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几个民间文学问题的探讨

不自觉的艺术——兼答段宝林先生对我的批判刘锡诚

作者按语:我们社会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主流话语虽然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却大多对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一门什么学说含糊其辞,结果马克思主义成了怀有各种目的的人们挥舞的旗帜,主张守成的挥舞它,主张倒退的也挥舞它,下文主张与时俱进,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地对待这门学说,这才是马克思学说创始人所愿意的。

刘锡诚

2011年1月21日,中国民协在老舍茶馆举办辛卯春节联欢会,本人陪同台湾来的朋友躬逢了这次盛会,见到了许多多年不见的朋友。多年来与我歧见甚深,并多次公开批判过我的段宝林先生,恰好坐在我的邻桌,探身过来邀我作开诚布公的倾谈,抛给我的原则是儒家的著名理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我无法拒绝。于是,在喧闹声中各自作了一次观点申述,尽管很坦率,却并没有达到真“和”。多年来,由于大家都知道的我的处境,凡是对我的批判文章,我一向保持沉默,从不发表商榷、甚或辩驳的意见。现决定把多年前写成的一篇小文章,以及89后我无力反驳的情况下段先生对我的第一次公开批判文章和一位作者写的与段商榷的文章,一并发在鄙人的博客上,作为一份个人的历史档案。

近读中共中央党校董德刚教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见2010年2月22日《北京日报》),颇受启发,于是也想谈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理论战线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促使我们拿起实践这把尺子,重新认识三十年来的民间文学工作。这里,就民间文学工作中的几个迫切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就教于民间文学界的前辈和同志们。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人口众多的国家,流传在人民口头上的民间故事浩如烟海,无计其数。民间故事是一个民族宝贵的口头文学遗产和巨大的精神财富。它以口承的方式,世代相传,吸收和融合了不同时代讲述者传播者们的思想和经验。作为启蒙教材,它向每一个民族成员诉说着往昔的情景,告诉每一个民族成员应该怎样地生活。古往今来莫不如是。不懂得自己民族的民间故事的人是可悲的,忘记自己民族的民间故事的民族同样是可悲的。

肃清极左思潮的影响是当务之急

十多年前我曾参与主持制订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于1984年5月28日转发的《关于编辑出版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意见》,接着在全国培训队伍,进行试点,开展民间文学的普查和收集工作。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全国大部分地(市)、县出版了自己的民间文学资料集,成为全国文化事业的一大壮举。各省卷本的出版,正在进行中。由于工作量很大,短期内要出齐这套大书,看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朋友们聚在一起,难免不为至今还没有一部能够反映出中国各民族故事概貌的多卷本的中型民间故事选集,供国内外读者阅读,而感到焦急。恰在这时,从事民间文学集成收集编辑工作多年的梁山樊兆阳君来京,并携来一个计划,同我商量,我虽曾反复修改过两次,但终因计划规模过大,未能付诸实施。1992年夏天,供职于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的陈庆浩教授来寒舍作客,同我商谈编辑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和建立中国民间故事电脑资料库的计划。他的设想,使我萌生了一个愿望:下决心动手来编辑一个民间故事选本!可是,只要一想到这项工程的浩大繁难,就不得不望而却步,把这个常常涌动着的念头压抑起来。去年春,高聚成先生来到我的住处,邀我和马昌仪共同主编一套十卷本的中国民间故事选本。开始,由于前此几项计划夭折的打击,使我对此议颇有些迟疑,后来终于在他们两位的推动下下了决心,并一起商议把选题计划和编选者的人选定了下来。我们怀着充足的信心,期待着这一计划的完成,能对我国20世纪至90年代以前已经收集起来的民间故事作一次大致的巡礼和检阅,从中选出有代表性的故事来,成为中华民族民间故事的代表作之一。

1919年5月,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发表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标志着中国最早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理解。”(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967页)李大钊在文章中介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理论时说:

林彪、“四人帮”搞的文化专制主义,曾使民间文学面临毁灭的危险,陷入全面停顿状态。极左思潮并没有随着“四人帮”的崩溃而自行消灭,至今还在影响着民间文学工作的顺利开展。但从民间文学领域来看,极左思潮的干扰又不仅仅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十年来民间文学工作是有成绩的,但也不断地受到左的和右的干扰,特别是左的干扰。像文艺战线的其他部门一样,极左思潮的干扰,自1957年以后就特别严重起来,甚至造成了破坏性的后果。

我们所设计的十卷本《中国民间故事精品文库》,目的在编选一套文学性和科学性兼备而又适合于一般读者阅读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的读本。它的特点是:

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所以他的唯物史观说,“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他的《资本论》也是首尾一贯的根据那“在今日社会组织下的资本阶级与工人阶级,被放在不得不仇视、不得不冲突的关系上”的思想立论。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页。)李大钊以“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样的语言,概括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二十多年以后,毛泽东回忆自己如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时说:

极左思潮在哪些方面给民间文学工作带来危害呢?

首先,这套书所选的民间故事,是从老百姓口头上记录下来、稍加规顺和整理的民间故事,而不是作者根据民间故事的情节驰骋想象创作出来的作品,但它必须具有文学的可读性,即不仅具备社会历史认识价值和人生益智价值,而且还要能够引起读者的美感和共鸣。民间故事是一种有别于文人创作的创作,原则上说,它是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创作,它可能按照生活的样子反映生活,如通常被称为“生活故事”、“讽刺故事”和“人物故事”、“风物传说”的那些作品,也可能是魔幻地或以非现实的手段反映生活,如通常被称为“魔幻故事”的那些作品;即使在“生活故事”和“人物传说”中,也不乏艺术的幻想或在我们今天看来是荒诞不经、而在原始先民看来却是很容易了解的叙事。只要结合民族学的材料和知识,民间故事中的那些奇丽诡谲的幻想和荒诞不经的情节,就变得十分自然、十分合理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民间故事成为现代人了解自己的祖先的重要资料。

“记得我在一九二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379页。)

(一)片面地强调民间文学为政治服务,用阶级分析代替历史唯物主义,取消了民间文学的规律和特点。民间文学是历代劳动群众的口头创作,就其总的倾向来看,是民主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但是,由于它们主要是过去时代的作品,反映了各个不同时代的劳动者的世界观,因而它又是极其复杂的一笔文化遗产。长期以来,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下,使反历史主义的极左思潮得以通行无阻。有些搜集者和整理者,常常对所搜集的作品加以先入为主的窜改,有意无意地加进了所谓阶级斗争的观念和情节,甚至十分可笑地给民间作品的一切形象(即使是原始人或动物也不能幸免)划分阶级,让故事里的妖魔鬼怪变成了地主老财、官吏衙役,使其按现代的阶级斗争的调子来思想、行事。这些搜集者、整理者错误地认为,只有反映阶级斗争的内容或具有强烈的阶级反抗意识的作品,才是最有价值的作品,才能表现出劳动人民的革命性。在理论研究上,脱离民间作品所由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只抽象地谈思想性,似乎阶级反抗意识越强烈,思想性就越强,价值也就越高。凡是表现了阶级反抗意识和阶级斗争思想的作品,哪怕是赝造品,也要受到理论界的垂青,而其他内容的作品,则往往从评论者的眼前溜过去。这种只谈阶级斗争,只谈思想性、战斗性的倾向,从理论上为极左思潮的泛滥创造了条件。在研究方法上,则以所谓阶级分析取代了历史唯物主义,用形而上学取代了辩证法,用所谓思想性(片面地、不适当地用现代思想要求古人)和艺术性取代了对民间文学固有的规律的全面研究和探讨。

其次,这套书既为“精品”,题中应有之义就是去粗去精,从大量的作品中挑选出最优秀的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来,交给读者。我们知道,由于口耳相传是民间故事存在的特点,在长期的流传中,便出现变异,也变出现雷同。由于种种原因,包括文化传播和共同的心理因素等,在相隔遥远的地区,常常会发现有情节大致相同的故事流传。编者的责任是从这许多相同或相似的故事中,选取最优秀者或最有代表性者来。在民间故事领域里说,最优秀者可能就是最有代表性者,但有的未必就是最有代表性者。对一个选家来说,这两者都是不可忽视的。

可以说,从李大钊到毛泽东,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基本如此。

本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阶级分析方法只是其中所包含的一个观点,不能用局部取代整体的办法,把阶级分析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同起来。可是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恰恰就是用阶级分析方法代替了历史唯物主义;况且当时有些标榜为阶级方法的,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阶级分析方法,而是人为地、主观唯心主义的所谓阶级分析方法。(到1965年戚本禹鞭尸李秀成时,就彻底地在阶级分析法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划了等号,而且把这种谬论强加给各个社会科学领域。)这种越“左”越好,越“左”越革命的所谓阶级分析方法或阶级观点,一度成了人皆信之的原则,因而也就成为民间文学工作者身上的一条沉重的精神枷锁,使搞搜集的同志们专门着眼于搜集那些充满阶级反抗意识的作品,许多本来有着极其可贵的文化史价值的作品,或者能够给劳动者以知识、以智慧或以美的艺术享受的作品,便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同样,这一条精神枷锁使许多本来没有阶级斗争内容的作品,例如山川风物的优美传说,模拟动物特点的动物故事,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也都染上了一层浓烈的阶级色彩。这就使我们建国以来搜集的不少作品失去了庐山真面目,使我们的科学研究建立在相当脆弱的、虚假的基础之上。根据这样的虚假的材料,怎么能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呢?我们这样提出问题,并不是否认民间文学作品中有阶级反抗意识比较明显的作品,也没有任何轻视或排斥这类作品的意思,而是想指出极左思潮的危害性,引起大家的注意。

第三,这套书尽可能全面地考虑到民族和地方特色。严格说来,民间故事是一种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是民间故事的最大特点。故事的讲述者从来使用他所最喜欢的或最习惯的语言和形象,来向他的观众叙述那些烂熟于心的民族历史、时间、人物、风俗和习惯,那些人们触手可及的山峰、河流、洞穴和庙宇,叫你听了后,心动神摇,宛若身临其境。它能够霎时间就把你带到了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上,无边无际的大森林里,或深不可测的海底龙宫里,去参与那里发生的神奇事件。有时候,一个默念就会矗立起一座可供居住和享受的宫殿,一个口诀就能够使锁住金银财宝的沉重的石门豁然洞开。民间故事可以使你尽情地领略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的神秘性。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毛主席语录》的大量发行,亿万民众对毛泽东的一段话耳熟能详:“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页。)毛泽东所言,反映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共同理解。

(二)民间文学领域里的极左思潮,应该追溯至1958年的“大跃进民歌运动”。评论界对此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大跃进民歌是新民歌发展的高峰”,民间文学领域的巨大成绩是在“运动”的基础上取得的。有人则认为,1958年的新民歌是“大跃进的早产儿”,“又是大跃进的遗腹子”,“它一味片面强调浪漫主义,而忽略了现实主义;尤其荒谬的是,它把艺术上的浪漫主义变成了政治上的实用主义。”我们不完全否定“大跃进民歌运动”中也出现过一些较好的诗歌,表现了人民群众要求改天换地的愿望和情操;也不否认,对一些地区的民间文学工作有一定程度的推动。但强令“人人写诗”,搞什么诗歌县、诗歌乡、诗歌社,自上而下地靠行政命令搞这样一个“运动”,严重地违反了文艺的规律,这种过左的错误已经得到了应得的惩罚。应当看到,当时的那些诗歌,大量宣传了超越客观规律、鼓吹唯意志论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类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靠这些所谓民歌得以普及到普通老百姓之中,并且在文艺创作中开了说假话、说大话的恶劣先例。

第四,这套书包括《中国神话故事》、《中国民间英雄传奇故事》、《中国民间智谋故事》、《中国名人传说》、《中国民间爱情故事》、《中国神怪故事》、《中国地方风物传说》、《中国民俗传说》、《中国幽默故事》、《中国动物故事》十卷。可以看出,这里所说的民间故事是广义的民间故事,既包括神话、传说,又包括狭义的故事。这种着眼于内容的分卷法,不仅适合于中国读者的欣赏习惯,而且大致上也包括了民间故事的所有类型,不致有较大的遗漏。

在这种形势之下,有人认为传统民间文学作品已经不能再给社会主义时代的读者以教育作用了,那里面充满了“臭气”、“铜绿气”,充满了小生产者的狭隘思想和封建思想。谁要搜集、研究传统的民间文学,谁就是“厚古薄今”。于是到1960年,便出现了关于民间文学范围界限的争论。上海市委前负责人一手搞得那个关于上海市郊区新故事活动的简报,以及后来这个简报所发生的后果,促使一种把传统民间文学与封建文艺等同起来的极左观点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有人又提出了“越是精华越要批判”的口号,传统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已经差不多搞不下去了。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明目张胆地把过去时代的民间文学当成封建主义的文艺加以鞑伐,对从事民间文学工作的干部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封闭了工作机构,焚毁了难以数计的珍贵资料,导致了民间文学工作的全面停顿。

第五,这套书的选材,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到20世纪90年代这段漫长的历史途程中收集的材料,都在我们的视野之中,但着重于当代收集的作品,特别是民间文学集成工作开展以来收集的作品。民间文学是流动的而不是僵死的,任何当代的讲述者所讲述的民间作品,都会很自然地带有当代的色彩和赋予了当代的意识。因此,重视选入当代讲述者所讲述的作品,无疑给我们的选集注入了与其他选本有别的当代色彩和当代意识。

四十年前我随父母到“五七干校”劳动,其时毛泽东号召干部读马列的六本书,我的身份虽为知青,也和干校的干部们一道学习,这便是我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所谓马列六本书,即《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前四本是马恩的,后两本是列宁的。六本书是马列学说的代表作则无疑义。

由此可以看出,极左思潮不加以肃清,民间文学就得不到正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也就无法建立起来,这个事业的繁荣仍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因此,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在批判中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第六,这套书注重作品的健康有益的思想价值。民间故事是一宗十分庞杂的精神遗产,其主流是健康的、向上的,但也有些作品宣扬了厌世的、宿命的甚至迷信的思想,这些消极的思想是有害的,我们应加以批判和扬弃。民间故事能使生活沉重的弱小者,暂时战胜强者而置身于胜利的欢乐之中。读者会强烈地感受到,在民间故事中,生活处处闪烁着阳光和希望。高尔基曾经说过,民间文学是与悲观主义绝缘的。这显然是一个准确而贴切的断语。

我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文革”还没有结束,干校田间地头的大喇叭里一天到晚在唱着毛主席的语录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毛泽东: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读了马列原著后,我觉得毛泽东总结得很精辟,马克思主义的确是一门指导无产阶级起来闹革命,砸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学说。《共产党宣言》说得明白:“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3、285页。)
在学习中,我懂得了:那个“让一切人自由发展”的理想社会,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够由空想变成现实,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要义。正如马克思在致魏德迈的信中所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2—333页。)恩格斯则把马克思的贡献归结为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规律。正是这两个发现,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恩格斯还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5页。)

摒弃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

编选民间故事选集给选家们提供了自由而广阔的天地。尽管判断民间故事的价值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这个选家认为是优秀的作品,换了另一个选家则很可能认为并非如此。但还是应该承认,评价民间故事是有章可循、有共同标准的。各家公认的优秀民间故事是存在的。这个可循之“章”,就是人类的文化和民间故事本身的规律,而不是一般所说的文章作法和文学技巧。希望我们所约请的各位选家的成果是能够经得起读者和学界的挑剔的,是能够经得起时间老人的考验的。

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工作,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又逐渐活跃起来,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但应当看到,我们的理论工作的水平还很低,民间文艺学的一些根本理论问题还非常薄弱。民间文学研究的方法论,也还是一个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

1995年7月18日于北京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执政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行检讨说:“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又说“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于是理论界提出了“我们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议题。一个相当普遍的主张是:对马克思主义“要坚持的主要是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因为“不管哪个方面的理论,不管它多么重要,和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比起来,毕竟不是贯穿一切的。”
(李洪林:《我们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1989年第1期,第6页。)也有观点认为,曾在我国占据了主导地位的阶级斗争史观“从实质上严格说来并不属于唯物史观,因为唯物史观的实质主要是从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生产方式的角度来观察和研究历史”
(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6页。)那么,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一门什么学说呢?这个本来十分清楚的问题,似乎变得有些混沌了。

过去,我们主要的是进行了一些民间文学作品的评论分析工作,而且这些分析评论也还多少是采用了一般文艺学的方法,强调这些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即使在分析它们的思想性的时候,也主要着眼于阶级观点、阶级意识表现的是否强烈,人物形象是否有思想教育意义;在分析它们的艺术性的时候,像分析作家文学一样,也多着眼于这些作品的某些技巧。对我们过去研究工作中的这种倾向,看法是不完全一致的。有的同志认为这正是我们的优点之所在,认为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过去充分地认识了民间文学的战斗性、优美性、健康性;有的同志则指出这种研究方法忽略了它们的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面的价值。我们知道,劳动群众的创作在历史上得不到重视,因此,充分认识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心声的反映,恰当地评价它们在文学艺术方面的价值,在文学史上恢复它们应有的地位,是极为必要的,的确不失为我们理论工作的优点。但仅仅看到它们的文学艺术的教育作用方面的价值是不够的,是片面的。因此,我们又认为,这种研究倾向,与其说是我们的长处,不如说是我们的短处。恩格斯说:“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接、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我们有些文章在研究民间文学现象时,往往抛开这些作品所由产生的时代,它们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的关系,一定的风俗习惯和人们的心里状态,而孤立地去分析它们的某种意义。问题不在于是不是从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方面去研究(这种研究当然是必要的,但那未必都是民间文艺学的任务),而在于没有辩证地、历史主义地去考察某些现象;问题也不在于是否是从文艺学的角度去研究,而在于忽略了民间文学本身的特点,没有把某些具体现象作具体的分析。因此,我们还没有能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历史观具体地运用于民间文学研究工作中去。

附记:此文系笔者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十卷本《中国民间故事精品文库》所作的序言。1992年2月12月《文艺报》发表了段宝林先生的长文《评一种民间文学“新观念”——与刘锡诚同志商榷》,段先生在此文中,从两方面——一个是拙著《原始艺术与民间文化》,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一个是我此前的“工作”(“贯串在他近几年来的工作中”)——对我进行了批判和清算,给笔者扣的帽子是:“否定我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这在当时是一顶很时髦、也足以令对手不战而降的政治帽子。但我还是宁愿把段文看作是在特殊气氛下的一次学术批判,而不是把它当作政治批判看。既然是“商榷”,就应有反批评的自由,但遗憾的是,反批评文章却没有能够发表。故尔,笔者只能借写作上述序言的机会,再次简略地重申了我的一些基本观点。时间又过去了十多年。其间,段先生在他发表的其他文章中,一二再地指名不指名地对我进行单方面的批评,好似只有他得了马克思主义的真传,他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为了给历史留下一点资料,也好让读者辨明是非,至少是看个明白,兹将段先生的文章和被《文艺报》编者压下不予发表的山民先生的文章,一并引录如下:

要弄清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的关系,在理论辨析的同时,还需要作些历史的考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谈到导致唯物史观创立的“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那是其主编《莱茵报》期间所遇到的一系列现实政治斗争问题,诸如莱茵省林木盗窃立法牺牲普通农民的利益,马克思撰文予以痛斥,指出立法权实际上是保护有产者利益的工具;《莱茵报》发表摩塞尔地方农民悲惨处境的通讯,遭到省督的指责,马克思进行反驳,抨击普鲁士的社会政治制度;《莱茵报》刊登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章,受到另家报纸的攻击,马克思起而反击等等。可以说,唯物史观的创立,与其时社会政治斗争或曰阶级斗争的需要密切相关。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通篇用唯物史观写成,然其中心议题却是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毕竟政治斗争纲领不同于纯粹的历史哲学著作。恩格斯在说明《共产党宣言》所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时说道:“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下解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1页。)读者细读这段非常著名的话,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之间的关系,以及后者在前者中所占有的位置了。1879年马、恩在致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的信中说:“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4页。)说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是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1页。)这也可以认为是一种历史观。当然,它主要是一种政治性质的史观,而唯物史观则把这种观点上升到历史哲学的高度。生产力、生产关系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虽为不同的概念,但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里面却有着必然的联系;阶级斗争学说不可等同或替代唯物史观,但它确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人为地把它从唯物史观中“摘”出去,是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在反思此前几十年阶级斗争扩大化时,在理论上的一种权宜之计,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民间文学既是劳动群众的语言艺术作品,又是认识历史的材料。曾经有一个时期,一些批判文章把历史的“遗留物”说指控为资产阶级的谬论。现在看来,那种批判并不是充分说理的,因而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说民间文学是劳动群众的语言艺术作品,是指它作为客观事物在人的头脑中的一种反映,具有一定的思想教育作用和美学教育作用。说民间文学作品是认识历史的材料,是因为它们的产生往往同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联系,并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情况,通过它们可以达到认识历史(特别是史前期)的作用。在这一方面,民间文学主要是口头文学起到了作家文学(书面文学)所起不到的作用。

《评一种民间文学“新观念》——与刘锡诚同志商榷》段宝林

实在地说,除了玄学,很少有哪门学说,会让人搞不清楚这门学说本身是什么的。因此,如果出现对一门学说本身搞不清楚的情况,大多是对待该学说的人思想方法有问题。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是过去了的那个革命时代的产物,而我们今天所身临的已经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在当今时代,并不是社会上不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了,而是人们终于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可以通过讲发展这个硬道理,用民主与法制的手段,使阶级矛盾趋于缓和,使人的各项基本权利得到保障,使社会达至公正、和谐。应该说,由过去时代的暴力革命,到当今时代的和谐社会建设,这是世界历史的巨大进步。唯物的认识论,承认人的认识是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由人所创立的学说当然也是如此,这既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也没有什么可以担忧。正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抹杀不了牛顿经典力学的历史地位和学术地位一样,马克思主义在人类社会科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学术地位也是永存的。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今天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始终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这门学说,而不能抱有其他非学术的目的。其实马克思生前早就料到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所以他曾声明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些年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民间文学的理论的研究显然是远远落后了。它们在运用辩证法的历史观研究民间文学现象方面,早已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如果我们认真地研究了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我们就不会把民间文学的研究,同一般文艺学混同起来了。他研究荷马史诗的时候,是把它作为希腊人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加以评论的。他通过对荷马史诗和希腊神话的研究,探索了人类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在生产的发展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没有仅仅停留在几个人物形象的分析上。恩格斯还运用大量民间文学的材料和民族学的材料,研究了家庭和婚姻的变迁。对于民间作品中的兄妹结婚的描写,他说:“不仅兄弟和妹妹起初曾经是夫妻,而且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性交关系今日在许多民族中也还是允许的。”

五四以来,经过北大“歌谣”周刊、中大“民间文艺”、“民俗”周刊以及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提倡,中国的民间文学研究一直在曲折地发展着。1949年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许多民间文学家运用唯物辩证法进行民间文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陆续出版了不少民间文学论著(除大量专题论文外,还有专著,仅概论式的专著即有十余本之多),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分析和回答了民间文学中最重要的根本理论问题。这是客观的事实,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可是我们的搜集整理者或研究者遇到这种现象,则往往用今天的道德标准去看待,认为不合情理,甚至加以窜改。这也就是恩格斯批评维斯特马尔克的那句话:“如果戴着妓院的眼镜去观察原始状态,那便不可能对它有任何理解。”恩格斯在《爱尔兰歌曲集代序》中研究爱尔兰的歌谣,也是紧密地同爱尔兰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去探求蕴蓄于其中的“深沉的忧郁”怎样表现了长期受着民族压迫的爱尔兰的“民族情绪”的。

然而,刘锡诚同志却从他的“新观念”出发,否定了我们过去的研究成果,认为那只是一种“表层的”、“描述性”的东西,根本算不上“深层的”本质的研究,当然,更谈不上有什么理论体系了。这个“新观念”贯穿在他近几年里的工作中和文章中,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因此,特提来同他进行商榷,供讨论用。

在建立我们自己的民间文学研究体系的时候,我们不能盲目的排外,简单地把外国学者在这个领域里所作的建树斥之为资产阶级民俗学派或修正主义,而应当广泛地加以介绍和分别的研究,吸取其中合理的东西,丰富自己。对于外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家的著作和研究方法,凡是适合中国情况的,我们都要接收过来。过去,我们学习了高尔基以及其他一些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家的理论,对于发展自己的理论曾经起过良好的作用,但也有教条主义和生搬硬套的错误,应当引为鉴戒。

刘锡诚同志的“新观念”是什么呢?

内容没有继承性吗?

从他的《原始艺术与民间文化》一书的文章中可以看到这种“新观念”的主要内容及其发展轨迹。

民间文学的批判和继承问题是一个老问题。但经过文化大革命,又增加了新的内容,现在争论的问题是内容能不能继承?

本来,民间文学是人民群众思想感情的一种表现,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科学命题。但是,近几年来,刘锡诚认为这个民间文学的观念过时了,陈旧了,应该抛弃了。与此针锋相对,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民间文学“是一种民族无意识的精神文化产品”。(注:刘锡诚《原始艺术与民间文化》第182、184、194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这就成了他解释一切的民间文学“新观念”。

在着手解决民间文学内容有没有继承性的问题之前,首先要弄清民间文学是不是封建文艺的问题。因为“不能继承”论者的论据,是民间文学等于封建文艺。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把文艺遗产(包括民间文学)与“四旧”等量齐观,从来不认为封建时代的文艺就是封建文艺,资本主义时代的文艺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外国的文艺就是修正主义的文艺。过去时代的文艺遗产,作为阶级社会里漂浮于经济基础之上、与上层建筑同时存在的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固然受到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有为统治阶级服务和与当时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一面,但它不像上层建筑(如法律)那样随着经济基础的消亡而消亡,这就是因为它也有与过去的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一面,有时甚至还起着破坏那个经济基础的作用。劳动群众创作的民间文学,是他们的“希望和期待”(列宁语)的反映。民间文学作品中歌颂的海瑞、包公的刚直不阿、不徇私情、为民请命的思想,民间故事中表现的同情弱小者的思想(如得宝故事、两兄弟故事等),歌颂诚实、助人以及坚贞爱情的思想,民间史诗中歌颂的为民族献身与丑恶势力斗争的精神,等等,难道在今天就没有进步意义了吗?民间故事中描绘的那些令人神往的美丽公主(如巧女故事)、神秘的草原风雨景色、奇伟壮观盎然有趣的山川河流雄姿,难道就不给读者留下美好的联想吗?有什么理由说过去时代的民间文学内容不能继承呢?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种“新观念”的实质是什么,它是怎样提出来的?

我们这样讲,并不是否认民间文学有局限性。列宁教导我们要把几千年来的人类文化加以“改造”,“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就是指的这种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大致来自三个方面:

在一篇总结十年来民间文学研究工作的文章《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新时期十年民间文学研究的拓展》中,刘锡诚同志一开始就谈到十年来“民间文学观念的变革”。他说:“民间文学观念的变革是民间文学研究者们思想不断解放,不断摆脱封闭僵死状态的束缚、理论思考不断由表层认识向深层认识演进的结果。”

第一,原始观念的遗留。人类童年时期的口头文学反映了原始人的世界观,这是合乎历史发展的。由于生存条件的限制,他们对世间万物缺乏科学的了解,他们在口头文学中反映出来的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观念,如果不把它们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而是一味地以今人的眼光看,自然是很荒谬的了。

他所说的“封闭僵死”指什么?他的理论思考又是如何由“表层认识”向“深层认识”演进的呢?他说:“过去把民间文学理解为人民口头创作,只重视民间文学本文的文学价值,只看到民间文学所具有的表层意义,甚至把民间文学当作艺术的一种门类与作家文学等同视之,而把民间文学与民族文化深层的有机联系割裂开来。”原来在他看来重视民间文学的文学价值,对民间文学进行文学角度的研究,只是一种“表层认识”而已。他认为这是一种“狭窄的民间文学观念”。什么才是“深层认识”呢?他“主张把民间文学看作是民族文化这个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是一种民族无意识的精神文化产品”。

第二,小生产本身的局限。由于我国封建社会延续时间很长,流传下来的民间作品浩如烟海,而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的散漫、狭隘、保守、闭塞、无知,都在他们的作品中有所反映。他们的理想,充其量不过是过好日子或打下江山当皇帝。

确实,过去只着重从文学角度进行研究是不够的。从民俗学、人类学、文化学等角度对民间文学进行研究也甚为必要,这些问题早在80年代初即已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然而,这并不等于说过去的文学分析就完全不行,就只是看到了民间文学的“表层意义”。难道对民间文学作品思想性的分析不是由表及里的本质分析吗?不是涉及社会基本矛盾的深刻解剖吗?然而刘锡诚同志的“深层认识”却另有所指,他认为自觉的意识、理性、思想等等都是一种“表层认识”,而只有无意识(或曰“潜意识”、“下意识”)才是一种“深层认识”,这正是他的民间文学“新观念”的核心所在,他认为民间文学是一种“民族无意识的精神产品”。如果没有过这种无意识进行研究和分析,只限于所谓的“表层”思想意识的分析,当然就不行了。这就用外国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来取代并否定了我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第三,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表现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人民的民间文学中,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大致有两种情况:(一)农民接受了统治阶级宣传的思想,并在作品中有所体现,如一些封建道德观念(忠君思想、宗教迷信观念等);(二)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蓄意对民间文学作品加以窜改,附会上一些原本不属于他们的封建思想,使民间作品失去本来朴素、刚健而清新的本来面目。

弗洛伊德认为人们的自觉意识只有“表层意义”,而“无意识”才是“深层”的。他发现了潜意识在人们生活中和文艺中的作用,其成就是应该肯定的。但如果用“无意识”来概括一切,却是以偏概全,连弗洛伊德自己也未必如此吧。容格发展弗洛伊德的学说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的观念,认为远古以来形成的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可以通过遗传代代相袭,认为研究古代文化原型(如神话中的“俄的普斯情结”等)是分析文艺作品的重要关键,于是产生了文艺批评和研究中的“原型批评”学派。其主要方法即是分析远古神话的原型在作品中的表现,找出其中的“集体无意识”因素。但也不能说“集体无意识”就是一切。原型批评这种探索尽管难以得到科学上的确证,但还不失为一种可以尝试的方法。然而刘锡诚把这些套用到民间文学研究中来,提出了他的“新观念”,说什么民间文学是“一种民族无意识的精神产品”,并以此为标准去衡量一切民间文学现象,这就使它成了一根大棒,横扫了过去整个民间文学研究成果,否定了过去认为民间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所谓“陈旧僵死”的观点。

鉴于以上情况,笔者认为,对民间文学也应坚持批判地继承的方针,但这种批判不应如某些人做的那样可以随便加以窜改。凡是民间文学的资料,应该保存原样,将这种种由于局限性造成的问题历史地加以说明,帮助读者对这些情况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作为一般读物发表时,则应慎重地加以挑选。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他是怎样实行否定的。在谈到民间文学“观念的变革”时,刘锡诚指责说:“过去强调民间文学作者的阶级地位和民间文学作品的题材、主题、主旨以及思想教育作用和道德教化作用。”

科学是没有禁区的。但事实上横在我们面前,仍然有不少禁区需要去闯,好在我们有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要从实际出发。这里提出的问题,也许可以算得上是民间文学领域里大大小小的禁区吧,现在闯了一下,对与不对,请读者指正。

他认为,“这种民间文学的价值观念”是不对的,是造成许多偏向的思想根源,是“片面的”、“反历史主义的”。(注:同前注)此外,他还在《对几个民间文学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中,声色俱厉地批判那种“认为阶级反抗意识越强烈,思想性就越强,价值就越高”(注:同前引书第100页)的观点,说这种价值观念正是“极左思潮”的一种表现。

1979年12月

民间文学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不只是反映了阶级斗争,它还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劳动生产、爱情生活、道德观念、风俗信仰等等内容,只从阶级斗争一个方面去分析显然不够,事实上过去虽强调阶级斗争,却并未只限于肯定阶级斗争的作品,我们一贯强调民间文学具有
“三大价值”(注:参见《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2期段宝林《民间文学的社会价值》及《中国民间文学概要》第二章),但这绝不等于说对民间文学作品进行阶级分析和思想性分析就完全错了,就是“极左思潮”。在整个文学史上,直接反映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的作品如凤毛麟角,反映人民反抗意识的作品确实可贵,我们给这些优秀作品以较高评价,究竟有什么不对呢?我们在研究中“强调民间文学作者的阶级地位和民间文学作品的题材、主题、主旨以及思想教育作用和道德教化作用”究竟有什么不对呢?我们的许多民间文学报刊正是按照这种价值观念,选登反映人民大众思想感情的富有教育意义的、思想性艺术性都强的民间文学作品,而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难道要我们的民间文学报刊去登什么“无意识的精神产品”吗?按照弗洛伊德的解释,这种“无意识”主要是饮食男女特别是性欲等原始的生命冲动。这样的“新观念”,以批“极左”为名,实际上否定了民间文学的阶级性和思想教化作用,要把民间文学工作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它所批判的难道不是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正确观点和方法吗?

发表于《思想战线》(云南大学)1980年第1期

我们知道,无意识(或曰潜意识、下意识)在人们的思想感情中起一定作用的,但对于一个心理健康的人来说,它总是处在次要的从属的地位,人们的自觉意识则处于主导的地位。民间文学(甚至原始艺术)都是人们自觉意识(思想感情)的表现。只有疯子(精神病患者)才由无意识支配一切,或以无意识为主。怎么能说民间文学是什么“无意识的精神产品”呢?说它是“民族无意识”——一种代代相传的精神产品,当然就会忽视了民间文学的时代性和阶级性。这种“新观念”完全不符合客观的事实,是一种被歪曲了的精神分析学在民间文艺学上的套用,用它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绝不能苟同。


我以为,刘锡诚同志所谓的“观念变革”,就是要在民间文艺研究领域中由马克思主义的“旧观念”,转变到弗洛伊德学派的“新观念”上去,实际上他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研究方法不适用于民间文学,否定了我们过去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和思想艺术分析,也否定了我们已建立起来的民间文艺学的理论体系及其研究成果。这种“新观念”,实际上是生搬硬套被他歪曲了的弗洛伊德—容格理论的一种“洋八股”,看似甚高,实为“墙上芦苇”,是经不起推敲的,这是“全盘西化”论在民间文学工作中的一个表现。为了使民间文学工作健康发展,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既要坚持对民间文学进行多角度的研究,又要坚持从文学角度对民间文学进行研究。民间文学作为一种文学,似应以文学角度为主,并把它与多角度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我们应该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强大思想武器,去剖析形而上学的把二者绝对对立起来的任何“新观念”。(原载《文艺报》1992年2月22日第3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9—420页。

尊重科学尊重历史——评段宝林先生《评一种民间文学“新观念”》山民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0页。

正是春末夏初的日子,四处溢满满了蓬勃向上的生机,笔者偶尔读到《文艺报》1992年2月22日第3版上段宝林先生《评一种民间文学“新观念”》一文(以下简称“段文”),一股冷气从脚下漫向全身,想不到在十年动乱的噩梦已消散16年后的今天,竟然还能读到这种“文化大革命”式的文字。但仔细读过之后,便发现在一大堆吓人的帽子棍子后面,其实并没有说出哪怕是文革中那种极左的道理来,这当然是因为历史毕竟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了。不过段文既已在这样的大报发出,而其中的观点又绝不是对刘锡诚一人一文的批评问题,它涉及到中国民间文学基本理论的建树和对1976年前后两段民间文学发展历史的评价等重大问题,那么任其一面之词流布而不进行公整的讨论,似乎是不应该的。为此,笔者希望借《文艺报》一角发表一点看法,也盼望热心于中国民间文艺事业的同志读一下段、刘二位先生的文章,结合中国民间文学的历史作一比较和思考。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页。

首先谈一下段文的文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74—575页。

批评一篇文章,不管作者是什么人,都应该本着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人家的文章本身进行科学的分析,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而段文不顾自己的逻辑混乱,对作为他的批评对象的文章采取了断章取义,攻其一点、任意曲解和扣帽子、打棍子的手法。作为长期从事理论工作的民间文学前辈段宝林先生,是不应该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

刘锡诚先生《原始艺术与民间文化》一书收入论文22篇,可分为三部分。前6篇是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高尔基等人的民间文学观念;中10篇是谈新时期十年中民间文学理论建设和民间文学集成工作;后6篇是对原始艺术、中外神话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歌谣的研究。对这部书整体上的得失暂不评价。因为段文虽然一开头就说“从他的《原始艺术与民间文化》一书的文章中可以看到这种‘新观念’的主要内容及其发展轨迹”,造成全书的这种“新观念”的效果,其实整篇文章置刘书的一、三部分和二部分的大多数文章的思想观点于不顾,只是摘出了两篇文章中的四五句话作为他批评的靶的,并且就连这四五句话也是断章取义。

段文一开头就拿出了一顶大帽子:“本来,民间文学是人民群众感情的一种表现,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科学命题。但是近年来,刘锡诚认为这个民间文学的观念过时了,陈旧了,应该抛弃了。与此针锋相对,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民间文学是‘一种民族无意识的精神文化产品’。这就成了他解释一切的民间文学‘新观念’。”(着重点为笔者所加,下同。)

即使刘锡诚同志只说了这半句话,那么暂不说“无意识”三字是否正确,既然是“民族”的“精神文化产品”,其中就包括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也就当然地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且不说刘书多处引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民间文学观),怎么就与马克思主义“针锋相对”了呢?

更何况刘的这篇文章《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开头便说:“最近十年间,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在对历史的反思中,逐步摆脱左的教条主义的影响和僵化的、封闭的理论模式,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民间文艺学理论体系,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和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接下去,刘锡诚先生把众多人的探索和实践综合为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是紧密联系的。段文引的只是第一个方面,而且原文是这样的:“过去把民间文学理解为人民的口头创作,只重视民间文学的文学价值,只看到民间文学所具有的表层的意义,甚至把民间文学当作艺术的一种门类与作家文学等同视之,而把民间文学与民族文化深层的有机联系割裂开来。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民间文学家认识到这是一种狭窄的(而没有说‘错误的’——笔者)民间文学观念,主张把民间文学看作是民族文化这个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是一种民族无意识的精神文化产品,是一种把民族心理素质、民族思维方式、民族习俗与信仰、价值观念融汇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这段文字中加着重点部分即被段文阉割掉不顾的思想观点,恐怕段不敢说它是错误的。再看被段摘出的“无意识”这个概念。段先生转述了弗洛伊德和荣格两家的解释(但段随意阉割了荣格。因为荣格所指的“集体无意识”绝不是什么“俄的普斯情结”,而是被荣格称之为“原始意象”的潜在意象,“它们是一些先天倾向或潜在的可能性,即采取与自己的祖先同样的方式来把握世界和做出反映。例如,人对蛇和黑暗的恐惧”等等。(注:《荣格心理学》第40、41页,三联书店1987年。)而实际上,“无意识”这个概念用于表述文学创作过程并非始于弗洛伊德,而是始于比弗洛伊德早半个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谢林,之后,西方美学史上,莱布尼茨、鲍姆、康德、赫尔巴特、杜勃罗留波夫等许多哲学家,都对文学创作中的无意识现象作过描述。其中除弗洛伊荣格外,“无意识”大部分被描述为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被那些现实的或虚构的包括了一定思想感情的形象画面所陶醉而暂时进入的一种不为理性所左右的迷狂状态。(注:参见《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1992年第1期第54~56页。)还有,马克思也说过:“任何神话都是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加以形象化……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地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国内批评界,梁启超也说过:“语言文字之后,发表思想的工具,最重要的是神话。由民间无意识中渐渐发生某神话,到某时代断绝了,到某时代,新的神话又发生。”(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饮冰室专集》第23册第135页。)

由此可见,在作家创作中尚有无意识状态出现,而民间文学反映生活多半不像作家那样更多理性的、有意识的,而常常是不自觉的或无意识的。至少在神话和部分民间创作上是这样。而段宝林先生却抓住这三个字给别人扣上一顶大得吓人的帽子:“难道我们的民间文学报刊去登什么‘无意识精神产品’吗……这种‘无意识’主要是饮食男女特别是性欲等原始生命冲动……要把民间文学工作引到什么地方去?它所批判的难道不是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的正确观点和方法吗?”

应该注意,从段文可以看出,如果段先生不懂得“无意识”用于文学创作过程的一般解释的话,至少他还读过荣格,应该知道“集体无意识”的解释是什么。之所以要不顾自相矛盾,生拉硬扯到“性”上去,只不过要利用某些人谈“性”色变的卫道士心理,攻击他的批评对象罢了。

为什么一篇写于1979年批判“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和一篇写于1986年肯定新时期民间文学发展成就的文章,却引来了段先生这样的批评文字呢?或者说刘锡诚提到的“封闭僵化”的理论模式是否存在过呢?此即笔者要谈的第二个问题。

段先生在文中曾问“封闭僵死”(刘文原为“僵化”,为段所改)指什么?对此,刘文讲得很清楚。刘文所说的“观念变革”,更非段文说的要用弗洛伊德“取代并否定”马克思主义。况且刘文的一些观点并非他一人所持,只要翻翻《民间文学论坛》近十年来关于民间文学基本理论的讨论,就会发现,像王晓华、潜明兹、高国藩、曲金良、山民等同志的文章,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民间文学观念变革的问题。(注:参见王晓华《论民间文学的本质特征》,《民间文学论坛》1985年第1期;潜明兹《民间文学的范围与界限》,同上,1985年第3期;高国藩《略谈“中国民间文学”的概念》,同上,1985年第1期;曲金良《关于“民间文学”的观念的反思》,同上,1987年第8期;山民《到底什么是民间文学》,同上,1989年第2期。)

科学应该尊重历史的真实。

铁的事实是中国民间文学基本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新时期这段时间里走进了一条狭窄的胡同。主要表现在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把民间文学的界限划得过窄并长期压制打击不同意见。

本来,民间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形式不分古今中外,都是指相对于作家文学(或书面文学)而存在的,在群众中以口头形式(已整理出版的民间文学作品除外)广泛流传并失去了原作者姓名的文学作品。近几年民间文学集成在全国搜集到的大量资料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它的初作者和流传过程中的再创作,包括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人士。其中一些作品具有阶级性,而更多地则反映了民族性(即刘文说的民族心理素质、思维方式、习俗信仰等等)。因之,既有封建主义的糟粕,也有分封建的精华。

而我们过去的理论,一直到1984年段先生出版的教科书上非要说:“民间文学的创作者主要是广大的农民和手工业劳动者(在古代是奴隶、农奴)、现代产业工人。它本质上是和反动统治阶级的文学尖锐对立的。在划分民间文学的范围界限时,这是一条阶级界限、思想界限,用以区别真假民间文学,鉴别反动统治阶级的伪造品。”“在内容方面的特点是它表现了劳动人的阶级性和进步性,也就是直接人民性。”“如果主要是宣扬封建思想的作品,虽然运用的是民间形式,也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伪造品。”“资产阶级学者反对这个界限。”(注:见段宝林《中国民间文学概要》第3、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这种理论给我国的民间文学事业带来了长期的灾难。

一是把大量的传统民间文学作品定为“反动统治阶级的伪造品”(即段先生说的“用阶级分析的照妖镜,来分辨民间文学的真伪。”)从民间文学中排除出去,搜集者不敢搜集,研究者不能研究。二是无视民间文学的基本规律,大规模地根据“阶级斗争”需要假造民间文学作品,至于迫使理论界不得不造出个署名创作也算做是民间文学的理论。(段先生在教科书中也把铁人王进喜的创作当民间文学),严重损害了我国民间文学事业的发展及其声誉。三是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把传统民间文学作品统统斥之为封建迷信,许多民间文艺工作者受到迫害。四是造成了对民间文学的范围、界限、特点等基本概念长期争论不休,并在争论中用“资产阶级学者”的大棒打击不同意见的人。(参见刘锡诚《原始艺术与民间文化》第90~107页;山民《到底什么是民间文学》,《民间文学论坛》1989年第2期;魏同贤《民间文学界说》,《中国民间文学论文选》上册第33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

这一切固然是势力造成的,不是段宝林先生或某几个理论家造成的,但至少这一段历史和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收集到的大量资料,早已证实段先生所持的理论是违背客观实际的,即是反马列主义的。而段先生至今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把这种观点硬贴上马列主义的金字去整人就太不应该了。这也是段先生对“封闭僵化”四个字特别恼火的原因。(段先生类似文章还见于《民间文学》1989年第7期和《南风》1991年第1期。)

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必须正视历史,为了我国民间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必须对过去反科学的理论进行更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下,广大民间文艺工作者对历史进行了反思,对民间文学基本理论展开了严肃认真的讨论。刘文对极左路线的批评和几个观点的提出,都是与这场讨论有关的。段先生既要坚持旧观点又在理论上讲不出道理,就只有扣帽子打棍子了。由于段先生大概也明白过去那套理论太狭窄太片面太行不通,又不愿向真理认输,这就造成了他行文上的逻辑混乱,比如他说:“过去只看重从文学角度进行研究是不够的……这些问题早在80年代初即已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试问“你们80年代初注意”到了,与人家批评新时期前的“封闭僵化”有什么关系?再看段文:“只从阶级斗争一个方面去分析显然不够……我们一贯强调民间文学具有‘三大价值’,但这绝不等于说对民间文学作品进行阶级分析和思想分析就完全错误了……直接反映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的作品如凤毛麟角……”再问段先生,包括刘文在内,近几年几乎所有论文中,有谁说过对某些作品进行阶级分析“完全错了”呢?而段先生84年版的教科书还坚持用“阶级界限”划分民间文学的范围,还坚持民间文学内容上的特点是“阶级性和进步性”,甚至“集体性”和“口头性”也“根源在于它的阶级性”,难道完全正确吗?不错,段先生很早就提出过“三大价值”,可按段先生划分民间文学界限的一贯标准,将要把绝大部分作品排除在外,“三大价值”又从何谈起呢?同样,在另一篇文章中,他一方面坚持他的教科书是对的,另一方面又说“近十年来民间文学工作的发展……民间文艺十大集成的巨大工程上马”,是他那种“流行理论”指导的结果。(注:见段宝林《民间文学内容问题的论争》,《南风》1991年第1期第70页。)尽人皆知,十大集成工作正是总结了过去的历史教训,反复强调“科学性”、“全面性”,强调“在普查中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注意搜集各方面的材料,不可偏废,不应认为某些作品不符合今人的政治、道德标准而弃之不收……”(注:见,《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辑总方案》)才赢得了广大民间文艺工作者的赞同,抢救了数以亿万计的珍贵的民间文艺资料,如果按段先生的“阶级界限、思想界限”去“区别真假民间文学,鉴别反动统治阶级的伪造品”,不知道还有多少作品可以搜集!

其实,对于段先生这种理论的反科学性,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许多敢于直言的同志就批评过。比如何其芳先生就“谈到把民间文学笼统地理解为劳动人民的创作是片面的,是出于政治顾虑产生的一种偏见。他提出要讲求科学,不要出于这样那样的考虑,或者出于这样那样的需要去含糊地下结论”。(注:转引自潜明兹《民间文学的范围与界限》一文。)只是类似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呼唤不被承认,甚至作为“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批下去就是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解放的浪潮几乎在很短的时间内冲跨了意识形态各个领域内的“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镣铐。如前所述,民间文学界也真正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遗憾的是众多工作在基层的同志通过大量流传在民间的第一手资料的研究,对封闭僵化的民间文学理论发出质疑,一部分理论权威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以致今天的高等学府里依然使用着像段先生《中国民间文学概要》这样的教材。更想不到在如今又一次思想解放的大潮涌起的时候,竟又读到段先生这样的文章,我国的民间文学研究向何处去,是令人深思的时候了。

(附注:此文于1992年3月寄至《文艺报》,被编者压下未能发表。)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