄海交通活动的影响》,《延边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耿铁华:《好太王碑与东北亚古代国家关系》,《东北史地》2015年4期;张春海:《论高丽对唐司法制度的“变异”——以刑部为中心的探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金锦子:《安减王时期高句丽与南北朝关系探析》,《朝鲜·韩国历史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陈俊达、杨军:《高丽赴辽使者群体研究》,《黑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陈俊达:《高丽使辽使者类型及其派遣考论》,《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乌云高娃:《高丽与蒙古的接触及双方征战》,《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2期;孙炜冉:《新罗文武王对“亲唐派”将领肃清及其发动“罗唐战争”的关系》,《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16辑,延边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唐罗战争中的李谨行》,《朝鲜·韩国历史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

[63]李大龙:《唐罗“联军”灭亡高句丽考辨》,《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刘炬:《广开土王南征百济问题新探》,《学问》2016年4期。

[64]白云翔:《从韩国上林里铜剑和日本平原村铜镜论中国古代青铜工匠的两次东渡》,《文物》2015年8期;刘安琪、刘永连:《古代高丽参流入中国的主要途径》,《当代韩国》2015年第1期;李乐营:《北方游牧王朝与高丽的榷场贸易》,《朝鲜·韩国历史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刘永连、王洋:《宋元交替之际的东南飘海商人——以朝鲜半岛史料为基础》,《海交史研究》2016年第1期。

[65]黎羌:《唐代演艺文化在东北亚诸国的传播》,《东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拜根兴:《唐都长安与新罗庆州》,《唐史论丛》第二十一辑,三秦出版社2015年10月。

[66]孟广林:《世界史研究的视域与路向》,《社会科学战线》2016 年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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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刘明翰:《世界中世纪史概要与学科发展概况》,《历史教学》2016年第2期。

[68]侯建新:《法律限定负担与英国农奴身份地位的变动》,《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

[69]刘景华:《视阈广阔,体系初成——〈资本主义起源新论〉读后》,《史学月刊》2015年第7期。

[70]朱寰主编:《工业文明的新视野:亚欧诸国由中古向近代过渡比较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8月版。

[71]王亚平:《试析中世纪早期西欧采邑制形成的社会基础》,《经济社会史评论》2015年第1期。

[72]侯建新:《思想和话语的积淀:近代以前西欧财产观的嬗变》,《世界历史》2016年第1期。

[73]徐浩:《相似还是相异?——近现代国外有关中西方文明的历史比较》,《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3期。

[74]魏宇杰:《多布与斯威齐关于西欧农奴制衰落动因之争评析》,《河北学刊》2016年第1期。

[75]夏继果:《中世纪地中海史的特点》,《光明日报》2015年1月24日第11版。

[76]王亚平:《结构史学与德国中世纪史研究》,《世界历史》2015年第1期;陈志强:《英美拜占庭学发展及其启示》,《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2期;李隆国:《“民族大迁徙”一个名词的由来和发展》,《经济社会史评论》2016年第3期;朱君杙、王晋新:《长存多变的“巨兽”——论中古西欧史家“四大帝国”结构原则的运用》,《历史教学》2016年第4期;陈志坚:《近代早期英国关于财产继承模式的争论及影响》,《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1期;陈素娟:《活力、秩序与重估:加洛林王朝后期政治史研究的新趋势》,《新史学》,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年9月版,第208-216页;马晓林:《马可·波罗研究十年结硕果》,《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21日第7版。

[77]周春生:《在诗情与史实之间——英国诗人历史学家约翰·阿丁顿·西蒙兹评介》,《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2期;赵文洪:《中世纪欧洲的反暴君思想》,《经济社会史评论》2015年第2期;赵卓然:《试论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国家“有机体论”》,《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杨盛翔:《双重视野下的王权——谈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论政府原理>》,《史学集刊》2015年第1期;李桂芝:《艾琳·鲍尔与20世纪上半叶英国的中世纪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4期顾卫民:《博克塞及其葡萄牙海洋帝国史研究》,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版,第63-84页;张炜:《阎宗临的中西交往史研究再探》,《山西师大学报》2015年第5期;阿兰·哈丁著:《中世纪的政治自由》,何涛译,《政治思想史》2014年第3期,第128-150页。

[78]陈文海:《法兰克族源叙事及其社会文化情境》,《学术研究》2014年第10期;朱君杙:《管窥<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的官方属性——与古代中国官方史学相比较为视角》,《古代文明》2015年第1期;朱君杙:《尼特哈德〈历史四书〉“公共利益”观探析》,《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李隆国:《都尔主教格雷戈里与中古拉丁史学的兴起》,《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2期;夏洞奇:《“开始绝望”?——〈忏悔录〉卷五再分析》,《云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夏洞奇:《奥罗修重放光芒?》,《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1期;孙逸凡、何平:《中世纪的时间观念与英国编年史的发展》,《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赵法欣:《米哈伊尔·普塞洛斯<编年史>中的“帝王批判”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10期;蔺志强:《“自由”还是“特权”:<大宪章>“Libertas”考辩》,《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辛敏雅:《理查三世、都铎神话与莎士比亚》,《史学月刊》2015年第5期。。

[79]赵文洪:《中世纪英国公地共同体与穷人》,《安徽史学》2016年第1期;徐浩:《中世纪西欧土地市场研究》,《史学集刊》2016年第4期;孙立田:《中世纪英国土地保有制类型及其法权形态》,《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张莹:《英格兰骑士役保有制的演变及其废除》,《史学月刊》2016年第5期。

[80]陈立军:《历史学语境下的西欧村庄共同体——概念的解析与界定》,《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1期;杨松涛:《试析近代早期英格兰乡村纠纷解决》,《经济社会史评论》2015年第1期;郭华:《中世纪晚期英国农民财富积累与生活消费》,《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1期;张莹:《从身份到契约:中世纪晚期英格兰领主附庸关系的变化》,《史学月刊》2015年第4期;李彦雄:《索克曼:英国早期自由农身份研究》,《历史教学问题》2015
年第2期。

[81]徐浩:《中世纪西欧工资劳动市场再探——以产生时间和原因为中心》,《世界历史》2016年第4期;王超华:《中世纪英国乡村工资史研究中的两个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1期;《中世纪英格兰劳工法令的颁布、执行及其影响》,《古代文明》2015年第1期;《中世纪英格兰仆从的法律地位探析》,《世界历史》2016年第4期;鲁运庚:《前工业化时期欧洲乡村的儿童劳动》,《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

[82]崔洪健:《中世纪英国农民生产剩余与财富积累状况探微》,《世界农业》2015年第5期;马泽民:《12—15
世纪英国交换经济发展原因探》,《北方论丛》2015年第3期;孙小娇:《近代早期英国的土地流转——以修道院地产为例》,《世界历史》2015年第1期;《近代早期英国公簿持有农的土地产权与土地流转》,《史林》2015年第2期。

[83]崔洪健:《试论中世纪英国货币铸造管制——以铸币权为中心的考察》,《历史教学》2016年第6期;叶璐:《中世纪货币流通量变动的贵金属供应解释——以英格兰地区为例》,《历史教学问题》2016年第4期。

[84]王加丰:《中世纪中后期西欧贸易手段的创新与发展》,《经济社会史评论》2015年第1期;宁凡:《14-16世纪荷兰农业商业化原因解析》,《北方论丛》2014年第6期;田汝英:《“贵如胡椒”:香料成为中世纪西欧的奢侈品现象析论》,《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沈琦:《中世纪英格兰运输效率探微》,《经济社会史评论》2016年第1期;莫玉梅:《中世纪英国犹太人研究(1066-1290年)》,人民出版社2016年;王倩:《森林资源的商品化与16世纪德国农村的变迁》,《世界历史》2016年第2期;刘程:《中世纪盛期北欧远程贸易变革与区域性贸易网络探究》,《宁夏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中世纪欧洲“汉萨”等概念辨析》,《经济社会史评论》2016年第2期。

[85]张炜:《英格兰都铎王朝前期的国王加冕礼与王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英格兰都铎王朝后期的国王加冕礼与王权》,《历史教学》2016年第1期;陈灿:《从迎接国王之庆典仪式看中世纪晚期英国城市与王权的关系》,《江汉论坛》2014年第9期;张乃和:《近代早期英国特许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11月版;倪世光:《骑士制度与英格兰王权相互制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5月27日A5版;唐运冠:《西欧中世纪骑士比武的兴衰》,《世界历史》2016年第1期;裴幸超:《<1352年叛逆法令>对英格兰王权的显性制约和阴性维护》,《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边瑶:《都铎中期枢密院建制两方案探析》,《世界历史》2016年第3期;李家莉:《从玛格丽特·安茹王后的命运看玫瑰战争爆发的原因》,《内蒙古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86]张日元:《四至九世纪拜占庭帝国的教俗关系》,《西南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赵林:《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的盛衰转化——从东西方教会大分裂到西方教会大分裂》,《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6期;王涛:《政治阴谋的牺牲品——再论圣殿骑士团覆灭的原因》,《安徽史学》2014年第6期;朱君杙:《洛林吉亚国王罗退尔二世离婚风波迭起的历史动因》,《世界历史》2015年第2期。

[87]王亚平:《中世纪晚期德意志帝国改革与民族国家构建》,《历史研究》2015年第2期;侯树栋:《对中古德意志政治到“问题”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钱金飞:《近代早期德意志政治发展特性刍议——对德意志“特殊道路”的一种反思》,《世界历史》2016年第2期;陈日华:《英法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地方自治因素》,《经济社会史评论》2016年第1期;《中古晚期英格兰郡共同体探析》,《世界历史》2016年第1期;潘荣成:《都铎王朝变革对英国民族国家确立的影响》,《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

[88]黄艳红:《中世纪法国的空间与边界》,《世界历史》2016年第3期。

[89]张佳生:《中世纪后期英国城市自由的实现及其制约》,《经济社会史评论》2016年第1期。

[90]张建辉:《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与英格兰早期王国的建立》,《历史教学》2015年第16期。

[91]熊芳芳:《从“领地国家”到“税收国家”:中世纪晚期法国君主征税权的确立》,《世界历史》2015年第4期。

[92]王向鹏:《第一次十字军战争补给问题探微——从尼西亚至安条克役谈起》,《古代文明》2015年第2期。

[93]王云龙:《欧洲史视域中文德十字军探析》,《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

[94]孙剑:《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圣职候选人的“头衔”探析——以赫里福德主教区为例》,《世界历史》2016年第2期。

[95]王首贞、徐以骅:《中世纪法国民间宗教思潮研究——以卡塔尔教派为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96]张红:《12-14世纪英格兰人朝圣活动考察》,《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97]王玖玖:《11-13世纪西班牙犹太人-基督徒共生机制探析》,《全球史评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12月。

[98]周施廷:《信仰与生活——16世纪德国纽伦堡的改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版;《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时期的瘟疫救治》,《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沈坚、江晟:《迪罗西耶事件与16世纪个人信仰的选择困境》,《浙江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王文婧:《法国宗教改革时期纯洁派与新教之间的谱系建构问题》,《世界历史》2016年第4期;曾祥敏:《马丁·路德“发现”约翰·胡斯之过程探析》,《世界历史》2016年第6期。

[99]李桂芝:《罗拉德派的神学思想》,张顺洪主编:《世界史论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4月版,第57-81页;吕富华、谢胜男:《西欧中世纪的异端运动与基督教会》,《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卢镇:《对犹太隔都的再思考》,《历史教学》2014年第22期。

[100]汪丽红:《中世纪修女规章的发展——以圣克莱尔修规为中心的讨论》,《复旦学报》2016年第3期;《西欧中世纪盛期圣妇的身体观与身份认同》,《历史研究》2015年第5期;徐善伟:《女性因何成为近代早期欧洲猎巫运动的主要受害者》,《历史研究》2015年第5期。

[101]徐浩:《中世纪英国城市人口估算》,《史学集刊》2015年第1期;谷延方、黄秋迪:《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的进程和教训》,《北方论丛》2015年第2期;洪庆明:《近代早期法国历史进程中的城市化与城市角色探析》,《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1期;吕昭:《法国中世纪市政组织的发展完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5月27日第A5版;尚洁:《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兄弟会初探》,《武汉大学学报》2014年第9期;刘敏:《前工业社会中城市贫困问题浅析》,《新史学》,第60-70页;刘耀春:《从中世纪盛期到巴洛克时期意大利城墙的变迁》,《史林》2015年第2期;朱明:《中世纪晚期巴黎的王权与城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朱明:《四裔之地与边地之城:加洛林帝国的边疆与城市》,《全球史评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102]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年9月版,所译论文包括:阿诺德·汤因比:《历史上的城市》,倪凯译,第1-19页;马克·博纳:《中世纪欧洲城市》,屈伯文译,第20-38页;林恩·桑代克:《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卫生、洗浴和街道清理》,唐诗卉、朱明译,第39-47页;弗朗切斯卡·波凯:《12至14世纪意大利公社关于城市环境的管制》,唐诗卉、朱明译,第48-59页。

[103]俞金尧:《西欧婚姻、家庭与人口史研究》,北京:现代出版社2015年4月版;《宗教改革前后欧洲人的婚姻自由问题》,《学术研究》2015年第4期;谭赛花:《近代早期英国的服饰与社会变迁》,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版。

[104]张弢:《中世纪大学之殇》,《光明日报》2014年12月10日第16版;陈洁:《欧洲中世纪大学的管理——以波伦亚大学和巴黎大学为例》,《长春工业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张晓晗:《英国中世纪以来大学教师收入来源浅析》,《历史教学》2014年第22期。

[105]张炜:《近代早期英格兰书报审查制度的形成与完善》,张顺洪主编:《世界史论坛》,第341-367页;《早期英语印刷书的诞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典型一例》,《光明日报》2014年12月14日第15版。

[106]刘君:《从手艺人到天才: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身份与形象建构》,《历史研究》2016年第2期;解光云:《古典传承与文艺复兴》,《吉林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陈志强、张俊芳:《末代拜占庭知识分子对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史学集刊》2016年第3期;张炜:《印刷书与英格兰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世界历史评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郭琳:《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自由观——以德性政治为视角》,《世界历史》2016年第3期。

[107]陈志强、李秀玲:《皇帝阿莱克修斯的帝国政治治理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罗春梅:《科穆宁制度与拜占庭兴衰》,《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5月23日;王妍:《10世纪拜占庭帝国皇位继承多样性的表现及原因》,《内蒙古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李强:《从草纸到纸:拜占庭帝国书写材料的演变》,《经济社会史评论》2016年第1期;马锋、徐家玲:《从达拉斯城战役看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庭帝国的军事特点》,《西南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疏会玲:《保护与限制的双重性——查士丁尼犹太政策初探》,《世界民族》2015年第5期。

[108]陈志强:《谁该为1453年君士坦丁堡战役的失败负责》,《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战役参战人数考辩》,《历史研究》2015年第6期;《同代人眼中的末代拜占庭人——以莱奥纳多书信为例》,《历史教学》2016年第10期;胡长江:《内战与危机:拜占庭帝国灭亡的内政原因探析》,《内蒙古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王妍:《东地中海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经济变迁(10—11
世纪中叶)》,《内蒙古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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