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 1  爆竹文化的最初形成是用于巫术的目的,即利用燃烧竹节发出的响声惊吓和驱逐恶鬼。那么禁止燃放鞭炮似乎让这种民俗文化或春节仪式失语了,失去了这种仪式原有的功能与意义。仪式真的对于节日文化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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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元宵节,晚上全国将再次出现燃放烟花爆竹高峰。回顾刚刚过去的春节,北京就有2人死亡388人受伤,其中1人摘除眼球。初一至初五五天内全市因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的火警198起。

  仪式对于节日文化来讲,意义很重大。中国人的春节从开始到结束,一个多月。过去有的说要到清明以后,这个年才算过完,说清明拜年不算晚。爆竹这种文化,和原来目的相当的远了,它有一种避邪的目的,以后可能这种想法还会在人们的观念里面保存一段时间,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可能这种意义也会渐渐地消失掉,所以我们今天来讲,根据人们心理的要求,大家既然需要。等到发展了,大家觉得不需要,吵得慌。一个外国人跟我讲,前些年听到北京人放爆竹,那要是打仗绝对不能跟中国人打仗,他们心太齐了,都在凌晨一两点放爆竹的。所以现在组织到远离居民区的地方放爆竹。

孟令伟 (进入专栏)
 

  据公安部消防局的数据显示,从2月2日零时到2月3日8时,不到两日,全国共发生火灾5945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300多万元,环保部门监测显示,全国86座城市中,有27座城市因燃放烟花爆竹致空气污染。

  当中国足球队战胜阿曼队打入世界杯时,人们的兴奋心情难以用言语来形容……于是,在立法禁止放鞭炮的首都,又响起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而且,时间长达20多分钟。对此,我相信,人们理解并宽容,似乎在这天大喜事的时候,一切都可以原谅了。甚至连北京的警官也无奈地说,事先估计可能有燃放鞭炮的情况出现,但大喜的日子,我们只能表示理解,况且法不责众,也不好追究。权且不去讨论这个法律是否合乎民众心理,但我们不仅要想,既然已经立法,为什么有法不依呢?法律的权威性和尊严如何实现?民俗与政令之间应该如何协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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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宵节到了,您是否支持燃放烟花爆竹?人民网的调查结果,截至16日13时,共有16527人参与,43%的网友支持燃放;53%的网友不支持,认为会带来污染或火灾;2%的网友认为无所谓。

  这就是燃放鞭炮这种习俗是从春节开始的,但是逐渐开展到一些大的范围里面去,包括节日庆典,婚丧嫁娶。在我们申奥成功、WTO、50周年大庆的时候,都要燃放烟花爆竹,这个道理和节日一样的,大家通过鞭炮声来表达一种欢庆的心情,有的在节日期间还要举行大规模焰火的燃放,50周年北京禁止燃放爆竹,但是这个时候恰恰是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燃放仪式,这是代表民意的。也就是说,政府和民意之间有一个共识,大家需要这种方式来庆祝,政府组织好来燃放,并没有产生不安全的因素,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管理好的话,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关键在于我们的管理,不能简单的禁止来达到一种目的,显然是太简单化。再一个就是《立法》,法是可以修改的,很多法不都是在改吗?实行一个阶段以后,发现有些不完善的地方就修改,《婚姻法》、《合同法》等等都在修改。我觉得燃放烟花这种东西也可以在《立法》内容方面做适当的修改,这样就和老百姓的要求相吻合,法也代表了民意。

  

  由放改禁 再到禁放结合 支持与反对相差10%

  2001年10月6日,应广大球迷申请,大连市人民政府特别批准,如果国家足球队在10月7日对阿曼队打赢或战平,提前出线,实现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目标,当天市民可以燃放鞭炮庆贺。大连市政府一位副秘书长说,禁止燃放鞭炮是广大市民的选择,临时解禁也是市民的要求,禁和解都是尊重民愿。请两位专家进行点评。这是不是体现了民俗与法律之间的协调呢?

  
2017年的春节已经过去,烟花鞭炮之声渐渐远去。借此年味之余,就春节烟花爆竹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据有关讯息披露:
近年春节,一些城市实行禁售禁放烟花爆竹。另据2017年1月25日的《报刊文摘》转摘《新京报》1月17日报道:先是河南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于2017年1月下发通知在省内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经百名烟花爆竹经销商向省政府反映后,很快又下文取消了禁止令。国家行政学院王玉凯就此发言:“政府做出这类社会关注度高、和老百姓关系密切的政令时,一定要谨慎,讲究科学性、民主性。”而我要说的是,烟花爆竹关乎千年民俗的传承,关乎亿万百姓对传统春节的感受和情怀,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绵延和发扬,它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已成为春节的一个重要符号,尽管燃放会带来一些问题,难道这些问题就大到只有一禁了之吗?

  有网友表示,从众心理作崇下的燃放烟花爆竹,百弊无一利,付出了没有实在的回报,得到的是仅仅一种精神的慰藉,这是一种精神鸦片.而调节心理的方式有多种,并非仅仅燃放烟花爆竹一种。燃放烟花爆竹下的中国大地,如果平均每人10元,全国就有亿万血汗钱化成灰。

  节日燃放烟花爆竹,解禁与否,都应该维护中国人的民俗文化和民族心理。因为一夜鱼龙舞,气氛非寻常,既然是百姓喜闻乐见,不妨改变一下我们的管理办法,以满足中国人的爆竹情结。主要的问题还是在管理方面,采取一些措施来进行引导,要讲清楚春节燃放烟花爆竹的意义在哪儿?过去是信仰,现变成欢庆、娱乐,应该把它看成一个传统。这种传统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燃放了几千年,突然一下子禁止了,所以在老百姓的心理上造成了一种失落的情绪,春节不燃方言话爆竹就感觉没有过年,这种情况我觉得就应该对烟花爆竹的燃放进行管理,立法是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并不反对立法,但是在这种方式上应该给大家正确的引导。比如说,春节燃放烟花爆竹,表现了节日的祥和、火爆的气氛。今天你禁止掉它,你有没有合适的方式来代替?如果你有方式代替,我觉得大家可以采取新的方式,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这种代替的东西,据说国外如新加坡有放录音,我们中国也有,在家里面把气球吹满了,一个一个踩,这和过去我们踩芝麻杆一样,在农村人口密集的地方,我们应该规定一个场地,可以搞一些消防设施在周围。比如我们放一些铁丝编的笼子,让大家在里面放。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到郊区过年,农村里面可以放,那也要加强管理,不然的话,把城市的不安定因素带到农村,农村的草垛子就点着了。关键是我们的烟花爆竹质量的管理很重要,没有过去爆竹的爆炸力那么强,适合于我们在节日里面燃放具有安全性质这样的产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烟花爆竹生产过程中间,要对这些厂家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提供的产品要绝对安全。如果造成不安全,那就要以法来治。另外一个,我们对燃放者要求,不能伤人,伤了人怎么办?有些是无意的,有些是有意的,所以就引起了民事和刑事的东西。这么多年,人们习惯了这种方式,我们就要进行民意测验,现在是法制社会,这样的话,我们修订过去的这种禁令再去考虑民众的需求,尽量地使燃放烟花爆竹这种活动井然有序地进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施爱东博士说,之所以支持与反对燃放烟花爆竹相差10%,表明参加网络投票的人,大多数是想要强烈表达自己愿望的,是想要改变现在的燃放现状的。

  看看被鞭炮炸伤的人,看看鞭炮引发的火灾烧毁的财物,看看鞭炮制造厂爆炸引发的人员伤亡,没有多少人会否认禁放鞭炮是利国利民、为老百姓考虑的大实事。但是,从禁放区传来的越来越多的鞭炮声显示:老百姓居然对这种大实事不大买账,依然我行我素。问题究竟出在哪儿?这反映了怎样的民俗心理?

  
小时候,大年初一五更天在院里和父亲发旺火、放鞭炮的情景留在我永恒的记忆中,在我幼小的心灵中那绝对是标志春节开首的具有神圣性的仪式。那天早上无论天气多冷、即使下了一尺深的雪这个仪式也是必须按时进行的。那时村里的农家没有多少收入,因此每年春节前都要和父母就买多少鞭炮、买什么鞭炮有一番讨价还价。贴春联、挂红灯、发旺火、放鞭炮、拜年是春节的五大喜庆要素。而放鞭炮又是五大喜庆要素中最重要的要素,特别是男孩子们以放鞭炮为过春节的大乐趣,女孩子们则多是陪放者和观看者。我的姓氏是村里的大姓,村里的孟姓宗族专门设有祠堂。记得每到春节,上年宗族内新娶的媳妇都要到祠堂认祖归宗。为迎接新媳妇的到来,在祠堂大院里有一个很大的熊熊燃烧的炭旺火,离炭旺火不远处立着一排七八寸高、稍次于铁锨把粗的装满炸药的自制大铁炮。认祖归宗的仪式开始前夕,两三个勇敢的小伙子就将大铁炮点燃,那响声真是震耳欲聋。围观的人们于是欢呼起来,给新媳妇的认祖归宗仪式平添了庄严、热烈、喜乐的气氛。

  但是,北京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几年后,有人开始反对;燃放几年后,又有人不赞成了。这说明,民俗是会改变的。,施爱东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左右,北京开始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在这个时段成长起来的一代,春节的记忆里没有烟花和爆竹。现在过年可以燃放了,他们因此听不清赵本山的小品了,睡觉被吵醒了,空气、环境被污染了,烟花引发的大火灾出现了,所以,他们不喜欢燃放烟花爆竹的春节了。

  本来,燃放烟花爆竹就是表现一种吉祥、祥和的气氛,但是我们在燃放时的确出了一些问题,用我们过去的一句话来讲:不能因噎废食,所以就产生了尽管出了一些事故,但是人们还是我行我素。大家还回到了春节习俗上面去了,大家认为,燃放烟花爆竹是春节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也是过节的一种标志。所以不能因为伤了一些人就不敢去放了,照样把这种民俗文化继续下去。主要还是心理上的一种因素,中国人的爆竹情节没完没了,延续了几千年。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在过节的时候燃放烟花爆竹,这是几千年来养成的民俗心理。所以我们在燃放烟花爆竹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安全的因素,如果不考虑,那些优良的风俗可能就变成一种陋俗。对陋俗我们当然要加以禁止,我希望我们延续了几千年的这样一种美好的风俗习惯,不要因为有些人的不谨慎或者别的原因,而变成一种陋俗,那个时候就必须要加以禁止。

  

  而一些老年人、中年人以及非禁放省市的青年人,在他们的记忆中,提起春节,就想起了那些与花竹有关的日子。淘气的男生点燃一枚小鞭炮,嗖的一下扔到女生脚旁,看着呜呜跑掉的背影,让男孩儿引发一阵坏笑;谁敢把鞭炮举在手中放,男孩儿们在伙伴中,放肆地攀比着自己的勇敢;把爆竹插在牛粪里,嘭一声过后,过路人被淋了牛粪,孩子们的诡计得逞啦,哈哈哈地再次陶醉在快乐中……想到春节,烟花爆竹,曾经对于很多人来说,那是和春晚一样、新衣服一样,不可或缺的记忆。

  确实不能否认,在燃放鞭炮的时候,可能不小心被它炸伤,本身自己就曾经被鞭炮炸伤过,实际上干一件事情,总是有利有弊,我们人是一种智慧动物,知道怎么样趋利避害,避免一切事的害处,而将好处加以发扬,假如说,我们因为一件事情有害就加以禁止的话,那么我们就什么事也不要做了,因为没有什么事是没有害处的。吃饭也可能被噎到,喝水也可能被呛到,走路也可能被车撞到,甚至笑都有可能笑岔了气,但我们依然要吃饭、喝水、走路和笑,所以因为鞭炮能伤人就禁止它,是没什么道理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想得更全面一些,采取些措施,比如说发明一些新的鞭炮品种,制定一些限制燃放的措施,降低它的危害性,让它只给我们带来欢乐,我认为因为鞭炮有害就毅然下令禁止,是管理者怕麻烦,是一种懒惰的行为。

  
成年后,我几经辗转来到现今所在的城市。城市居民楼的住户虽然一般不在院里垒旺火,但不少居民要贴春联、挂灯笼(或串挂五颜六色的电灯泡),尤其燃放烟花和鞭炮的积极性蛮高。大街小巷充满节日的喜庆气氛。但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所在的城市和其他许多城市一样,出台了禁放烟花爆竹令(具体哪一年开始禁放记不清了)。禁放的主要理由是认为燃放烟花爆竹是一种陋习,既属浪费又容易引发不安全事件。禁放令延续了几年,那几年所在城市过春节变得静悄悄的。春节的喜庆气氛明显大打折扣。后来在社会公众的呼吁下,城市禁放令陆续取消。我所在的城市临近春节便设置烟花爆竹专卖销售点,这样既保证了质量安全,又方便了群众购买。民众为之一快,春节的喜庆气氛又恢复了。2015年之后,随着冬季雾霾、空气污染在不少城市的频发,燃放烟花爆竹又被一些部门和人们视为加重或引发雾霾及空气污染的重要因素,于是一些城市又恢复禁放或变相禁放。所幸我所在的城市还没有这样做。

  过年大家追求的是有声、有色、有味道、有气氛的节日,如果听不到鞭炮的声音,大家会不习惯。鞭炮禁放不符合中华民族的节日心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民俗研究室主任萧放就表示,烟花爆竹是中国民俗文化的重要符号,人们在燃放鞭炮的过程中寄托了和平、幸福、美好的愿望。

  

  记忆在变 民俗在变 燃放政策的变化也是必然

   如果深入一点推敲,不管是以“浪费”或“不安全”,还是以加重
或引发“雾霾”和“
空气污染”作为禁放烟花爆竹(包括不合理管控,实际上等于变相禁放)的理由,都是很难站得住脚的。先说“浪费”,将春节燃放烟花爆竹竟说成是浪费,真正是岂有此理?这种说法根本不值得一驳。中国浪费的事情多了去了,老百姓自己掏腰包购买烟花爆竹图个春节喜庆热闹怎么就归到“浪费”上了?再说“不安全”,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实际上经不起一驳。烟花爆竹是易燃易爆品谁都不能否认,但易燃易爆品并不能简单地和不安全划等号。火柴是不是易燃品?汽油是不是易燃易爆品?过去火柴(或打火机)不但是每个家庭的必备之物,也是每个烟民的随身必备之物,现在有私家车的家庭越来越多了,汽油也是每台私家汽车的必备之物。但没听说有过有禁持火柴或禁备汽油令。如果在特定的封闭的场合(比如在火车上、飞机上),烟花爆竹和火柴、汽油一样,当然是容易引发不安全事件的危险品,所以禁止携带和使用是完全合理的。但如果是普通的开放的场合,烟花爆竹其实和火柴、汽油没有什么两样,只要使用和管理得法,就一般是安全的。我在家乡生活多年,在我童年和青少年的记忆中,村里很少因春节燃放炮竹包括燃放民间自制的威力强大的铁炮而发生伤人的事。因老百姓都有一些安全防卫和自我保护的常识。当然,城市不比农村,人口密集,居住集中,燃放烟花爆竹一旦引起火灾,后果严重。但这也不应成为禁放烟花爆竹的理由。因为第一,集中燃放烟花爆竹也就是那么几天,只要节日期间管理和防备跟上,即使引起火灾也容易控制;第二,城市居民每天使用的煤气、电器,哪一个不是不安全因素?且每天使用,引起灾害的几率比烟花爆竹更大。要说不安全,开汽车、乘火车、坐飞机,哪个是绝对安全的?哪个城市每年不发生一些交通事故,全国每年要发生多少起交通事故,伤亡的人数,造成的损失,岂是燃放烟花爆竹能比的?但没有听说哪个城市因此出台禁开车令或禁乘车令。最后说燃放烟花爆竹会加重或引发
“雾霾”和“
空气污染”,这更是似是而非的说法。别的城市我不敢说,拿我所在的城市来看,近年并没有明显的证据能证明燃放烟花鞭炮最集中的春节这几天“雾霾”或“
空气污染”就加重了;而今年的情况是:春节假期间(从大年三十到初六)的空气质量多是良和优,反而明显好于春节之前。2016年12月到2017年1月北方数十个城市曾连续出现重污染天气,和烟花爆竹又有什么关系呢?退一万步说,即或真如有关部门所说春节期间因燃放烟花爆竹引发了空气污染,也不就是区区几天吗?又怎能和全年的城市汽车尾气排放、城市周边企业的污染物排放、城市各种工程建设的扬尘排放对空气污染的贡献相比呢?其实,要说问题,春节这个古老的节日才是带来诸多节日问题的根源和“罪魁祸首”,别的不说,单春节前后的交通拥挤就是一个大问题,难道就该禁止过春节吗?

  北京市打算禁止春节放鞭炮,事前曾征求过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的意见,钟先生不同意,但最终还是禁了。钟先生很不满地说:他们没有听我的话,我听爆竹听了80多年了,现在春节听不到爆竹声,我很难受。

  

  现在,虽然烟花还在天空绽放,爆竹还在噼啪轰隆作响,但是,很多人感慨,今日的烟花爆竹,再也找不到过去的感觉了。人一代又一代,民俗也随之改变。

  
客观地说,如果一个城市因为燃放烟花爆竹真产生了一些问题,那和这个城市的居民在生活、交通、生产中使用现代化手段势必会产生一些问题一样,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社会为了某种追求必须付出的代价。区别只在于:前者是民众为了追求节日喜庆付出的代价,关乎传统的民俗感情;后者是民众为了追求现代化手段带来的方便和效率付出的代价,关乎现实的物质实用和福利。

  支持还是反对,没有客观的标准,伴有很大感情因素在里面。人们的记忆在变,民俗在变,政策的变化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不变才是不合理的。施爱东说,由放改禁’,再到禁放结合,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在寻找平衡点,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施爱东建议,对烟花爆竹的燃放,不仅要限制时间和地点,还要限制烟花爆竹的种类。现在的爆竹比过去的威力大多了,里面的化学成分也有所变化。以前就算严重的,也就是把手炸得出血,而现在的大型烟花爆竹,燃放不当很容易发生生命危险。所以,限制烟花爆竹的种类也很重要。

  
我很赞成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李志青老师的观点:对中国人来说,“烟花爆竹已不仅仅是一个传统习俗,也不是一种奢华的娱乐,而是深入骨髓的文化符号”(见《没有了烟花爆竹,春节还剩什么》,李志青
,2017年1月30日, 墨香中华网) 。对于这样一种
“深入骨髓的文化符号”,即便有一些问题,也应该持宽容和尊重的态度,绝不应动辄禁止。一禁拉到于部门管理当然是最方便最省事的,但伤害的是千千万万老百姓对春节的神圣感情。要知道即使是最疯狂的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运动,也没有在春节时禁放鞭炮。当然,为将春节燃放烟花爆竹可能出现的问题减少到最小,防患于未然,有关部门尽可以做些引导和规范工作。比如,通过微信、社区app提醒居民燃放烟花爆竹要注意的事项:如不能在自家阳台、楼道内和居民区停车的地方燃放;燃放地点要和房屋保持一定距离;儿童燃放鞭炮要由大人带领,不能独自燃放;不能在人群中燃放,不能朝着别人燃放等。要充分相信居民的善意、自我保护和安全防范能力。同时对烟花爆竹的生产商、经销商予以理性、严格、规范、便民式的管理(规范管理下,在春节之外,居民逢婚庆、开业等喜事,放点烟花、鞭炮以示庆贺又有何不可呢?)。更为重要的是,民俗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已演化成民众的自然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是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都没有权力单方面宣布禁止某种民俗。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变化,民俗包括春节这样的重大民俗也在发生变化,或许到某一年中国人就不再大张旗鼓的过春节了。但那是人民自己的选择,是自然而然的过渡。

  

  
行文至此,又看到有关报道说,由于国内对烟花爆竹生产和消费加强控制,很多花炮生产企业出局,或转向出口。2016年,花炮之乡湖南浏阳花炮出口总额达27.6亿元。近年国际烟花爆竹消费增长很快,和国内的萎缩形成显明对比。

  

   但我们总不能为燃放鞭炮出国吧。

  

   2017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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