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民间文学研究的当代使命(1)

“非遗时代”的民间文学及其保护问题(3)

关于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2)

——关于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

刘锡诚

——二论21世纪民间文学研究的时代使命

刘锡诚

(二)华北地区,北京市常见故事类型有15个。以笔者看,其中至少有9个值得保护:1、巧媳妇;2、狼妈妈(老虎外婆);3、憋宝、4、猫狗结仇;5、傻子学话;6、人心不足蛇吞相、7有缘千里来相会;、8、不见黄河不死心;9、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但两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项也没有进入。

刘锡诚

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几年间,由于我国对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经由多方努力,取得了成绩,谱写了新篇章。需要关注的是,这十几年是社会转型、发展急速时期,民间文学在当代社会的发展也与之前发生了变化。在“非遗”时代,甚至“非遗后”时代,民间文学在普查、搜集整理工作上,应由“政府主导”转型为“学者主导”,保护、研究工作的方向,也应具有相应变化。本文从中国民间文艺学历史、非遗时代的民间文学发展、民间文学与国学的关系、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几个方面,探讨了民间文学研究在在当代的工作重点和使命。

(三)西北地区,陕西省常见故事类型有17个。以笔者看,至少有14个值得保护:1.狼外婆;2.老猴精娶媳妇;3.锅漏娃哭;4.蛤蟆儿子;5.画中仙女;6。王恩与世义;7。西天问佛;8。不见黄河心不死;9。人心不足蛇吞相;10。后娘害先房;11。贪心的兄嫂和仁义的弟弟;12。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13。选女婿;14。开洞探宝(石门开)。但两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项也没有进入。

  前文说“民间文学既是历史上形成的文化遗产,又是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民间文学的这种特点,就决定了民间文艺学既是遗产学,又是现代学,必须面对和研究民间文学的当代形态。但,客观地说,民间文艺学界同仁们对于当代即21世纪头一个十年我国民间文学的生存现状,尚缺乏在实地调查基础上的深入研究。

(一)“非遗”时代的民间文艺和民间文艺学

(四)华东地区,浙江省常见故事类型有30个。以笔者看,至少有19个值得保护:1。老鼠嫁女;2。猫和老鼠;3。狗猫结仇;4老虎怕漏;5。梅花鹿遇虎;6.老虎外婆;7。嫁蛇郎;8、田螺姑娘;9。三担水与龙女(龙女);10、十兄弟;11。百鸟衣;12。狗耕田;13、孔雀锣(兄弟分家);14。人心不足蛇吞相
;15。云中落绣鞋;16。山魈帽;17。挖元宝;18。巧媳妇当家;19。呆女婿拜寿(呆女婿)。但两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项也没有进入。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和《中国谚语集成》“三套集成”及其县区资料本中所收录民间口头作品,是20世纪80—90年代民间文学工作者从老百姓口头上记录下来的,可以代表那个时段上中国民间文学在老百姓中流传的活态状况。尽管其中有个别地方做得有欠科学,但瑕不掩瑜。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年。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多年间,中国社会开始转型,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构到思想文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间文学也不言而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各地的基层文化工作者和民间文学研究者们在“集成”之后提供的后续记录材料。国家文化部于2005年至2009年发动了一次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笔者曾两次参加文化部组织的督查组,走访了一些省市县,仅就民间文学的普查来说,我之所见,各地所提供的,仅仅是所谓“信息”,而不是民间文学讲述现场的文本记录,即使不是走了过场,也算不上是一次认真的民间文学科学普查。非政府组织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在“三套集成”之后,这几年又在组织《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的编纂和出版,我手头没有可靠的资料,据说已经出了二百多本了。我没有看到编纂这套大型《全书》的规范文件,只是读了几本成书,我读后的结论是,基本上是20世纪80年代民间文学县卷本的编余材料,根本不是21世纪的当代流传形态的口述作品的记录文本。

为了论述的方便,首先要对“民间文艺”这个名词的含义做一点辨正。建国伊始,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宣告成立之后未久,1950329日,在郭沫若、周扬、老舍、钟敬文等文艺领导人和专家的倡导下,率先在北京成立了一个文艺社会团体——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其工作内容,是对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进行“采集、整理、分析、批判、研究”。**理事会是由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美术、曲艺等各方面的专门家组成的,并在理事会里设立民间文学组、音乐组、美术组、舞蹈组等几个组。“民间文艺”这个术语始出现于我国的文艺界和学术界。由于研究会包罗万象,所以被俗称为“小文联”。大约1954年前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加入中国文联,成为团体会员;而随着各文艺家协会的相继成立,分工逐渐细化,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民间音乐、民间美术、民间舞蹈、传统曲艺等的工作内容逐渐分离出去,该会的宗旨是负责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1958年,有记者向时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长的郭沫若先生提问:既然宗旨在研究民间文学,怎么理解“民间文艺”?郭沫若答复说:在中国的古典文论里,“文艺”指的就是“文学”。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会名不用改。因此,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会名一直延用下来。到1987年,许多通俗文学作家加入不了中国作协,纷纷向当时的中宣部领导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提出,成立通俗文学研究团体。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协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会决定改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并经批准。这已是后事了。所以下文中谈到“民间文艺”时,就是指的“民间文学”或“口头文学”。**

(五)西南地区,四川省常见故事类型又12个。以笔者看,至少有11个值得保护:1。蛇郎;2。狗耕田;3。田螺姑娘;4。蛤蟆儿子;5。问佛;6。人心不足蛇吞相;7。熊家婆(狼外婆);8。龙女;9。望娘滩;10。罗隐送围腰;11。巧媳妇解难题。但两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项也没有进入。

  我国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以来,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和高等学校民间文学老师也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陆续推出了一些比较规范的、合乎科学性要求的民间文学选本。仅就我所见到的,有如下一些选集:辽宁省《谭振山民间故事精选》(公民县)、《何钧佑锡伯族长篇故事》(沈阳市于洪区)、《满族民间故事·辽东卷》(上中下三卷);吉林省《满族说部》(26部);山东省《中国牛郎织女传说·沂源卷》;浙江省《西施的传说》(诸暨市)、《刘伯温传说》(青田县)、《海洋动物传说》(洞头县)、《嘉兴端午习俗民间故事》(嘉兴);江苏省《白蛇传精粹》(镇江市)、《吴歌精粹》(苏州市)、《沙家浜石湾山歌集》(常熟市)以及学者周正良与陈泳超搜集记录的《陆瑞英民间故事歌谣集》(常熟市);陕西省《长安斗门牛郎织女传说》(西安市长安区);广西自治区:《嘹歌》(苹果县)。等等。至今没有看到权威部门发布的全面统计材料,以上所列民间文学记录作品出版物仅仅是我所见到的。显然,要根据这么几本书来研究21世纪之初民间文学的活态现状,是远远不够的。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满族民间故事——公布后,保护主体单位组织了六个满族自治县的实地调查,调查采录的成果编为《满族民间故事·辽东卷》(三卷)一书,并对若干健在的老故事家80年代讲述的故事与这次调查中讲述的故事文本进行了对比研究,以探讨30年来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民间故事的变化。他们在辽宁省境内六个满族自治县调查时,发现一些老故事家讲述的民间故事,比他们20世纪80年代调查时讲述的同样一个民间故事,情节显得简单了,语言也没有30年前讲述的丰富了。

新中国建国60年来,特别是“文革”后的历史新时期,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和专业人才的培养得到了高度重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过去笔者已多次写过,这里不作赘述。**

截止到目前,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类的非遗项目,进入国家名录的只有寥寥几个,如梁祝故事、牛郎织女传说、白蛇传传说、董永传说以及烂柯山故事。而上面这些被专家们认定为“常见故事类型”者,每个省区都拥有20-30个不等,如毛衣女的故事(即著名的天鹅处女故事)、田螺姑娘的故事、巧媳妇故事、两兄弟的故事、老虎外婆故事、蛇郎故事、老鼠嫁女……等流传广泛、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和故事类型,都没有进入国家名录。如果认为把各省(市、区)的“常见民间故事类型”都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可能数量太多了,那么有专家研究后提出的至少有60个类型是全国范围内常见的类型,无疑是可以参考的。这60个类型是:1.老鼠嫁女;2.小鸡崽报仇;3.老虎怕漏;4.猫狗结仇;5.狼外婆;6.中山狼;7.蜈蚣报恩;8.义虎;9.义犬救主;10.八哥鸟报仇;11.感恩的动物忘恩的人;12.人心不足蛇吞相;13.烂柯山;14.神仙考验;15.请穷神;16.求好运;17.人鬼夫妻;18.鬼母育儿;19.渔夫和水鬼;20.宋定伯卖鬼;21.撵城隍;22.凶宅捉怪;23.石门开;24.太阳山;25.银变;26.人参精;27.煮海宝;28.当良心;29.螺女;30.蛇妻;31.龙女;32.仙女救夫;33.蛇郎;34.青蛙丈夫;35.月老配婚;36.不见黄河心不死;37.怪异儿;38.十兄弟;39.黑马张三哥;40.龙子望娘;41.猎人海力布;42.斗阎王;43.头上长角;44.长鼻子;45.狗耕田;46.灰姑娘;47.断手姑娘;48.牛犊娶亲;49.龙蚕;50.两老友;51.路遥知马力;52.张郎休妻;53.老人是个宝;54.百鸟衣;55.巧媳妇;56.皮匠驸马;57.梦先生;58.长工和地主;59.夺妻败露;60.二母争子。

  时间进入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非遗”时代的民间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加之中国是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沿海和内陆的情况也相差甚远,所以我们要对民间文学的活态状况做出深入调查,做出回答。各地的民间文学研究者们,特别是那些进入了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的保护单位,应该像辽宁“满族民间故事”项目保护单位所做的那样,适时地组织一次田野调查和采录(有条件的地方,除了笔录外,还可利用录音录像等现代手段),把现在活在民众口头上的民间文学的形态记录下来,并进行比较研究,探求民间文学在全球化、现代化、信息化、城镇化的社会条件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也是建构中国式的民间文艺学的要求。

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年间,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又谱写出了新篇章。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于2002年启动了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民间文学方面,在80年代搜集编纂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三套丛书,被学界称为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建设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后,从2004年起,又着手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同时承担了中国史诗集成的调查记录和编辑工作,启动了“中国民间口头文学数字化工程”。国家文化部于2003年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方针下,很快在全国有序地铺开。自20066月公布进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起,截止到20116月,陆续公布了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建立起了国家、省(市、区)、地市、区县四级名录体系。国家级名录中的“民间文学”类总共载入了125项,这些民间文学项目得到了国家层面上的保护。当然,这个数字,对于全国民间文学的丰富蕴藏而言,自然是微乎其微,在国家级总名录所载的1219项中,也仅占10%强。此外,进入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文学类项目有:《格萨尔》、《玛纳斯》以及属于民间音乐的蒙古族长调民歌和甘肃花儿。**

(三)记录保存应是最可取的保护方式

  (五)新事故传说和都市传说问题再认识

20052009年全国“非遗”普查,民间文学类的调查,可望对民间文学在21世纪口头流传和活态的样相进行一次跟踪式的调查采录。尽管2011年已经启动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报告》大型丛书,至今没有出版,各省详细的调查资料还没有公布(据有关材料,全国普查中所得民间文学项目的信息为344322项),但可喜的是,我们看到,一些进入国家级和省级的民间文学名录的项目,已经编辑出版了专集。仅就我所见到的,有辽宁省的《谭振山民间故事精选》(公民县)、《何钧佑锡伯族长篇故事》(沈阳市于洪区)、《满族民间故事·辽东卷》(上中下三卷);吉林省的《满族说部》(26部);河北省的《耿村一千零一夜》(6册,藁城);山东省的《中国牛郎织女传说·沂源卷》;浙江省的《西施的传说》(诸暨市)、《刘伯温传说》(青田县)、《海洋动物传说》(洞头县);江苏省的《白蛇传精粹》(镇江市)、《吴歌精粹》(苏州市)、《沙家浜石湾山歌集》(常熟市)、以及学者周正良与陈咏超搜集记录的《陆瑞英民间故事歌谣集》(常熟市);陕西省的《长安斗门牛郎织女传说》(西安市长安区);广西自治区的《嘹歌》(苹果县);等等。**

上面援引的,毕竟是上世纪80—90年代流行于民间的民间文学(口头文学)。但民间文学(口头文学)总是要随着时代进展发生嬗变的,但这种嬗变是遵循着文化自身的变迁规律进行,而非人为的。笔者以为,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的嬗变取决于三个因素:(1)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即自给自足的农耕生产生活方式的削弱,和逐渐为工业化、后工业化生产方式和现代化生活方式所取代;(2)血缘家族关系及其派生的礼俗制度和道德观伦理观的衰微;(3)城镇化运动的急速推行,使农村聚落的迅速消失。前文已引,国家统计局公布,到2012年底城镇人口已占到全国人口的52.57%,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住进了高楼,失去了口头文学传播的环境。失去了土地、失去了聚落环境,就是意味着失去了他们所熟知的传承文化。对于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着的21世纪头20年的民间文学的现状,学界还缺乏在调查基础上的深入研究。相关机构已经发表的一些《发展报告》,由于没有在正确的学理支持下的较大范围内的综合的和分类的调查,故而基本上不能满足学术发展的要求,至于据此采取的保护措施也就很难到位。

  李扬先生翻译了布鲁范德的《消失的搭车客:美国都市传说及其意义》,在民间文学界,主要是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同行们中间掀起了一阵小小的热浪,我也在网上读了黄景春等学者写的一些有关文章。其实,我们面对这个问题久矣。1963年上海最早盛行讲述新故事,出现了一些故事员,创作了很多新故事。其中吕燕华在当时很有代表性,她在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镇小蒸公社讲故事。上海曾经就新故事开过研讨会。如何对待新故事运动成为民间文学界的一个难题,文化大革命前夕,1966年5月,我和另一位同事曾被派往吕燕华所在的上海青浦县朱家角去做过调查。

但这次普查也有不无遗憾的一面。民间文学如同其他类别的“非遗”项目一样,强调整体性保护,意在保护民间文学的口述传统和传承的生态。而民间文学要保护的,与传统戏剧要保护是主要剧种不同,主要应该是通过讲述者(或演唱者)讲述或演唱的作品。《非遗法》“总则”中有“保存”的条文,是与“保护”并举的一种保护方式。“保存”在民间文学领域里,可以理解为将民间文学的口述文本记录下来,并将记录文本发表或出版,使更大范围的读者可以阅读,从而延续它的生命。然而,到目前为止,进入国家级名录的125个民间文学项目,绝大部分保护单位都没有向社会公开提供出新世纪十年的新记录的文本来。近年来,我有幸两次参加文化部组织的“非遗”工作督查组,先后走了几个省很多县市,但在民间文学的调查采录上,只有一个县的调查材料令我满意,这些参加调查的文化工作者是一丝不苟地按照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公布的《普查手册》的规定去做的。其他的地方,我没有看到调查者提供的新世纪民间文学活态流传文本的翔实记录。故而,研究者们也就无从对21世纪的普查材料与20世纪80年代搜集记录的材料做出对比研究,更无法从中得出民间文学的传承在现代化的条件下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的结论或判断。作为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之一的《民间故事全书》,我读得不多,仅就手头有的浏览后得出的印象是,并不是“集成”之后进入21世纪以来新搜集的、21世纪社会条件下活态流传的民间文学,而多半是从80年代民间文学集成的县卷本或编余材料中选编出来的,故而这样的出版物,显然是不能作为建构当代民间文艺学理论体系的根据的。**

十年来,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政府和学界提出了种种保护方式,如整体性保护啦,生态性保护啦,生产性保护啦,展演展示啦,师傅带徒弟啦,建立传承基地啦,建立山歌馆、故事馆啦,非遗进校园啦,等等等等,无疑都是行之有效的,但也都是有一定限度的。至于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的保护,虽然也提出了一些见解,但似乎并没有提出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被政府认定的既定方式,还需要文化界和学术界同仁们继续根据民间文学的特点进行探索。

  从1965年下半年起,我被调到《民间文学》编辑部担任临时负责人,主持刊物的工作。在我的头脑里,新故事不是从传统的民间故事的结构基础上自然发展起来的,而完全是根据一个既定的主题创作而成的。像是小小说。因此,我认为新故事不能归为民间文学,应该算是群众创作。在刊物上发表的一些文章,甚至社评,也都是把新故事当做群众创作。但民间文学界在新故事问题上分成了两派,争论很大,到后来吉林民间文学研究者张弘同志提出了“改旧编新”的主张。民间故事是传统民间文学中的一种体裁,是在漫长的时间段里,经过一代代的群众的创造、不断加工琢磨、添枝接叶而形成的叙事作品,有的作品甚至形成了一个比较定型的母题,而不是像作家创作那样的个人创作出来,没有经过一代代群众的加工琢磨的叙事作品。

20世纪80年代各省在编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时,经专家们研究认定了各省当时的“常见民间故事类型”,数量有十几个、几十个不等。笔者曾对每个大区选一个省作了统计,辽宁省27个;北京市15个;陕西省17个;浙江省30个;四川省12个。二十年后的今天,这些“常见民间故事类型”的命运怎么样了呢?无从知道。全国各省的常见故事,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据我粗略地统计,只有“牛郎织女传说”、“梁祝传说”和“烂柯山的故事”三个,其他几百个常见民间故事,包括早已进入美国学人汤普逊编制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或美籍华人丁乃通编制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均列入的毛衣女故事(天鹅处女故事),在许多省市流传甚广的《田螺女的故事》等等,都没有进入国家级名录。是消失了?还是没有调查发现、没有搜集、没有提供出来?不得而知。**

2011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于同年6月1日开始实施。《非遗法》总则第三条规定:“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保存”和“保护”并重的双轨保护理念和原则,得到越来越多的保护责任单位的重视和实施。“保护”的主要内涵,应是对活态的非遗项目进行整体性和生态性的保护。“保存”的主要内涵,应是对非遗项目,特别是那些逐渐走向衰落、甚至濒临消失的非遗项目进行记录保存。一个时期以来,对以物质为依托、易于进行生产性保护的非遗项目,以及比较易于进入文化产业链的表演艺术类非遗项目,普遍受到重视,其保护力度相对较大,收效也令人瞩目;而对那些与底层老百姓日常生活休戚相关而又靠口口相传得以延续的项目,其保护力度则显得相对薄弱乏力。后者以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类为代表。

  现在我们读到的美国的都市传说,我以为与我们中国20世纪60年代曾经出现过的新故事有相似之处。那些新故事是个人的创作,在群体中的传承传播的历史很短,几乎没有流传的历史可言。这样的作品,虽然具有口头性(口头性只是民间文学的特征之一),但没有集体性、变异性、传承性,也没有民间作品常有的模式化特点,故而很难被认为是民间作品。正像我们现在所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那样,一个地方上申报上来的项目,是否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项目的要求,专家们内部控制在大体要有一百年的流传史,就是说大体要有晚清到民国前后至今的百年流传史吧,不够这么长的流传史的项目,就不能承认它具备了“非遗”代表作的资格。

记得20009月,笔者在江苏省第五次民间文艺理论研讨会上发言时提出了“后集成时代”的概念和“民间文艺学应是现代学”的观点。**今天看来,民间文学已经进入了“非遗时代”,甚或已经进入了“后非遗时代”。所谓“非遗时代”,就是指接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理念,并以现代化条件下发生了或发生着巨大变化的民间文学材料的基础上,正在建构新的民间文艺学的时代。这是一种适应时代的调整,其最重要的一点,表现在“非遗时代”的民间文学的搜集与研究,应该把更多的力量转移到面向全球化影响下的这个新时代的民间文学上,亦即面对、记录、研究、阐释当下社会中老百姓中流传的民间文学的活态样相,亦即探求和阐释民间文学的新样相所展现出来的、或隐藏在背后的与民间文学的发展演变相关的社会的、文化的、审美的因素或动因。当然,强调民间文艺学要适应时代的要求,回答新世纪提出来的新问题,并不是说,可以忽视基础研究和传统社会中保留下来的民间文学的研究。**

在全国非遗普查结束之后,有些责任保护单位在普查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深入的调查,在调查的同时进行了科学的记录。最早编辑、出版了新世纪调查记录文本的,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河北省藁城市耿村民间故事集——《耿村一千零一夜》(六卷)。这部收入了一千多篇民间故事的大型的民间故事集所收录的,是自1987年5月第一次普查18年后于21世纪初进行的又一次调查记录文本。接下来,第一批国家名录中的牛郎织女传说的责任保护单位山东沂源县,在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师生的合作和支持下,于2006—2008年先后进行了两次实地调查采录,其调查成果编辑出版了《中国女郎织女传说•沂源卷》(除了调查报告《沂源卷》外,还编辑了《中国牛郎织女传说•研究卷》、《民间文学卷》、《俗文学卷》、《图像卷》),召开了“全国首届牛郎织女传说学术研讨会”。这两次调查,共采录了牛郎织女故事56个,并发现了5个重要故事传承人。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在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支持下,组织调查采录,傅功振主编的《长安斗门牛郎织女传说》,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二批国家级名录中的“八达岭长城传说”,责任保护单位北京市延庆县文化局组织进行了调查采录,成书《八达岭长城传说》(上下两册)由北京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随便说一句,万里长城横跨中国十个省区,是世界遗产,这些省区或多或少地都有关于万里长城的传说流传于民间,但不知为何,除了北京市的延庆县外,其他9个省区都没有申请保护这个项目,更没有21世纪新搜集的传说作品贡献给广大读者,那些地方的文化官员们不知在想什么干什么!)。第二批国家级名录中的《满族民间故事》,责任保护单位辽宁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在2006年的全国普查的基础上,再次组织在校的硕士博士对辽东六个满族县进行了深度的、科学的田野调查,记录了800则、总数达200万字的口头演述的民间故事。经过编选的120万的《满族民间故事·辽东卷》(上中下三卷),已于2010年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第二批国家名录中的“刘伯温传说”,其责任保护单位之一的浙江省青田县文联组织了调查采录,由曾娓阳主编的《刘伯温传说》一书,由中国文联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第三批国家级名录中的西部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责任保护单位贵州省紫云县,从2009年起组织人力进行了浩繁艰苦的调查记录和汉文翻译工作,其汉文本第一部(两册,12000行)于2011年1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引起全国注意。第三批国家名录中的保护项目“曹雪芹(西山)传说”和“天坛传说”,也由责任保护单位(北京市海淀区的曹雪芹纪念馆和东城区非遗保护中心)相继组织了专项调查记录,其记录文本先后编辑出版了《曹雪芹西山传说》(中华书局2009年)和《天坛传说》(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2年)。第三批国家名录中的“锡伯族民间故事”,责任保护单位沈阳市于洪区文化馆组织人力对其代表性传承人锡伯族老人何均佑进行了现场采录,从口头讲述中记录下了60万字的锡伯族民间故事文本,编辑出版了《何均佑锡伯族长篇故事》一书(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不久前,何均佑已经辞世,这部记录文本为锡伯族留下了珍贵的民族作品。我这里所举的仅仅是我所知道的,大量的在新世纪调查采录的民间文学作品选集,还有待于权威部门发布全面可靠的权威统计,但仅仅这些在新世纪调查采录基础上编辑成书的民间文学选集,就已经证实了《非遗法》规定的“记录保存”原则的正确性:记录保存和保护,不失是民间文学类非遗保护可供采用的首选模式。

  美国的历史不是很长,没有中国这样丰富多样、流传生命很长的民间文学。晚年旅居澳大利亚的华人民间文学学者谭达先博士在世时,曾同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美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的历史太短,几乎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民间文学,有的都是土著民族的口头文学。现在布鲁范德的都市传说,似乎与我们所说的街谈巷议相近,比如某日在公共汽车上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如杀人啦,抢劫啦,事情发生后,会很快在市民中传开。这种故事在美国可能算作民间文学,但在中国却很难被认可。因为它很难具有大致相同或相近的故事情节、叙事语言,也很难在一定社区中被多次重复传述、被群体持续认同。尽管我不认同把已经看到的都市传说算作民间故事和民间传说,但这并不妨碍民间文学研究者去研究它。

“非遗时代”对包括民间文学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针是“政府主导”。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一个有“文化自觉”的政府,有权力和有能力采取种种可能的措施,对民众中流传的活态的民间文学进行保护和保存。但如果做深度的学术反省,近十年来的“非遗”保护,对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以及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建设,则进展得并非顺利。至少缺乏运用科学的方法调查和采录到的21世纪最初十年间在民间以活态形式存在和流传的民间文学的记录资料。而这十年是一个社会转型、发展速度最为急速的时代,民间文学的嬗变在许多地区超出了想象的常规,从前辈继承下来的民间文学,要么加入了大量的新的时代才有的新的思想和要素,要么以新的价值观代替了过去时代的价值观,以新的审美观念审美情趣代替了过去时代形成的审美观念和审美情趣。总之,时代的变迁促使民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可是,我们的文化干部却没有能够在剧烈的时代变迁中记录并提供出变迁中的民间文学的活态资料。如果允许做一个预测的话,那么,“后非遗时代”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也许要从现在的“政府主导”转型为“学者主导”,加强学者介入的程度。此前几年来,学者深入田野,以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采录,已经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如江苏省文学研究所前所长周正良和北京大学教授陈咏超合作调查采录的《陆瑞英故事歌谣集》(2007)、辽宁大学江帆教授多年跟踪调查采录的《谭振山故事精选》(2007)、沈阳市于洪区文化馆采录整理的《何钧佑锡伯族长篇故事》(2009)、北京大学教授陈连山和湖北省丹江口市文化干部李正康搜集编订的《武当山南神道民间叙事诗集》(2009)、辽宁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夏秋主持的《满族民间故事辽东卷》(2010)、余未人执行主编、杨正江·紫云县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亚鲁王》工作室搜集整理翻译的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第一部(2011)、靖一民著《口头传统新档案——民间故事的录音整理与记忆书写类比文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等。要声明的是,这些例子只是笔者读到的。专家学者“主导”民间文学的保护,看来并不现实,但他们却可以专心致志地、抛开世俗的利益链一类因素的影响,有选择地去进行若干选定的民间文学调查搜集,冷静地做学理性的研究,从而为建构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或添砖加瓦、或建构大厦。在这样的社会的和学术的环境下,学者主导或参与指导所作的民间文学田野调查和采录成果,将留下21世纪中国民间文学的一些重要项目的活态样相。多一些这样的记录文本选集,将理所当然地为“现代学”概念下的民间文艺和民间文艺学的构建做出贡献。**

这些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从田野中实地采录得来的民间文学作品,尽管数量还不够多,覆盖的面还不够广,但也多少能给我们认识现代条件下民间文学的嬗变提供了一个大致的面貌。我们从夏秋女士为《满族民间故事•辽东卷》写的后记里看到,当他们对80年代著名的讲述人进行回访时,他们所讲的故事,就显得简化了,有些情节忘记了,语言也没有原来的生动了。笔者在为《八达岭长城传说》写的序言中曾写下这样一段话,表达了我对新搜集记录的材料的感受:“尽管现代化、城镇化、信息化已经覆盖了和强烈地影响着包括八达岭长城所在的延庆县,促动着具有浓重民族多元性的、市井文化与乡民文化迅速交融中的延庆地域文化向着现代化的道路大步前进,而深深扎根于民众中的民间传说,却仍然坚守着自己的文化传统,保留着和传承着如此多样而丰富的口传作品,与越来越明显的文化趋同化趋势相抗争着。……守住我们的民间传说,只是保持文化多样性的一个方面,但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延庆县地处北京远郊,是一个多民族文化交汇之地,虽然受到现代化浪潮的推动比较强烈,但与北京近郊,与长江三角地带、珠江三角地带相比起来,社会的变动还不算剧烈,故而民间文学(口头文学)还在一定程度上坚守着坚固的传统。民间文学是语言艺术,叙述语言或歌唱语言是任何一个故事家或歌手的艺术生命和艺术风格的标志。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比较研究过山东临沂女故事家胡怀梅和辽宁岫岩女故事家李马氏各自讲述的《蛤蟆儿》故事,她们几乎都是没有出过远门的、但有过丰富人生阅历的老年女故事家,她们所讲述的故事,各自都呈现出独具的风采,阅读记录文本尚且能体会到她们的巧妙的艺术构思和生动的方言土语的魅力和无法重复的语言个性,如果真能按照美国学者理查德•鲍曼的“表演理论”,提供出她们讲述时的影像或描述,回到她们讲述时的临场情景中去,那将是多么好的艺术享受啊!几年前,笔者曾听一位故事家的讲述,他的讲述语言,基本上是公职干部式的官话,甚至大量夹杂了官场上的社交语言,失去了民间故事固有的生动的民间语言和方言土语,听下来索然无味,几无可取之处。这样的讲述,固然可以从中感受到时代的巨大变迁,但它已然离开了民间故事自然嬗变的轨道。

  我要讲的21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的使命问题,亦即中国式的民间文艺学的建设问题,到此就结束了。谢谢大家来听讲。下面欢迎老师和同学们批评。

(二)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关于民间文学的文化属性

对于民间文学类非遗而言,提倡记录保存(包括文字记录和影像记录)的保护方式,不仅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规定,而且也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有效的保护方式,只要把讲述演唱的文本记录下来了,头脑里储存了大量民间文学作品而又高龄的故事家、歌手、说唱艺人一旦过世,其记录文本就成为其生命和遗产延续的唯一根据。正如鲁迅所说的:“因为没有记录作品的东西,又很容易消灭,流布的范围也不能很广大,知道的人们也就很少了。”遗憾的是,这一点,至今并没有为所有地方的领导者们所认同和推广。从全国来看,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进入国家级名录前后,践行申报时的保护承诺,组织进行认真而科学的实地调查采录,并出版代表性传承人临场讲述和演唱的文本记录专册或当地还在以“活态”流行地区民间文学记录文本者,委实为数并不多,这些保护主体单位,显然并没有履行申报时的承诺。在这些地方,其载入国家名录中的项目,形同空文,并没有得到很认真的保护。笔者寄希望于文化主管部门和媒体界的朋友们给予关注,唤醒地方的非遗主管人员加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感和文化自觉意识。同时也寄希望于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和学生们,要深入到基层田野中去,为老百姓中流传的民间文学(口头文学)作扎实的文本记录工作,使其以“第二生命”在更大范围内传播,使其传之久远。每个学校的民间文学教研室、各省社科院文学所的民间文学研究室,都应该有自己的体现着学术理念的专有民间文学作品的选集。所幸的是,我们已经拥有了一批这样的民间文学作品经典选集。例如,辽宁大学江帆教授记录并编选的《谭振山故事精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7年),北京大学陈永超教授和江苏省文学研究所周正良研究员记录并合编的《陆瑞英故事歌谣集》(学苑出版社2007年),北京大学陈连山教授和湖北省民间文艺专家李征康先生主编的《武当山南神道民间叙事诗集》(长江出版社2009年),黑龙江省文学研究所黄任远研究员主编的《黑龙江流域少数民族英雄叙事诗•赫哲卷》(记音和对译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等等。我们常常为我们的源远流长而又没有断流过的中华文化感到自豪,我们也拥有不少民间文学的新老专家,但我们却始终没有编出一本可以与阿拉伯世界的《一千零一夜》、日耳曼民族的《格林童话》、丹麦的《安徒生童话》等这样一些为全民族一代代人共享的民族民间故事集。上面我所提到的这几本由学者们在21世纪最初十年间从田野中采集来的民间作品选集,作为他们所在的学校和研究机构的代表性著作,无疑将会成为中国民间文艺和民间文艺学学科的经典留给读者和后人。建议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组织和主持编纂一套中国非遗民间文学类项目的大型丛书,为我们民族留下21世纪初民间文学活态讲(演)述文本的记录。

  此文系2013年3月6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前沿讲坛”上的讲课记录整理稿,发表于《民族艺术》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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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学或称口头文学,是指以口口相传的方式在广大下层民众中被创作和流传,并一代一代传递下来的口头语言艺术。所谓下层民众,我以为,主要指的是广大的农民(包括历史上的流民和现在进城务工的农民)、手工业者、城乡产业工人,以及城市贫民等阶层的人群。他们的数量最大,是几千年来我国社会的基本成员。而民间文学(口头文学)正是他们的最主要的精神文化产品,是构成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或曰民族精神的主要载体。

  

民间文学(口头文学)主要产生和流传于农耕社会(包括采集或游牧文明)中,集中地反映了体力劳动者阶层的最广大的人群在历史长河中积淀起来的自然观、伦理观、道德观和世界观以及精神情操和审美趋向。由于它是经由一代代的民众(尤其是那些有杰出才能的人)的传承而得以绵延不绝,因此,除了漫长的耕稼文明和血缘家族制度及其礼俗等因素的决定性影响外,也或多或少地带上了不同时代的思想印记和艺术特点。这一点,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什么背景的人,大概都是无法否认的。但我们还要看到,民间文学(口头文学)是从悠久的文化传统中走来,是地方(地域、区域)文化传统、自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最基本的代表,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族的“根文化”。另一方面,民间文学(口头文学)又不是固定的、僵死的、不变的,反之,始终是活态的、流变的、适应时代而嬗变的口头语言艺术。

  
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99—101页。

现代以来,我国学界虽然对于历史上的民间文学(口头文学)和传承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的“民众”或“人民”,有不同的解说,但共同的一点是,多数人并不把上层的贵族阶层包括在内。有些年青一代的学者,力图撇开所谓(社会)“分层”这类传统的理论、立场和概念,他们“更多地从民间文学发生与传承的方式入手来理解民间文学的基本属性”,于是提出了诸如“类型”、“模式”、“体裁”等作为理解和研究民间文学的“核心”。在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于包括“民间文学”类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者的社会身份忽略不计,只承认其特点是口传心授、世代相传、在一定社区里被创造和再创造,并被认同和持续发展。这一理念已被我国政府所接受。但要指出的是,从学理上考察,联合国教科文的这一理念,是与我国近代以来大多数学者的“下层民众”的理念不相符合的,而与我国某些学者的拒绝“分层”论(仅限于此)有相合之处。当代中国,虽然从总体上说已经走上了现代化的快车道,而且不久前有研究机构宣布城市人口已经达到了50%,社会成员的结构开始呈现出深刻的变化,但笔者以为,中国社会的结构至今仍然是相对稳固的,社会成员结构的变化,仍然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颠覆性的变迁。也就是说,民间文学的传承者,仍然主要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下层人群、最基本的部分是农民。**

  
朱自清《粤东之风•序》,《民俗》周刊第36期,中山大学历史语言学研究所,1928年。

民间文学(口头文学)是下层老百姓的精神食粮。他们可能不知道“子曰”,没有读过诗书,但他们谁都知道一些抒发情感、传播知识、叙说历史、宣扬道德、坚守伦理、臧否时政、界定是非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他们世代相守的诚实做人、劳动吃饭的信念,他们的孝德处世、勤劳勇敢、爱国爱乡、忠勇侠义、同情弱者的国民性,无不来自于从孩提时代起就耳濡目染的民间文学(口头文学)。老百姓创作、传承理解和享用民间文学(口头文学),是老百姓智慧的结晶反过来,又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很多的用处(学者称之为功能者),甚至堪称是他们的人生指南**

  
拙作《向国家学位委员会进一言》,《文艺报》2001年12月8日;拙作《民间文学向何处去》,《社会科学报》2007年5月24日。

民间文学(口头文学)之为文学,许多中外先贤都曾表达过类似的见解。鲁迅说:“时属草昧,庶民朴淳,心志郁于内,则任情而歌呼,天地变于外,则祇畏以祝颂,踊跃吟叹,时越侪辈,为众所赏,默识不忘,口耳相传,或逮后世。”(《汉文学史纲要》)“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中国小说史略》)这一观点,承袭了中国古典文论中的“文以载道”的学说,在“五四”以来的我国现代作家和民间文艺学家中一向居于主流地位。诚然,民间文学(口头文学)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常常与原始信仰、原始艺术,与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粘连在一起,这是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的一个生态上的重要特点。但不能用这一部分民间文学作品的特点,来以偏概全地抹杀民间文学(口头文学)是广大民众的精神文化的创造——文学——的根本属性。尽管神话是文学的源头,古今学者大都持此说而不疑,但它毕竟是“神思”的产物;历史地看,民间文学在其发展流变的途程中,从原来的“混沌一体”的原始意识形态体,向着反映现实生活的方向发展演进,原始信仰等因素逐渐减弱,现实的生活图景越来越鲜明和浓重,越来越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艺术的反映。这也就是为什么一般认为有某种事实(事件、人物)为依托的民间传说,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出现越来越发达、越繁茂的趋势的原因。

  
安民、刘锡诚、潜明兹《试谈《中国民间文学史》中的两个问题》,《读书》半月刊1959年第6期。

20世纪20年代就介绍到了中国的西方民俗学,把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看做是民俗的一部分或衍生物。这种见解,在前六七十年间的中国学界虽有所传播,但却从未被中国学界接受为主流学说。到了21世纪,随着美国文化的大量涌入,西方民俗学说在中国学界获得了适宜的发展土壤。但笔者并不认为现代西方民俗学在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的定位上的观点,适合于中国的文化土壤和现代学科发展。西方民俗学的要害,是抹杀民间文学的文学特质:其一,抹杀创作者和传播者所创作和传承的民间作品的“发表意见”(鲁迅语)的意向,即文学所固有的再现现实生活特性和表达意见的意识形态性,以及透过民众世界观的棱镜反映出来的、以形象化的形式描写现实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种观点,把民间文学和民众的日常生活等同起来,认为民间文学就是生活本身,不存在前者是后者的反映或再现的关系。对于这种缺乏常识的见解,这里暂且搁置不论。其二,抹杀创作者和传播者所创作和传承的作品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以及适合于口述方式和受体接受的艺术风格(如民间的幽默)。民间文学是文人文学的滥觞和母亲。一个时代的文学处于衰微的时候,总是从老百姓所创作和传颂的民间文学(口头文学)得到滋养而重新振兴起来。这是为文化史业已证明了的真理。因此,民间文学(口头文学)回归文学,是继承民族传统文化、发展新的文化和文学所需要的。**

   胡愈之《论民间文学》,《妇女杂志》第7卷第1期,1921年1月,上海。

这里涉及到一个重大的文艺理论问题,即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的文化属性问题。有人会问,既然民间文学(口头文学)主要是农耕文明社会条件下的精神产物,是传统的文化形式,它的肌体上必然带有明显而浓重的农耕生产方式或封建半封建社会的胎记或印记,就其所展现的价值观而言,是小生产者的狭隘的、甚至是封建社会的、宿命的价值观,而不是今天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的先进的“主流”价值观,故而它只能是过去时代的文化遗产。笔者曾在一篇文章里援引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所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论述,并且对这种观点作过这样的回答:“非物质文化遗产(按:民间文学是其中首要的一个类别)是不同时代里以滚雪球的方式不断积累叠加起来的一种文化,在雪球滚动的过程中,应着发展中的时代的需要,不断地淘汰一些为时代不容的东西,又不断地叠加或粘连上一些为时代所需要的东西,故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是跨越人类不同社会阶段而代代传习下来的,且永远处于发展变化中的文化。就其形态、品类、特点、时代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但其所包含的宇宙观和价值观,对于不同世纪的人类社会来说,是具有普适性的。如若要问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是什么性质的文化或什么时代的文化,我的回答是:凡是传承至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凡是我国当前社会阶段为大多数民众所传习和接受、并仍然在民众生活中发挥着文化功能、富有生命活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都理应是我国当前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某些人所指称的‘活化石’。换言之,就其性质而言,如今还呈现为‘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理应是我国当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凡是当下还在民间流传、被民众接受的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理应是当代文艺的一部分。**

   徐蔚南《民间文学》,世界书局1927年,第3页,上海。

(未完)

  
郑培凯主编《口传心授与文化传承•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4—5页,桂林。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15页。

   拙作《对几个民间文学问题的探讨》,《思想战线》1980年第1期,昆明。

  
如陈友康《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实困境和未来出路》(《河北学刊》2009年第1期)一文,对某些论述提出了批评和商榷。

   恩格斯《爱尔兰歌谣集序言札记》,《民间文学》1962年第1期。

  
果戈理《论小俄罗斯歌谣》,满涛译,见刘锡诚编《俄国作家论民间文学》,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23页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七•不识字的作家》。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中译本,第四分册,第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郭沫若《关于大规模收集民歌问题答<民间文学>编辑部问》,《民间文学》月刊1958年5月号。

   参阅拙作《春神句芒论考》,《西北民族研究》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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